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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是中共第一代和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他协助邓小平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崭新道路，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陈云是举世公认的经济专家。他既善于抓宏观的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大事，也注意从一点一滴的小事抓工作。善于算经济账，是他终其一生的职业特点。在主持国家经济工作的时候是这样，甚至在退休以后，在他的晚年，也是这样。他常说，搞经济建设必须学会算经济账。一粒米、一滴水、一度电，都是社会主义大厦的基础单位，不可小视。因此，在很多事情上，他都是从一点一滴的事情抓起，进而形成大的决策的。
一
陈云曾经不止一次地说：“我是管吃饭穿衣的。”建国以来，陈云多次在党和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提出切实可行、卓有成效的解决办法，受到党内外的高度评价。
１９７７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即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作为这场新的“革命”主帅的邓小平和陈云，克服重重阻力，在极力推动着历史的车轮艰难向前。这年夏天，在杭州休养的陈云，尽管还没有恢复中央重要领导职务，但他已经把注意力集中到他最为关心的农业问题、最主要的是粮食问题和水利问题上了。
陈云有一句名言，叫：“粮食定，天下定；粮食紧，市场紧。”①在“大跃进”的狂热年代，陈云冷静地告诫大家：我国粮食问题还没有过关。改善人民生活，吃还是第一位。因此，“我认为不管今年粮食增产多少，都必须省吃俭用，控制销量。抓住这一头，十分重要”②。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我国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陈云建议进口粮食，从而渡过了危机，使国民经济趋于好转。
１９７７年６月２日上午，在听完浙江省曲艺队演唱的中篇弹词《李双双》后，陈云在跟演员和有关负责同志谈话时，讲到要重视农村市场问题：“我国绝大多数是农民，农业现代化，为的是要解决吃饭问题，不吃饭不成功。”在询问了演员每月的粮、糖、肉、油等的定量后，陈云又说：“听说，你们的《李双双》演出，有卖黑市票，４角钱（原价２角）还要加两张香烟票。要凭票买东西，为啥？东西不够，够了就不需要票证了嘛！肉呀、糖呀、布呀等等问题，统统是个粮食问题。粮食够吃了，就可以拿出一些土地种些糖蔗、油料，所以归根结蒂还是个吃饭问题。正像你们《一粒米》③唱的：吃饭是桩大事体。”“农业发展到一定程度要工业支援，工业支援的前提还是吃饭第一。”
他说：“我们农业不过关呀。现在全国人民在集中力量解决农业的问题，有了粮，才能有糖，有肉，有油，有布，有工业原料。”
大约半个月以后，６月１９日下午，在杭州召开的评弹座谈会上，除了讲评弹问题以外，陈云又顺便说到了粮食问题：“粮食很重要啊！苏州地区上交商品粮２５亿斤，黑龙江３０亿斤。去年天不好，交不上。交不上就没有能代替交的。农业学大寨，要鼓干劲。现在我国人口不是８亿了，实际上是９亿１３００万。”他加重语气，强调说：“这么多人要吃饭。社会主义国家连饭也吃不上，还有什么优越性！”
他以丰富的经济工作经验，深有感触地论述道：
农业不过关，工业就跑不快。过去几次工业下马，都是农业扯后腿。农业问题，主要是粮食问题。粮食稳住了，其他都能稳住。粮食一涨价，其他都要涨。
全国解放前夜，我到了上海，那时物价还在上涨。我们研究之后，从各处调来了粮食，后来物价就逐步稳定了。１９５３年９月，新粮上市，还是收购的少，卖出的多。我们开了１０天会议，研究粮食问题，提出统购统销。在政治局会议上，我向毛主席汇报，如果不搞统购统销，计划经济就要被冲垮，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就无法顺利进行。中央最后定下来了。
四个现代化，农业是第一位。我现在常常想的就是这个问题。
到了１９７８年１２月，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的发言，即《关于当前经济问题的五点意见》中，第一条就提出了粮食问题，并说：“我认为，这是大计，这是经济措施中最大的一条。”
