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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５年９月２日，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军舰上，举行了日本向盟国无条件投降的签字仪式。
６０年前胜利结束的抗日战争，是中日两国间的生死较量，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２０世纪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进程中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之一。此后半个多世纪乃至于今天中国与世界的历史演进与政治格局，既是当代历史与现实社会变化的结果，也与６０年前那场关乎人类与中华民族命运的战争有着密切的关联。在尘埃落定的今天，重新审视这场战争的性质及其所包含的丰富经验、教训及深远影响，具有重要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一
１９世纪中叶，中日两国相继被英、美等西方列强武力打开国门，亚洲被纳入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全球扩张的势力范围，以儒家文化及封建经济实力长期主导东亚格局的中国，被迫卷入世界资本体系并沦落为半殖民地。最后导致国力大衰。
面对新的世界及亚洲格局的变动，素有文化引入经验的日本率先开放改革，至明治维新即成功建立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展开了日本社会向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转型。早期日本的资本扩张，首先由朝鲜半岛进入中国东北，进而指向全中国。日本侵略中国的“大陆政策”，其基本思路是由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侵略扩张本性所决定的，这是日本侵略战争的根本动因。中国国力的衰弱，便成为日本挑战中国并走向亚洲的先决条件。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扩张，不可避免地要与英美等西方列强的在华利益冲突。一般而言，日本尚不具备足够的与美、英、俄等列强挑战的实力，所以自１９世纪末，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扩张是逐渐进展的。先是击败清朝军队占据朝鲜半岛，然后又击败俄国而控制中国辽东半岛，并乘“一战”时期德国无力东顾而侵入山东半岛，开始成为在中国发挥重要影响的殖民主义新势力。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后，“日不落帝国”英国的过度侵略扩张而导致其力量的空洞化，不得不在全球范围内实施收缩政策。３０年代初，纳粹德国在欧洲的侵略扩张，引起了英、美极度恐慌。为避免两线作战，英、美对日本在中国的步步进逼采取妥协让步政策，亚洲格局正在悄悄发生变化。国际形势及亚洲格局的变动，提供了日本对中国进行更大侵略扩张的必要条件，也使日本取代中国而主宰东亚的野心日益膨胀。此时，中国正经历着从北洋军阀时代的政治与社会极度动荡向国民党统治日益稳定的过渡。一些狂妄的日本人担心，中国的政治稳定及国力增长，将彻底断送日本占有中国市场的可能性，以为“这是日本称雄东亚的最后机会”。诸种因素决定了日本侵华战争爆发的必然性。
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日军以少数兵力占领东北重镇沈阳；强调国力差距和“攘外必先安内”而奉行“不抵抗主义”的国民党政权，企图以局部解决的方法避免中日全面战争的爆发。国民党政府的妥协政策导致日军无所顾忌地大举北上，以致东北全境沦陷。此时，日本视苏联为主要威胁，出兵东北是其实施北进苏联的重要步骤，也是日本迈出称霸东亚的重要一步，中日两国事实上进入局部战争状态，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国战场的帷幕已经拉开。
１９３７年７月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迅速增兵占领东部中国，大有雄霸亚洲之势。此时，日本打出了“大东亚共荣圈”的旗号，强调黄种人对白种人的作战，意在以种族意识平息中、朝等国对其侵略的反抗。１９３９年，由于苏德签订和约，日本企图利用苏德战争首先制服苏联的计划受阻。此时，日本并未向英、美势力挑战，也在积极谋求对中国的诱降。但有英、美支持的国民党政权，在全国人民奋起抗日的压力下，不得不继续进行抵抗，加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武装的坚决有力的抵抗，彻底打乱了日本迅速结束侵华战争的美梦。在日本看来，不彻底将英美势力赶出亚洲，中国就不会放弃抵抗，称霸亚洲的理想也无从实现。１９４０年，随着德、意、日签署军事同盟条约，轴心国集团形成，加上《日苏中立条约》的签订，彻底使日本无北顾之忧，于是，日本“南进”政策确定，并终于在东南亚对英、美军队发起攻击。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７日日军偷袭珍珠港的事件，也是日本出于彻底破坏美国海军实力，使之无力干涉亚洲事务的构想。
为抵抗日本的侵略，中国加入了反法西斯同盟，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上的重要一员。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虽然主要在中国战场，但其影响却不限于中国及亚洲大陆，它的胜负直接决定着太平洋战场的整个局势，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战场的胜负，也是世界诸强重组亚洲格局的关键所在。
