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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回到北京已经是傍晚时候了，
马不停蹄回到村里，村委会只剩下七十多岁的看门大爷。
简单收拾一下，我又迫不及待打听这些天的情况。
大爷的地契
大爷坐在台阶上，我就在地上随便扯了块纸，也坐下。这是春末的傍晚，夕阳暖暖地照着平静祥和的小院，我仰着头听这个平静祥和的老人家，讲述一个不那么平静的事儿。那点温度，又把我带回了二十多年前，也是这样的小院，这样的傍晚，我的爷爷也在给我讲他的故事。
爷爷是个老红军，他给我讲过自己一生中最痛快的事情，就是打倒地主分田分地分粮食。他说自己小的时候给人当长工，受尽了凌辱，忍无可忍的时候逃跑出去遇到了红军，直接参了军。
很多年以后我才能够理解，爷爷走投无路去参军，不过是为了混口饭吃，打地主分财产，也不过是为了能有一块自己说了算的土地。土地对他们那代人来说，是一种活着的尊严，也或者就是活着的全部了吧。事实上，解放以后，爷爷和奶奶就是在自己分得的一亩三分地里，养活了我的爸爸、两个姑姑和叔叔。
条件好一些后，小辈们逐渐离开了农村，到城里工作和生活，老人也相继去世。有一年，我们回乡祭祖，我爸带着我和弟弟去看了那片荒着的地，他说：“你爷爷他们那代人一辈子都在跟地较劲，养活了我们这代人，但我们后来都离开了，到你们的时候，估计都不知道种地是怎么回事了。”
后来，我爸花钱雇人在这片地上种了树，再后来又用很低的价格租下了附近几家同样荒着的地，全都种了杨树。我爸说，等他老得走不动了，想回去，在树林里搭一间屋子，守着这地过田园生活。话是玩笑话，但我似乎也能理解他，在尚且不宽裕的时候，拿出钱来做这件事是为了什么。他兴高采烈地告诉我弟，你爸小时候在这地里抓野鸟，逮野兔，揪下马尾巴做二胡的弦——15岁的少年抱着手机打游戏，听完故事抬起头看了一眼还没成行的小树林，低头继续玩了。
我从回忆里抬起头的时候，大爷拿出了一张皱皱巴巴的纸，宝贝一样里三层外三层地护着，“给你看个好东西吧。”
慢慢打开，是一张50年代的地契。抬头用工整的小楷写着“土地房产所有证”。结尾处写着：“私有产业有耕种居住典卖转让赠予等完全自由任何人不得侵犯特给此证。”落款是大兴，河北。（那时候，大兴还不属于北京）
他一边说着，一边动作缓慢地收起了这张地契。
我问：“现在这东西还有用吗？”
“早就没用了，谁还看这个啊。”
“可是这白纸黑字写着这房子和地是归了您的呀？”
“没办法，谁懂这个，谁敢呀，是不是。”
“那您这块地后来被拿去做了什么呢？”
“被北边那个村里的一个，给搞了鱼塘养了鱼。”
“可是法律规定，农田地不准搞建设的。”
“那你净说那没用的，谁敢管啊人家有人。”
“那之后，老百姓都怎么活，给补贴么？”
“那会儿什么都没有，每年还得交税。后来，慢慢地这不富起来了么，生产队也有点钱了，给发点下种子的钱，也没多少。后来，没办法，我就做了小买卖，街上摆摊儿卖点小东西，后来去了内蒙卖了羊肉，所以现在闻着羊肉味就恶心。”
村民开会
第二天早晨，我用大喇叭喊，叫三队村民来开会。半小时的功夫，几乎坐满了整个会场，每户来一个代表，只有个别男士，大多也都是妇女。
彪哥来了：“哟，咱村，当家的都是女同志啊。”
大伙乐，接下来，彪哥要我当着大伙的面草拟了一份说明，大意是：生产队的村民经过商讨决定给本队的新生儿发放口粮，等同于其他所有村民。同意的，签字按下手印。
这种只多不少的协议，当然是好的，所有人自觉排成了队，一个接着一个走上前，写下自己的名儿，按下通红的手印。
按照《村民自治》的相关规定，半数以上的村民代表通过的决议，就可以公布执行了。但这件事上，最终执行这个决议，还需要三队的小队长亲自出马，而这个关键性的人物，却从头到尾都没有出现过。