经过了１０年“文化大革命”，我国城乡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没有提高。在农村，农业生产增产不增收，分配不能兑现，特别是四处向农民伸手的现象还很严重，农业劳动力每人平均粮食占有量和农业劳动生产率都很低。从１９５７年到１９７７年的２０年中，由于人口增长过快，虽然粮食产量有所提高，但每年增加的粮食产量实际上只能大体满足新增人口的需要。长期以来，人均粮食占有量仍只有６００斤左右，１９７７年只有５９８斤。１９７７年农村人口中有１亿４０００万人的平均口粮在３００斤以下。全国农村还有约２．５亿人口（占人口总数的２６％）没有解决温饱问题④。就是当时农业搞得比较好的四川省，大部分生产队也只能进行简单再生产，不少农民的口粮在３００斤以下。这些情况表明，农民口粮不足问题仍是最不稳定的因素。
为了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促进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转，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从１９７６年１２月到１９７８年１１月，中央先后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全国铁路、煤炭、计划、农田基本建设、冶金、交通以及林业、水产会议，解决国民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并很快取得了成效。１９７８年，国家还进一步恢复了一些行之有效的管理办法。１９７７年底和１９７８年初，四川、安徽两省改革了农村经济政策，强调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要求减轻社员的负担，坚持实行按劳分配，开展多种经营，允许发展家庭副业，进而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但是，由于“左”的错误思想还严重束缚人们的思想，一些重大问题迟迟未能解决，国民经济的发展仍然迈不开大步。在农村除个别地区条件稍好些以外，大部分农村粮食产量仍处在低水平发展阶段，经济领域的问题还十分严峻。
陈云对这种形势有清醒的认识。他说：我们不能到处紧张，在处理经济问题时，要“先把农民这一头安稳下来”。怎么“安稳”呢？陈云指出：“农民有了粮食，棉花、副食品、油、糖和其他经济作物就都好解决了。摆稳这一头，就是摆稳了大多数，七亿多人口稳定了，天下就大定了。”
之前，陈云在一份内参上曾看到一条“延安还有不少群众靠讨饭过活”的消息，十分感伤。他有针对性地感叹道：“建国快３０年了，现在还有讨饭的，怎么行呢？要放松一头，不能让农民喘不过气来。如果老是不解决这个问题，恐怕农民就会造反，支部书记会带队进城要饭。”
在粮食产量不够、又要稳定农村这一对矛盾下，为了给农民以休养生息的机会，陈云提出的解决办法是进口粮食，而且主张多进口一些，“在三五年内，每年进口粮食可以达到２０００万吨”。提出这个观点，当然会遭到一些人的反对， 尤其是从世界最主要的粮食出口国——美国购买粮食，许多人接受不了，认为这是“修正主义”，但陈云不为所动。他解释说，不能说“吃进口粮是修正主义”。“１９６１年庐山会议期间，我就请示过毛主席，可否通过法国转口购买美国粮食。毛主席说可以。现在有了中美上海联合公报，可以直接向美国购买粮食”。
对于进口粮食的数量，陈云说：“粮食进口多一些不要紧。农民稳住了，事情就好办了。如果感到粮食进口多了，下一年少进一点就是了。”由于这是大计，是最主要的经济措施，所以，“进口粮食的时间，不只是三五年，时间还可能长些，数量则可能少些”⑤。
在陈云以“粮食为主”的思想指导下，“五五”期间，国家加大了对农业的投资力度，投资总额达到２４６．０８亿元，年均４９．２１６亿元，因此创下了建国以来粮食总产量增长最快的记录。１９８４年全国粮食产量达到４０７３１万吨，创建国以来最高记录，出现了“粮食定，天下定”的稳定局面。
１９８３年１０月，一位地方负责同志对粮食产量过于乐观，给中央负责同志打电话请求解决粮食出路问题。陈云看到这份材料，冷静地批示道：“请国务院、财经小组研究。依我看来，中国的粮食并不多，每年还进口１０００多万吨。”陈云始终提醒大家不要头脑发热，不要以为粮食在我国已经不成问题了，否则是要吃亏的。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期，由于我国的粮食总产量连续增长，导致一些人开始忽视农业，支持农业的政策后来有了较大的松动，对农业的投资从“五五”时期的９．０％降低到“六五”时期的５．１％，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失调，最终直接导致了１９８５年以后粮食生产的大幅度滑坡，出现了几年的徘徊局面。这从反面说明，粮食问题确实仍是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也说明陈云的警告不是没有道理的。
１９８５年９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陈云再次提醒大家说：“现在有些农民对种粮食不感兴趣，这个问题要注意。”“１０亿人口吃饭穿衣，是我国一大经济问题，也是一大政治问题。‘无粮则乱’这件事不能小看就是了。”⑥进一步阐述了粮食在国民经济和社会稳定中的重要作用。
