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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宫旧藏的赵孟《六体千字文》已被前人认定为伪作，但对于前后的明清题跋尚未深入探究，对于赵书是元代还是明代的伪作也说法不一。今天，经过抽丝剥茧可以发现，这卷赵书《六体千字文》连同台北故宫所藏元代俞和的《篆隶千字文》，竟都指向一个人的手笔。此人可算名门之后，书画皆精。倘用《六体千字文》比鉴迄今流传的一些宋元书画，其结果是会令人触目惊心的。
赵孟《六体千字文》再考
赵孟《六体千字文》为清宫旧藏，原存承德避暑山庄，故《石渠宝笈》诸编未曾著录，今归北京故宫博物院藏。1979年12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出版前对该件书法作品已存疑义，但因所书《六体千字文》，对观览者有习字、识字之便，又为研究者提供资料，故予以出版。兹后，徐邦达、刘九庵二先生相继再研究，徐先生基本认可清安岐以为是元俞和伪作；刘先生以为是元人临仿，总之非赵书真迹。但对该卷明清诸人的书跋以及书法本身，仍需再作研究。
明清诸跋皆可疑
首先看该卷卷前卷后的明清诸人书跋。徐先生在《古书画伪讹考辨·下卷》中的考鉴：“卷后董其昌跋也是伪造的，连文句都不很通顺，清人题跋等则均真。”除董跋为伪跋外，经再研究发现其他书跋有真有伪。该卷明清诸人书跋分作卷前卷后两处。卷前隔水之前有明韩逢禧一跋及李在湄等人观款。卷后有明董其昌、陈鼎及清人沈荃、陈奕禧、沈宗敬等人书跋、观款。这些明末清初之际的人，在一卷著名书卷上分别于卷前、后两处作书跋，其本身就是一件奇怪之事。又卷前隔水处钤清王时敏等藏印，但书卷本幅及其他处未见他们的另外藏印。依书画鉴定常识，颇有拆配之嫌。再从诸书跋的文字看，书于崇祯十五年（1642年）的韩逢禧书跋中称：“孟礼世翁惟十袭珍之。”即表明此卷藏者为“孟礼世翁”。卷后沈宗敬跋则称：“此卷为太仓所进。”所谓“太仓”是指王时敏（1592年至1680年），似以照应前隔水上王时敏的二藏印。当然也可能是王时敏传给康熙年间为官的八子王掞、孙子王原祁，由他们献给康熙帝，总之此卷为太仓王氏所藏。究竟是韩逢禧所说是与王时敏同为明末人的“孟礼世翁”的藏品，还是太仓王氏家的藏品？此其问题之一。
据清陈奕禧、沈宗敬二人书跋，此卷入清康熙内府后，被康熙赏赐给曹日暎（恒斋）。果如此，则此卷后又归乾隆内府，可谓是二进宫的书作了。陈奕禧书跋时间为康熙甲申（1704年），此卷应早于这个时间入康熙内府。安岐《墨缘汇观》记：“又《六体千文》一卷，泰兴季氏藏。白纸本，书非魏公（赵孟）真迹，类俞紫芝（和）。”按安岐生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若此卷果于康熙甲申之前已入宫，他只能在其二十岁前后见过此卷了。而他在那时就开始收藏书画并有了这样高的鉴定水平了吗？安氏提到此卷为“泰兴季氏藏本”，刘九庵先生以为“泰兴季氏”，即江苏泰兴人氏的季振宜，顺治四年（1647年）进士，清初收藏家。此卷又有了清初之际的第三位藏者。此其可疑处之二。