有个老阿姨，六十多岁，听到我喊喇叭，从集市上推着卖剩下的葱急忙赶过来。土地被集体承包以后，她的家里就剩下了9分自留地，零星种点菜，早晨五点起床，下地“弯葱秧子”拉到集市上卖，一块钱一捆。掀开三轮车后头的大棉被给我看，“都是好葱，没怎么卖呢。”她觉得，这次一定要讨回自己的应有的权利，这比卖葱要重要。
“您是要钱还是要地？”
“能给钱，谁要地呀，现在你看我都六十多的人了，都种不动了，年轻的，我儿子他们都打工去了，也没人种，再说，种地能有多少钱啊，前一阵，我去给人摘玫瑰花，就是晒成干超市卖的那种，一天还80块钱呢，捎带看着点大孙子。比种地强，真的。”
“您觉得，队长能把钱分给你们吗？”
“那谁知道啊，看大彪子了呗，反正我们早就觉得他（生产队长）可那什么了，选举的时候就那样，门口都是他们家人，进来一个人不识字吧好比说，就拉着说，啊，我帮您写，那谁好意思说不选他啊，就这么的他当队长。他没当队长的时候，买条鱼都舍不得，你看现在，城里两套房，你说说。”
“您怎么知道的呢？”
“哎呀，乡里乡亲的谁不晓得啊，你看看后头那个抱孩子的就是他老婆，我琢磨着，这是派老娘们来这探听消息来了。快别说了咱也。”
我在人群最后一排，找到了卖葱阿姨说的队长的老婆。本想打听点情况，无奈的是，她把我当做了“对立面”的人，始终充满警惕。
“干嘛干嘛，我来开会可是合理的，我可也是我们三队的村民啊。”
“是，欢迎您，您当然应该在。我想找您了解一些情况。”
“您别问我，我这什么都不知道一农村妇女，你问他们吧，我可什么都不知道。”
我不知道这“误会”从什么时候开始在她那里滋生，事实上，我并没有站在谁的一方，为谁说话，事情也还没有结论。每个人都怀了自己的诉求，这本无非议，大家不过是在争取一个平衡的结果。一来二去的，村民把我当成了“自己人”。这本来是个好事儿，麻烦的是，无形当中也让对方把我视作了敌对方。 门缝里的红纸
又过了一天，上午九点，村民又来了，这次没有谁召集他们开会，自发地坐在村委会的小会场，嚷嚷着等彪子来给个说法，有点气势汹汹的感觉。恰好彪哥带了其他干部去到政府寻求帮助，兴许是在开会，也或者刚好没人听到，总之整整一个上午，没有人接电话也没有人回来。我被困在小屋里，寸步难行。我知道，此时我最应该做的是走出去安抚激愤的群众，但在可能到来的暴力面前，我还是退缩了，就这样一声不响装作不在，始终没有走出屋子半步，有几次，我真想冲出去，劝退大家，但是我问自己：出去之后说什么？在事情没有解决之前怎么交代？如果人群激动，怎么安抚？
临近晌午的时候，村民逐渐离去，彪哥回来以后驱散了剩下的人，告诉剩下的人再给他一周的时间。说起来很简单，无非是多分点钱。收了地，给点钱理所应当。但这一增一减一多一少的过程中，涉及到许多具体的人，有些事情是历史遗留问题，就好像一个导火索，点燃了引爆了，场面就不好收拾了。这也是为什么彪哥在丈量土地的时候突然戛然而止，也从未把丈量的结果对村民公布，更没有强制执行分粮的决议。
也许，他可以想出更好的办法……
几次会议之后，村民急了，觉得再这么等下去不是办法，必须拿出具体的方案。所以，一周之后，有人直接拿出了一份协议，上面写着“每年发给本村农业户口的新生儿粮食补贴，待遇等同于其他本村村民。”结尾处照例按着若干鲜红的手印。拿到这份协议的时候，我着实有点吃惊。村子里有点文化的年轻人都背井离乡外出打工去了，留下的大多是些没文化，年龄大的中老年人。我常年在村子里帮助他们写各种各样的文件，调解决定啦，身份证明啦，迁户申请啦，等等，很多人连自己的名字都不太会写。彪哥笑：“这帮人，背后有高人出主意呐，惹不起。”他也几次要求政府出面，看看能否借鉴别处经验，给出一个合法的、合理的解决办法。但是政府以“村民自治”为由，把这件事情全权交给他这个村长去料理。万般无奈之下，我们再次通知村民前来开会，在村民代表会上，正式宣读了这份协议的内容，要求同意的村民当面按下手印，签了字。在场71个村民代表，全部通过。