联系今天我们遇到的“三农”问题，重温陈云的这些论述，是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的。
二
陈云重视粮食问题，也重视我国水资源的开发与利用，认为这同样是攸关国计民生的大事。
水是基础性的自然资源和战略性的经济资源。党和国家领导人历来重视水的问题，周恩来曾说：“２０年我关心两件事，一是上天（指我国的航天事业——引者注），二是水利，这是关系人民生命的大事，我虽是外行，也要抓。”⑦陈云也很重视水的问题，尤其是从农业灌溉的角度，考虑得更多。
早在１９６０年１０月，陈云在同河南省委负责人谈话时就指出：“解决中国的农业问题，水是很重要的。一取天然之水，二取地下之水，三取外来之水。河南水不够，需要从南方借水，要研究水的来源问题。”⑧他还在两天后的１０月２４日，冒雨视察了三门峡水库大坝建设工程。
我国是人均水资源短缺的国家。水资源在时间和地区上分布又很不平衡：北方水少；南方水多；汛期降雨集中，其他时间则干旱少雨。以长江为界，江北水系流域面积占全国国土面积的６３．４％，水资源量仅占全国的１９％，长期干旱缺水，尤其西北、黄淮海地区拥有水量更少；而江南水资源较为丰富，有时还爆发洪涝灾害。从城市用水状况来看，全国近５２０个城市中，有３００个城市缺水，其中１００个严重缺水。北方８０％的城市供水不足，由此造成的城市工业损失每年高达１２００亿元，由水源污染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也有４００亿元。总之，北方地区严重缺水，水资源供求矛盾非常突出。
为了解决我国水资源缺乏、尤其是北方缺水的问题，建国初期毛泽东就提出一个宏伟设想：“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一点水来是可以的。”⑨此后，专家提出一项实现我国水资源优化配置、有效改善北方广大地区干旱缺水状况的跨流域调水的战略性大工程——“南水北调”。经过几十年的规划、勘测和设计，国家决定通过东、中、西三条调水线路，与长江、淮河、黄河、海河相互连接，实施这项宏伟工程。
陈云虽然没有具体负责这项工程，但他十分重视和支持。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期，处于设想中的调水东路的淮河干流，由于安徽省修建了蚌埠闸，下游的江苏省感到了用水的危机，首先提出借用淮河这条南北水上通道，将长江的水调上来，解决农业的灌溉问题。这一方案与专家的设想不谋而合，很快就得到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重视，批准兴建江都水利枢纽。江都水利枢纽，是南水北调的起点，以４座大型电力排灌泵站为主体，辅以１７座水闸、船闸、变电所，发挥了灌、排、引、调、发电、通航相结合的作用。装机量３３台套的江都抽水站，从１９６１年起建设，到１９７７年完成，全部由中国自行设计、施工、制造和安装，是国内第一座大型电力泵站。在１９６６年大旱之年，淮河断流１４６天，洪泽湖干枯，江都泵站连续开机４１４天，抽长江水３７亿立方米，使大旱的苏北当年粮食还增产。
这一切，陈云当然了如指掌。
１９７５年邓小平主持全国整顿期间，陈云频繁外出视察，对能源、化工、机械、钢铁企业进行调查研究。７月１６日，陈云专程来到扬州，考察了他一直在关心的江都抽水站。他凭着丰富的管理经济工作的经验，对这项工程给予了肯定和支持：“南水北调是造福子孙后代的大事”，“这是一个大工程，要有长期规划。由于我国目前财力有限，工程只能分段进行”⑩。
在１９７７年６月２日跟评弹工作者的谈话中，陈云又说：“我们现在是８亿多人，靠１５亿亩土地，不容易啊！何况像今年这样，你们这里雨落得多，北方没有雨，大旱，要丰收，可不容易。粮食问题要解决，怎么解决？还是要靠自己啊！我们想了个办法，解决北方的土地有水灌溉，叫‘南水北调’。‘南水北调’就是‘南粮北调’！有了水，北方的土地好灌溉，粮食才能得丰收。我们把长江的水调到古运河里，为这件事，我特地去看了看。先设法达到１秒钟１０００个流量，就是说１秒钟有１０００个立方，调到北方去。这是个大计划，国家投资３５亿，计划１０年，现在是几路夹攻，扬州、安庆、丹江口，把这个工程搞起来，把水调到华北去。如果不搞这个东西，北方会弄得洗脸都没有水，以后还要买罐头水，瓶装的。”[11]
到了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２７日，举世瞩目的南水北调工程在经过了多年的酝酿、设计、部分施工后，终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江苏、山东施工现场同时举行开工典礼。预计到２０１０年，中线工程的受益者北京将喝上长江水，华北缺水地区的农田将得到长江水的灌溉。到那时，陈云和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们曾经设想的良好愿望将成为现实。
解决缺水问题，一方面是借水、调水，另一方面是节水。作为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极为重要的保证，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越来越受到社会上有识之士的特别关注。陈云自然也特别关注这一问题。