从世界体系下的中国这一角度来看，１９３１年日军在中国东北挑起的“九一八”事件，可以称得上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奏；１９４５年８月日本最后宣布无条件投降，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的标志。
显然，中日战争是在国际背景下爆发的，是一场有关世界诸强重组亚洲格局的生死较量。
二
近代世界的历史表明，任何一个民族的振兴与发展，都离不开世界历史进程的影响，离不开其对世界重大事务的贡献，也离不开与世界各国的平等交往与密切联系。
中华民族在近世的衰弱，除了自身资本主义萌芽在封建主义与外国资本主义内外压迫下无力长大的原因外，也与明清之际两朝政权长期奉行闭关锁国政策不无关系。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国际舞台上毫无地位可言，一直被排斥在世界性的政治、经济体系之外。封建中央集权体制的清朝覆亡后，继之而起的民国共和体制，在袁世凯的军人强权统治下发生了异变，随之又沦入北洋军阀及政客们你争我夺的政治动荡中。此时，在世界各资本帝国主义迅速澎胀的进程中，泱泱中国仍然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贫弱状态。国民党执政后，局部统一的中国政治相对稳定，经济有所好转，争取“关税自主”运动虽然为中国挽回了一些本来应有的经济收入与主权，但在相继发生的“济南惨案”、“南京事件”、“万县事件”中，列强视中国如无物的霸道无处不在。中国在国际上没有与世界诸强平等对话的资格，在世界性的政治与经济事务中也无力发挥重要的作用。
直至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中国的国际地位才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如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所言：“到１９３７年底，可以清楚地看到日本的国际地位正在下降，而中国的国际地位正在成反比地被提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性更进一步地显现出来。
中国的抗战，牵制了日本陆军总兵力的三分之二，削弱了日军南进的实力，支持了太平洋战场上英美联军的作战。中国的抗日战争共歼灭日军１５０余万，约占日军在“二战”中伤亡总数的７０％，对迫使日本最终投降做出了决定性贡献。世界各反法西斯国家逐渐认识到，没有中国的坚持抗战，日本军队就会全力南进东南亚与东攻太平洋，欧美各国将无法顺利执行“先欧后亚”战略，全力打击德、意法西斯。因此，中国被迅速地接纳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重要成员，国际地位大大提高。１９４２年元旦，２６个国家共同签署《联合国家宣言》时，中国作为与英、美、苏并列的四大国之一领衔署名。随后，蒋介石出任中国战区盟军最高司令。１９４３年１１月，蒋介石代表中国政府前往开罗参加中、英、美三国首脑会议，共同商讨对日作战事宜，并发表了著名的《开罗宣言》，这是中国政府首脑第一次出席最高级别的国际会议，在国际事务中开始发挥重要的影响。１９４５年４月２５日，中国又作为四大国之一发起旧金山会议，共商建立“联合国家国际组织会议”，即６０年来一直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不可替代作用的联合国。在四大国首席代表轮流主持下，《联合国宪章》正式出台，中国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的大国地位再次得到确认。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出席大会的中国共产党代表董必武，亲自参与了联合国的创建，不仅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在抗战中的地位与影响日益增长，也充分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地位大大提高。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中国的抗战，不仅得到了以陈嘉庚为代表的无数华侨的捐输与支持，得到了白求恩、柯棣华等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的无私援助，而且由于其对“二战”所具有的全局性影响，也获得了来自世界诸多国家及地区的大量援助。美国总统罗斯福更明确宣称：要不惜代价使中国坚持抗战，这是同盟国的利益所在。英国的贷款、美国的贷款与军援等，也成为中国坚持抗战不可缺少的条件。抗战后期，中国远征军进入印、缅作战，以打通与保护对外国际通道，并支持节节败退的英军，其浴血奋战的事迹，显示了中国军队永不屈服、顽强抵抗的反侵略精神，中国抗战的国际化性质日益显著。
抗战期间，依据实际国情，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体系进行中国化的再创造，创建了以毛泽东思想为核心的新的思想体系。以实事求是为思想路线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实践中迅速成长壮大起来，不久即夺取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并成为“二战”结束后社会主义阵营中极其重要的政治力量。显然，这一理论的创立以及在其指导下的成功实践，既是中国共产党在民族解放战争中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象征，也是其在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中作出伟大贡献的重要标志。
三