沈宗敬书跋有：“卷末有先文恪及冯明经甲午同观题款”云云。沈宗敬为沈荃之子，沈荃卒后谥“文恪”，故称“先文恪”。沈荃观款书是在顺治甲午（1654年），他又在哪里得见此卷呢？辽宁省博物馆藏赵孟章草书《急就篇》卷后有沈荃书跋，跋称：“曩从董宗伯（其昌）家见赵吴兴（孟頫）《六体千文》。”就是说他早年曾在董其昌家中见过此卷。但依此卷沈荃观款时间，董其昌已卒十八年，更何况此卷董其昌书跋为伪跋，此可证卷后董其昌至沈宗敬诸跋均为伪跋。至于卷前韩逢禧等书跋、观款，应是与前隔水一并拆配而来的，是真伪杂配的作伪手法。此其可疑处之三。
该卷明清诸人书跋如此这般，虽不能直接表明该卷赵书为伪迹，但至少表明该卷是有问题的。至于赵书本身，徐先生以为其年款：“延祐桼（同七）年秋九月廿四、五日吴兴赵孟书此千文敬为湖山先生寿”的一行书，与“所见伪赵作书画《九歌图》的一行年款，竟是出于一人之手，其中‘赵孟’三字更似模子刻印似的”。此是以伪证伪的一种鉴考。又以为此卷书法，与清宫旧藏、今藏台北故宫的元俞和《篆隶千字文册》的书法“确有相似之处”（参见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徐邦达《古书画伪讹考辨·下卷》中关于赵孟《六体千字文卷》中的考鉴），因此认为上述安岐所说：“类俞紫芝（和）”，是“正有见地的”，即基本同意安岐的看法。需要再讨论的是赵书款识，此卷是赵孟于廿四、五日两天书成。有关文献说赵氏能日书万字，《六体千字文》计应六千余字，六体中包括大、小篆二体，大、小篆的文字形体，象形因素极浓厚，颇有“画成其字”的意味，正因为其难书，才改易成后来隶、楷文字。至于古章草书，汉赵壹《非草书》中非议的草书，指的就是这种隶书的草体：“草本易而速，今反难而迟，失指多矣。”意思是草书本来希望写得便利而快，现在反而变得十分难写，速度更慢了。就此而论，若是书写行草二体，日书万字也许还有可能。书写篆、章草书大概就不容易了。再论楷书，北京故宫藏赵孟《道德经》一卷，卷末署款：“延祐三年岁在丙辰三月廿四、五日为进之高士书于松雪斋，孟頫。”该卷为小楷书，恰也在廿四、五日两天写完五千余言的老子《道德经》。即便是小楷书，两天内能写完如此长卷吗？该卷长618.6厘米，若将这六米多长的小楷书手卷两天内写完，大概只能令观者叹为神技了，更何况两天内写完六体的《千字文》了，此其可疑之处四。
安岐对该卷“类俞紫芝（和）”的说法，刘九庵先生表示了不同看法。他在《赵孟书法丛考》（原载《文物》1987年第9期）一文中，以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俞和《临兰亭序帖》为例，指出俞和所书：“此一卷中具备三体，如楷书之端庄，行书之沉着，章草运转自如变态多样，自非《六体千文》书法所可比拟。”“详查原作六体的用笔之势，楷、隶、章草运笔稚弱板刻，尤其是楷书，多用侧锋，无赵氏篆籀遗意，结体既不同于其早期，也有异于晚年。”这就是说，《六体千文》书法特点、水平，与赵孟、俞和二人书法均有较大差距。按俞和（1307年至1382年），字子仲，号紫芝，浙江桐庐人。据《杭州志》记：“早年得赵文敏（孟頫）运笔之法，临晋唐诸帖甚伙，行草逼真文敏，好事者得其书，每用赵款识，仓促莫能辨。”就此言，俞和应是习赵水平最高者。《六体千文》当非俞伪。但徐邦达先生是将《六体千文》与清宫旧藏、现藏台北故宫的俞和《篆隶千文》册来做比较。《六体千文》中有篆隶二体，文字内容相同。比较的结果，不仅如徐先生所说：“确有相似之处”，甚至许多字形、笔法“更似模子刻印似的一般无二。”那么，《六体千文》是不是就是俞和所书呢？此可疑处之五。 《六体千文》究竟何人所伪
