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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晚在13世纪晚期，中国景德镇陶瓷出现了一个新颖的造型——双耳长颈瓶。在元明清三代的历史发展中它与传统式双耳瓶分庭抗礼，并主要作为供器使用，其中不乏带有较高研究价值的铭文，以下择其要者试述之。
元明清三代的双耳瓶，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种形式：
“传统式”双耳瓶：指盘口(或撇口)、长颈、溜肩，颈肩处饰双象耳或兽耳，重心位于腹下(坦腹)，以玉壶春瓶为基本造型的双耳瓶。有的还带有几近器高的台座，代表器是1992年1月出土于四川省三台县的青花折枝菊花纹双环象耳瓶(图1)。
“非传统式”双耳瓶：指盘口(或撇口)、长颈、丰肩，重心位于肩部，敛腹，并带有高足台的双耳瓶，代表器是原收藏于英国戴维特基金会的元“至正十一年”铭青花云龙纹象耳瓶(现暂藏大英博物馆)。由于目前尚末发现早于元代的可靠的该造型纪年双耳瓶，且该造型自元代开始较多出现，故我们又称其为始创式双耳瓶，亦即本文讨论的主题。
一、始创式双耳瓶代表器
1、元代“至正十一年”铭青花云龙纹象耳瓶(一对)(图2)
瓶盘口，长颈，丰肩，缩腹，高台足，颈部附象首双耳。青花纹饰共八层，由上而下依次为缠枝扁菊纹、蕉叶纹、龙凤纹、缠枝莲花纹、海水云龙纹、波浪纹、缠枝牡丹花纹及变体莲瓣纹内杂宝纹。器颈铭文为“信州路玉山县顺城德教里荆塘社奉圣弟子张文进(另一作张文身)喜舍香炉花瓶一副祈保全家清吉子女平安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四月良辰谨记星源祖殿胡净一元帅打供”。
该对瓶的收藏研究发现历史过程，已见于各专著，兹不赘述。但有两点有必要在此重申：一是全世界所有元代景德镇窑青花瓷器的典型纹饰，几乎都可以于此瓶上寻获；二是其上带绝对的元代“至正十一年”纪年款，为元代青花瓷器的断代提供了“至正型”的标准，此两点相辅相成。半个世纪过去了，虽然国内外亦相继发现了不少元青花名器重器，但不管是艺术或研究价值，至今仍无出其右者。
2、明代青花云龙纹象耳瓶(两件)(图3A、B)
分别收藏于法国和英国，国内藏界对后者可能较为陌生。此二器除尺寸稍有不同外，其余造型、纹饰几乎一模一样，应属同一窑户生产，为明弘冶至正德时期的产品，可参照戴维特基金会收藏的另一件明“弘冶九年”铭青花双耳瓶(见《ELEGANT FORM AND HAR-MONIOUS DECORATION (FOURDYNASTILES OF JINGDEZHENPORCELAIN》 Rose Mary E.Scott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of ChineseArt，Anniversary Exhibition(10 Jun10Sep 1992)，P66 N.64 Temple VaseWith Underglaze Blue Decoration，)。此对瓶虽不带有纪年款，然其造型以基本上保持了元“至正十一年”铭瓶的造型而闻名于世。
3、清代青花云龙纹双耳瓶(一件)(图4)
此瓶盘口，口沿处涂一圈酱釉，长颈(双耳佚?)，器身中部略鼓，收腹，平底。青花纹饰：颈部饰祥云纹，盘口沿外绘由大小花瓣间隔组成的莲瓣纹一周。腹部主题纹饰为一升龙，龙为四爪，腾云驾雾作戏珠状，四周祥云簇拥，隙地题供养款，“继善堂十八世玄孙陈如平，置造炉瓶一副，永为万代不朽之兆，天运大清顺治庚子年菊秋月吉日立”。
上列三件(套)分属元明清三代的青花云龙纹双耳瓶，由于品种、尺寸、造型及主题纹饰具有一定的共性，无疑为我们认识“始创式”双耳瓶的嬗变提供了最佳的实物比较。