直至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中国社会处于从传统向现代化转型的初始阶段，虽然新民主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未成定局，但经济与政治在这两个方面的现代化形态已露端倪，问题是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华民族和国家的观念，并未成为多数国民的共识，广大国民仍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然而，一场不期而至的抗日战争，使全体国民一下子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威胁。在敌人的炮火中，中华民族完成了从《松花江上》的哀怨到《义勇军进行曲》的怒吼的转变，抗日战争成为中华民族精神气概迅速成熟的催化剂。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凝聚力的增强，从根本上决定了抗日战争的进程与结局。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中国抗日战争发展的历史轨迹，完全锁定在毛泽东这一个英明预断之内。
抗战爆发后，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激发了全国人民、特别是广大农民从朴素的保家卫村意识向爱国主义境界的提升。在中共领导的各根据地区域，减租减息政策带给农民巨大的经济利益，农民们则以积极参加各根据地政权的事务作为回报。战争的残酷与中共力量在各地深入持久的动员与宣传，使许多农民逐渐意识到了保家卫村与根据地的存在和国家危亡间不可分割的关系，从而积极投身抗战，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参军参战热潮。在晋察冀根据地，年逾花甲的老太太也能说出这样慷慨激昂的话：“别看我已是快到６０岁的老太婆，我也知道救国打日本的事儿。乡亲们！齐心吧！大家伙儿帮助救国”……距北平仅几十里之遥的野三坡，由于高山阻碍，长期与外界隔离，山民在１９２９年才知道清朝已经灭亡。在中共领导下，野三坡的山民积极支持抗战，“三坡的村长，早已亦是民选了，在封建统治下被目为野蛮的三坡人民现在亦已享受民主政治的赐予，运用民主的权利了”。诚如日本学者池田所言：抗日战争时期，在敌后根据地的建设中，中国共产党通过自己的正确主张、政策和行动，把人民群体团结在一起，实现了“人民的统一”。
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在华北敌后的抗战中表现得非常突出，在其他地区的抗战中同样表现得十分明显，它是中华民族克服一切困难、万众一心、坚持抗战不可缺少的精神动力，也形成了民族生存高于一切政治纷争的巨大舆论压力。民国以来，无论是北京政府时期还是国民党统治时代，诸种地方势力间的政治纷争难以平息，国共两党也为各自的政治利益与社会理想展开战争。然而，日本的步步进逼和全国汹涌澎湃的抗日救亡热潮，不仅推动了国民党政权逐步转变政策并于七七事变后被迫转向抗日，也使诸种势力纷纷宣告拥护并服从国民政府的抗战领导，国共两党更是捐弃前嫌，携手合作，共赴国难，形成了民国历史上第一次诸种政治力量的大团结，尽管这种团结充满矛盾斗争，但全民族的抗战有了根本性的保证。
民族意识的觉醒，不愿做亡国奴、不愿中国文化从此灭亡的信念，推动着中国精神的横空出世。
从近代到现代，在克服种种变异及困难中，中国文化的演变，曾一度在一定范围划出了一条从“国粹论”、“中体西用论”到“全盘西化论”的轨迹，与之相适应的则是中国经济与政治从封建传统向所谓现代实则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快速转型。然而抗日战争的爆发，打断了这样一条文化与社会的所谓现代化的路径。为了保持中华民族的生存权及中国文化的固有品质，唤起广大民众的文化自豪感与民族尊严感，反击日本侵略者企图灭亡中国文化的无耻与妄想，一场创造新的“中国精神”的运动应运而生。
全面抗战爆发前，文艺界便已在致力于以救亡为目的的“大众化”、“通俗化”运动，强调“文艺下乡”以动员民众投身抗战。全面抗战爆发后，以通俗化、大众化、民间化、民族化为特征的“抗战文艺”如日中天，街头剧、演讲会、秧歌舞、打油诗、地方戏曲等民众通俗易懂的文艺形式，以御敌的民族英雄、灿烂的传统文化为内容，深情地赞颂着中国文化的优良品质，成为激发广大民众抗战热情的有力武器。
为坚持抗战，国民党人极力提倡重塑民族精神的运动，蒋介石多次谈及所谓“中国人的思想”、“中国人的精神”等，但国民政府１９３９年间发起的“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及其所倡导的“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等口号，骨子里却是借倡导民族文化复兴运动以动员国民抗战精神之名，行以封建传统道德及国家与民族崇拜意识，将广大民众一统于国民党的旗帜下之实；借抗战宣传动员之名，行“党化”独裁之实。
中国共产党人在抗战时期则经历了一场关于中国前途和命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过程。经过对苏维埃时期失败与教训的痛定思痛，深知中国国情的毛泽东，于１９３８年１０月的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提出：应该“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不能“离开中国的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此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与以苏联及共产国际指示为圭臬的王明等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通过延安整风运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成为战时中国共产党重建意识形态的主题，而且成为后来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毛泽东思想这一指导思想的确立，对于中国革命的胜利，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中华民族意识在广大民众心中的日益觉醒，新的“中国精神”的推崇与建设，是在一场前所未有的反侵略战争中，为避免中华民族“亡国灭种”、争取民族自决权、争取中国文化独立权的努力。这一文化运动，极大地丰富了抗日战争的内容与意义。