综合上述，《六体千文》卷前后的明清诸人书跋应是真伪杂配的，亦非赵书真迹。最后的问题是，究竟为何人所伪。忆及本人曾揭示上海博物馆藏元揭傒斯《临智永真草千字文》，为明陆士仁所伪的一例。一是该卷所书款识中年款与揭傒斯当时的职官不符，以卷后明刘瑞书跋中的问题为考据，二是将其所书楷、真二体《千文》与北京故宫博物院藏陆士仁《四体千文》（2008年8月紫禁城出版社出版《故宫珍藏历代名家墨迹·明代》）相比较，得出为陆士仁所伪的结论，并撰文《元揭傒斯〈真草千文〉辨伪》（载1997年第二期《文物》）。据此线索，再将《六体千文》一卷与陆士仁《四体千文》逐体比较，除个别文字的结构、形态有些变化外，大都不仅“确有相似之处”，且很多文字书写“更似模子刻印一般无二”。陆士仁《四体千文》是篆、隶、楷、草四体分书《千文》成卷的。如将四体剪裁成每体一行，排成《六体千文》的形态，然后加以比较，就更能一目了然了。若将其中的篆隶二体，与上述俞和《千文》册中篆隶相比较，同样一般无二，即俞和篆隶《千文》册，也应为陆士仁所伪。
如果鉴《六体千文》为陆士仁所伪，那么此卷赝书则较一般真迹书画更别具特殊的意义，即因为其兼具六体书法，可以用作以伪证伪的依据。如将六体中章草书，用来比较《石渠宝笈·续编》中赵孟章草《急就篇》、北京故宫博物院藏邓文原章草《急就章》的书法时，不难感觉到其相似之处。若选择这些章草书的相同文字加以比较时，其相似性更为凸显。在本人所撰《赵孟章草书〈急就篇〉再考》（见《中国收藏》2016年第6期）一文中，曾提到王国维先生对赵氏章草书的看法，一是以为“甚无法度”，即书无章草书的古意与章法；二是以为是“明人摹本”，用当代艺术分析来说，这就是时代风格间的区别。王先生所鉴，也可以为本文看法佐证。
最后，我们进一步了解一下陆士仁其人。陆士仁为文征明的学生陆师道（1517年至1581年尚在）之子，字文近，号澄湖，苏州人。清姜绍书《无声史诗·卷二》记：“士仁克传家学，补博士弟子员，屡试不售……至于临摹文待诏（征明），可谓得其心印，而书亦如之。尝岁晏摹衡山（文征明）《积雪图》以资桂玉，售之得五金，却其半曰：‘此伪耳，不汝紿也，其敦长者行类如此。”就是说，陆士仁不能以科举博取功名，专以书画为生涯。但他并不是一位敦厚长者，是靠卖书画为生的。陆士仁《四体千文》后又其子陆广明一跋，跋称此卷是他的小外甥周云美，用自己存的一点钱，一半用来买书纸，一半用作润笔之资，才得来此卷。对自己外孙尚且如此，何况他人。由姜绍书的记载和以往本人的研究，只注意到陆仿伪文征明的书画，且数量颇巨，对其所伪揭傒斯《真草千文》，以为是孤例，殊不知其仿伪古书画的本领之大，数量之巨。倘用《六体千文》为一伪例，去比鉴迄今流传的一些宋元书作，其结果会令人触目惊心的。
陆士仁无生卒年记载，但据其子陆广明跋其《四体千文》，可推知其卒年。陆士仁《四体千文》书于万历丙辰四十四年（1616年），陆广明跋时已是二十五年后，而陆士仁已卒去十九年，即陆士仁书后六年去世，当卒于天启壬戌二年（1622年）。其父陆师道于万历九年（1581年）尚有作品传世，即台北故宫藏《吉祥庵图》。以此为界限，陆士仁仍在世四十一年，他能做出多少伪书画啊！
姜绍书附记其子陆广明：“书法精工，摹唐宋明迹，几欲乱真，亦昭代李怀琳也。”李怀琳，唐太宗时待诏文林馆，“好为伪迹”，以伪书画而著名。按姜绍书所记，如陆士仁父子联手，其家便成了伪作书画的作坊了。又陆士仁承其父陆师道而为文征明再传弟子，不同于一般伪书画者，因为有着一定的文化、艺术素养，作伪手段必高于俗工、俗手，其能欺瞒至今，绝非偶然。
