1901年，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了《南海康先生传》一文，其时，康有为尚在人世。梁启超之所以违背常情，为其师生前立传，自有其苦衷所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氏被迫流离海外，清廷虽无力缉捕，然而因倡导变法，康氏被时论视作毁弃祖宗之法的大胆狂徒与不法逆贼，深受痛诋。在此背景下，梁启超为其师描摹胸怀、袒露心声，一方面争取世人理解，另一方面则希望对簿公堂，留待历史审判。在这篇为其师申诉的文章中，梁启超最终将康氏定位为“先时之人物”。“应时人物者，时势所造之英雄；先时人物者，造时势之英雄也。”“康南海果如何之人物乎？吾以为谓之政治家，不如谓之教育家；谓之实行者，不如谓之理想者。一言蔽之，则先生者，先時之人物也。”在梁启超看来，作为超越时代的“先时之人物”，康氏不能被时人接受是无可奈何的，但其所思所想乃未来之先导，足以兴造时势、为后人开辟道路。历史发展正如梁氏所料，康有为主导的变法实践虽然失败，但作为变法根据的大同思想却成为康氏留给后人的宝贵遗产，深刻影响了近代中国的思想形态。

新的文明理想的诞生

　　康有为一生跌宕，然而其胸怀抱负却始终如一，用弟子梁启超的话讲，康氏“经世之怀抱在‘大同’”。在实际写作中，康氏每每以大同立说、申说己意，散落在康氏著作中的大同言论数不胜数，但在诸多著作中，最能体现康氏大同思想的则非《大同书》莫属。
　　《大同书》的成书经历了漫长的酝酿过程。在《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康氏将大同思想的源头追溯至他28到30岁之间完成的几部著作。据该书所记，康氏于1885年用几何形式写成《人类公理》，“手定大同之制”，次年又依几何作《公理书》。上述几部著作虽然不幸佚失，但保留下来的《实理公法全书》则被学界认为是在综合吸收《人类公理》《公理书》等书的基础上撰成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康氏这一时期的思考。在此书中，康氏试图仿照数学世界的公理系统，为人类世界确定普遍实理。在康氏看来，这些普遍实理犹如人类文明的基石，在此基础上，人类得以建立以公法为秩序、以公同平等自主为诉求、全世界适用的理想世界。尽管康氏尚未以“大同”来命名这个新的世界，但“大同境界”显然已孕育而出。此后，康氏的思想经历了重要变化，而大同作为他始终致力的思考方向被延续了下来。直到戊戌变法失败流亡印度期间，时年57岁的康氏开始着手对《大同书》的写作。经过近30年的准备，《大同书》系统展现了大同社会的全景，成为康氏对大同思想最集中，也最具代表性的一次表达。考虑到《大同书》初稿完成后，康氏仍然长期致力于对它的修改完善，我们可以说《大同书》是康氏本人极为看重的一部著作，它反映了康氏一生思想的精华。
　　《大同书》选择以“大同”作为书名，表现出该书与儒家经典《礼运》的直接关联。正像康有为所说的那样，《礼运》中对于大同社会“天下为公”的论述给了他极大的震动，使他“浩然而叹”，发出“大道之真在是矣”的感慨。揆诸历史，尽管大同思想出自儒家经典，但大同天下为公的精神却对儒家以礼治国的传统提出了严肃挑战，因此长期遭受主流传统的质疑。在此背景下，康氏对《礼运》大同的提倡，其意义绝非重新发现大同而已，而是在新的历史语境下激活大同在传统中的价值，使其被主流传统接受。在对《礼运注》的解释中，康氏提出追求礼制文明的传统社会尚停留在小康阶段，当中国进入近代，以天下为公为精神的大同社会应成为中国人新的理想。在《大同书》中，康氏具体化了他对大同的描述，全书重点在于破除以国界、级界、种界、形界、家界、产界、乱界、类界、苦界为内容的九界，从而消除任何意义上的限制，使人类享有极致的平等、公平、自由与民主。对当时守旧的社会氛围而言，康氏的《大同书》无疑是激烈而具有革命性的，因此在康氏生前，《大同书》只出版了以去国界为重点的甲、乙两部，直到康氏去世8年后的1935年，《大同书》全本才得以问世。
　　康有为的《大同书》开一代风气之先。面对西方强势文明的冲击，康氏对大同思想的倡导，使得正身处文明陷落危机的近代中国看到了一个新的文明理想。这一理想既能在思想根源处维护中华文明最基本的价值观念，从而内在于既有的传统脉络之中，同时又充满了平等、自由、民主的现代精神，反映出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调整自身的强烈意愿，满足了历史向前发展的要求。正是基于以上两方面的原因，大同思想超越康氏本人的政治立场，成为被孙中山为代表的资本主义革命党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党人共同接受的理想。

