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0月底,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统计系主任应志良又回国了,此次他特地来探亲。这是他四个月内第二次回国了。四个月前,他曾经回到复旦大学,参加母校78级数学系毕业三十周年聚会。
高考恢复后,最初两批复旦数学系学生相继在1982年1月和6月毕业。他们中的大多数通过高考进入大学,而后选择出国、读研或创业。现在他们中的有些人已成为国内外知名大学教授,也有部分或在商界立足,或在各级政府机关任职。复旦82届数学系毕业生也因此被网友称之为“史上最牛班级”。
最終能考上大学的都是爱学习的
1977年8月,学校里的老师通知应志良,国家恢复高考了。在应志良曾就读的上海市龙山中学,物理和生物分别被称为工业基础、农业基础,老师上课也多用上海话教学。
当时在毕业班就读的应志良,正好有一年的时间可以复习参加高考,但在当年的第一届全国中学生数学竞赛中,他取得了参加全国比赛的资格并获奖。
最终,全国决赛有57人获奖,其中25人来自上海。在当时复旦大学校长苏步青的动员下,这25人中的绝大部分进入了复旦大学。
比应志良早半年入学的77级学生吴宗敏,上大学前在上海无线电八厂当工人,在机修车间维修空调、冰箱等。听闻高考恢复,吴宗敏产生了报考的念头。
“文革”开始时,吴宗敏还在上小学三年级,并无高中教材和练习资料。为了准备高考,他和同学只好向“文革前”的老高中生借,将资料抄下来复习。
在上海无线电八厂,那年一共有4名学生考取大学。去复旦数学系报到的当天,厂里工人将大红喜报贴到吴家门口,给吴宗敏戴上大红花,一路敲锣打鼓送到了复旦。
吴宗敏是第三个来到宿舍的,在他之前来的是李源潮。在复旦大学校友网上的一篇访谈录中,已经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的李源潮曾回忆道,尽管1968年就参加工作,但十年来他一直希望能有机会上大学,因此当高考恢复,他便瞒着父母和同事报了名。当时,李源潮是已有四年教龄的数学教师,高考当天,他上午请假去参加考试,下午回来继续工作。他只想要学好数学,毕业后继续当教师。
作为恢复高考后最早的两批大学生,77级、78级学生的年龄情况十分复杂,包括已经工作多年的考生、应届高中生,甚至有跳级的学生,年龄差距可达15~20岁。但无论长幼,在十年的知识匮乏后,“希望上大学,并最终能考上大学的同学都是热爱学习的。”吴宗敏说。
让每个学生都认为自己是最好的
1980年代的复旦自修室和图书馆座位也很紧张,学生经常要去抢位子,实在不行,只能到防空洞改造的地下房间里去自修。入学时,寝室10点半熄灯,大家都觉得熄灯太早了。作为学生代表,李源潮专门找了苏步青校长协商,最终将熄灯延迟半小时。寝室熄灯以后,数学系的同学都到走廊上背英文,甚至自备手电筒学习。
在学习上,大家对自己的要求也很高。现在仍在复旦数学系工作的78级学生邱维元对一次考试印象深刻:“第一学期的数学分析,我只考了78分,已经是班上最后几名了。那时候考不满80分就认为考得非常差了,不好意思了很长时间。”这也是他大学学习过程中,拿到的唯一一个低于80分的成绩。
据吴宗敏回忆,“当时学生面对的功利诱惑比现在少,大家都安安心心做数学”。当时学校老师曾说,1949年之后,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么勤奋的一届学生。
当时的复旦数学系只有苏步青和谷超豪两名教授,现移居美国的中科院院士夏道行,那时在复旦也只是副教授,其余给学生上课的都是讲师。对于吴宗敏和李源潮这批学生而言,印象最深的还有当时的班主任孙芳烈老师和指导员杨浣明。
在接手77、78级学生时,孙芳烈已经快40岁了,还有两个孩子,为了能更好地照顾这批学生,孙把小孩全托,随时随地和学生在一起,没事就来寝室聊天。在他的辅导下,吴宗敏所在的班级在数学分析的考试中,14人获得满分,这件事甚至得到了苏步青校长的关注。
在本科阶段,吴宗敏认为,他的成绩并不算班级里最好的。他偶尔会去询问班主任及指导员,他的成绩在班级里怎么样,班主任及指导员都告诉他:“你当然是最好的。”当时吴宗敏听了很高兴,同时也激发了学习的积极性。现在回想起来,他意识到,这是他们的教育方法:“他会让每个学生都认为自己是最好的。”
出国留学政策的第一批受益者