（作者系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著名书画鉴定专家、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
赵孟《六体千字文》再考
赵孟《六体千字文》为清宫旧藏，原存承德避暑山庄，故《石渠宝笈》诸编未曾著录，今归北京故宫博物院藏。1979年12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出版前对该件书法作品已存疑义，但因所书《六体千字文》，对观览者有习字、识字之便，又为研究者提供资料，故予以出版。兹后，徐邦达、刘九庵二先生相继再研究，徐先生基本认可清安岐以为是元俞和伪作；刘先生以为是元人临仿，总之非赵书真迹。但对该卷明清诸人的书跋以及书法本身，仍需再作研究。
明清诸跋皆可疑
首先看该卷卷前卷后的明清诸人书跋。徐先生在《古书画伪讹考辨·下卷》中的考鉴：“卷后董其昌跋也是伪造的，连文句都不很通顺，清人题跋等则均真。”除董跋为伪跋外，经再研究发现其他书跋有真有伪。该卷明清诸人书跋分作卷前卷后两处。卷前隔水之前有明韩逢禧一跋及李在湄等人观款。卷后有明董其昌、陈鼎及清人沈荃、陈奕禧、沈宗敬等人书跋、观款。这些明末清初之际的人，在一卷著名书卷上分别于卷前、后两处作书跋，其本身就是一件奇怪之事。又卷前隔水处钤清王时敏等藏印，但书卷本幅及其他处未见他们的另外藏印。依书画鉴定常识，颇有拆配之嫌。再从诸书跋的文字看，书于崇祯十五年（1642年）的韩逢禧书跋中称：“孟礼世翁惟十袭珍之。”即表明此卷藏者为“孟礼世翁”。卷后沈宗敬跋则称：“此卷为太仓所进。”所谓“太仓”是指王时敏（1592年至1680年），似以照应前隔水上王时敏的二藏印。当然也可能是王时敏传给康熙年间为官的八子王掞、孙子王原祁，由他们献给康熙帝，总之此卷为太仓王氏所藏。究竟是韩逢禧所说是与王时敏同为明末人的“孟礼世翁”的藏品，还是太仓王氏家的藏品？此其问题之一。
据清陈奕禧、沈宗敬二人书跋，此卷入清康熙内府后，被康熙赏赐给曹日暎（恒斋）。果如此，则此卷后又归乾隆内府，可谓是二进宫的书作了。陈奕禧书跋时间为康熙甲申（1704年），此卷应早于这个时间入康熙内府。安岐《墨缘汇观》记：“又《六体千文》一卷，泰兴季氏藏。白纸本，书非魏公（赵孟）真迹，类俞紫芝（和）。”按安岐生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若此卷果于康熙甲申之前已入宫，他只能在其二十岁前后见过此卷了。而他在那时就开始收藏书画并有了这样高的鉴定水平了吗？安氏提到此卷为“泰兴季氏藏本”，刘九庵先生以为“泰兴季氏”，即江苏泰兴人氏的季振宜，顺治四年（1647年）进士，清初收藏家。此卷又有了清初之际的第三位藏者。此其可疑处之二。
沈宗敬书跋有：“卷末有先文恪及冯明经甲午同观题款”云云。沈宗敬为沈荃之子，沈荃卒后谥“文恪”，故称“先文恪”。沈荃观款书是在顺治甲午（1654年），他又在哪里得见此卷呢？辽宁省博物馆藏赵孟章草书《急就篇》卷后有沈荃书跋，跋称：“曩从董宗伯（其昌）家见赵吴兴（孟頫）《六体千文》。”就是说他早年曾在董其昌家中见过此卷。但依此卷沈荃观款时间，董其昌已卒十八年，更何况此卷董其昌书跋为伪跋，此可证卷后董其昌至沈宗敬诸跋均为伪跋。至于卷前韩逢禧等书跋、观款，应是与前隔水一并拆配而来的，是真伪杂配的作伪手法。此其可疑处之三。