以大同为鹄

　　作为反映历史前进方向的新理想，康有为的大同思想对19世纪晚期以来的中国产生的影响是笼罩性的。凡是希望中国有所变革的中国人无一不受到它的感召和影响，梁启超如此，章太炎如此，孙中山如此，毛泽东也是如此。
　　出身农家的毛泽东在韶山发蒙，从小接受的是传统的私塾教育。在私塾求学期间，毛泽东不仅学习过《论语》《孟子》《诗经》《左传》等传统经典，还广泛涉猎了包括《水浒传》《西游记》在内的古典文学作品。幼时的私塾教育虽然使毛泽东从小接触到了中华文明的经典，然而封闭隔绝的地理环境与陈旧保守的教学方式使得毛泽东无缘感知外界的变化，只是循规蹈矩地学着“中国的老法”。毛泽东晚年曾多次谈起私塾时期的求学感受，说他“读过孔夫子，五经四书，读了六年。背得，可是不懂。那时很相信孔夫子”。直到16岁时，毛泽东从表兄那里看到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他才开始接触新学，“睁眼看世界”。
　　在毛泽东走出大山开始接触新思想的过程中，康梁提倡的大同改良思想最早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并在毛泽东的青年时期起到了主要的启蒙作用。1919年，毛泽东在《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一文中描述了康梁思想对湖南思想界的广泛影响：
　　二十年前，谭嗣同等在湖南倡南学会，招集梁启超、麦孟华诸名流，在长沙设时务学堂，发刊《湘报》《时务报》。一时风起云涌，颇有登高一呼之概。 　　正是在接触这股思潮后，毛泽东才产生了“中国的老法，实在有些不够用”的真切感受。1936年在保安，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回忆起康梁对他本人青年时期产生的影响：
　　当时我正在读表兄送给我的两种书刊，讲的是康有为的维新运动。其中一本叫作《新民丛报》，是梁启超主编的。这些书刊我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那时我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
　　毛泽东对康梁大同改良思想的服膺，还体现在现存最早的毛泽东的读书批语中。在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里，保存着一本毛泽东当年读过的《新民丛报》第四号，在该刊所载的梁启超《新民说·论国家思想》一文中，毛泽东写下批语表达了他对康梁观点的认同。从这一批语出发，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借助梁启超的有力宣传，康有为的思想构成了青年毛泽东进行严肃思考的真正起点。
　　尽管现在没有确实材料能够证明毛泽东在青年时期看过《大同书》的甲、乙两部，但无须争辩的是，毛泽东曾经认真思考过康有为的大同思想，并最终将大同设定为吾人应当追求的“理想之鹄”。1917年8月23日，毛澤东致信黎锦熙，在信中他写道：“孔子知此义，故立太平世为鹄，而不废据乱、升平二世。大同者，吾人之鹄也。”在这段自陈志向的文字中，毛泽东显然受到了康有为的影响。在康有为看来，人类历史发展的终点是太平世（大同世），但是必须依次经历据乱世、升平世（小康世）方能达到，而要想成功进入大同太平世，必须遵循孔子预先订立的义理制度。毛泽东准确把握了康氏大同思想的核心，他认同康氏的三世说，并将大同与孔子改制的观点关联在一起，毛泽东指出大同世界是孔子心目中的理想世界，亦是他本人认可的理想世界。与这一时期接受康有为的影响相关联，毛泽东在实践中认可康氏以改良求大同的道路。具体而言，毛泽东主要采取的是梁启超式的、以教育新民为途径的改良道路。毛泽东积极投身文化教育事业，以“新民”为名成立“新民学会”，并将改良人心与风俗作为学会初创时期的宗旨，同时创办文化书社，参加新村活动、工读活动，希望通过新式文化改造国民从而间接影响社会，推动自下而上的改革以最终达至大同这一理想社会。