二、始创式双耳瓶的造型及工艺特征
整体而言，元明清三代“始创式”双耳瓶的造型变化是不明显的，主要表现在肩部由外凸向平缓过渡，底部的高足台也由高向低发展，以致于到了清代，几乎变成了中间鼓凸，两端内缩的橄榄瓶式。而且元代器型往往强调一种线条大放大收、起伏跌宕的力度感。如1982年武威市出土的一对元“至正”铭双耳铜壶(图5)，以及甘肃漳县元代汪世显家族墓出土的一对陶质回纹象耳瓶(见甘肃省博物馆／漳县文化馆《甘肃漳县元代汪世显家族墓葬·简报之二》，原载《文物》1982年2期13-21页)。
至于双耳，象耳、兽耳或S型等三代皆有之，元代的象耳往往更注重细部如象耳、象鼻的描绘刻划，十分精美。有说元代“至正十一年”铭瓶双象耳上原附有活环，现已遗失。然笔者根据清晰度较高的图片，发现该对象鼻及器肩处均有残存的环状断痕，结合其他元代带双耳环陶瓷器分析，此双耳瓶原有的双环，应为紧贴肩部的“死环”，并非可活动的“活环”。实际上纵观明清两代，活环双耳瓶所占比例亦极少，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两件“嘉靖”铭青花活环双耳瓶(见王健华／李国强著《古瓷辨赏》121页，紫禁城出版社，1996年6月)。究其原因也许与烧成难度较大及容易碰断有关。图4的顺治青花云龙纹瓶，全器由六段粘合烧成，颈部还有两个相对的圆孔，据说“应是使用时可以插入其附加物”(见迈克尔·巴特勒／汪庆正《上海博物馆与英国巴特勒家族所藏十七世纪景德镇瓷器》140页，上海博物馆、伦敦出版(香港)有限公司／SCALA出版公司(伦敦)2006年)。但另一可能是未完成品，即由于器身各部位或配件(如双耳)分烧而粘结不实(包括釉接)的缘故，从而造成部分双耳瓶在烧成后各部位或配件容易掉失的情况(图6A、B)。另外，“至正十一年”瓶底为内凹式，俗称覆钵底(图7)。据笔者多年接触的各种元代双耳瓶，不论尺寸大小，十居其九均为覆钵底。反观明清二代双耳瓶则俱为平底，不见有覆钵底。一般而言，覆钵底是为了承受巨、重的器型而设计，如著名的数件清乾隆唐英铭青花花觚。然而所见不少尺寸在17厘米左右的元代小件象耳瓶，却设计为覆钵底，应是其时代特色。
三、始创式双耳瓶的云龙纹特征
上列三件代表器的主题纹饰均为云龙纹(限于篇幅，其他纹饰从略)。就“至正十一年”瓶的龙纹而言，其
蛇颈，弓身，四爪有力呈立体状，凶猛而描绘细致，以及带蘑菇状长尾祥云纹，堪称元代云龙纹的经典之作，类似的云龙纹还见于另外几件元代青花罐上。而到了集美美术馆收藏的明弘治青花瓶上，龙纹已变成祥和温文的应龙(带翅膀的龙)，俗称“翼龙”。应龙传说于古代神话中，相传禹治水时，有应龙以尾画地顿成江河，使水流入大海。故《楚辞》中云：“问海应龙，何画何历?鲧何所营，禹何所存?”三国魏张揖撰《广雅》亦云“有鳞日蛟龙，有翼日应龙，有角日虬龙，无角日螭龙。”应龙形象最晚在汉代已经出现，汉代画像石、帛画、车马器等文物上均可见
其踪影。然而应龙在古陶瓷上出现的时间却较晚，耿宝昌先生著《明清瓷器鉴定》一书中有一件洪武青花穿花翼龙高足杯，应是目前所见古陶瓷上最早的实例。应龙纹是明弘冶、正德朝的典型纹饰，一般为翔龙状，并带有蹼(图3A、B)。除青花外弘治朝另一著名的品种是珐华(图8)，亦颇具时代特色。应龙纹在明清瓷器上未形成主流的原因，也许人们觉得龙本身就具备上天入海的本领，故不需“画龙添翼”吧?而此时的云纹也只是轻描淡写的点缀，说明龙在天而已，已不如元代龙纹的腾云驾雾之气势。最后再看清代的云龙纹，该龙形头大而雄健，须、发、角、鳞、爪已经具备了清代龙纹的基本特征。其以顿、捺、皴、点手法渲染蛟龙浮云，翻腾转侧的气势，特别是云纹勾廓露白的手法，均呈现了典型的顺治朝风格。这三件(套)双耳瓶虽然分属不同时代，但主题纹饰均为海水云龙纹，同样的纹饰亦屡见于其他供器中，反映了700年来古人对同一吉祥纹饰的崇拜虔诚心理。
