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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玉篇》对“项”字的解释,其一是指脖子的后部。此外,项还可表肥大、种类、古国名、古姓氏诸义。其中用为古国名者,如《春秋.僖公十七年》:“夏,灭项。”这里的古项国,位于今河南省项城市东北。古项国被灭后,后世子孙以国为氏。春秋时有项橐,秦末有项籍与项伯等。
项子国是西周时一个小诸侯国,虽然国不大,但辈分不低。项子国的第一任国君是季毂。据说季毂是周武王的弟弟,武王伐纣时担任虎賁中郎一职。虎贲是周国的精锐部队,能在这样一支部队任职,说明季毂的军事素养很高。武王死后,成王继位,因为季毂在牧野之战立下大功,所以将其分封到了今天的项城一带。
按照《礼记》记载的周代封建官制,“王者之制禄者,公、侯、伯、子、男,凡五等”。项子国君在史料中被称作“项子”,显示为第四等的小国,尽管季毂源于姬姓。不过季毂的后世子孙以邑为姓,据说这也是后世项姓的起源。项城,其名源于此。
南顿百姓的刘秀情结
春秋战国,群雄并起,五霸争强,七雄一统。
嬴政灭掉六国后,在全国设立郡县制,不过项地并不在此列。项地归属于颍川郡,只有项地名而无项郡或项县之名。
公元前202年,汉高祖在这一带一下子设立了两个县:项县(治所在今沈丘县槐店镇)和南顿县(治所在今项城市南顿镇),都隶属于颍川郡。
汉高祖设立了南顿县,但和南顿历史联系最为紧密的,是东汉的光武帝刘秀。
虽然古籍史料确凿地告诉我们,南顿城建于春秋时期,但南顿百姓更相信,南顿城是刘秀时修的。
据说“昆阳大战”后,王莽军大败。刘秀率兵乘胜西征,在途中遇王莽增援大军,因寡不敌众,刘秀兵败而逃,王莽命人马追赶,并下令五更前一定捉住刘秀。因刘秀是真龙天子,遭此劫难惊动了太白金星。于是太白金星驾临南顿上空,命土地爷带领手下三千小鬼绕刘秀宿营地修建城池,一夜之间修筑了一座城池。等王莽赶到时,见平地突起一座坚固的城池。王莽大惊失色,连忙退兵,刘秀得以逃脱。
这一充满了封建迷信色彩的传说,显然不足为信。“王莽追刘秀”是个异常经典的故事,经典得整个北中国地区都流传着类似“王莽追啊追,刘秀逃啊逃,神仙鬼怪来帮忙”的故事。当然这些故事基本都经不起推敲,不过刘秀和南顿的故事有些倒是有史可查的。刘秀的父亲刘钦当年做过南顿县令,并在此迎娶了刘秀的母亲樊娴都。
或许因为幼年在南顿生活过的缘故,刘秀称帝后,曾于公元43年来到南顿,下令免除南顿县两年田赋。南顿的老百姓非常高兴,就修建了一座光武庙,以示纪念。虽然现在的光武庙是今人所建,但足以反映出南顿百姓对光武帝刘秀的偏爱。
出项城市区往西南不过十余里,老远就能望见一道土夯城墙,这就是南顿故城遗址。根据《太平寰宇记》的描述:“南顿,古顿子国,后逼于陈南徙,故号南顿,其城楚令尹子玉所筑。黄土夯就的城垣经过两千多年的洪水冲刷、风雨侵蚀和人为破坏,仅保留下北城垣一段,高7米左右,长200多米,最宽的地方不过10米。”
据考古发掘,城垣分为上中下三层:最下层属商代时期;中层有清晰的夯土层,属于东西周时期;上层含大量秦汉时期的粗绳纹板瓦和筒瓦等建筑材料,夯层十分明显。正因为此,南顿故城备受关注,1986年就被省政府批准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建安七子” 应玚
项城出现过东汉学者应劭、诗人应玚、清代女诗人高梅阁、王辙、书法家麻坦等著名文人。而其中应玚的名声最响,史称“建安七子”。
应玚初被魏王曹操任命为丞相掾属,后转为平原侯庶子。曹丕任五官中郎将时,玚为将军府文学(掌校典籍、侍奉文章),著文赋数十篇。诗歌亦见长。玚处于汉、魏战乱时期,对人民的灾难深感同情,在他的《灵河赋》《愍骥赋》《征赋》和《公宴赋》等作品中都有较深刻的反映。其传世之作不多,原有集,今散佚。明人辑有《应德琏集》。
