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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梦
李大钊在《青春》中指出，中华民族在人类历史上巍然屹立了几千年，创造了罕有的人类文明，这是历史事实，是不容否认的。但是，到了今天，它“衰老”了，“僵化”了，被以前的文明所束缚，背上了包袱。他号召青年勇往奋进，与旧传统割裂，去创造理想的中华。
一身旧式长袍，圆脸黑胡，圆圆的镜片，李大钊定格于历史的老照片，总给人留下近乎“老者”的错觉，很多人似乎无法将这位被誉为“一时无两”的革命先驱与38岁的青年联系起来。
温厚、执着、不争名利，被时人赞称“量才常以玉为衡”的李大钊，却抱着“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之理念从容就义。
先驱者的人生轨迹是伟大的，在于对理想与信念的执着。
研读李大钊人生和思想的轨迹，不能不注意1907年。
那一年，18岁的他报考了北洋法政专门学堂，这被视为李大钊第一次“独立自主的人生选择”。
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我们试着从这次选择寻找这位党的创始人一生信仰的由来。
第一次“独立自主的人生选择”
现在已经无从考证李大钊第一次看到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堂招生广告时是怎样一种心态，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次的报考，不仅是他此前从未有过的“独立自主的人生选择”，也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他此后20年人生的走向。
如今，这份刊登着招生广告的1907年7月1日的天津《大公报》静静躺在位于河北乐亭的李大钊纪念馆的展柜里。
这张已经染上一个多世纪岁月颜色的报纸，让人不禁想起李大钊在人生最后时刻的《狱中自述》中，对自己这次人生重大选择缘起的阐述：“军医非我所喜，故未投考。银行专修所我亦被考取，但理财致个人之富，亦殊违我意。故皆决然弃之，而入法政。”
资料显示，1907年，位于天津的北洋军医学校、长芦银行专修所及北洋法政专门学堂都在招生。
为了把握起见，李大钊同时报考了北洋法政专门学堂和长芦银行专修所，结果他两考皆中。
最终，李大钊选择了前者。“选择研究法政，是李大钊18年人生经历的必然。”在接受采访时，多年研究李大钊的河北省李大钊研究会副会长朱文通和李大钊纪念馆原常务副馆长杜全忠不约而同地强调。
在后人眼里，李大钊选择北洋法政专门学堂的决定并非冲动。
一个18岁的河北乐亭少年是抱着自己的人生理想来到天津的。
这份理想，也能从李大钊童年的经历及受到的教育中找到印迹。
三进宅院错落有致，一丈高的十字花墙透露出无华淡雅，两棵对称而植的丁香树花开正艳，这是位于乐亭县大黑坨村的李大钊故居。“从宅院一板一眼的设计风格就可以看出，李家是一个较为传统、保守的大户人家。”杜全忠说。
然而，出生于大户人家的李大钊却几乎未感受到父母的亲情。
1889年10月29日，李大钊出生，而他身体羸弱的父亲已于7个月前病逝。母亲周氏感伤过度、忧虑成疾，在李大钊不满两周岁时也撒手人寰。无奈之下，已是63岁高龄的大祖父李如珍接过了李大钊的抚养权。
李如珍年轻时不甘窘困于贫瘠土地，外出“闯关东”，曾获得“从九品”的官位，在村里很有影响。“商人考取官衔，这说明李如珍并不想以商业传家，因此，他也给李大钊规划了通过读书仕进的人生道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所长朱志敏分析。“无论是祖父希望李大钊光宗耀祖，还是3位私塾老师所传授的传统儒家思想，都培养了李大钊对国家、社会深深的责任意识。”杜全忠说。
这种责任意识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达则兼济天下”的雄心，也是李大钊“感于国势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兴国之良策”的缘起，朱文通这样认为。
此后，无论是积极参与第四次国会请愿还是东渡日本求学，是拥袁还是反袁，是入主北京大学图书馆还是联合首倡建立中国共产党，无不是李大钊视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为己任的思想所致。
探索救国真理的序曲
作为北洋法政专门学堂的创办人，曾是清末“新政”代表、后为窃国大盗的袁世凯也许并不知道，这所创办于1906年12月的学校在次年迎来了18岁的李大钊，而这个青年在这里的6年学习、生活，最终成为这座学校历史上永远光荣的记载。
谈及这段经历，李大钊在《狱中自述》中说，正是入校后“习法政诸学及英、日语学”，他“随政治知识之日进，而再建中国之志趣亦日益腾高”。
在乐亭李大钊纪念馆，陈列着3封李大钊的亲笔英文信件。