１９７９年，身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财经委员会主任的陈云，给时任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和秘书长的李先念、姚依林写信，提出经济建设必须极早注意两个问题，其中之一就是水资源问题。他说：“有些地区水资源已很紧张，如天津、北京等地。今后工厂的设立必须注意到用水量。”“即使有水资源的工厂，也应该有节约用水的办法。”
１９９０年，陈云已退居二线，担任了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他依然关注着“水”这个“战略性的大问题”，要求把我国水资源的开发利用问题提高到战略高度来认识。１９９０年初，陈云得知我国著名的水利专家、清华大学教授张光斗等写了一篇关于《我国水资源的问题及其解决途径》的文章，便通过当时的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希望看看这篇文章。６月６日，陈云将这篇文章转送江泽民等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参阅。他还在信上写了一段重要批示：
张光斗、陈志恺同志就我国水资源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之后，提出了很重要的意见。水的问题始终是一个大问题。要从战略高度来认识水的问题的严重性。各级领导部门，尤其是经济、科技领导部门，应该把计划用水、节约用水、治理污水和开发新水源放在不次于粮食、能源的重要位置上，并列入长远规划、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加以实施，以逐步扭转目前水资源危机的严重状况。
６月１０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在这份材料上批示：“在考虑八五规划时，得认真研究一下水的问题。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是应该未雨绸缪。”过后，国务院有关领导仔细听取了水利部门的汇报，在经过专题研究之后，在同年底十三届七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中，专门就水的问题写了一段话：“水利是农业的命脉。长江、黄河的水灾仍是中华民族的心腹之患。今后１０年要加强大江大河大湖的治理，有计划地建设一批防洪、蓄水、引水的大中型项目，提高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抓紧进行南水北调工程的建设，缓解北方水资源紧缺的矛盾。”[12]国家还编制了《中国水利２１世纪议程》，提出了水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总体目标。
应该说，在陈云的重视和建议下，水资源的开发利用被纳入了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范畴。今天看来，陈云关于“从战略高度认识我国水资源的开发利用”的思想，多么富有远见和长远指导意义！
１９９２年，已经离休的陈云从收音机里听到上海水源也出现紧张的消息，十分关心和着急。他连续几天不爱讲话，身边工作人员都知道这是他多年来形成的思考重要问题的习惯，也不去打扰他。一天，陈云突然问身边工作人员：“你们帮我算一算，城市居民用抽水马桶大小便，一天需要多少水？”工作人员告诉他，一般情况下，每人每天约需要８０公斤水来冲马桶。如果把马桶改为小便池的话，可以节省大约２０到３０公斤水。陈云听后欣慰地笑了：“看来，我国节水的潜力大有可为。”现在，城市节水问题已经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共识，从这一件小事可以想见，陈云是怎样时刻关注祖国人民的生活、长远利益和国家的改革开放事业的。
注 释：
①②《陈云文选》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２版，第１２５页。
③这是一个苏州弹词开篇的名字。
④曾培炎主编：《新中国经济五十年（１９４９—１９９９）》，中国计划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２４７页。
⑤以上引文均见《陈云文选》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２版，第２３６页。
⑥《人民日报》１９８５年９月２４日。
⑦⑨张行彬：《忆毛主席和周总理对长江的关怀》，《中央档案馆丛刊》１９８７年第６期，第１３页、５页。
⑧⑩《陈云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４５页，第１９８页。