应该说，经过村民的积极争取，多数人签字通过之后，这份协议就算生效了，但是具体执行协议的人，还是迟迟不肯露面。这些天以来，不管村民怎么争取，生产队长始终不肯出来正面应对村民。他的理由是：1.小队没有那么多钱给这些人。2.这么多年的规定就这样儿，谁也改不了。
疙瘩拧在了这个地方。生产队长有他的理由，村民有他们的诉求。一个消极应对避而不见，一个积极争取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又过了几天，听到有村民议论，说家家户户的门前都有一个红色条儿，上面列举了反驳队长所谓“小队没钱”的论调，有理有据。态度坚决，完全是质问的语气。其中有一条是这么写的：“我们跟XX村交界的那块地，本来是我们村的，修了大马路以后就成了人家的。是你卖啦？还是政府划过去啦？”诸如此类，逐条列举。
这张红纸据说家家户户的门缝里都有，到底是谁在做这样的事儿无从考证了。但是终于有一天，商量好了似的，又都来了。来控告这个队长，要求将这些年生产队的财务状况公开。这次大会，村民情绪有点失控，说到动情处有的潸然泪下，仿佛这些年的委屈都在这一个人身上了。大家一致要求，队长前来当面对质。
等了很久，他还是没来。
答村民问的信
人群散去以后，队长到了村委会找到我，拿着村民写的红条，叫我写一封答村民问的信，逐条回答了上面提出的疑问。这是一个胡子拉碴看上去有点邋遢的中年男人，嗜酒如命，但还算客气。
“麻烦你了，我说什么你就一字不差帮我写下来。”
好一个一字不差。
落座后拿着那张红纸上的问题挨个回答。
“奶奶的，北边那块地不是还在那儿呢么，前几年因为这快地我他妈还带人跟XX村干了一架，干完要回来的。结果这帮孙子一直给荒着也没人种没人理的，我不就租个人企业了么。我琢磨着能有点收入给老百姓，孙子，分钱的时候嗷嗷叫，这会儿跟我要地来了。”
我一边按照他的要求一字不差地打，一边忍不住乐。
最后，我稍加修改，打出了一份完整的“答村民问”的告示，贴在了生产队的门口，并且通知村民前去查看。
两天以后，这张告示不见了。有人说是前几天被大风刮跑了，也有人说是被队长的老婆给撕掉了，还有人说，是他自己给撕掉的。究竟怎么回事，也无从考证。
民选新队长
几天以后，村民以“无法满足村民意愿不能胜任队长一职”为由，正式提出要求撤换掉这位十多年在位的生产队长。要求投票选出新的队长。
选举那天，村民早早来到村委会门口，个个喜滋滋的。我能够理解这种喜悦，这么多年以来，他们常常需要依附于各种各样的力量，勉强度日，即使行使权力也被这样那样的原因左右，有怨不敢发有理无处说，对他们来说，上访申诉都是没办法的办法，但是这一天他们终于认识到，靠谁都不如靠自己，民意就是最好的武器。
就这样，新生儿口粮问题解决了，坚决维护旧传统的队长被撤换了，新的代表民意的队长产生了。所有的过程，都是村民自发组织，自行争取完成的。
这件事情过去以后，我静下来想了一些事儿，暗自感叹村民这样义无反顾地争取权利，他们的智慧和胆识从哪儿来？对手无寸铁的村民而言，社会契约是工具，政策法规是工具，集中民意更是最有利的工具。农民可以依靠一种最朴素和直接的方式，利用以及更换工具，几乎是依靠本能，去获取对自己有利的因素，一旦意识到生活的困窘，就会去争取和更替。早在1978年，小岗村的18位村民，他们冒死做了一项大胆的决定，分田包地，从此开启了中国农村开放生产的序幕。“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原则，不再适用于当下人多地少的现状，于是，我们的农民要求改变。生产队长不受体制约束，我们的村民自发组织选举，自发淘汰掉不再能与时俱进的旧的领导者。是的，生活引导农民。