在学者朱成甲所著《李大钊传》中，详细罗列了李大钊所学的正科课程，除了政治学、比较宪法、选举制论、外国贸易论、国际私法等内容，每周还有多达十几个小时的日语课、英语课。“北洋法政专门学堂的6年，为李大钊发展成为学问家、思想家和革命家准备了最基本的条件。”朱成甲认为这个时期为后来李大钊寻找理想中的信仰与救国之道，播下了基因的种子。
作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早期的政治理念是从法政专门学堂学习现代宪政思想时开始起步的。在参与1910年的4次速开国会请愿运动中，北洋法政专门学堂的两名学生断指写血书、断肘示决心的激烈之举令李大钊“终不能忘”，而运动的最终失败也使他坚定了对清朝封建统治“奋全力以颠掊之”的信念。由此，李大钊的思想从康有为、梁启超的立宪派转向孙中山、黄兴为代表的革命派。
这次思想转变仅是他一生探索救国真理的序曲。
创造青春之中华
1916年5月，年仅27岁的李大钊在结束了两年多的留学生活后，从日本回到祖国，李大钊向国人第一次阐述了他的理想主张——创造青春之中华。这是他当时的理想，也是他对国人，首先是对青年的号召。他认为，当时中国的出路就是要摆脱旧传统、旧观念的束缚，建立一个青春的国家。
1918年，李大钊进入北京大学担任图书馆主任。进入北大的李大钊，很快就置身于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但标志着他正式投身到这个阵营的，还是他发表在《新青年》上的第一篇文章《青春》。 李大钊在《青春》中指出，中华民族在人类历史上巍然屹立了几千年，创造了罕有的人类文明，这是历史事实，是不容否认的。但是，到了今天，它“衰老”了，“僵化”了，被以前的文明所束缚，背上了包袱。他号召青年勇往奋进，与旧传统割裂，去创造理想的中华。
红棕色的书柜和茶桌、一把仰椅、略显破旧的写字台上还放着1919年的日历，一支旧毛笔上仿佛还蘸满香墨，119号办公室还保持着李大钊当年工作时的样子。“此后的5年间，李大钊以《新青年》《每周评论》《新生活》等刊物为阵地，写下一篇篇欢呼俄国十月革命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字。”朱文通强调说，其中，《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是我国第一篇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文章，也是李大钊变为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标志。
离北大红楼不远的文华胡同24号已被当作“李大钊故居”保护起来。
这里是李大钊一家人在北京居住最久的地方。故居的西房是由三小间合成的一大间。“李大钊与青年学生的谈话就是在这间屋子里，这里经常坐满了青年。”北京李大钊故居的工作人员说。“李大钊如‘老母鸡’，身后总是带着一群‘雏鸡’，只要他‘咕咕’叫两声，就会有大批的雏鸡围集在身边，接受他的爱抚，领受他的引导。”当时在北大学习、工作的章廷谦在回忆文章中有这样一段颇为形象的描述。
南陈北李，携手建党
随着五四运动的胜利，很多青年在李大钊的影响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和周恩来也受过李大钊革命思想的影响，毛泽东曾经说过，他是在李大钊的帮助和影响下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周恩来还组织了“觉悟社”，号召青年深入到工农群众中去开展活动。与此同时，李大钊开始筹划建立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工人阶级政党，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开始了不懈的努力。
1920年，李大钊化装成商人护送陈独秀从北京到天津，在南下的路上，两人就“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进行了探讨。随后，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组织成立了中国第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会见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准备建党事宜。经李大钊的介绍和推荐，共产国际代表才得以了解中国革命的情况并去上海会见了陈独秀。