该卷明清诸人书跋如此这般，虽不能直接表明该卷赵书为伪迹，但至少表明该卷是有问题的。至于赵书本身，徐先生以为其年款：“延祐桼（同七）年秋九月廿四、五日吴兴赵孟书此千文敬为湖山先生寿”的一行书，与“所见伪赵作书画《九歌图》的一行年款，竟是出于一人之手，其中‘赵孟’三字更似模子刻印似的”。此是以伪证伪的一种鉴考。又以为此卷书法，与清宫旧藏、今藏台北故宫的元俞和《篆隶千字文册》的书法“确有相似之处”（参见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徐邦达《古书画伪讹考辨·下卷》中关于赵孟《六体千字文卷》中的考鉴），因此认为上述安岐所说：“类俞紫芝（和）”，是“正有见地的”，即基本同意安岐的看法。需要再讨论的是赵书款识，此卷是赵孟于廿四、五日两天书成。有关文献说赵氏能日书万字，《六体千字文》计应六千余字，六体中包括大、小篆二体，大、小篆的文字形体，象形因素极浓厚，颇有“画成其字”的意味，正因为其难书，才改易成后来隶、楷文字。至于古章草书，汉赵壹《非草书》中非议的草书，指的就是这种隶书的草体：“草本易而速，今反难而迟，失指多矣。”意思是草书本来希望写得便利而快，现在反而变得十分难写，速度更慢了。就此而论，若是书写行草二体，日书万字也许还有可能。书写篆、章草书大概就不容易了。再论楷书，北京故宫藏赵孟《道德经》一卷，卷末署款：“延祐三年岁在丙辰三月廿四、五日为进之高士书于松雪斋，孟頫。”该卷为小楷书，恰也在廿四、五日两天写完五千余言的老子《道德经》。即便是小楷书，两天内能写完如此长卷吗？该卷长618.6厘米，若将这六米多长的小楷书手卷两天内写完，大概只能令观者叹为神技了，更何况两天内写完六体的《千字文》了，此其可疑之处四。
安岐对该卷“类俞紫芝（和）”的说法，刘九庵先生表示了不同看法。他在《赵孟书法丛考》（原载《文物》1987年第9期）一文中，以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俞和《临兰亭序帖》为例，指出俞和所书：“此一卷中具备三体，如楷书之端庄，行书之沉着，章草运转自如变态多样，自非《六体千文》书法所可比拟。”“详查原作六体的用笔之势，楷、隶、章草运笔稚弱板刻，尤其是楷书，多用侧锋，无赵氏篆籀遗意，结体既不同于其早期，也有异于晚年。”这就是说，《六体千文》书法特点、水平，与赵孟、俞和二人书法均有较大差距。按俞和（1307年至1382年），字子仲，号紫芝，浙江桐庐人。据《杭州志》记：“早年得赵文敏（孟頫）运笔之法，临晋唐诸帖甚伙，行草逼真文敏，好事者得其书，每用赵款识，仓促莫能辨。”就此言，俞和应是习赵水平最高者。《六体千文》当非俞伪。但徐邦达先生是将《六体千文》与清宫旧藏、现藏台北故宫的俞和《篆隶千文》册来做比较。《六体千文》中有篆隶二体，文字内容相同。比较的结果，不仅如徐先生所说：“确有相似之处”，甚至许多字形、笔法“更似模子刻印似的一般无二。”那么，《六体千文》是不是就是俞和所书呢？此可疑处之五。 《六体千文》究竟何人所伪