同为“建安七子”的曹植曾有《送应氏诗二首》(“步登北邙坂”和“清时难屡得”),就是送给应玚和应璩兄弟的。应玚的笔下,常表现出一种漂泊流离的感叹,行文委婉和柔而缺少豪放,这可能与他饱经世故的生活经历有关。 建安二十二年,应玚与同为“建安七子”的徐干、刘桢、陈琳同期死于瘟疫,归葬于项。高寺镇今存“应冢”,是为应玚墓,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曹丕《与吴质书》说:“德琏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学足以著书。美志不遂,良可痛惜也”。原有作品集五卷,已佚,明人辑有《应德琏集》,仅存诗六首。《三国志》有传。
其代表性诗作为《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此诗并不长:“朝雁鸣云中,音响一何哀。问子游何乡,戢翼正徘徊。言我塞门来,将就衡阳栖。往春翔北土,今冬客南淮。远行蒙霜雪,毛羽日摧颓。常恐伤肌骨,身陨沉黄泥。简珠堕沙石,何能中自谐。欲因云雨会,濯羽陵高梯。良遇不可值,伸眉路何阶。公子敬爱客,乐饮不知疲。和颜既以畅,乃肯顾细微。赠诗见存慰,小子非所宜。为且极讙情,不醉其无归。凡百敬尔位,以副饥渴怀。”
此诗上半篇以鸣雁自喻,暗示自己过去穷困忧愁的生活。诗人借用了《诗.小雅.鸳鸯》的“鸳鸯在梁,戢其羽翼”之句。但鸳鸯戢翼,只是为了休息;而此处鸿雁戢翼,却充满了迷茫之感。即此一端,亦可以见出诗人的善于翻旧出新。下面是雁儿的回答。这几句借鸿雁迁徙的规律,比喻自己往昔飘泊的生涯。汉末中原大乱,士人为逃避战祸,四处流窜,大多是寄身于战乱较少的南方。如王粲、繁钦等,都曾逃往荆州,应玚看来也有过这样的经历。
此诗主题是希冀得到曹丕的恩遇,但这点只在前半篇借雁“濯羽陵高梯”中暗透出来,而后半篇正面叙述时却不著一字。这固然是因为应玚此时与曹丕初交,不便明言;但更是因为他为人自重身份,不卑不亢,所以立言得体,艺术上也显得含蓄蕴藉。全诗音节响亮,风格清丽,不愧为“建安”诗中之佳作。
胆识过人的杨烈氏
在一份项城名人录的榜单里,位列第四的是唐朝时期保家卫国的李侃、杨烈夫妇。唐代李翱的《李文公集》中曾专门有篇文章为他们立传——《杨烈妇传 》。 建中四年,项城为叛军困。县令李侃,不知所为。其妻杨氏日:“君,县令也。寇至当守;力不足,死焉,职也。君如逃,则人谁肯固矣!”侃日:“兵与财皆无,将若何?”曰:“如不守,县为贼所得矣,仓廪皆其积也,府库皆其财也,百姓皆其战士也,国家何有?夺贼之财而食其食,重赏以令死士,其必济!”于是,召胥吏、百姓于庭,扬氏言曰:“县令,诚主也;虽然,岁满则罢去。非若吏人、百姓然。吏人、百姓,邑人也,坟墓存焉,宜相与致死以守其邑,忍失其身而为贼之人耶?”众皆泣。得数百人,侃率之以乘城。项城,小邑也,无长戟劲弩、高城深沟之固。贼气吞焉,将超城而下。有以弱弓射贼者,中其帅,坠马死。贼失势,遂散走,项城之人无伤焉。
公元738年,李希烈攻陷了汴州,接着又将掠夺项城县。县官李侃不知怎么才好,他的妻子杨氏极力劝说他要死守项城,并提出“夺取贼兵的财物,吃他们的粮食,重赏鼓励敢死的士兵”的办法。对于胥吏百姓,杨氏则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县官,确实是一城之主,虽然如此,任期满了就离职而去,不像吏人百姓那样。吏人百姓,都是本地人,祖坟在这里,应该相互出力死守这个县城,怎能忍心丧失自身而成为叛贼俘虏呢?”众人听了都流泪答应了。于是杨氏宣布命令:“凡是用砖瓦石块击中贼人的,奖赏他千钱;用刀箭兵器之类击中敌人的,奖赏他万钱。”得到数百人,李侃带领他们登上了城墙。杨氏亲自为他们煮饭让他们吃,不分老小,一定照顾周到均匀,杨氏让李侃对敌人通话:“项城父老,守义而决不从贼,都全力死守不怕牺牲,即使得到我们的城也不能显示你们的军威,不如赶快离去,白白地失利,没有什么好处。”判贼都笑了。这时有流矢射中李侃的手,李侃受伤而归。杨氏责备他说:“你不在,那么谁能固守阵地!即使死在城上,岂不比死在家里有意义吗?”李侃就忍着伤痛,又登上了城墙。项城是小地方,没有长戟劲弩精良武器,没有高城深沟来固守。判贼气焰嚣张,率领他们的士兵将要跳 过城墙而攻下项城。此时守城士兵用普通的弓箭射贼人,射中了他们的统帅,落马而死。他们的统帅是李希烈的女婿。叛贼失势了,接着全都逃跑了。项城的人没有伤亡。刺史把李侃的功劳上报了,上级下命令调李侃任绛州太平(今山西临汾)县令。