[11]引自《陈云同志对评弹工作的指示》，１９７７年６月２日。
[12]《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１３８４页。
陈云是举世公认的经济专家。他既善于抓宏观的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大事，也注意从一点一滴的小事抓工作。善于算经济账，是他终其一生的职业特点。在主持国家经济工作的时候是这样，甚至在退休以后，在他的晚年，也是这样。他常说，搞经济建设必须学会算经济账。一粒米、一滴水、一度电，都是社会主义大厦的基础单位，不可小视。因此，在很多事情上，他都是从一点一滴的事情抓起，进而形成大的决策的。
一
陈云曾经不止一次地说：“我是管吃饭穿衣的。”建国以来，陈云多次在党和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提出切实可行、卓有成效的解决办法，受到党内外的高度评价。
１９７７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即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作为这场新的“革命”主帅的邓小平和陈云，克服重重阻力，在极力推动着历史的车轮艰难向前。这年夏天，在杭州休养的陈云，尽管还没有恢复中央重要领导职务，但他已经把注意力集中到他最为关心的农业问题、最主要的是粮食问题和水利问题上了。
陈云有一句名言，叫：“粮食定，天下定；粮食紧，市场紧。”①在“大跃进”的狂热年代，陈云冷静地告诫大家：我国粮食问题还没有过关。改善人民生活，吃还是第一位。因此，“我认为不管今年粮食增产多少，都必须省吃俭用，控制销量。抓住这一头，十分重要”②。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我国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陈云建议进口粮食，从而渡过了危机，使国民经济趋于好转。
１９７７年６月２日上午，在听完浙江省曲艺队演唱的中篇弹词《李双双》后，陈云在跟演员和有关负责同志谈话时，讲到要重视农村市场问题：“我国绝大多数是农民，农业现代化，为的是要解决吃饭问题，不吃饭不成功。”在询问了演员每月的粮、糖、肉、油等的定量后，陈云又说：“听说，你们的《李双双》演出，有卖黑市票，４角钱（原价２角）还要加两张香烟票。要凭票买东西，为啥？东西不够，够了就不需要票证了嘛！肉呀、糖呀、布呀等等问题，统统是个粮食问题。粮食够吃了，就可以拿出一些土地种些糖蔗、油料，所以归根结蒂还是个吃饭问题。正像你们《一粒米》③唱的：吃饭是桩大事体。”“农业发展到一定程度要工业支援，工业支援的前提还是吃饭第一。”
他说：“我们农业不过关呀。现在全国人民在集中力量解决农业的问题，有了粮，才能有糖，有肉，有油，有布，有工业原料。”
大约半个月以后，６月１９日下午，在杭州召开的评弹座谈会上，除了讲评弹问题以外，陈云又顺便说到了粮食问题：“粮食很重要啊！苏州地区上交商品粮２５亿斤，黑龙江３０亿斤。去年天不好，交不上。交不上就没有能代替交的。农业学大寨，要鼓干劲。现在我国人口不是８亿了，实际上是９亿１３００万。”他加重语气，强调说：“这么多人要吃饭。社会主义国家连饭也吃不上，还有什么优越性！”
他以丰富的经济工作经验，深有感触地论述道：
农业不过关，工业就跑不快。过去几次工业下马，都是农业扯后腿。农业问题，主要是粮食问题。粮食稳住了，其他都能稳住。粮食一涨价，其他都要涨。
全国解放前夜，我到了上海，那时物价还在上涨。我们研究之后，从各处调来了粮食，后来物价就逐步稳定了。１９５３年９月，新粮上市，还是收购的少，卖出的多。我们开了１０天会议，研究粮食问题，提出统购统销。在政治局会议上，我向毛主席汇报，如果不搞统购统销，计划经济就要被冲垮，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就无法顺利进行。中央最后定下来了。
四个现代化，农业是第一位。我现在常常想的就是这个问题。
到了１９７８年１２月，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的发言，即《关于当前经济问题的五点意见》中，第一条就提出了粮食问题，并说：“我认为，这是大计，这是经济措施中最大的一条。”
经过了１０年“文化大革命”，我国城乡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没有提高。在农村，农业生产增产不增收，分配不能兑现，特别是四处向农民伸手的现象还很严重，农业劳动力每人平均粮食占有量和农业劳动生产率都很低。从１９５７年到１９７７年的２０年中，由于人口增长过快，虽然粮食产量有所提高，但每年增加的粮食产量实际上只能大体满足新增人口的需要。长期以来，人均粮食占有量仍只有６００斤左右，１９７７年只有５９８斤。１９７７年农村人口中有１亿４０００万人的平均口粮在３００斤以下。全国农村还有约２．５亿人口（占人口总数的２６％）没有解决温饱问题④。就是当时农业搞得比较好的四川省，大部分生产队也只能进行简单再生产，不少农民的口粮在３００斤以下。这些情况表明，农民口粮不足问题仍是最不稳定的因素。