四
抗日战争是国际、国内多种因素作用下的结果，也具有深刻影响和改变现代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意义。
抗日战争是决定中国革命前途的战争，经此时期后，国共两党的命运发生了截然不同的变化。“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中国步步进逼，直至“七七”事变爆发而引起中日两国的全面对抗。本来抗战掀起的爱国主义民族热情，为巩固国民党的政治统治提供了极好的民众基础。然而，退至大西南诸省的国民党，没有、也不可能在战时体制建设上进一步完善，反而在与三青团的纷争里内耗大增，党政军诸种关系的矛盾日益加剧，在官僚资本的蚕食下陷入政治腐败的泥潭。“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民谣，正是民众对国民党政权偏安重庆的极度失望的情绪写照。
与国民党完全相反，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为求得自身的生存及发展，中国共产党人在敌后抗战中认清了中国革命只有赢得人民支持才能胜利的道理，而要得到人民信任，就必须为人民谋利益，必须建立民主政权以获得全国绝大多数阶层的支持。
抗战开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即深入华北各地建设敌后抗日根据地，一改苏维埃时代的土地政策，推行更加切合现实需要的减租减息政策，在保证团结一切阶层进行抗战这一最大的民族利益的同时，通过减轻农民负担，带给农民利益，改善他们的生活，地富阶层在减少，中农阶层在增加，贫农雇农也减少，农民们脸上绽开了许多年不曾有过的笑容。看看李公朴先生的《华北敌后——晋察冀》吧，看看尼姆·韦尔斯的《续西行漫记》吧，看看中外记者西北考察团成员散见于各种报刊上的文章吧，这些记述抗战进程中民众生活与心态变化的精彩著述，为我们留下了当年敌后根据地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经济变革的真实记录，也为我们提供了广大农民为什么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基本史料。带给他们生活变革的中国共产党，自然需要农民提供兵源、扩大抗日的武装，在华北敌后根据地，征兵的动员是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进行的，“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这样的士兵组成的军队，你能怀疑其战斗力吗？
经济变革只是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变化之一，中国共产党人更为出色的作法，是推动各地农民参加基层政权的选举，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直接民主选举的尝试。它的基本特点是平等，除了个别汉奸、精神病患者外，各根据地的居民均具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从而极大地扩大了抗日政权的民众基础。１９４０年冬季，晋察冀边区的民主选举规模最大，参加选举的农民达到了空前的比例。全区有选举权的公民７０％以上参加了选举，中心区域达到９０％以上。针对农村中文盲较多、缺少选举经验的特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创造了一些行之有效的选举办法，如投豆法、背箱法、画圈法等，收到了良好效果。实地考察抗日根据地选举后，一位著名民主人士曾感叹地说：“他们这种选举方法，和可以发挥自主能力的各种事实，是给借口民众不识字、程度太低即不可能实行民主者以最有力的打击。事实证明，唯有在扶助民主中，才可以训练民众的能力，而达到完全的民主。”国民党员刘奠基也说：“我从没有想到二十年来追求的愿望——民主政治，会在今天敌后残酷的战争环境中实现。”
中国共产党还在基层政权中试行“三三”制的人员构成，规定必须除中共党员占三分之一外，党外积极分子和其他各党派人士及无党派人士也必须在政权构成中各占三分之一。如毛泽东所说，这样做的目的是，“将政治制度上国民党一党派一阶级的反动独裁政体，改变为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这种独立与民主的政权，才是真正的民主的抗日。为了保证民主政权的有效运行，真正能为人民服务，各根据地还在建立各级政权的同时，相应建立起对各级政权实行监督权的参议会，它不仅是民意机关也是真正的最高权力机关。
在长达１４年的中国抗日战争中，代表着先进文化方向、以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的中国共产党，抓住了历史性机遇，通过减租减息政策、倡导民主政治选举、建立“三三”制政权等措施，赢得了广大农民的支持，军事及政治实力大增。反观本来掌握着国家政治资源的国民党，在官僚资本的腐蚀下却日益沉沦。两党力量在抗战时期的此消彼长，成为中国政治进程的转折点。国民党在抗战后的国共决战中彻底失败，中国共产党人则获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历史前进的方向，建立了以振兴中华为目标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新中国。（责编张师）