这年初冬，在北京大学红楼李大钊的办公室，以李大钊为核心和领袖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以后，李大钊又和陈独秀多次通信，明确提出以“共产党”为名。在李大钊的关心下，相继建立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北方各地党团组织。李大钊与陈独秀有“南陈北李”之称，他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作出了重要贡献。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李大钊代表中央指导北方的工作。他积极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先后发动了开滦大罢工、京汉铁路大罢工等著名斗争。次年，受党的委托，与避居上海的孙中山商谈“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问题”，说明中共关于实行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主张。此后，他又同孙中山多次会见，两人“畅谈不倦，几乎忘食”。据宋庆龄回忆说：“孙中山特别钦佩和尊敬李大钊，我们总是欢迎他到我们家来。”可以说，李大钊作为共产党的主要代表，为国共第一次合作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战斗“总司令”
1926年3月，日本帝国主义侵犯天津大沽口，国民党被迫还击，击中了日本军舰。日本政府不但不对侵略行为认罪，还公然要求中国赔礼道歉、赔偿损失。腐败的段祺瑞军阀政府竟然接受了日本政府的无理要求。
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北京5000名群众在天安门召开了抗议大会。会后，李大钊举着一面红旗，走在队伍中间，到铁狮子胡同军阀政府门前示威。游行队伍来到军阀政府门口，段祺瑞反动政府开枪扫射示威群众。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刘和珍、史家胡同小学学生周正铭等46人惨遭杀害。
1927年4月6日，李大钊被军阀张作霖逮捕，关在京师警察厅拘留所里。敌人对他软硬兼施，妄图逼他供出党的机密。李大钊坚贞不屈，不仅没有透露一点党的机密，他的“供词”却成了一篇宣传马克思主义必胜的宣言书。
4月28日，敌人用绞刑杀害李大钊等20位革命同志。李大钊同志视死如归，大义凛然，从容不迫，缓步登上刑台。当刽子手把绞绳套在他脖子上的时候，他面对19位即将遇难的同志，发表了最后一次简短的演说：“我们宣传的马克思主义已经培养了许多革命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全国各地。这种子需要用鲜血浇灌，它们一定会开出艳丽的花。我深信：共产主义必将得到光荣的胜利，将来的环球，必定是赤旗的世界！”
李大钊在《青春》中指出，中华民族在人类历史上巍然屹立了几千年，创造了罕有的人类文明，这是历史事实，是不容否认的。但是，到了今天，它“衰老”了，“僵化”了，被以前的文明所束缚，背上了包袱。他号召青年勇往奋进，与旧传统割裂，去创造理想的中华。
一身旧式长袍，圆脸黑胡，圆圆的镜片，李大钊定格于历史的老照片，总给人留下近乎“老者”的错觉，很多人似乎无法将这位被誉为“一时无两”的革命先驱与38岁的青年联系起来。
温厚、执着、不争名利，被时人赞称“量才常以玉为衡”的李大钊，却抱着“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之理念从容就义。
先驱者的人生轨迹是伟大的，在于对理想与信念的执着。
研读李大钊人生和思想的轨迹，不能不注意1907年。
那一年，18岁的他报考了北洋法政专门学堂，这被视为李大钊第一次“独立自主的人生选择”。
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我们试着从这次选择寻找这位党的创始人一生信仰的由来。
第一次“独立自主的人生选择”
现在已经无从考证李大钊第一次看到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堂招生广告时是怎样一种心态，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次的报考，不仅是他此前从未有过的“独立自主的人生选择”，也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他此后20年人生的走向。
如今，这份刊登着招生广告的1907年7月1日的天津《大公报》静静躺在位于河北乐亭的李大钊纪念馆的展柜里。
这张已经染上一个多世纪岁月颜色的报纸，让人不禁想起李大钊在人生最后时刻的《狱中自述》中，对自己这次人生重大选择缘起的阐述：“军医非我所喜，故未投考。银行专修所我亦被考取，但理财致个人之富，亦殊违我意。故皆决然弃之，而入法政。”
资料显示，1907年，位于天津的北洋军医学校、长芦银行专修所及北洋法政专门学堂都在招生。
为了把握起见，李大钊同时报考了北洋法政专门学堂和长芦银行专修所，结果他两考皆中。
最终，李大钊选择了前者。“选择研究法政，是李大钊18年人生经历的必然。”在接受采访时，多年研究李大钊的河北省李大钊研究会副会长朱文通和李大钊纪念馆原常务副馆长杜全忠不约而同地强调。