为了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促进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转，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从１９７６年１２月到１９７８年１１月，中央先后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全国铁路、煤炭、计划、农田基本建设、冶金、交通以及林业、水产会议，解决国民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并很快取得了成效。１９７８年，国家还进一步恢复了一些行之有效的管理办法。１９７７年底和１９７８年初，四川、安徽两省改革了农村经济政策，强调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要求减轻社员的负担，坚持实行按劳分配，开展多种经营，允许发展家庭副业，进而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但是，由于“左”的错误思想还严重束缚人们的思想，一些重大问题迟迟未能解决，国民经济的发展仍然迈不开大步。在农村除个别地区条件稍好些以外，大部分农村粮食产量仍处在低水平发展阶段，经济领域的问题还十分严峻。
陈云对这种形势有清醒的认识。他说：我们不能到处紧张，在处理经济问题时，要“先把农民这一头安稳下来”。怎么“安稳”呢？陈云指出：“农民有了粮食，棉花、副食品、油、糖和其他经济作物就都好解决了。摆稳这一头，就是摆稳了大多数，七亿多人口稳定了，天下就大定了。”
之前，陈云在一份内参上曾看到一条“延安还有不少群众靠讨饭过活”的消息，十分感伤。他有针对性地感叹道：“建国快３０年了，现在还有讨饭的，怎么行呢？要放松一头，不能让农民喘不过气来。如果老是不解决这个问题，恐怕农民就会造反，支部书记会带队进城要饭。”
在粮食产量不够、又要稳定农村这一对矛盾下，为了给农民以休养生息的机会，陈云提出的解决办法是进口粮食，而且主张多进口一些，“在三五年内，每年进口粮食可以达到２０００万吨”。提出这个观点，当然会遭到一些人的反对， 尤其是从世界最主要的粮食出口国——美国购买粮食，许多人接受不了，认为这是“修正主义”，但陈云不为所动。他解释说，不能说“吃进口粮是修正主义”。“１９６１年庐山会议期间，我就请示过毛主席，可否通过法国转口购买美国粮食。毛主席说可以。现在有了中美上海联合公报，可以直接向美国购买粮食”。
对于进口粮食的数量，陈云说：“粮食进口多一些不要紧。农民稳住了，事情就好办了。如果感到粮食进口多了，下一年少进一点就是了。”由于这是大计，是最主要的经济措施，所以，“进口粮食的时间，不只是三五年，时间还可能长些，数量则可能少些”⑤。
在陈云以“粮食为主”的思想指导下，“五五”期间，国家加大了对农业的投资力度，投资总额达到２４６．０８亿元，年均４９．２１６亿元，因此创下了建国以来粮食总产量增长最快的记录。１９８４年全国粮食产量达到４０７３１万吨，创建国以来最高记录，出现了“粮食定，天下定”的稳定局面。
１９８３年１０月，一位地方负责同志对粮食产量过于乐观，给中央负责同志打电话请求解决粮食出路问题。陈云看到这份材料，冷静地批示道：“请国务院、财经小组研究。依我看来，中国的粮食并不多，每年还进口１０００多万吨。”陈云始终提醒大家不要头脑发热，不要以为粮食在我国已经不成问题了，否则是要吃亏的。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期，由于我国的粮食总产量连续增长，导致一些人开始忽视农业，支持农业的政策后来有了较大的松动，对农业的投资从“五五”时期的９．０％降低到“六五”时期的５．１％，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失调，最终直接导致了１９８５年以后粮食生产的大幅度滑坡，出现了几年的徘徊局面。这从反面说明，粮食问题确实仍是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也说明陈云的警告不是没有道理的。
１９８５年９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陈云再次提醒大家说：“现在有些农民对种粮食不感兴趣，这个问题要注意。”“１０亿人口吃饭穿衣，是我国一大经济问题，也是一大政治问题。‘无粮则乱’这件事不能小看就是了。”⑥进一步阐述了粮食在国民经济和社会稳定中的重要作用。
联系今天我们遇到的“三农”问题，重温陈云的这些论述，是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的。
二
陈云重视粮食问题，也重视我国水资源的开发与利用，认为这同样是攸关国计民生的大事。