四、始创式双耳瓶的供养款特征
供养款是指刻划或书写于宗教信徒订烧施舍给寺观的供器的款识。此类款识文字内容较长，由于其内容多为“某年某月某日施舍某某器供养某某地点”，故名供养款。供养款在汉代陶瓷器上已经出现，并流行于宋元明清时期。大量的实物及有关铭文说明，双耳瓶一般作为供器中的花瓶使用。就铭文位置而言，元代“始创式”双耳瓶仅见“至正十一年”铭瓶题款于器颈一例，而前文图5的元代“至正”铭双耳铜壶则题款于喇叭形高足外，这对带有绝对纪年款的双耳壶，不仅与“至正十一年”铭瓶造型接近，更重要的是其铭文内容亦包括铸壶时间、佛教信士弟子姓名，铭文字数一为99字，另一为143字，是目前发现带铭文字数最多的元代双耳壶，十分珍罕，是研究元代喇嘛教及少数民族铸铜工艺和佛教文化的实物资料，被评定为国家一级文物。而2001年4月香港佳士得拍卖行出现的一件元代磁州窑系褐釉刻花纹花觚(图9)，喇叭形器足外刻有“介休县义常里功德主李照仁长男李参十”铭文(见童依华著《中国历代陶瓷款识汇集》55页，大业公司出版发行，1984年。著者按：据作者所言此瓶是山西介休县洪山镇出土；又据清·王谋文撰《介休县志》乾隆三十四年刻本物产条记载：“杂产……煤炭出西南近山，……磁器，出师屯、磨沟、洪山等村”。想必此器为此地所烧制亦未可知)，与上述铜壶年代、题款位置一致，产地、造型相近。通过比较，可见当时边疆民族地区落款位置之特殊性。反观明清两代双耳瓶，题款于器口、器颈、器腹皆有之，唯不见有题于高足台上。其间变化，除了与器型的潜移默化、器物尺寸大小有关，也与陈列位置的高低即人们的视线有关。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元明清时的“传统式”双耳瓶，虽然在供器中也占有相当的比例，但却几乎不见有题款于器身者，但“始创式”双耳瓶却相反。原因很可能是先天的，即是否有足够的落款空间，从这点来看，后者可以说是应势而生，需求产生市场。若以“至正十一年”铭瓶为元代双耳瓶的座标，即“始创式”双耳瓶还没有出现以前，带供养款的陶瓷琢器主要仍是玉壶春瓶式的，如广东省博物馆征集的南宋吉州窑“天圣观四圣台”铭长颈瓶”(见许建林(《简析两件珍稀的吉州窑瓷器》，载中国古陶瓷学会编《中国古陶瓷研究》(第八辑)259页图二，紫禁城出版社)，以及北京故宫博物院旧藏南宋“绍熙二年”铭白釉褐彩题字瓶(图10)，此又似可作为“非传统式”双耳瓶始创于元代的补证。
五、余论
本文所论及的两种双耳瓶，自面世以来即多作为供器在五供中出现。“五供”是一套佛龛或灵台前供奉、祭祀用器，这类作品的形制仿自铜器，一般包括一对花瓶、一对烛台和一个香炉，又称为“五具足”，如果花瓶、香炉、烛台等一系列器具，作为庄严佛前之用，则称为“三具足”。五供应是供器中的最高规格，如山东省泰安市博物馆收藏的清代银质錾胎珐琅五供，器口沿外有“大清乾隆年敬造”七字款。在中国历史上，泰山是皇家礼天祭地的“封禅”场所，历代帝王以能登上泰山而小天下为邦国大事。因此，泰山存有大量御赐祭器。从实物及有关铭文分析，五供制在元代已经成熟(见程长新／张先得“北京市拣选一组元代铅供器”原载《文物》1988年5期95页)。当然，元明清三代的供器并不一定都是五供，更多的是只有“大花瓶一双”、“香炉花瓶三件共壹副”，或图4顺治青花云龙纹瓶铭文中的“瓶炉壹副”，这种供制亦经见于明清版画中。而且五供中的花瓶也不一定是双耳瓶，有的是觚或长颈瓶，如英国戴维特基金会收藏的另一件名器——元“泰定四年”铭龙泉窑风尾瓶以及香港艺术馆珍藏的明“天顺五年”铭青花缠枝牡丹纹瓶等。
元明清三代“始创式”双耳瓶，虽然大多不书有官窑款，但若以此标准来判定它们的官窑或民窑性质无疑是片面的。相反它们大多器型雄伟，纹饰精美，因此应从生产、社会时代背景去考虑。而且其中不少铭文内容往往包括年号、地点、人物以及供奉对象等，是我们研究古代庙宇宗祠文化的珍贵实物资料。