在后人眼里，李大钊选择北洋法政专门学堂的决定并非冲动。
一个18岁的河北乐亭少年是抱着自己的人生理想来到天津的。
这份理想，也能从李大钊童年的经历及受到的教育中找到印迹。
三进宅院错落有致，一丈高的十字花墙透露出无华淡雅，两棵对称而植的丁香树花开正艳，这是位于乐亭县大黑坨村的李大钊故居。“从宅院一板一眼的设计风格就可以看出，李家是一个较为传统、保守的大户人家。”杜全忠说。
然而，出生于大户人家的李大钊却几乎未感受到父母的亲情。
1889年10月29日，李大钊出生，而他身体羸弱的父亲已于7个月前病逝。母亲周氏感伤过度、忧虑成疾，在李大钊不满两周岁时也撒手人寰。无奈之下，已是63岁高龄的大祖父李如珍接过了李大钊的抚养权。
李如珍年轻时不甘窘困于贫瘠土地，外出“闯关东”，曾获得“从九品”的官位，在村里很有影响。“商人考取官衔，这说明李如珍并不想以商业传家，因此，他也给李大钊规划了通过读书仕进的人生道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所长朱志敏分析。“无论是祖父希望李大钊光宗耀祖，还是3位私塾老师所传授的传统儒家思想，都培养了李大钊对国家、社会深深的责任意识。”杜全忠说。
这种责任意识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达则兼济天下”的雄心，也是李大钊“感于国势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兴国之良策”的缘起，朱文通这样认为。
此后，无论是积极参与第四次国会请愿还是东渡日本求学，是拥袁还是反袁，是入主北京大学图书馆还是联合首倡建立中国共产党，无不是李大钊视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为己任的思想所致。
探索救国真理的序曲
作为北洋法政专门学堂的创办人，曾是清末“新政”代表、后为窃国大盗的袁世凯也许并不知道，这所创办于1906年12月的学校在次年迎来了18岁的李大钊，而这个青年在这里的6年学习、生活，最终成为这座学校历史上永远光荣的记载。
谈及这段经历，李大钊在《狱中自述》中说，正是入校后“习法政诸学及英、日语学”，他“随政治知识之日进，而再建中国之志趣亦日益腾高”。
在乐亭李大钊纪念馆，陈列着3封李大钊的亲笔英文信件。
在学者朱成甲所著《李大钊传》中，详细罗列了李大钊所学的正科课程，除了政治学、比较宪法、选举制论、外国贸易论、国际私法等内容，每周还有多达十几个小时的日语课、英语课。“北洋法政专门学堂的6年，为李大钊发展成为学问家、思想家和革命家准备了最基本的条件。”朱成甲认为这个时期为后来李大钊寻找理想中的信仰与救国之道，播下了基因的种子。
作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早期的政治理念是从法政专门学堂学习现代宪政思想时开始起步的。在参与1910年的4次速开国会请愿运动中，北洋法政专门学堂的两名学生断指写血书、断肘示决心的激烈之举令李大钊“终不能忘”，而运动的最终失败也使他坚定了对清朝封建统治“奋全力以颠掊之”的信念。由此，李大钊的思想从康有为、梁启超的立宪派转向孙中山、黄兴为代表的革命派。
这次思想转变仅是他一生探索救国真理的序曲。
创造青春之中华
1916年5月，年仅27岁的李大钊在结束了两年多的留学生活后，从日本回到祖国，李大钊向国人第一次阐述了他的理想主张——创造青春之中华。这是他当时的理想，也是他对国人，首先是对青年的号召。他认为，当时中国的出路就是要摆脱旧传统、旧观念的束缚，建立一个青春的国家。
1918年，李大钊进入北京大学担任图书馆主任。进入北大的李大钊，很快就置身于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但标志着他正式投身到这个阵营的，还是他发表在《新青年》上的第一篇文章《青春》。 李大钊在《青春》中指出，中华民族在人类历史上巍然屹立了几千年，创造了罕有的人类文明，这是历史事实，是不容否认的。但是，到了今天，它“衰老”了，“僵化”了，被以前的文明所束缚，背上了包袱。他号召青年勇往奋进，与旧传统割裂，去创造理想的中华。
红棕色的书柜和茶桌、一把仰椅、略显破旧的写字台上还放着1919年的日历，一支旧毛笔上仿佛还蘸满香墨，119号办公室还保持着李大钊当年工作时的样子。“此后的5年间，李大钊以《新青年》《每周评论》《新生活》等刊物为阵地，写下一篇篇欢呼俄国十月革命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字。”朱文通强调说，其中，《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是我国第一篇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文章，也是李大钊变为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标志。
离北大红楼不远的文华胡同24号已被当作“李大钊故居”保护起来。