水是基础性的自然资源和战略性的经济资源。党和国家领导人历来重视水的问题，周恩来曾说：“２０年我关心两件事，一是上天（指我国的航天事业——引者注），二是水利，这是关系人民生命的大事，我虽是外行，也要抓。”⑦陈云也很重视水的问题，尤其是从农业灌溉的角度，考虑得更多。
早在１９６０年１０月，陈云在同河南省委负责人谈话时就指出：“解决中国的农业问题，水是很重要的。一取天然之水，二取地下之水，三取外来之水。河南水不够，需要从南方借水，要研究水的来源问题。”⑧他还在两天后的１０月２４日，冒雨视察了三门峡水库大坝建设工程。
我国是人均水资源短缺的国家。水资源在时间和地区上分布又很不平衡：北方水少；南方水多；汛期降雨集中，其他时间则干旱少雨。以长江为界，江北水系流域面积占全国国土面积的６３．４％，水资源量仅占全国的１９％，长期干旱缺水，尤其西北、黄淮海地区拥有水量更少；而江南水资源较为丰富，有时还爆发洪涝灾害。从城市用水状况来看，全国近５２０个城市中，有３００个城市缺水，其中１００个严重缺水。北方８０％的城市供水不足，由此造成的城市工业损失每年高达１２００亿元，由水源污染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也有４００亿元。总之，北方地区严重缺水，水资源供求矛盾非常突出。
为了解决我国水资源缺乏、尤其是北方缺水的问题，建国初期毛泽东就提出一个宏伟设想：“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一点水来是可以的。”⑨此后，专家提出一项实现我国水资源优化配置、有效改善北方广大地区干旱缺水状况的跨流域调水的战略性大工程——“南水北调”。经过几十年的规划、勘测和设计，国家决定通过东、中、西三条调水线路，与长江、淮河、黄河、海河相互连接，实施这项宏伟工程。
陈云虽然没有具体负责这项工程，但他十分重视和支持。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期，处于设想中的调水东路的淮河干流，由于安徽省修建了蚌埠闸，下游的江苏省感到了用水的危机，首先提出借用淮河这条南北水上通道，将长江的水调上来，解决农业的灌溉问题。这一方案与专家的设想不谋而合，很快就得到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重视，批准兴建江都水利枢纽。江都水利枢纽，是南水北调的起点，以４座大型电力排灌泵站为主体，辅以１７座水闸、船闸、变电所，发挥了灌、排、引、调、发电、通航相结合的作用。装机量３３台套的江都抽水站，从１９６１年起建设，到１９７７年完成，全部由中国自行设计、施工、制造和安装，是国内第一座大型电力泵站。在１９６６年大旱之年，淮河断流１４６天，洪泽湖干枯，江都泵站连续开机４１４天，抽长江水３７亿立方米，使大旱的苏北当年粮食还增产。
这一切，陈云当然了如指掌。
１９７５年邓小平主持全国整顿期间，陈云频繁外出视察，对能源、化工、机械、钢铁企业进行调查研究。７月１６日，陈云专程来到扬州，考察了他一直在关心的江都抽水站。他凭着丰富的管理经济工作的经验，对这项工程给予了肯定和支持：“南水北调是造福子孙后代的大事”，“这是一个大工程，要有长期规划。由于我国目前财力有限，工程只能分段进行”⑩。
在１９７７年６月２日跟评弹工作者的谈话中，陈云又说：“我们现在是８亿多人，靠１５亿亩土地，不容易啊！何况像今年这样，你们这里雨落得多，北方没有雨，大旱，要丰收，可不容易。粮食问题要解决，怎么解决？还是要靠自己啊！我们想了个办法，解决北方的土地有水灌溉，叫‘南水北调’。‘南水北调’就是‘南粮北调’！有了水，北方的土地好灌溉，粮食才能得丰收。我们把长江的水调到古运河里，为这件事，我特地去看了看。先设法达到１秒钟１０００个流量，就是说１秒钟有１０００个立方，调到北方去。这是个大计划，国家投资３５亿，计划１０年，现在是几路夹攻，扬州、安庆、丹江口，把这个工程搞起来，把水调到华北去。如果不搞这个东西，北方会弄得洗脸都没有水，以后还要买罐头水，瓶装的。”[11]
到了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２７日，举世瞩目的南水北调工程在经过了多年的酝酿、设计、部分施工后，终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江苏、山东施工现场同时举行开工典礼。预计到２０１０年，中线工程的受益者北京将喝上长江水，华北缺水地区的农田将得到长江水的灌溉。到那时，陈云和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们曾经设想的良好愿望将成为现实。
解决缺水问题，一方面是借水、调水，另一方面是节水。作为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极为重要的保证，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越来越受到社会上有识之士的特别关注。陈云自然也特别关注这一问题。