吴宗敏是恢复高考后,复旦大学出国留学政策的第一批受益者。本科毕业后,出于对学习热爱,他报名了研究生考试。在那份报名表的一个角落里,有一行小字写着:是否愿意作为出国留学代培生。通过研究生考试后,吴宗敏本想留在复旦数学系读研,没有想到学校通知他到德国哥廷根大学数学系去学习。那是中国教育部和德国签订的交流协议内容,连专业和导师都已经确定了。
在1982年,复旦数学系一共派出了6名学生,分赴美、德、法留学。
在工作分配制的时代,摆在留学归来的吴宗敏面前的,是五六个高校的聘书。他最终回到了复旦,因为在读博阶段,复旦的老师们在与他的日常联络中,都希望他能回来任教。在吴宗敏看来,上大学、读研、留学、再回国,这是很平常的一条路。
与吴宗敏报名考研不同,在度过了“最幸福的本科四年”后,应志良突然接到通知,说系里面要找他谈谈。他当时并不知道,这次谈话会将自己送出了国门。
在那个年代,对于当时毕业生月收入不足50元的学生而言,25美元的托福考试费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好在当时的出国留学手续常不齐全,语言考试也不是必须的,谷超豪先生为应志良写了推荐信,最终,应志良被哥伦比亚大学录取了。
从哥大获得博士学位后,应志良赴伊利诺伊大学任教。从中学生到大学教授,应志良觉得自己的这一切并没有什么计划,他用了“随机游动”这个统计学术语来形容他的经历。
和经济体制改革走得近一点 就在吴宗敏等人出国留学的时候,李源潮以他所希望的教师身份留在了复旦。入学前就是党员的他,很快就成为了班级团支书,而后又是数学系的团总支书。“做了五级团的书记,做了五个单位的党的书记;就此,这个书记就没再离身。”李源潮在访谈录中说。
在李源潮调任复旦团委副書记时,他的78级同学潘皓波接任了系里的团总支书记。在做学生工作的过程中,潘皓波读了很多报纸和文件,认为自己“和经济体制改革走得近一点”。他当时认为:改革既是一个名词,也是一个动词。为了参加到改革中来,他创办了勤工助学,与11家单位联系了132个勤工助学的岗位,而后在此基础上创立了复旦学生咨询科技开发中心。
当时,潘皓波还是一心想做研究。从复旦数学系本科毕业后,他考入复旦信息管理专业读研。在一边读书一边任教的过程中,他意识到信息管理方面的教师缺乏实践,他便离开学校进入上海中旅集团积累经验。起初,他还抱着做几年就回学校的想法,却没有想到,在那里一干就是10多年,并自行研发了一套旅行社管理软件。为了让软件在全国范围推广,2001年潘皓波下海经商,并创立了现在的金棕榈集团。
在82届的学生中,有不少人在后来都选择了自主创业或进入华尔街,潘皓波是其中一位。徐幼于最早发现警示次贷风险,而在美国金融界出名;陈振华在学生时代就帮老师同事修电脑,编代码对他来说很容易,因此后来创办了Cybercon公司,为IBM、Apple等公司产品提供技术支持。
“考普斯总统奖”获得者
出生于福建莆田县一个农民家庭的范剑青,在中学里幸运地遇到了一批当时被称为“臭老九”的好老师。受他们影响,只有15岁的范剑青在恢复高考次年就考入复旦78级数学系,后又考入中国科学院应用数学所,在职攻读硕博。
1985年前后,大陆学生出国留学渐成趋势,国外大学也逐步向中国开放了个人自由申请。在当时,申请一所学校的邮寄费和申请费相当于范剑青月工资的一半,为了节省成本,他找出一份统计学专业的大学排名,只申请了排名最靠前的四五所大学。最终,他去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在伯克利,范剑青遇到了两位曾获麦克阿瑟天才奖的导师,在统计界,能获此殊荣的至今也只有四位。博士毕业前夕,范剑青找到了一份在美国任教的工作,就留在了美国。如今范剑青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金融系的终身教授,并获有被誉为“统计学届的诺贝尔奖”的“考普斯总统奖”。在他之后,他的同学孟晓犂也曾获得过这一奖项。
在复旦数学系完成本硕学习后,孟晓犂留学哈佛,成为哈佛统计系第一个复旦学生。初到哈佛的第一周,他选修了Rubin教授关于人口普查统计方法的应用课程。当时他很不理解:统计人口有这么难吗?在课上到一半时,他忍不住举手提问:“Rubin教授,在中国大陆,人口普查很容易,清点人数就行了。”Rubin教授愣了一会儿说:“晓犂是非常天真的(Innocent)。”