一个县令之妻,却有男人般刚强的意志和临危不乱的智慧,实属难得。而她的事迹在文人生动的笔墨下也流传至今。
李自成对项城念念不忘
三国时期,项地一带为项县,不过由于在曹魏统辖范围内,项县隶属于陈国。南北朝时,战争频繁,东讨西伐,南征北战,颍、淮流域归属经常变化,项县隶属州郡也随着不断更迭,县的名称也是这样。
到了唐代,公元623年,南顿县被撤销,并入项城县。公元627年,将附近的颍东县并入项城县。公元695年,项城县西部一带划入光武县(后改名为南顿县)。
到了元代,公元1336年,项城县被废,但不久重新复设,隶属于陈州。
明代时期,公元1368年,南顿县被撤销,并入项城县,项城县隶属开封府陈州。公元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建国号大顺,下令将项城县改为项州。
李自成远在北京,对项城念念不忘,大概和當年的项城之战有关。众所周知,李自成大军崛起的转折点就在河南。公元1641年9月,李自成大军与陕西总督傅宗龙在项城一带展开决战,经过苦战,李自成大获全胜。随后,李自成大军频频告捷,项城、襄城、朱仙镇、郏县、汝宁五次战役的胜利,不仅击败了傅宗龙、汪乔年、杨文岳、孙传庭等明军主力,而且控制了河南全省,部众发展到近百万人,一跃成为明末农民起义军的主力。史书记载,李自成在项城遣精兵于途中伏击明军,致明军阵乱败逃,执杀明总督傅宗龙于项城。这大概就是李自成将项城由县升格为州的原因所在吧。
袁项城的生地与死地
古时中国人爱把某人的原籍当成其别称,至清代,此风尤甚,如叫左宗棠为左湘阴、李鸿章为李合肥、张之洞为张南皮、康有为是康南海。如此,袁世凯也就被叫成袁项城了。不光朝中的衮衮诸公这样叫他,连皇帝也如此称他——有野史称,光绪皇帝在被囚禁以后,曾“日书项城名以志其愤”——天天在纸上写着袁世凯的名字以泄心头大恨。
袁世凯的诞生地就在项城的袁寨。袁寨,因清朝咸丰年间的1857年袁氏家族看中这块风水宝地,花巨资买下并在此建寨修府而得名。至于袁氏家族如何看中这块宝地,继而迁往这里,还要从头说起。
袁氏家族早先并非富豪。后来,袁世凯的叔父袁甲三于1835年中举后步步高升,后因赫赫战功屡受朝廷嘉奖而赏戴花翎,穿黄马褂。之后袁甲三兄弟也都先后做官。袁甲三这杆大旗,使袁家声威大振,官运亨通。到清咸丰年间,袁家食一品俸禄的6人,二品俸禄的3人,四品俸禄的1人,七品俸禄的3人。“官阶步步升高,钱财滚滚而来”,此时袁家也“日进斗金”,渐成巨富。
清道光年间,袁家丁壮繁衍,在项城已成旺族,全家已近百口人之多,旧宅无法容纳,招待乡绅尤显寒酸。于是,清咸丰年间,袁家便改四世同堂为各立门户。
袁氏族人先后多次研讨《易经》,又请环境地理学高手实地考察,最后看中了当时叫石腰庄的这块宝地(今袁寨村),就花巨资买下石腰庄及周围田产,为避捻军袭击,还在这里修筑了寨堡。袁氏家族在原石姓财主的旧宅基上建袁府,先后建房248间,旧居整体按中、东、西三轴线布局,分东、西三级纵深院落,且院落幽曲相连,形成一片完整且别具风格的建筑群。建筑群由传统砖瓦、木材、白灰等建筑材料构成,反映了中国古代建筑特色。房屋顶脊之处,皆有狮、虎、豹、马、猴等砖雕,四角挑檐高耸,饰有龙纹兽尖、直指苍穹,气势恢宏。
袁寨于1857年开始修寨建府,1858年落成。同年12月袁家迁入寨内,1859年9月16日袁世凯降生在这里。
而到1916年袁世凯逝世后,他却并未葬在自己的故乡,而是葬在了安阳的洹上村。“项城”不回项城的原因,到底是为何呢?