责任编辑：方丹敏
马不停蹄回到村里，村委会只剩下七十多岁的看门大爷。
简单收拾一下，我又迫不及待打听这些天的情况。
大爷的地契
大爷坐在台阶上，我就在地上随便扯了块纸，也坐下。这是春末的傍晚，夕阳暖暖地照着平静祥和的小院，我仰着头听这个平静祥和的老人家，讲述一个不那么平静的事儿。那点温度，又把我带回了二十多年前，也是这样的小院，这样的傍晚，我的爷爷也在给我讲他的故事。
爷爷是个老红军，他给我讲过自己一生中最痛快的事情，就是打倒地主分田分地分粮食。他说自己小的时候给人当长工，受尽了凌辱，忍无可忍的时候逃跑出去遇到了红军，直接参了军。
很多年以后我才能够理解，爷爷走投无路去参军，不过是为了混口饭吃，打地主分财产，也不过是为了能有一块自己说了算的土地。土地对他们那代人来说，是一种活着的尊严，也或者就是活着的全部了吧。事实上，解放以后，爷爷和奶奶就是在自己分得的一亩三分地里，养活了我的爸爸、两个姑姑和叔叔。
条件好一些后，小辈们逐渐离开了农村，到城里工作和生活，老人也相继去世。有一年，我们回乡祭祖，我爸带着我和弟弟去看了那片荒着的地，他说：“你爷爷他们那代人一辈子都在跟地较劲，养活了我们这代人，但我们后来都离开了，到你们的时候，估计都不知道种地是怎么回事了。”
后来，我爸花钱雇人在这片地上种了树，再后来又用很低的价格租下了附近几家同样荒着的地，全都种了杨树。我爸说，等他老得走不动了，想回去，在树林里搭一间屋子，守着这地过田园生活。话是玩笑话，但我似乎也能理解他，在尚且不宽裕的时候，拿出钱来做这件事是为了什么。他兴高采烈地告诉我弟，你爸小时候在这地里抓野鸟，逮野兔，揪下马尾巴做二胡的弦——15岁的少年抱着手机打游戏，听完故事抬起头看了一眼还没成行的小树林，低头继续玩了。
我从回忆里抬起头的时候，大爷拿出了一张皱皱巴巴的纸，宝贝一样里三层外三层地护着，“给你看个好东西吧。”
慢慢打开，是一张50年代的地契。抬头用工整的小楷写着“土地房产所有证”。结尾处写着：“私有产业有耕种居住典卖转让赠予等完全自由任何人不得侵犯特给此证。”落款是大兴，河北。（那时候，大兴还不属于北京）
他一边说着，一边动作缓慢地收起了这张地契。
我问：“现在这东西还有用吗？”
“早就没用了，谁还看这个啊。”
“可是这白纸黑字写着这房子和地是归了您的呀？”
“没办法，谁懂这个，谁敢呀，是不是。”
“那您这块地后来被拿去做了什么呢？”
“被北边那个村里的一个，给搞了鱼塘养了鱼。”
“可是法律规定，农田地不准搞建设的。”
“那你净说那没用的，谁敢管啊人家有人。”
“那之后，老百姓都怎么活，给补贴么？”
“那会儿什么都没有，每年还得交税。后来，慢慢地这不富起来了么，生产队也有点钱了，给发点下种子的钱，也没多少。后来，没办法，我就做了小买卖，街上摆摊儿卖点小东西，后来去了内蒙卖了羊肉，所以现在闻着羊肉味就恶心。”
村民开会
第二天早晨，我用大喇叭喊，叫三队村民来开会。半小时的功夫，几乎坐满了整个会场，每户来一个代表，只有个别男士，大多也都是妇女。
彪哥来了：“哟，咱村，当家的都是女同志啊。”
大伙乐，接下来，彪哥要我当着大伙的面草拟了一份说明，大意是：生产队的村民经过商讨决定给本队的新生儿发放口粮，等同于其他所有村民。同意的，签字按下手印。
这种只多不少的协议，当然是好的，所有人自觉排成了队，一个接着一个走上前，写下自己的名儿，按下通红的手印。
按照《村民自治》的相关规定，半数以上的村民代表通过的决议，就可以公布执行了。但这件事上，最终执行这个决议，还需要三队的小队长亲自出马，而这个关键性的人物，却从头到尾都没有出现过。