６０年前胜利结束的抗日战争，是中日两国间的生死较量，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２０世纪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进程中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之一。此后半个多世纪乃至于今天中国与世界的历史演进与政治格局，既是当代历史与现实社会变化的结果，也与６０年前那场关乎人类与中华民族命运的战争有着密切的关联。在尘埃落定的今天，重新审视这场战争的性质及其所包含的丰富经验、教训及深远影响，具有重要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一
１９世纪中叶，中日两国相继被英、美等西方列强武力打开国门，亚洲被纳入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全球扩张的势力范围，以儒家文化及封建经济实力长期主导东亚格局的中国，被迫卷入世界资本体系并沦落为半殖民地。最后导致国力大衰。
面对新的世界及亚洲格局的变动，素有文化引入经验的日本率先开放改革，至明治维新即成功建立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展开了日本社会向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转型。早期日本的资本扩张，首先由朝鲜半岛进入中国东北，进而指向全中国。日本侵略中国的“大陆政策”，其基本思路是由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侵略扩张本性所决定的，这是日本侵略战争的根本动因。中国国力的衰弱，便成为日本挑战中国并走向亚洲的先决条件。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扩张，不可避免地要与英美等西方列强的在华利益冲突。一般而言，日本尚不具备足够的与美、英、俄等列强挑战的实力，所以自１９世纪末，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扩张是逐渐进展的。先是击败清朝军队占据朝鲜半岛，然后又击败俄国而控制中国辽东半岛，并乘“一战”时期德国无力东顾而侵入山东半岛，开始成为在中国发挥重要影响的殖民主义新势力。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后，“日不落帝国”英国的过度侵略扩张而导致其力量的空洞化，不得不在全球范围内实施收缩政策。３０年代初，纳粹德国在欧洲的侵略扩张，引起了英、美极度恐慌。为避免两线作战，英、美对日本在中国的步步进逼采取妥协让步政策，亚洲格局正在悄悄发生变化。国际形势及亚洲格局的变动，提供了日本对中国进行更大侵略扩张的必要条件，也使日本取代中国而主宰东亚的野心日益膨胀。此时，中国正经历着从北洋军阀时代的政治与社会极度动荡向国民党统治日益稳定的过渡。一些狂妄的日本人担心，中国的政治稳定及国力增长，将彻底断送日本占有中国市场的可能性，以为“这是日本称雄东亚的最后机会”。诸种因素决定了日本侵华战争爆发的必然性。
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日军以少数兵力占领东北重镇沈阳；强调国力差距和“攘外必先安内”而奉行“不抵抗主义”的国民党政权，企图以局部解决的方法避免中日全面战争的爆发。国民党政府的妥协政策导致日军无所顾忌地大举北上，以致东北全境沦陷。此时，日本视苏联为主要威胁，出兵东北是其实施北进苏联的重要步骤，也是日本迈出称霸东亚的重要一步，中日两国事实上进入局部战争状态，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国战场的帷幕已经拉开。
１９３７年７月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迅速增兵占领东部中国，大有雄霸亚洲之势。此时，日本打出了“大东亚共荣圈”的旗号，强调黄种人对白种人的作战，意在以种族意识平息中、朝等国对其侵略的反抗。１９３９年，由于苏德签订和约，日本企图利用苏德战争首先制服苏联的计划受阻。此时，日本并未向英、美势力挑战，也在积极谋求对中国的诱降。但有英、美支持的国民党政权，在全国人民奋起抗日的压力下，不得不继续进行抵抗，加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武装的坚决有力的抵抗，彻底打乱了日本迅速结束侵华战争的美梦。在日本看来，不彻底将英美势力赶出亚洲，中国就不会放弃抵抗，称霸亚洲的理想也无从实现。１９４０年，随着德、意、日签署军事同盟条约，轴心国集团形成，加上《日苏中立条约》的签订，彻底使日本无北顾之忧，于是，日本“南进”政策确定，并终于在东南亚对英、美军队发起攻击。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７日日军偷袭珍珠港的事件，也是日本出于彻底破坏美国海军实力，使之无力干涉亚洲事务的构想。
为抵抗日本的侵略，中国加入了反法西斯同盟，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上的重要一员。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虽然主要在中国战场，但其影响却不限于中国及亚洲大陆，它的胜负直接决定着太平洋战场的整个局势，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战场的胜负，也是世界诸强重组亚洲格局的关键所在。
从世界体系下的中国这一角度来看，１９３１年日军在中国东北挑起的“九一八”事件，可以称得上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奏；１９４５年８月日本最后宣布无条件投降，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的标志。