一条到达大同的路

　　在写信给黎锦熙的同一时期，毛泽东已经表现出对大同理想现实性的怀疑。1917至1918年间，毛泽东曾投入大量时间阅读德国哲学家泡尔生的著作《伦理学原理》，并留下许多批注。其中一条批注反映了这一时期毛泽东的思考：
　　人现处于不大同时代，而想望大同，亦犹人处于困难之时，而想望平安。……是故老庄绝圣弃智，老死不相往来之社会，徒为理想之社会而已，陶渊明桃花源之境遇，徒理想之境遇而已。
　　在这段话中，毛泽东将大同世界类比于老子小国寡民式的社会及陶渊明的桃花源，认为大同不过是人们在“不大同”时代对理想世界的呼唤，徒为一理想而已。应当看到，毛泽东对大同的质疑不是对大同理想本身的质疑，换言之，毛泽东并非对大同世界中作为价值理想的平等公同等观念的质疑，而是对大同理想的现实可能性提出了深刻怀疑。也正是因为如此，毛泽东逐渐放弃了康梁一派以改良为路径的大同道路，转而走向以革命求大同的另一条道路。

　　从毛泽东选择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信仰之后，他就开始以革命的姿态投身改造中国实践的活动中。在马克思主义旗帜的引领下，经过长期的艰苦探索，毛泽东成功带领中国人民完成反帝反封建任务，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并顺利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性成就，为中国日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和制度保障。中国人民之所以能够达成这一系列成就，归根结底在于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走上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即“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的道路。这条通往大同的道路存在不同的阶段，在毛泽东这里，这条道路的阶段性内容体现为马克思主义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的普遍结合，具体表现为党依靠人民、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方式进行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革命。由于中国共产党人在现实中找到了一条真正通往大同的道路，因此毛泽东才说出了那句关于康有为的著名论断：“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实现了对康有为大同思想的超越，这一超越是在继承康氏大同理想的基础上达成的。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人主动将大同思想纳入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观念中，吸收大同理想中平等、自由、民主等现代价值，并将消灭阶级、消灭剥削、消灭一切不平等作为现实的奋斗目标予以追求；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人摆脱了康有为《大同书》的乌托邦色彩，依靠马克思主义，通过共产党的带领、依靠人民、进行实践创造的方式，找到了一条通向大同世界的路径，使近代以来作为文明理想的大同被赋予了现实性。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写成《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向世人介绍即将成立的人民共和国，其中，“大同境域”作为共和国的光明未来被郑重地提出。“消灭阶级，消灭国家权力，消灭党，全人类都要走这一条路的，问题只是时间和条件。……努力工作，创设条件，使阶级、国家权力和政党很自然地归于消灭，使人类进到大同境域。”“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民共和国自诞生起就被打上了追求大同的烙印。
　　新中国成立后，不论是毛泽东超越历史阶段、打造“人民公社”的激进实践，还是邓小平拨乱反正、以小康目标再次凝聚国民的新的实践，大同理想始终是党的重大实践背后的价值参照，区别只是大同照进现实的方式是否符合历史发展的要求。今天，新中国已走过71年春秋，我们看到，大同思想以更为积极的方式塑造着当下的中国乃至世界。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说道：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世界各国人民普遍参与。我们应该凝聚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不同地域人民的共识，共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业。
　　这是世界大同思想在当代的真实回响。同样是在2017年，“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这一曾被康有为深深瞩目的《礼运》文字出现在党和国家的最高政治文献十九大报告上，共产党人以庄严的方式重申对世界大同的向往，共产党人比以往更加明确地将奋斗目标与世界大同关联在一起。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不断开拓，大同世界——这一由《大同书》呼唤的新世界——作为事实必将到来。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