在袁的三女儿袁叔桢在《我的父亲袁世凯》一文中,她终于道出了其中的前因后果:“我父亲的兄弟姐妹,一共九人。除了我的大伯世敦是嫡出的以外,其余兄弟五人、姐妹三人都是庶出。我父亲的生母是刘氏(亦即生父之妾)……后来,我祖母刘氏死在天津。当时我父亲任直隶总督。他请了假,搬运灵柩回转项城安葬。但是我的大伯世敦,认为刘氏不过是一位庶母,所以不准入祖坟正穴,可是我父亲却和他争执了很多次,由于大伯坚决不答应,最后只得另买了新坟地安葬。从这以后,我父亲和大伯世敦就不再往来。还由于这个原因,以后就定居在彰德的洹上村,不再回项城老家,直到我父亲做了总统,他们老兄弟俩还是不相闻问的。”
袁世凯并非其父袁保中的正妻所生,所以,他的母亲死后便没有资格进入袁家祖茔正穴。袁世凯因生母未被尊重而愤然迁籍,从此一去不回……
项城历史上的名人还有很多,如南北朝《千字文》的作者周兴嗣、民国四公子中的张伯驹、袁克文,等等。在他们身上都留有一个千年古城的印记,而他们的作为又丰富了这个古城的历史文本。“乡音捎我故乡回,欲沐清风项国来。忆起城西扳倒井,欣登丘北望星台。晓钟敲响军粮阁,暮鼓催还佛寺埃。颍水东流门里过,好将南海说蓬莱。”历史长河余音袅袅,似乎仍在诉说着动人心弦的故事。
项子国是西周时一个小诸侯国,虽然国不大,但辈分不低。项子国的第一任国君是季毂。据说季毂是周武王的弟弟,武王伐纣时担任虎賁中郎一职。虎贲是周国的精锐部队,能在这样一支部队任职,说明季毂的军事素养很高。武王死后,成王继位,因为季毂在牧野之战立下大功,所以将其分封到了今天的项城一带。
按照《礼记》记载的周代封建官制,“王者之制禄者,公、侯、伯、子、男,凡五等”。项子国君在史料中被称作“项子”,显示为第四等的小国,尽管季毂源于姬姓。不过季毂的后世子孙以邑为姓,据说这也是后世项姓的起源。项城,其名源于此。
南顿百姓的刘秀情结
春秋战国,群雄并起,五霸争强,七雄一统。
嬴政灭掉六国后,在全国设立郡县制,不过项地并不在此列。项地归属于颍川郡,只有项地名而无项郡或项县之名。
公元前202年,汉高祖在这一带一下子设立了两个县:项县(治所在今沈丘县槐店镇)和南顿县(治所在今项城市南顿镇),都隶属于颍川郡。
汉高祖设立了南顿县,但和南顿历史联系最为紧密的,是东汉的光武帝刘秀。
虽然古籍史料确凿地告诉我们,南顿城建于春秋时期,但南顿百姓更相信,南顿城是刘秀时修的。
据说“昆阳大战”后,王莽军大败。刘秀率兵乘胜西征,在途中遇王莽增援大军,因寡不敌众,刘秀兵败而逃,王莽命人马追赶,并下令五更前一定捉住刘秀。因刘秀是真龙天子,遭此劫难惊动了太白金星。于是太白金星驾临南顿上空,命土地爷带领手下三千小鬼绕刘秀宿营地修建城池,一夜之间修筑了一座城池。等王莽赶到时,见平地突起一座坚固的城池。王莽大惊失色,连忙退兵,刘秀得以逃脱。
这一充满了封建迷信色彩的传说,显然不足为信。“王莽追刘秀”是个异常经典的故事,经典得整个北中国地区都流传着类似“王莽追啊追,刘秀逃啊逃,神仙鬼怪来帮忙”的故事。当然这些故事基本都经不起推敲,不过刘秀和南顿的故事有些倒是有史可查的。刘秀的父亲刘钦当年做过南顿县令,并在此迎娶了刘秀的母亲樊娴都。
或许因为幼年在南顿生活过的缘故,刘秀称帝后,曾于公元43年来到南顿,下令免除南顿县两年田赋。南顿的老百姓非常高兴,就修建了一座光武庙,以示纪念。虽然现在的光武庙是今人所建,但足以反映出南顿百姓对光武帝刘秀的偏爱。
