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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形势，“势”比“形”重要，把“势”认识透彻，“形”就在其中了。2012年国民经济统计数据发布，我们清楚地看到中国经济增速已然下了一个台阶。这就是2013年的“势”，把握了这个“势”，再来讨论“形”的应变，就万变不离其宗了。
阶段性变化
从更长的时间跨度考察中国经济，事实上中国的经济调整在金融危机前就开始了。
2007年3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增速就逐步放缓，当时经济偏热，增速放缓是主动调整的结果。到2008年3季度，沿海外向型企业出口订单大幅下滑，经济增速大幅回落，开始采取系统性应对方案。2008年末出台了经济刺激计划，2009年1季度，经济增速回落至6.6%的谷底，从2季度开始，经济增速强劲反弹。随着刺激计划能量逐步释放，从2011年1季度开始经济增速连续7个季度回落，直到2012年4季度企稳回升。整个过程大致是一个不对称“W”型。
2012年经济增速放缓至7.8%，是1999年以来最低增速。这表明，经济增长正在发生阶段性变化。认识这个“势”有助于把握经济增长趋势，未来有些年份经济增速可能会升至9%以上，但总体上将围绕7%-8%基准线上下波动。
中长期因素
这一轮经济放缓有短期因素影响，但中长期因素也起了重要作用。随着人口结构发生变化，劳动年龄人口绝对减少，劳动力成本不可逆上升，储蓄率和投资率下降，潜在增长水平将趋于下降。
首先，劳动力供需形势发生变化。数据显示，2012年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比上年减少345万人。新增劳动力总量减少，劳动力供需形势正在发生变化，工资成本将趋于上升，低成本优势将逐步减弱。
二是储蓄率向下调整。储蓄率与人口抚养比呈逆向变化关系。随着老龄化加快和人口抚养比提高，全社会用于养老、医疗等支出大幅增加，储蓄率将逐步下调，投资率也将趋于下降，依靠大规模增加投入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局面将难以维持。
第三，提升全要素生产率难度增大。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和速率下降，技术引进的“外溢效应”减弱，如果不能有效提升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经济增速将会趋于收敛。
如同其他经历过高速增长的国家一样，中国在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人均国民收入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潜在增长率趋于下降，经济增长速度将逐步放缓，这也是符合经济规律的。
当前，中国经济依靠扩大产能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路子越来越走不下去了。今后一个时期，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已经由生产能力的大规模扩张，转向提升产业价值链和产品附加值，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体制变革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新形势下，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已经成为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
“新常态”挑战
中国经济增速进入7%-8%新常态，将面临哪些挑战？
第一，产能过剩矛盾趋于突出。随着国际市场扩张速度放慢和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产能过剩的矛盾逐步凸显出来。不仅传统产业产能严重过剩，风电、光伏等新兴行业领域也面临较大过剩压力。
第二，生产要素成本加快上升。企业面临人工成本上升的巨大压力，土地、矿产资源等要素价格持续上升，原有的低成本竞争优势开始减弱。
第三，企业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日益显现。面对全球以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为核心的产业变革新态势，中国企业研发能力不足的问题逐步暴露出来，如不加快提升研发能力和产业技术进步，部分已有的技术路线和生产能力将面临被淘汰的风险。
第四，财政金融风险有可能增大。大规模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已形成一定程度的隐形财政负担，金融系统的风险也在逐步积累，在增速放缓后，各种风险可能会暴露出来。
应对的举措
经济增长进入新阶段，原有的以需求管理为主的宏观调控，要更加稳健审慎，如果操作不当，可能会引发各种风险。比如，在潜在增长率水平下降和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情况下，过度依靠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来实现经济增长目标，可能不仅不会提升经济增速，还会使经济运行陷入“滞涨”风险。
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中心，要求更多关注供给面的调整，强化制度创新，化解制约中国经济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制度性因素，推进市场导向的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从今后一个时期看，需要着力推进以下几方面工作。
第一，推进产业兼并重组。产能过剩是倒逼结构调整和产业兼并重组的有利时机，应坚持市场化导向，把化解产能过剩矛盾作为结构调整的重点，加快淘汰高能耗高排放低附加值的落后产能，推进产业重组、技术进步、管理创新和优化布局，促进产业从价值链低端向价值链中高端延伸，提升产业整体素质。
第二，加强企业研发能力建设。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建立研发平台，鼓励科技要素向企业流动。引导资金、人才、技术等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加大对中小企业、微型企业技术创新的扶持力度，加快建立高校、科研院所技术向企业转移机制。建立企业主导产业技术研发创新的体制机制，强化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
第三，拓展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空间。面向制造业转型升级需求，加快发展研发、设计、标准、供应链管理等知识和技术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积极吸纳国际服务外包，增强生产性服务业对提升制造业价值链的支撑作用。
第四，支持企业“走出去”建立生产基地。支持钢铁、有色、建材等原材料生产企业到海外建立生产基地。推进中国制造业向精深加工化、服务化主导转变。鼓励企业建立全球生产网络，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跨国企业。
第五，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加快土地、技术、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促进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以更好地发挥中国资源要素潜力和综合配置优势。全面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打破事实上存在的“玻璃门”和“弹簧门”，通过公平的市场竞争，提升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阶段性变化