(责编：雨 岚)
元明清三代的双耳瓶，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种形式：
“传统式”双耳瓶：指盘口(或撇口)、长颈、溜肩，颈肩处饰双象耳或兽耳，重心位于腹下(坦腹)，以玉壶春瓶为基本造型的双耳瓶。有的还带有几近器高的台座，代表器是1992年1月出土于四川省三台县的青花折枝菊花纹双环象耳瓶(图1)。
“非传统式”双耳瓶：指盘口(或撇口)、长颈、丰肩，重心位于肩部，敛腹，并带有高足台的双耳瓶，代表器是原收藏于英国戴维特基金会的元“至正十一年”铭青花云龙纹象耳瓶(现暂藏大英博物馆)。由于目前尚末发现早于元代的可靠的该造型纪年双耳瓶，且该造型自元代开始较多出现，故我们又称其为始创式双耳瓶，亦即本文讨论的主题。
一、始创式双耳瓶代表器
1、元代“至正十一年”铭青花云龙纹象耳瓶(一对)(图2)
瓶盘口，长颈，丰肩，缩腹，高台足，颈部附象首双耳。青花纹饰共八层，由上而下依次为缠枝扁菊纹、蕉叶纹、龙凤纹、缠枝莲花纹、海水云龙纹、波浪纹、缠枝牡丹花纹及变体莲瓣纹内杂宝纹。器颈铭文为“信州路玉山县顺城德教里荆塘社奉圣弟子张文进(另一作张文身)喜舍香炉花瓶一副祈保全家清吉子女平安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四月良辰谨记星源祖殿胡净一元帅打供”。
该对瓶的收藏研究发现历史过程，已见于各专著，兹不赘述。但有两点有必要在此重申：一是全世界所有元代景德镇窑青花瓷器的典型纹饰，几乎都可以于此瓶上寻获；二是其上带绝对的元代“至正十一年”纪年款，为元代青花瓷器的断代提供了“至正型”的标准，此两点相辅相成。半个世纪过去了，虽然国内外亦相继发现了不少元青花名器重器，但不管是艺术或研究价值，至今仍无出其右者。
2、明代青花云龙纹象耳瓶(两件)(图3A、B)
分别收藏于法国和英国，国内藏界对后者可能较为陌生。此二器除尺寸稍有不同外，其余造型、纹饰几乎一模一样，应属同一窑户生产，为明弘冶至正德时期的产品，可参照戴维特基金会收藏的另一件明“弘冶九年”铭青花双耳瓶(见《ELEGANT FORM AND HAR-MONIOUS DECORATION (FOURDYNASTILES OF JINGDEZHENPORCELAIN》 Rose Mary E.Scott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of ChineseArt，Anniversary Exhibition(10 Jun10Sep 1992)，P66 N.64 Temple VaseWith Underglaze Blue Decoration，)。此对瓶虽不带有纪年款，然其造型以基本上保持了元“至正十一年”铭瓶的造型而闻名于世。
3、清代青花云龙纹双耳瓶(一件)(图4)
此瓶盘口，口沿处涂一圈酱釉，长颈(双耳佚?)，器身中部略鼓，收腹，平底。青花纹饰：颈部饰祥云纹，盘口沿外绘由大小花瓣间隔组成的莲瓣纹一周。腹部主题纹饰为一升龙，龙为四爪，腾云驾雾作戏珠状，四周祥云簇拥，隙地题供养款，“继善堂十八世玄孙陈如平，置造炉瓶一副，永为万代不朽之兆，天运大清顺治庚子年菊秋月吉日立”。
上列三件(套)分属元明清三代的青花云龙纹双耳瓶，由于品种、尺寸、造型及主题纹饰具有一定的共性，无疑为我们认识“始创式”双耳瓶的嬗变提供了最佳的实物比较。
二、始创式双耳瓶的造型及工艺特征