显然，中日战争是在国际背景下爆发的，是一场有关世界诸强重组亚洲格局的生死较量。
二
近代世界的历史表明，任何一个民族的振兴与发展，都离不开世界历史进程的影响，离不开其对世界重大事务的贡献，也离不开与世界各国的平等交往与密切联系。
中华民族在近世的衰弱，除了自身资本主义萌芽在封建主义与外国资本主义内外压迫下无力长大的原因外，也与明清之际两朝政权长期奉行闭关锁国政策不无关系。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国际舞台上毫无地位可言，一直被排斥在世界性的政治、经济体系之外。封建中央集权体制的清朝覆亡后，继之而起的民国共和体制，在袁世凯的军人强权统治下发生了异变，随之又沦入北洋军阀及政客们你争我夺的政治动荡中。此时，在世界各资本帝国主义迅速澎胀的进程中，泱泱中国仍然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贫弱状态。国民党执政后，局部统一的中国政治相对稳定，经济有所好转，争取“关税自主”运动虽然为中国挽回了一些本来应有的经济收入与主权，但在相继发生的“济南惨案”、“南京事件”、“万县事件”中，列强视中国如无物的霸道无处不在。中国在国际上没有与世界诸强平等对话的资格，在世界性的政治与经济事务中也无力发挥重要的作用。
直至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中国的国际地位才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如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所言：“到１９３７年底，可以清楚地看到日本的国际地位正在下降，而中国的国际地位正在成反比地被提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性更进一步地显现出来。
中国的抗战，牵制了日本陆军总兵力的三分之二，削弱了日军南进的实力，支持了太平洋战场上英美联军的作战。中国的抗日战争共歼灭日军１５０余万，约占日军在“二战”中伤亡总数的７０％，对迫使日本最终投降做出了决定性贡献。世界各反法西斯国家逐渐认识到，没有中国的坚持抗战，日本军队就会全力南进东南亚与东攻太平洋，欧美各国将无法顺利执行“先欧后亚”战略，全力打击德、意法西斯。因此，中国被迅速地接纳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重要成员，国际地位大大提高。１９４２年元旦，２６个国家共同签署《联合国家宣言》时，中国作为与英、美、苏并列的四大国之一领衔署名。随后，蒋介石出任中国战区盟军最高司令。１９４３年１１月，蒋介石代表中国政府前往开罗参加中、英、美三国首脑会议，共同商讨对日作战事宜，并发表了著名的《开罗宣言》，这是中国政府首脑第一次出席最高级别的国际会议，在国际事务中开始发挥重要的影响。１９４５年４月２５日，中国又作为四大国之一发起旧金山会议，共商建立“联合国家国际组织会议”，即６０年来一直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不可替代作用的联合国。在四大国首席代表轮流主持下，《联合国宪章》正式出台，中国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的大国地位再次得到确认。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出席大会的中国共产党代表董必武，亲自参与了联合国的创建，不仅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在抗战中的地位与影响日益增长，也充分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地位大大提高。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中国的抗战，不仅得到了以陈嘉庚为代表的无数华侨的捐输与支持，得到了白求恩、柯棣华等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的无私援助，而且由于其对“二战”所具有的全局性影响，也获得了来自世界诸多国家及地区的大量援助。美国总统罗斯福更明确宣称：要不惜代价使中国坚持抗战，这是同盟国的利益所在。英国的贷款、美国的贷款与军援等，也成为中国坚持抗战不可缺少的条件。抗战后期，中国远征军进入印、缅作战，以打通与保护对外国际通道，并支持节节败退的英军，其浴血奋战的事迹，显示了中国军队永不屈服、顽强抵抗的反侵略精神，中国抗战的国际化性质日益显著。
抗战期间，依据实际国情，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体系进行中国化的再创造，创建了以毛泽东思想为核心的新的思想体系。以实事求是为思想路线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实践中迅速成长壮大起来，不久即夺取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并成为“二战”结束后社会主义阵营中极其重要的政治力量。显然，这一理论的创立以及在其指导下的成功实践，既是中国共产党在民族解放战争中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象征，也是其在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中作出伟大贡献的重要标志。
三