出项城市区往西南不过十余里,老远就能望见一道土夯城墙,这就是南顿故城遗址。根据《太平寰宇记》的描述:“南顿,古顿子国,后逼于陈南徙,故号南顿,其城楚令尹子玉所筑。黄土夯就的城垣经过两千多年的洪水冲刷、风雨侵蚀和人为破坏,仅保留下北城垣一段,高7米左右,长200多米,最宽的地方不过10米。”
据考古发掘,城垣分为上中下三层:最下层属商代时期;中层有清晰的夯土层,属于东西周时期;上层含大量秦汉时期的粗绳纹板瓦和筒瓦等建筑材料,夯层十分明显。正因为此,南顿故城备受关注,1986年就被省政府批准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建安七子” 应玚
项城出现过东汉学者应劭、诗人应玚、清代女诗人高梅阁、王辙、书法家麻坦等著名文人。而其中应玚的名声最响,史称“建安七子”。
应玚初被魏王曹操任命为丞相掾属,后转为平原侯庶子。曹丕任五官中郎将时,玚为将军府文学(掌校典籍、侍奉文章),著文赋数十篇。诗歌亦见长。玚处于汉、魏战乱时期,对人民的灾难深感同情,在他的《灵河赋》《愍骥赋》《征赋》和《公宴赋》等作品中都有较深刻的反映。其传世之作不多,原有集,今散佚。明人辑有《应德琏集》。
同为“建安七子”的曹植曾有《送应氏诗二首》(“步登北邙坂”和“清时难屡得”),就是送给应玚和应璩兄弟的。应玚的笔下,常表现出一种漂泊流离的感叹,行文委婉和柔而缺少豪放,这可能与他饱经世故的生活经历有关。 建安二十二年,应玚与同为“建安七子”的徐干、刘桢、陈琳同期死于瘟疫,归葬于项。高寺镇今存“应冢”,是为应玚墓,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曹丕《与吴质书》说:“德琏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学足以著书。美志不遂,良可痛惜也”。原有作品集五卷,已佚,明人辑有《应德琏集》,仅存诗六首。《三国志》有传。
其代表性诗作为《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此诗并不长:“朝雁鸣云中,音响一何哀。问子游何乡,戢翼正徘徊。言我塞门来,将就衡阳栖。往春翔北土,今冬客南淮。远行蒙霜雪,毛羽日摧颓。常恐伤肌骨,身陨沉黄泥。简珠堕沙石,何能中自谐。欲因云雨会,濯羽陵高梯。良遇不可值,伸眉路何阶。公子敬爱客,乐饮不知疲。和颜既以畅,乃肯顾细微。赠诗见存慰,小子非所宜。为且极讙情,不醉其无归。凡百敬尔位,以副饥渴怀。”
此诗上半篇以鸣雁自喻,暗示自己过去穷困忧愁的生活。诗人借用了《诗.小雅.鸳鸯》的“鸳鸯在梁,戢其羽翼”之句。但鸳鸯戢翼,只是为了休息;而此处鸿雁戢翼,却充满了迷茫之感。即此一端,亦可以见出诗人的善于翻旧出新。下面是雁儿的回答。这几句借鸿雁迁徙的规律,比喻自己往昔飘泊的生涯。汉末中原大乱,士人为逃避战祸,四处流窜,大多是寄身于战乱较少的南方。如王粲、繁钦等,都曾逃往荆州,应玚看来也有过这样的经历。