１９７９年，身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财经委员会主任的陈云，给时任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和秘书长的李先念、姚依林写信，提出经济建设必须极早注意两个问题，其中之一就是水资源问题。他说：“有些地区水资源已很紧张，如天津、北京等地。今后工厂的设立必须注意到用水量。”“即使有水资源的工厂，也应该有节约用水的办法。”
１９９０年，陈云已退居二线，担任了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他依然关注着“水”这个“战略性的大问题”，要求把我国水资源的开发利用问题提高到战略高度来认识。１９９０年初，陈云得知我国著名的水利专家、清华大学教授张光斗等写了一篇关于《我国水资源的问题及其解决途径》的文章，便通过当时的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希望看看这篇文章。６月６日，陈云将这篇文章转送江泽民等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参阅。他还在信上写了一段重要批示：
张光斗、陈志恺同志就我国水资源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之后，提出了很重要的意见。水的问题始终是一个大问题。要从战略高度来认识水的问题的严重性。各级领导部门，尤其是经济、科技领导部门，应该把计划用水、节约用水、治理污水和开发新水源放在不次于粮食、能源的重要位置上，并列入长远规划、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加以实施，以逐步扭转目前水资源危机的严重状况。
６月１０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在这份材料上批示：“在考虑八五规划时，得认真研究一下水的问题。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是应该未雨绸缪。”过后，国务院有关领导仔细听取了水利部门的汇报，在经过专题研究之后，在同年底十三届七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中，专门就水的问题写了一段话：“水利是农业的命脉。长江、黄河的水灾仍是中华民族的心腹之患。今后１０年要加强大江大河大湖的治理，有计划地建设一批防洪、蓄水、引水的大中型项目，提高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抓紧进行南水北调工程的建设，缓解北方水资源紧缺的矛盾。”[12]国家还编制了《中国水利２１世纪议程》，提出了水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总体目标。
应该说，在陈云的重视和建议下，水资源的开发利用被纳入了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范畴。今天看来，陈云关于“从战略高度认识我国水资源的开发利用”的思想，多么富有远见和长远指导意义！
１９９２年，已经离休的陈云从收音机里听到上海水源也出现紧张的消息，十分关心和着急。他连续几天不爱讲话，身边工作人员都知道这是他多年来形成的思考重要问题的习惯，也不去打扰他。一天，陈云突然问身边工作人员：“你们帮我算一算，城市居民用抽水马桶大小便，一天需要多少水？”工作人员告诉他，一般情况下，每人每天约需要８０公斤水来冲马桶。如果把马桶改为小便池的话，可以节省大约２０到３０公斤水。陈云听后欣慰地笑了：“看来，我国节水的潜力大有可为。”现在，城市节水问题已经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共识，从这一件小事可以想见，陈云是怎样时刻关注祖国人民的生活、长远利益和国家的改革开放事业的。
注 释：
①②《陈云文选》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２版，第１２５页。
③这是一个苏州弹词开篇的名字。
④曾培炎主编：《新中国经济五十年（１９４９—１９９９）》，中国计划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２４７页。
⑤以上引文均见《陈云文选》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２版，第２３６页。
⑥《人民日报》１９８５年９月２４日。
⑦⑨张行彬：《忆毛主席和周总理对长江的关怀》，《中央档案馆丛刊》１９８７年第６期，第１３页、５页。
⑧⑩《陈云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４５页，第１９８页。
[11]引自《陈云同志对评弹工作的指示》，１９７７年６月２日。
[12]《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１３８４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