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习近平全面阐释了中国的和平发展观，表示要“加强战略思维，增强战略定力，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通过争取和平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又以自身发展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不断夯实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
　　显然，新一届政府自从上任以来，在积极推动工作作风转变，着力内政革新之后，开始宣示其外部战略。考虑到中国周边外交环境日益错综复杂、现实冲突有激化态势，习近平表达的和平发展观格外引人注目。
　　任何时代，彻底与世隔绝的国家除外，各国政府都会面临设定何种外部战略的问题。外部战略的具体内容取决于至少两个方面。
　　一是地理位置与环境，这衍生和蕴含了独特的政治地理、经济地理与军事地理特性。传统上，诸国政府更多地将外部战略的着眼点放在与周边国家的互动关系。而当前技术发展大大缩短了国家之间的地理距离，外部环境的影响也早已超越了简单的周边国家，这意味着当代政府面临更为复杂的外部战略制定背景，必须超越地理距离深刻洞悉全球政经格局对本国的综合影响。
　　影响一国外部战略的另一元素是本国所处的发展水平与阶段。发展阶段不同，内部资源的调动能力与规模也不一样，在全球格局中的相对国力不同，进而与外部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与影响效果也会产生差异。一般而言，内部稳固，软硬件资源丰富，对外更容易表现出主动的外向性。而在内功尚有诸多不足，需要加大力度调理和优化的情况下，战略重心往往会内移，而将外部战略放在降低外围环境对于内部的冲击与影响之上，以加大内政政策腾挪操作的空间，提高、稳固本国的综合实力。
　　从系统论角度看，国家战略最忌讳双拳甚至四面出击，需要将主要精力与优势资源投入到最关键的战略要点，并需要在没有发生环境要素突变之下，做到无论内外形势如何变迁，都必须保证重心不变，也即在各种政策调整中凸显“战略定力”。
　　“战略定力”并不等于战略的僵化与毫无变通，而是在战略重心稳固的前提下保持具体战略的动态性和合理的弹性，避免战略底线的暴露甚至死守让本国陷入被动。
　　结合当前国情，中国正处于错综复杂的发展关键阶段，进一步深化经济改革，提高民众生活水平，优化公共管理效率，都涉及到不同领域和层次的各种利益调整，相应的政策制定与执行都需要把握全局的智慧。
　　从经济增长的角度看，内需的培育与挖掘仍需较长一段时间，且涉及到实质性的收入分配“改革深水区”，因而基于外需驱动的出口虽然有所下降，但仍将在中国的经济版图中扮演关键角色，并解决相当部分的就业等问题。而这将给国内的相关政策调整与利益腾挪提供很大的操作空间，进而为改革赢得时空。
　　在这样一种格局下，争取和营造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对于中国抓住并转化发展机遇，着力于内部调整和建设，无疑有着极其长远的战略意义。
　　这一内敛型的战略姿态，同时也有利于打消外部对于中国快速崛起的疑虑，避免外部诸国做出过多和过激的误判、误解、误读，减少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但这一战略姿态并不意味着给予外部世界扰乱中国的空间和理由，更非一种以妥协换取安定的消极暗示。因为如果这样，则外部势力可能借机攫取相应的战略利益，进而很可能影响到中国的核心利益。正如习近平强调，“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这一强势表态以及相应的战略与战术部署，无疑有利于透明展示中国的战略意向，进而遏制相关国家的非理性举动，降低各类潜在冲突的可能性。
　　纵观当代世界，以信息流通与经济贸易为基础的全球化正重写全球政经格局，在有限局部冲突而大局稳定的前提下，各国在很大程度上致力于以经济竞争代替传统意义上的军事竞争，和平是世界发展的主线。中国正处于大转型阶段，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日益重要，维护世界和平无疑最符合中国的战略利益。中国的最优外部战略亦应立足于此。以此观之，习近平对和平发展观的阐述，彰显了战略定力，符合中国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