有个老阿姨，六十多岁，听到我喊喇叭，从集市上推着卖剩下的葱急忙赶过来。土地被集体承包以后，她的家里就剩下了9分自留地，零星种点菜，早晨五点起床，下地“弯葱秧子”拉到集市上卖，一块钱一捆。掀开三轮车后头的大棉被给我看，“都是好葱，没怎么卖呢。”她觉得，这次一定要讨回自己的应有的权利，这比卖葱要重要。
“您是要钱还是要地？”
“能给钱，谁要地呀，现在你看我都六十多的人了，都种不动了，年轻的，我儿子他们都打工去了，也没人种，再说，种地能有多少钱啊，前一阵，我去给人摘玫瑰花，就是晒成干超市卖的那种，一天还80块钱呢，捎带看着点大孙子。比种地强，真的。”
“您觉得，队长能把钱分给你们吗？”
“那谁知道啊，看大彪子了呗，反正我们早就觉得他（生产队长）可那什么了，选举的时候就那样，门口都是他们家人，进来一个人不识字吧好比说，就拉着说，啊，我帮您写，那谁好意思说不选他啊，就这么的他当队长。他没当队长的时候，买条鱼都舍不得，你看现在，城里两套房，你说说。”
“您怎么知道的呢？”
“哎呀，乡里乡亲的谁不晓得啊，你看看后头那个抱孩子的就是他老婆，我琢磨着，这是派老娘们来这探听消息来了。快别说了咱也。”
我在人群最后一排，找到了卖葱阿姨说的队长的老婆。本想打听点情况，无奈的是，她把我当做了“对立面”的人，始终充满警惕。
“干嘛干嘛，我来开会可是合理的，我可也是我们三队的村民啊。”
“是，欢迎您，您当然应该在。我想找您了解一些情况。”
“您别问我，我这什么都不知道一农村妇女，你问他们吧，我可什么都不知道。”
我不知道这“误会”从什么时候开始在她那里滋生，事实上，我并没有站在谁的一方，为谁说话，事情也还没有结论。每个人都怀了自己的诉求，这本无非议，大家不过是在争取一个平衡的结果。一来二去的，村民把我当成了“自己人”。这本来是个好事儿，麻烦的是，无形当中也让对方把我视作了敌对方。 门缝里的红纸
又过了一天，上午九点，村民又来了，这次没有谁召集他们开会，自发地坐在村委会的小会场，嚷嚷着等彪子来给个说法，有点气势汹汹的感觉。恰好彪哥带了其他干部去到政府寻求帮助，兴许是在开会，也或者刚好没人听到，总之整整一个上午，没有人接电话也没有人回来。我被困在小屋里，寸步难行。我知道，此时我最应该做的是走出去安抚激愤的群众，但在可能到来的暴力面前，我还是退缩了，就这样一声不响装作不在，始终没有走出屋子半步，有几次，我真想冲出去，劝退大家，但是我问自己：出去之后说什么？在事情没有解决之前怎么交代？如果人群激动，怎么安抚？
临近晌午的时候，村民逐渐离去，彪哥回来以后驱散了剩下的人，告诉剩下的人再给他一周的时间。说起来很简单，无非是多分点钱。收了地，给点钱理所应当。但这一增一减一多一少的过程中，涉及到许多具体的人，有些事情是历史遗留问题，就好像一个导火索，点燃了引爆了，场面就不好收拾了。这也是为什么彪哥在丈量土地的时候突然戛然而止，也从未把丈量的结果对村民公布，更没有强制执行分粮的决议。
也许，他可以想出更好的办法……
几次会议之后，村民急了，觉得再这么等下去不是办法，必须拿出具体的方案。所以，一周之后，有人直接拿出了一份协议，上面写着“每年发给本村农业户口的新生儿粮食补贴，待遇等同于其他本村村民。”结尾处照例按着若干鲜红的手印。拿到这份协议的时候，我着实有点吃惊。村子里有点文化的年轻人都背井离乡外出打工去了，留下的大多是些没文化，年龄大的中老年人。我常年在村子里帮助他们写各种各样的文件，调解决定啦，身份证明啦，迁户申请啦，等等，很多人连自己的名字都不太会写。彪哥笑：“这帮人，背后有高人出主意呐，惹不起。”他也几次要求政府出面，看看能否借鉴别处经验，给出一个合法的、合理的解决办法。但是政府以“村民自治”为由，把这件事情全权交给他这个村长去料理。万般无奈之下，我们再次通知村民前来开会，在村民代表会上，正式宣读了这份协议的内容，要求同意的村民当面按下手印，签了字。在场71个村民代表，全部通过。