整体而言，元明清三代“始创式”双耳瓶的造型变化是不明显的，主要表现在肩部由外凸向平缓过渡，底部的高足台也由高向低发展，以致于到了清代，几乎变成了中间鼓凸，两端内缩的橄榄瓶式。而且元代器型往往强调一种线条大放大收、起伏跌宕的力度感。如1982年武威市出土的一对元“至正”铭双耳铜壶(图5)，以及甘肃漳县元代汪世显家族墓出土的一对陶质回纹象耳瓶(见甘肃省博物馆／漳县文化馆《甘肃漳县元代汪世显家族墓葬·简报之二》，原载《文物》1982年2期13-21页)。
至于双耳，象耳、兽耳或S型等三代皆有之，元代的象耳往往更注重细部如象耳、象鼻的描绘刻划，十分精美。有说元代“至正十一年”铭瓶双象耳上原附有活环，现已遗失。然笔者根据清晰度较高的图片，发现该对象鼻及器肩处均有残存的环状断痕，结合其他元代带双耳环陶瓷器分析，此双耳瓶原有的双环，应为紧贴肩部的“死环”，并非可活动的“活环”。实际上纵观明清两代，活环双耳瓶所占比例亦极少，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两件“嘉靖”铭青花活环双耳瓶(见王健华／李国强著《古瓷辨赏》121页，紫禁城出版社，1996年6月)。究其原因也许与烧成难度较大及容易碰断有关。图4的顺治青花云龙纹瓶，全器由六段粘合烧成，颈部还有两个相对的圆孔，据说“应是使用时可以插入其附加物”(见迈克尔·巴特勒／汪庆正《上海博物馆与英国巴特勒家族所藏十七世纪景德镇瓷器》140页，上海博物馆、伦敦出版(香港)有限公司／SCALA出版公司(伦敦)2006年)。但另一可能是未完成品，即由于器身各部位或配件(如双耳)分烧而粘结不实(包括釉接)的缘故，从而造成部分双耳瓶在烧成后各部位或配件容易掉失的情况(图6A、B)。另外，“至正十一年”瓶底为内凹式，俗称覆钵底(图7)。据笔者多年接触的各种元代双耳瓶，不论尺寸大小，十居其九均为覆钵底。反观明清二代双耳瓶则俱为平底，不见有覆钵底。一般而言，覆钵底是为了承受巨、重的器型而设计，如著名的数件清乾隆唐英铭青花花觚。然而所见不少尺寸在17厘米左右的元代小件象耳瓶，却设计为覆钵底，应是其时代特色。
三、始创式双耳瓶的云龙纹特征
上列三件代表器的主题纹饰均为云龙纹(限于篇幅，其他纹饰从略)。就“至正十一年”瓶的龙纹而言，其
蛇颈，弓身，四爪有力呈立体状，凶猛而描绘细致，以及带蘑菇状长尾祥云纹，堪称元代云龙纹的经典之作，类似的云龙纹还见于另外几件元代青花罐上。而到了集美美术馆收藏的明弘治青花瓶上，龙纹已变成祥和温文的应龙(带翅膀的龙)，俗称“翼龙”。应龙传说于古代神话中，相传禹治水时，有应龙以尾画地顿成江河，使水流入大海。故《楚辞》中云：“问海应龙，何画何历?鲧何所营，禹何所存?”三国魏张揖撰《广雅》亦云“有鳞日蛟龙，有翼日应龙，有角日虬龙，无角日螭龙。”应龙形象最晚在汉代已经出现，汉代画像石、帛画、车马器等文物上均可见
其踪影。然而应龙在古陶瓷上出现的时间却较晚，耿宝昌先生著《明清瓷器鉴定》一书中有一件洪武青花穿花翼龙高足杯，应是目前所见古陶瓷上最早的实例。应龙纹是明弘冶、正德朝的典型纹饰，一般为翔龙状，并带有蹼(图3A、B)。除青花外弘治朝另一著名的品种是珐华(图8)，亦颇具时代特色。应龙纹在明清瓷器上未形成主流的原因，也许人们觉得龙本身就具备上天入海的本领，故不需“画龙添翼”吧?而此时的云纹也只是轻描淡写的点缀，说明龙在天而已，已不如元代龙纹的腾云驾雾之气势。最后再看清代的云龙纹，该龙形头大而雄健，须、发、角、鳞、爪已经具备了清代龙纹的基本特征。其以顿、捺、皴、点手法渲染蛟龙浮云，翻腾转侧的气势，特别是云纹勾廓露白的手法，均呈现了典型的顺治朝风格。这三件(套)双耳瓶虽然分属不同时代，但主题纹饰均为海水云龙纹，同样的纹饰亦屡见于其他供器中，反映了700年来古人对同一吉祥纹饰的崇拜虔诚心理。
四、始创式双耳瓶的供养款特征