从更长的时间跨度考察中国经济，事实上中国的经济调整在金融危机前就开始了。
2007年3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增速就逐步放缓，当时经济偏热，增速放缓是主动调整的结果。到2008年3季度，沿海外向型企业出口订单大幅下滑，经济增速大幅回落，开始采取系统性应对方案。2008年末出台了经济刺激计划，2009年1季度，经济增速回落至6.6%的谷底，从2季度开始，经济增速强劲反弹。随着刺激计划能量逐步释放，从2011年1季度开始经济增速连续7个季度回落，直到2012年4季度企稳回升。整个过程大致是一个不对称“W”型。
2012年经济增速放缓至7.8%，是1999年以来最低增速。这表明，经济增长正在发生阶段性变化。认识这个“势”有助于把握经济增长趋势，未来有些年份经济增速可能会升至9%以上，但总体上将围绕7%-8%基准线上下波动。
中长期因素
这一轮经济放缓有短期因素影响，但中长期因素也起了重要作用。随着人口结构发生变化，劳动年龄人口绝对减少，劳动力成本不可逆上升，储蓄率和投资率下降，潜在增长水平将趋于下降。
首先，劳动力供需形势发生变化。数据显示，2012年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比上年减少345万人。新增劳动力总量减少，劳动力供需形势正在发生变化，工资成本将趋于上升，低成本优势将逐步减弱。
二是储蓄率向下调整。储蓄率与人口抚养比呈逆向变化关系。随着老龄化加快和人口抚养比提高，全社会用于养老、医疗等支出大幅增加，储蓄率将逐步下调，投资率也将趋于下降，依靠大规模增加投入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局面将难以维持。
第三，提升全要素生产率难度增大。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和速率下降，技术引进的“外溢效应”减弱，如果不能有效提升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经济增速将会趋于收敛。
如同其他经历过高速增长的国家一样，中国在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人均国民收入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潜在增长率趋于下降，经济增长速度将逐步放缓，这也是符合经济规律的。
当前，中国经济依靠扩大产能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路子越来越走不下去了。今后一个时期，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已经由生产能力的大规模扩张，转向提升产业价值链和产品附加值，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体制变革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新形势下，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已经成为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
“新常态”挑战
中国经济增速进入7%-8%新常态，将面临哪些挑战？
第一，产能过剩矛盾趋于突出。随着国际市场扩张速度放慢和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产能过剩的矛盾逐步凸显出来。不仅传统产业产能严重过剩，风电、光伏等新兴行业领域也面临较大过剩压力。
第二，生产要素成本加快上升。企业面临人工成本上升的巨大压力，土地、矿产资源等要素价格持续上升，原有的低成本竞争优势开始减弱。
第三，企业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日益显现。面对全球以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为核心的产业变革新态势，中国企业研发能力不足的问题逐步暴露出来，如不加快提升研发能力和产业技术进步，部分已有的技术路线和生产能力将面临被淘汰的风险。
第四，财政金融风险有可能增大。大规模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已形成一定程度的隐形财政负担，金融系统的风险也在逐步积累，在增速放缓后，各种风险可能会暴露出来。
应对的举措
经济增长进入新阶段，原有的以需求管理为主的宏观调控，要更加稳健审慎，如果操作不当，可能会引发各种风险。比如，在潜在增长率水平下降和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情况下，过度依靠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来实现经济增长目标，可能不仅不会提升经济增速，还会使经济运行陷入“滞涨”风险。
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中心，要求更多关注供给面的调整，强化制度创新，化解制约中国经济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制度性因素，推进市场导向的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从今后一个时期看，需要着力推进以下几方面工作。
第一，推进产业兼并重组。产能过剩是倒逼结构调整和产业兼并重组的有利时机，应坚持市场化导向，把化解产能过剩矛盾作为结构调整的重点，加快淘汰高能耗高排放低附加值的落后产能，推进产业重组、技术进步、管理创新和优化布局，促进产业从价值链低端向价值链中高端延伸，提升产业整体素质。
第二，加强企业研发能力建设。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建立研发平台，鼓励科技要素向企业流动。引导资金、人才、技术等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加大对中小企业、微型企业技术创新的扶持力度，加快建立高校、科研院所技术向企业转移机制。建立企业主导产业技术研发创新的体制机制，强化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
第三，拓展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空间。面向制造业转型升级需求，加快发展研发、设计、标准、供应链管理等知识和技术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积极吸纳国际服务外包，增强生产性服务业对提升制造业价值链的支撑作用。
第四，支持企业“走出去”建立生产基地。支持钢铁、有色、建材等原材料生产企业到海外建立生产基地。推进中国制造业向精深加工化、服务化主导转变。鼓励企业建立全球生产网络，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跨国企业。
第五，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加快土地、技术、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促进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以更好地发挥中国资源要素潜力和综合配置优势。全面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打破事实上存在的“玻璃门”和“弹簧门”，通过公平的市场竞争，提升企业的市场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