综合上述，《六体千文》卷前后的明清诸人书跋应是真伪杂配的，亦非赵书真迹。最后的问题是，究竟为何人所伪。忆及本人曾揭示上海博物馆藏元揭傒斯《临智永真草千字文》，为明陆士仁所伪的一例。一是该卷所书款识中年款与揭傒斯当时的职官不符，以卷后明刘瑞书跋中的问题为考据，二是将其所书楷、真二体《千文》与北京故宫博物院藏陆士仁《四体千文》（2008年8月紫禁城出版社出版《故宫珍藏历代名家墨迹·明代》）相比较，得出为陆士仁所伪的结论，并撰文《元揭傒斯〈真草千文〉辨伪》（载1997年第二期《文物》）。据此线索，再将《六体千文》一卷与陆士仁《四体千文》逐体比较，除个别文字的结构、形态有些变化外，大都不仅“确有相似之处”，且很多文字书写“更似模子刻印一般无二”。陆士仁《四体千文》是篆、隶、楷、草四体分书《千文》成卷的。如将四体剪裁成每体一行，排成《六体千文》的形态，然后加以比较，就更能一目了然了。若将其中的篆隶二体，与上述俞和《千文》册中篆隶相比较，同样一般无二，即俞和篆隶《千文》册，也应为陆士仁所伪。
如果鉴《六体千文》为陆士仁所伪，那么此卷赝书则较一般真迹书画更别具特殊的意义，即因为其兼具六体书法，可以用作以伪证伪的依据。如将六体中章草书，用来比较《石渠宝笈·续编》中赵孟章草《急就篇》、北京故宫博物院藏邓文原章草《急就章》的书法时，不难感觉到其相似之处。若选择这些章草书的相同文字加以比较时，其相似性更为凸显。在本人所撰《赵孟章草书〈急就篇〉再考》（见《中国收藏》2016年第6期）一文中，曾提到王国维先生对赵氏章草书的看法，一是以为“甚无法度”，即书无章草书的古意与章法；二是以为是“明人摹本”，用当代艺术分析来说，这就是时代风格间的区别。王先生所鉴，也可以为本文看法佐证。
最后，我们进一步了解一下陆士仁其人。陆士仁为文征明的学生陆师道（1517年至1581年尚在）之子，字文近，号澄湖，苏州人。清姜绍书《无声史诗·卷二》记：“士仁克传家学，补博士弟子员，屡试不售……至于临摹文待诏（征明），可谓得其心印，而书亦如之。尝岁晏摹衡山（文征明）《积雪图》以资桂玉，售之得五金，却其半曰：‘此伪耳，不汝紿也，其敦长者行类如此。”就是说，陆士仁不能以科举博取功名，专以书画为生涯。但他并不是一位敦厚长者，是靠卖书画为生的。陆士仁《四体千文》后又其子陆广明一跋，跋称此卷是他的小外甥周云美，用自己存的一点钱，一半用来买书纸，一半用作润笔之资，才得来此卷。对自己外孙尚且如此，何况他人。由姜绍书的记载和以往本人的研究，只注意到陆仿伪文征明的书画，且数量颇巨，对其所伪揭傒斯《真草千文》，以为是孤例，殊不知其仿伪古书画的本领之大，数量之巨。倘用《六体千文》为一伪例，去比鉴迄今流传的一些宋元书作，其结果会令人触目惊心的。
陆士仁无生卒年记载，但据其子陆广明跋其《四体千文》，可推知其卒年。陆士仁《四体千文》书于万历丙辰四十四年（1616年），陆广明跋时已是二十五年后，而陆士仁已卒去十九年，即陆士仁书后六年去世，当卒于天启壬戌二年（1622年）。其父陆师道于万历九年（1581年）尚有作品传世，即台北故宫藏《吉祥庵图》。以此为界限，陆士仁仍在世四十一年，他能做出多少伪书画啊！
姜绍书附记其子陆广明：“书法精工，摹唐宋明迹，几欲乱真，亦昭代李怀琳也。”李怀琳，唐太宗时待诏文林馆，“好为伪迹”，以伪书画而著名。按姜绍书所记，如陆士仁父子联手，其家便成了伪作书画的作坊了。又陆士仁承其父陆师道而为文征明再传弟子，不同于一般伪书画者，因为有着一定的文化、艺术素养，作伪手段必高于俗工、俗手，其能欺瞒至今，绝非偶然。
（作者系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著名书画鉴定专家、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