直至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中国社会处于从传统向现代化转型的初始阶段，虽然新民主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未成定局，但经济与政治在这两个方面的现代化形态已露端倪，问题是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华民族和国家的观念，并未成为多数国民的共识，广大国民仍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然而，一场不期而至的抗日战争，使全体国民一下子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威胁。在敌人的炮火中，中华民族完成了从《松花江上》的哀怨到《义勇军进行曲》的怒吼的转变，抗日战争成为中华民族精神气概迅速成熟的催化剂。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凝聚力的增强，从根本上决定了抗日战争的进程与结局。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中国抗日战争发展的历史轨迹，完全锁定在毛泽东这一个英明预断之内。
抗战爆发后，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激发了全国人民、特别是广大农民从朴素的保家卫村意识向爱国主义境界的提升。在中共领导的各根据地区域，减租减息政策带给农民巨大的经济利益，农民们则以积极参加各根据地政权的事务作为回报。战争的残酷与中共力量在各地深入持久的动员与宣传，使许多农民逐渐意识到了保家卫村与根据地的存在和国家危亡间不可分割的关系，从而积极投身抗战，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参军参战热潮。在晋察冀根据地，年逾花甲的老太太也能说出这样慷慨激昂的话：“别看我已是快到６０岁的老太婆，我也知道救国打日本的事儿。乡亲们！齐心吧！大家伙儿帮助救国”……距北平仅几十里之遥的野三坡，由于高山阻碍，长期与外界隔离，山民在１９２９年才知道清朝已经灭亡。在中共领导下，野三坡的山民积极支持抗战，“三坡的村长，早已亦是民选了，在封建统治下被目为野蛮的三坡人民现在亦已享受民主政治的赐予，运用民主的权利了”。诚如日本学者池田所言：抗日战争时期，在敌后根据地的建设中，中国共产党通过自己的正确主张、政策和行动，把人民群体团结在一起，实现了“人民的统一”。
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在华北敌后的抗战中表现得非常突出，在其他地区的抗战中同样表现得十分明显，它是中华民族克服一切困难、万众一心、坚持抗战不可缺少的精神动力，也形成了民族生存高于一切政治纷争的巨大舆论压力。民国以来，无论是北京政府时期还是国民党统治时代，诸种地方势力间的政治纷争难以平息，国共两党也为各自的政治利益与社会理想展开战争。然而，日本的步步进逼和全国汹涌澎湃的抗日救亡热潮，不仅推动了国民党政权逐步转变政策并于七七事变后被迫转向抗日，也使诸种势力纷纷宣告拥护并服从国民政府的抗战领导，国共两党更是捐弃前嫌，携手合作，共赴国难，形成了民国历史上第一次诸种政治力量的大团结，尽管这种团结充满矛盾斗争，但全民族的抗战有了根本性的保证。
民族意识的觉醒，不愿做亡国奴、不愿中国文化从此灭亡的信念，推动着中国精神的横空出世。
从近代到现代，在克服种种变异及困难中，中国文化的演变，曾一度在一定范围划出了一条从“国粹论”、“中体西用论”到“全盘西化论”的轨迹，与之相适应的则是中国经济与政治从封建传统向所谓现代实则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快速转型。然而抗日战争的爆发，打断了这样一条文化与社会的所谓现代化的路径。为了保持中华民族的生存权及中国文化的固有品质，唤起广大民众的文化自豪感与民族尊严感，反击日本侵略者企图灭亡中国文化的无耻与妄想，一场创造新的“中国精神”的运动应运而生。
全面抗战爆发前，文艺界便已在致力于以救亡为目的的“大众化”、“通俗化”运动，强调“文艺下乡”以动员民众投身抗战。全面抗战爆发后，以通俗化、大众化、民间化、民族化为特征的“抗战文艺”如日中天，街头剧、演讲会、秧歌舞、打油诗、地方戏曲等民众通俗易懂的文艺形式，以御敌的民族英雄、灿烂的传统文化为内容，深情地赞颂着中国文化的优良品质，成为激发广大民众抗战热情的有力武器。
为坚持抗战，国民党人极力提倡重塑民族精神的运动，蒋介石多次谈及所谓“中国人的思想”、“中国人的精神”等，但国民政府１９３９年间发起的“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及其所倡导的“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等口号，骨子里却是借倡导民族文化复兴运动以动员国民抗战精神之名，行以封建传统道德及国家与民族崇拜意识，将广大民众一统于国民党的旗帜下之实；借抗战宣传动员之名，行“党化”独裁之实。
中国共产党人在抗战时期则经历了一场关于中国前途和命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过程。经过对苏维埃时期失败与教训的痛定思痛，深知中国国情的毛泽东，于１９３８年１０月的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提出：应该“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不能“离开中国的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此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与以苏联及共产国际指示为圭臬的王明等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通过延安整风运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成为战时中国共产党重建意识形态的主题，而且成为后来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毛泽东思想这一指导思想的确立，对于中国革命的胜利，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中华民族意识在广大民众心中的日益觉醒，新的“中国精神”的推崇与建设，是在一场前所未有的反侵略战争中，为避免中华民族“亡国灭种”、争取民族自决权、争取中国文化独立权的努力。这一文化运动，极大地丰富了抗日战争的内容与意义。