供养款是指刻划或书写于宗教信徒订烧施舍给寺观的供器的款识。此类款识文字内容较长，由于其内容多为“某年某月某日施舍某某器供养某某地点”，故名供养款。供养款在汉代陶瓷器上已经出现，并流行于宋元明清时期。大量的实物及有关铭文说明，双耳瓶一般作为供器中的花瓶使用。就铭文位置而言，元代“始创式”双耳瓶仅见“至正十一年”铭瓶题款于器颈一例，而前文图5的元代“至正”铭双耳铜壶则题款于喇叭形高足外，这对带有绝对纪年款的双耳壶，不仅与“至正十一年”铭瓶造型接近，更重要的是其铭文内容亦包括铸壶时间、佛教信士弟子姓名，铭文字数一为99字，另一为143字，是目前发现带铭文字数最多的元代双耳壶，十分珍罕，是研究元代喇嘛教及少数民族铸铜工艺和佛教文化的实物资料，被评定为国家一级文物。而2001年4月香港佳士得拍卖行出现的一件元代磁州窑系褐釉刻花纹花觚(图9)，喇叭形器足外刻有“介休县义常里功德主李照仁长男李参十”铭文(见童依华著《中国历代陶瓷款识汇集》55页，大业公司出版发行，1984年。著者按：据作者所言此瓶是山西介休县洪山镇出土；又据清·王谋文撰《介休县志》乾隆三十四年刻本物产条记载：“杂产……煤炭出西南近山，……磁器，出师屯、磨沟、洪山等村”。想必此器为此地所烧制亦未可知)，与上述铜壶年代、题款位置一致，产地、造型相近。通过比较，可见当时边疆民族地区落款位置之特殊性。反观明清两代双耳瓶，题款于器口、器颈、器腹皆有之，唯不见有题于高足台上。其间变化，除了与器型的潜移默化、器物尺寸大小有关，也与陈列位置的高低即人们的视线有关。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元明清时的“传统式”双耳瓶，虽然在供器中也占有相当的比例，但却几乎不见有题款于器身者，但“始创式”双耳瓶却相反。原因很可能是先天的，即是否有足够的落款空间，从这点来看，后者可以说是应势而生，需求产生市场。若以“至正十一年”铭瓶为元代双耳瓶的座标，即“始创式”双耳瓶还没有出现以前，带供养款的陶瓷琢器主要仍是玉壶春瓶式的，如广东省博物馆征集的南宋吉州窑“天圣观四圣台”铭长颈瓶”(见许建林(《简析两件珍稀的吉州窑瓷器》，载中国古陶瓷学会编《中国古陶瓷研究》(第八辑)259页图二，紫禁城出版社)，以及北京故宫博物院旧藏南宋“绍熙二年”铭白釉褐彩题字瓶(图10)，此又似可作为“非传统式”双耳瓶始创于元代的补证。
五、余论
本文所论及的两种双耳瓶，自面世以来即多作为供器在五供中出现。“五供”是一套佛龛或灵台前供奉、祭祀用器，这类作品的形制仿自铜器，一般包括一对花瓶、一对烛台和一个香炉，又称为“五具足”，如果花瓶、香炉、烛台等一系列器具，作为庄严佛前之用，则称为“三具足”。五供应是供器中的最高规格，如山东省泰安市博物馆收藏的清代银质錾胎珐琅五供，器口沿外有“大清乾隆年敬造”七字款。在中国历史上，泰山是皇家礼天祭地的“封禅”场所，历代帝王以能登上泰山而小天下为邦国大事。因此，泰山存有大量御赐祭器。从实物及有关铭文分析，五供制在元代已经成熟(见程长新／张先得“北京市拣选一组元代铅供器”原载《文物》1988年5期95页)。当然，元明清三代的供器并不一定都是五供，更多的是只有“大花瓶一双”、“香炉花瓶三件共壹副”，或图4顺治青花云龙纹瓶铭文中的“瓶炉壹副”，这种供制亦经见于明清版画中。而且五供中的花瓶也不一定是双耳瓶，有的是觚或长颈瓶，如英国戴维特基金会收藏的另一件名器——元“泰定四年”铭龙泉窑风尾瓶以及香港艺术馆珍藏的明“天顺五年”铭青花缠枝牡丹纹瓶等。
元明清三代“始创式”双耳瓶，虽然大多不书有官窑款，但若以此标准来判定它们的官窑或民窑性质无疑是片面的。相反它们大多器型雄伟，纹饰精美，因此应从生产、社会时代背景去考虑。而且其中不少铭文内容往往包括年号、地点、人物以及供奉对象等，是我们研究古代庙宇宗祠文化的珍贵实物资料。
(责编：雨 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