孟晓犂最终适应了美国的生活,在他任哈佛统计系系主任期间,统计学系成为哈佛最具跨学科特点的系科之一。几个月前,他又成为哈佛历史上第一个华人研究生院院长。
高考恢复后,最初两批复旦数学系学生相继在1982年1月和6月毕业。他们中的大多数通过高考进入大学,而后选择出国、读研或创业。现在他们中的有些人已成为国内外知名大学教授,也有部分或在商界立足,或在各级政府机关任职。复旦82届数学系毕业生也因此被网友称之为“史上最牛班级”。
最終能考上大学的都是爱学习的
1977年8月,学校里的老师通知应志良,国家恢复高考了。在应志良曾就读的上海市龙山中学,物理和生物分别被称为工业基础、农业基础,老师上课也多用上海话教学。
当时在毕业班就读的应志良,正好有一年的时间可以复习参加高考,但在当年的第一届全国中学生数学竞赛中,他取得了参加全国比赛的资格并获奖。
最终,全国决赛有57人获奖,其中25人来自上海。在当时复旦大学校长苏步青的动员下,这25人中的绝大部分进入了复旦大学。
比应志良早半年入学的77级学生吴宗敏,上大学前在上海无线电八厂当工人,在机修车间维修空调、冰箱等。听闻高考恢复,吴宗敏产生了报考的念头。
“文革”开始时,吴宗敏还在上小学三年级,并无高中教材和练习资料。为了准备高考,他和同学只好向“文革前”的老高中生借,将资料抄下来复习。
在上海无线电八厂,那年一共有4名学生考取大学。去复旦数学系报到的当天,厂里工人将大红喜报贴到吴家门口,给吴宗敏戴上大红花,一路敲锣打鼓送到了复旦。
吴宗敏是第三个来到宿舍的,在他之前来的是李源潮。在复旦大学校友网上的一篇访谈录中,已经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的李源潮曾回忆道,尽管1968年就参加工作,但十年来他一直希望能有机会上大学,因此当高考恢复,他便瞒着父母和同事报了名。当时,李源潮是已有四年教龄的数学教师,高考当天,他上午请假去参加考试,下午回来继续工作。他只想要学好数学,毕业后继续当教师。
作为恢复高考后最早的两批大学生,77级、78级学生的年龄情况十分复杂,包括已经工作多年的考生、应届高中生,甚至有跳级的学生,年龄差距可达15~20岁。但无论长幼,在十年的知识匮乏后,“希望上大学,并最终能考上大学的同学都是热爱学习的。”吴宗敏说。
让每个学生都认为自己是最好的
1980年代的复旦自修室和图书馆座位也很紧张,学生经常要去抢位子,实在不行,只能到防空洞改造的地下房间里去自修。入学时,寝室10点半熄灯,大家都觉得熄灯太早了。作为学生代表,李源潮专门找了苏步青校长协商,最终将熄灯延迟半小时。寝室熄灯以后,数学系的同学都到走廊上背英文,甚至自备手电筒学习。
在学习上,大家对自己的要求也很高。现在仍在复旦数学系工作的78级学生邱维元对一次考试印象深刻:“第一学期的数学分析,我只考了78分,已经是班上最后几名了。那时候考不满80分就认为考得非常差了,不好意思了很长时间。”这也是他大学学习过程中,拿到的唯一一个低于80分的成绩。
据吴宗敏回忆,“当时学生面对的功利诱惑比现在少,大家都安安心心做数学”。当时学校老师曾说,1949年之后,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么勤奋的一届学生。
当时的复旦数学系只有苏步青和谷超豪两名教授,现移居美国的中科院院士夏道行,那时在复旦也只是副教授,其余给学生上课的都是讲师。对于吴宗敏和李源潮这批学生而言,印象最深的还有当时的班主任孙芳烈老师和指导员杨浣明。
在接手77、78级学生时,孙芳烈已经快40岁了,还有两个孩子,为了能更好地照顾这批学生,孙把小孩全托,随时随地和学生在一起,没事就来寝室聊天。在他的辅导下,吴宗敏所在的班级在数学分析的考试中,14人获得满分,这件事甚至得到了苏步青校长的关注。
在本科阶段,吴宗敏认为,他的成绩并不算班级里最好的。他偶尔会去询问班主任及指导员,他的成绩在班级里怎么样,班主任及指导员都告诉他:“你当然是最好的。”当时吴宗敏听了很高兴,同时也激发了学习的积极性。现在回想起来,他意识到,这是他们的教育方法:“他会让每个学生都认为自己是最好的。”
出国留学政策的第一批受益者
吴宗敏是恢复高考后,复旦大学出国留学政策的第一批受益者。本科毕业后,出于对学习热爱,他报名了研究生考试。在那份报名表的一个角落里,有一行小字写着:是否愿意作为出国留学代培生。通过研究生考试后,吴宗敏本想留在复旦数学系读研,没有想到学校通知他到德国哥廷根大学数学系去学习。那是中国教育部和德国签订的交流协议内容,连专业和导师都已经确定了。