四
抗日战争是国际、国内多种因素作用下的结果，也具有深刻影响和改变现代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意义。
抗日战争是决定中国革命前途的战争，经此时期后，国共两党的命运发生了截然不同的变化。“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中国步步进逼，直至“七七”事变爆发而引起中日两国的全面对抗。本来抗战掀起的爱国主义民族热情，为巩固国民党的政治统治提供了极好的民众基础。然而，退至大西南诸省的国民党，没有、也不可能在战时体制建设上进一步完善，反而在与三青团的纷争里内耗大增，党政军诸种关系的矛盾日益加剧，在官僚资本的蚕食下陷入政治腐败的泥潭。“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民谣，正是民众对国民党政权偏安重庆的极度失望的情绪写照。
与国民党完全相反，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为求得自身的生存及发展，中国共产党人在敌后抗战中认清了中国革命只有赢得人民支持才能胜利的道理，而要得到人民信任，就必须为人民谋利益，必须建立民主政权以获得全国绝大多数阶层的支持。
抗战开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即深入华北各地建设敌后抗日根据地，一改苏维埃时代的土地政策，推行更加切合现实需要的减租减息政策，在保证团结一切阶层进行抗战这一最大的民族利益的同时，通过减轻农民负担，带给农民利益，改善他们的生活，地富阶层在减少，中农阶层在增加，贫农雇农也减少，农民们脸上绽开了许多年不曾有过的笑容。看看李公朴先生的《华北敌后——晋察冀》吧，看看尼姆·韦尔斯的《续西行漫记》吧，看看中外记者西北考察团成员散见于各种报刊上的文章吧，这些记述抗战进程中民众生活与心态变化的精彩著述，为我们留下了当年敌后根据地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经济变革的真实记录，也为我们提供了广大农民为什么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基本史料。带给他们生活变革的中国共产党，自然需要农民提供兵源、扩大抗日的武装，在华北敌后根据地，征兵的动员是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进行的，“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这样的士兵组成的军队，你能怀疑其战斗力吗？
经济变革只是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变化之一，中国共产党人更为出色的作法，是推动各地农民参加基层政权的选举，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直接民主选举的尝试。它的基本特点是平等，除了个别汉奸、精神病患者外，各根据地的居民均具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从而极大地扩大了抗日政权的民众基础。１９４０年冬季，晋察冀边区的民主选举规模最大，参加选举的农民达到了空前的比例。全区有选举权的公民７０％以上参加了选举，中心区域达到９０％以上。针对农村中文盲较多、缺少选举经验的特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创造了一些行之有效的选举办法，如投豆法、背箱法、画圈法等，收到了良好效果。实地考察抗日根据地选举后，一位著名民主人士曾感叹地说：“他们这种选举方法，和可以发挥自主能力的各种事实，是给借口民众不识字、程度太低即不可能实行民主者以最有力的打击。事实证明，唯有在扶助民主中，才可以训练民众的能力，而达到完全的民主。”国民党员刘奠基也说：“我从没有想到二十年来追求的愿望——民主政治，会在今天敌后残酷的战争环境中实现。”
中国共产党还在基层政权中试行“三三”制的人员构成，规定必须除中共党员占三分之一外，党外积极分子和其他各党派人士及无党派人士也必须在政权构成中各占三分之一。如毛泽东所说，这样做的目的是，“将政治制度上国民党一党派一阶级的反动独裁政体，改变为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这种独立与民主的政权，才是真正的民主的抗日。为了保证民主政权的有效运行，真正能为人民服务，各根据地还在建立各级政权的同时，相应建立起对各级政权实行监督权的参议会，它不仅是民意机关也是真正的最高权力机关。
在长达１４年的中国抗日战争中，代表着先进文化方向、以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的中国共产党，抓住了历史性机遇，通过减租减息政策、倡导民主政治选举、建立“三三”制政权等措施，赢得了广大农民的支持，军事及政治实力大增。反观本来掌握着国家政治资源的国民党，在官僚资本的腐蚀下却日益沉沦。两党力量在抗战时期的此消彼长，成为中国政治进程的转折点。国民党在抗战后的国共决战中彻底失败，中国共产党人则获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历史前进的方向，建立了以振兴中华为目标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新中国。（责编张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