这里是李大钊一家人在北京居住最久的地方。故居的西房是由三小间合成的一大间。“李大钊与青年学生的谈话就是在这间屋子里，这里经常坐满了青年。”北京李大钊故居的工作人员说。“李大钊如‘老母鸡’，身后总是带着一群‘雏鸡’，只要他‘咕咕’叫两声，就会有大批的雏鸡围集在身边，接受他的爱抚，领受他的引导。”当时在北大学习、工作的章廷谦在回忆文章中有这样一段颇为形象的描述。
南陈北李，携手建党
随着五四运动的胜利，很多青年在李大钊的影响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和周恩来也受过李大钊革命思想的影响，毛泽东曾经说过，他是在李大钊的帮助和影响下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周恩来还组织了“觉悟社”，号召青年深入到工农群众中去开展活动。与此同时，李大钊开始筹划建立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工人阶级政党，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开始了不懈的努力。
1920年，李大钊化装成商人护送陈独秀从北京到天津，在南下的路上，两人就“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进行了探讨。随后，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组织成立了中国第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会见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准备建党事宜。经李大钊的介绍和推荐，共产国际代表才得以了解中国革命的情况并去上海会见了陈独秀。
这年初冬，在北京大学红楼李大钊的办公室，以李大钊为核心和领袖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以后，李大钊又和陈独秀多次通信，明确提出以“共产党”为名。在李大钊的关心下，相继建立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北方各地党团组织。李大钊与陈独秀有“南陈北李”之称，他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作出了重要贡献。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李大钊代表中央指导北方的工作。他积极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先后发动了开滦大罢工、京汉铁路大罢工等著名斗争。次年，受党的委托，与避居上海的孙中山商谈“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问题”，说明中共关于实行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主张。此后，他又同孙中山多次会见，两人“畅谈不倦，几乎忘食”。据宋庆龄回忆说：“孙中山特别钦佩和尊敬李大钊，我们总是欢迎他到我们家来。”可以说，李大钊作为共产党的主要代表，为国共第一次合作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战斗“总司令”
1926年3月，日本帝国主义侵犯天津大沽口，国民党被迫还击，击中了日本军舰。日本政府不但不对侵略行为认罪，还公然要求中国赔礼道歉、赔偿损失。腐败的段祺瑞军阀政府竟然接受了日本政府的无理要求。
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北京5000名群众在天安门召开了抗议大会。会后，李大钊举着一面红旗，走在队伍中间，到铁狮子胡同军阀政府门前示威。游行队伍来到军阀政府门口，段祺瑞反动政府开枪扫射示威群众。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刘和珍、史家胡同小学学生周正铭等46人惨遭杀害。
1927年4月6日，李大钊被军阀张作霖逮捕，关在京师警察厅拘留所里。敌人对他软硬兼施，妄图逼他供出党的机密。李大钊坚贞不屈，不仅没有透露一点党的机密，他的“供词”却成了一篇宣传马克思主义必胜的宣言书。
4月28日，敌人用绞刑杀害李大钊等20位革命同志。李大钊同志视死如归，大义凛然，从容不迫，缓步登上刑台。当刽子手把绞绳套在他脖子上的时候，他面对19位即将遇难的同志，发表了最后一次简短的演说：“我们宣传的马克思主义已经培养了许多革命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全国各地。这种子需要用鲜血浇灌，它们一定会开出艳丽的花。我深信：共产主义必将得到光荣的胜利，将来的环球，必定是赤旗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