在1982年,复旦数学系一共派出了6名学生,分赴美、德、法留学。
在工作分配制的时代,摆在留学归来的吴宗敏面前的,是五六个高校的聘书。他最终回到了复旦,因为在读博阶段,复旦的老师们在与他的日常联络中,都希望他能回来任教。在吴宗敏看来,上大学、读研、留学、再回国,这是很平常的一条路。
与吴宗敏报名考研不同,在度过了“最幸福的本科四年”后,应志良突然接到通知,说系里面要找他谈谈。他当时并不知道,这次谈话会将自己送出了国门。
在那个年代,对于当时毕业生月收入不足50元的学生而言,25美元的托福考试费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好在当时的出国留学手续常不齐全,语言考试也不是必须的,谷超豪先生为应志良写了推荐信,最终,应志良被哥伦比亚大学录取了。
从哥大获得博士学位后,应志良赴伊利诺伊大学任教。从中学生到大学教授,应志良觉得自己的这一切并没有什么计划,他用了“随机游动”这个统计学术语来形容他的经历。
和经济体制改革走得近一点 就在吴宗敏等人出国留学的时候,李源潮以他所希望的教师身份留在了复旦。入学前就是党员的他,很快就成为了班级团支书,而后又是数学系的团总支书。“做了五级团的书记,做了五个单位的党的书记;就此,这个书记就没再离身。”李源潮在访谈录中说。
在李源潮调任复旦团委副書记时,他的78级同学潘皓波接任了系里的团总支书记。在做学生工作的过程中,潘皓波读了很多报纸和文件,认为自己“和经济体制改革走得近一点”。他当时认为:改革既是一个名词,也是一个动词。为了参加到改革中来,他创办了勤工助学,与11家单位联系了132个勤工助学的岗位,而后在此基础上创立了复旦学生咨询科技开发中心。
当时,潘皓波还是一心想做研究。从复旦数学系本科毕业后,他考入复旦信息管理专业读研。在一边读书一边任教的过程中,他意识到信息管理方面的教师缺乏实践,他便离开学校进入上海中旅集团积累经验。起初,他还抱着做几年就回学校的想法,却没有想到,在那里一干就是10多年,并自行研发了一套旅行社管理软件。为了让软件在全国范围推广,2001年潘皓波下海经商,并创立了现在的金棕榈集团。
在82届的学生中,有不少人在后来都选择了自主创业或进入华尔街,潘皓波是其中一位。徐幼于最早发现警示次贷风险,而在美国金融界出名;陈振华在学生时代就帮老师同事修电脑,编代码对他来说很容易,因此后来创办了Cybercon公司,为IBM、Apple等公司产品提供技术支持。
“考普斯总统奖”获得者
出生于福建莆田县一个农民家庭的范剑青,在中学里幸运地遇到了一批当时被称为“臭老九”的好老师。受他们影响,只有15岁的范剑青在恢复高考次年就考入复旦78级数学系,后又考入中国科学院应用数学所,在职攻读硕博。
1985年前后,大陆学生出国留学渐成趋势,国外大学也逐步向中国开放了个人自由申请。在当时,申请一所学校的邮寄费和申请费相当于范剑青月工资的一半,为了节省成本,他找出一份统计学专业的大学排名,只申请了排名最靠前的四五所大学。最终,他去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在伯克利,范剑青遇到了两位曾获麦克阿瑟天才奖的导师,在统计界,能获此殊荣的至今也只有四位。博士毕业前夕,范剑青找到了一份在美国任教的工作,就留在了美国。如今范剑青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金融系的终身教授,并获有被誉为“统计学届的诺贝尔奖”的“考普斯总统奖”。在他之后,他的同学孟晓犂也曾获得过这一奖项。
在复旦数学系完成本硕学习后,孟晓犂留学哈佛,成为哈佛统计系第一个复旦学生。初到哈佛的第一周,他选修了Rubin教授关于人口普查统计方法的应用课程。当时他很不理解:统计人口有这么难吗?在课上到一半时,他忍不住举手提问:“Rubin教授,在中国大陆,人口普查很容易,清点人数就行了。”Rubin教授愣了一会儿说:“晓犂是非常天真的(Innocent)。”
孟晓犂最终适应了美国的生活,在他任哈佛统计系系主任期间,统计学系成为哈佛最具跨学科特点的系科之一。几个月前,他又成为哈佛历史上第一个华人研究生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