应该说，经过村民的积极争取，多数人签字通过之后，这份协议就算生效了，但是具体执行协议的人，还是迟迟不肯露面。这些天以来，不管村民怎么争取，生产队长始终不肯出来正面应对村民。他的理由是：1.小队没有那么多钱给这些人。2.这么多年的规定就这样儿，谁也改不了。
疙瘩拧在了这个地方。生产队长有他的理由，村民有他们的诉求。一个消极应对避而不见，一个积极争取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又过了几天，听到有村民议论，说家家户户的门前都有一个红色条儿，上面列举了反驳队长所谓“小队没钱”的论调，有理有据。态度坚决，完全是质问的语气。其中有一条是这么写的：“我们跟XX村交界的那块地，本来是我们村的，修了大马路以后就成了人家的。是你卖啦？还是政府划过去啦？”诸如此类，逐条列举。
这张红纸据说家家户户的门缝里都有，到底是谁在做这样的事儿无从考证了。但是终于有一天，商量好了似的，又都来了。来控告这个队长，要求将这些年生产队的财务状况公开。这次大会，村民情绪有点失控，说到动情处有的潸然泪下，仿佛这些年的委屈都在这一个人身上了。大家一致要求，队长前来当面对质。
等了很久，他还是没来。
答村民问的信
人群散去以后，队长到了村委会找到我，拿着村民写的红条，叫我写一封答村民问的信，逐条回答了上面提出的疑问。这是一个胡子拉碴看上去有点邋遢的中年男人，嗜酒如命，但还算客气。
“麻烦你了，我说什么你就一字不差帮我写下来。”
好一个一字不差。
落座后拿着那张红纸上的问题挨个回答。
“奶奶的，北边那块地不是还在那儿呢么，前几年因为这快地我他妈还带人跟XX村干了一架，干完要回来的。结果这帮孙子一直给荒着也没人种没人理的，我不就租个人企业了么。我琢磨着能有点收入给老百姓，孙子，分钱的时候嗷嗷叫，这会儿跟我要地来了。”
我一边按照他的要求一字不差地打，一边忍不住乐。
最后，我稍加修改，打出了一份完整的“答村民问”的告示，贴在了生产队的门口，并且通知村民前去查看。
两天以后，这张告示不见了。有人说是前几天被大风刮跑了，也有人说是被队长的老婆给撕掉了，还有人说，是他自己给撕掉的。究竟怎么回事，也无从考证。
民选新队长
几天以后，村民以“无法满足村民意愿不能胜任队长一职”为由，正式提出要求撤换掉这位十多年在位的生产队长。要求投票选出新的队长。
选举那天，村民早早来到村委会门口，个个喜滋滋的。我能够理解这种喜悦，这么多年以来，他们常常需要依附于各种各样的力量，勉强度日，即使行使权力也被这样那样的原因左右，有怨不敢发有理无处说，对他们来说，上访申诉都是没办法的办法，但是这一天他们终于认识到，靠谁都不如靠自己，民意就是最好的武器。
就这样，新生儿口粮问题解决了，坚决维护旧传统的队长被撤换了，新的代表民意的队长产生了。所有的过程，都是村民自发组织，自行争取完成的。
这件事情过去以后，我静下来想了一些事儿，暗自感叹村民这样义无反顾地争取权利，他们的智慧和胆识从哪儿来？对手无寸铁的村民而言，社会契约是工具，政策法规是工具，集中民意更是最有利的工具。农民可以依靠一种最朴素和直接的方式，利用以及更换工具，几乎是依靠本能，去获取对自己有利的因素，一旦意识到生活的困窘，就会去争取和更替。早在1978年，小岗村的18位村民，他们冒死做了一项大胆的决定，分田包地，从此开启了中国农村开放生产的序幕。“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原则，不再适用于当下人多地少的现状，于是，我们的农民要求改变。生产队长不受体制约束，我们的村民自发组织选举，自发淘汰掉不再能与时俱进的旧的领导者。是的，生活引导农民。
责任编辑：方丹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