此诗主题是希冀得到曹丕的恩遇,但这点只在前半篇借雁“濯羽陵高梯”中暗透出来,而后半篇正面叙述时却不著一字。这固然是因为应玚此时与曹丕初交,不便明言;但更是因为他为人自重身份,不卑不亢,所以立言得体,艺术上也显得含蓄蕴藉。全诗音节响亮,风格清丽,不愧为“建安”诗中之佳作。
胆识过人的杨烈氏
在一份项城名人录的榜单里,位列第四的是唐朝时期保家卫国的李侃、杨烈夫妇。唐代李翱的《李文公集》中曾专门有篇文章为他们立传——《杨烈妇传 》。 建中四年,项城为叛军困。县令李侃,不知所为。其妻杨氏日:“君,县令也。寇至当守;力不足,死焉,职也。君如逃,则人谁肯固矣!”侃日:“兵与财皆无,将若何?”曰:“如不守,县为贼所得矣,仓廪皆其积也,府库皆其财也,百姓皆其战士也,国家何有?夺贼之财而食其食,重赏以令死士,其必济!”于是,召胥吏、百姓于庭,扬氏言曰:“县令,诚主也;虽然,岁满则罢去。非若吏人、百姓然。吏人、百姓,邑人也,坟墓存焉,宜相与致死以守其邑,忍失其身而为贼之人耶?”众皆泣。得数百人,侃率之以乘城。项城,小邑也,无长戟劲弩、高城深沟之固。贼气吞焉,将超城而下。有以弱弓射贼者,中其帅,坠马死。贼失势,遂散走,项城之人无伤焉。
公元738年,李希烈攻陷了汴州,接着又将掠夺项城县。县官李侃不知怎么才好,他的妻子杨氏极力劝说他要死守项城,并提出“夺取贼兵的财物,吃他们的粮食,重赏鼓励敢死的士兵”的办法。对于胥吏百姓,杨氏则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县官,确实是一城之主,虽然如此,任期满了就离职而去,不像吏人百姓那样。吏人百姓,都是本地人,祖坟在这里,应该相互出力死守这个县城,怎能忍心丧失自身而成为叛贼俘虏呢?”众人听了都流泪答应了。于是杨氏宣布命令:“凡是用砖瓦石块击中贼人的,奖赏他千钱;用刀箭兵器之类击中敌人的,奖赏他万钱。”得到数百人,李侃带领他们登上了城墙。杨氏亲自为他们煮饭让他们吃,不分老小,一定照顾周到均匀,杨氏让李侃对敌人通话:“项城父老,守义而决不从贼,都全力死守不怕牺牲,即使得到我们的城也不能显示你们的军威,不如赶快离去,白白地失利,没有什么好处。”判贼都笑了。这时有流矢射中李侃的手,李侃受伤而归。杨氏责备他说:“你不在,那么谁能固守阵地!即使死在城上,岂不比死在家里有意义吗?”李侃就忍着伤痛,又登上了城墙。项城是小地方,没有长戟劲弩精良武器,没有高城深沟来固守。判贼气焰嚣张,率领他们的士兵将要跳 过城墙而攻下项城。此时守城士兵用普通的弓箭射贼人,射中了他们的统帅,落马而死。他们的统帅是李希烈的女婿。叛贼失势了,接着全都逃跑了。项城的人没有伤亡。刺史把李侃的功劳上报了,上级下命令调李侃任绛州太平(今山西临汾)县令。
一个县令之妻,却有男人般刚强的意志和临危不乱的智慧,实属难得。而她的事迹在文人生动的笔墨下也流传至今。
李自成对项城念念不忘
三国时期,项地一带为项县,不过由于在曹魏统辖范围内,项县隶属于陈国。南北朝时,战争频繁,东讨西伐,南征北战,颍、淮流域归属经常变化,项县隶属州郡也随着不断更迭,县的名称也是这样。
到了唐代,公元623年,南顿县被撤销,并入项城县。公元627年,将附近的颍东县并入项城县。公元695年,项城县西部一带划入光武县(后改名为南顿县)。
到了元代,公元1336年,项城县被废,但不久重新复设,隶属于陈州。
明代时期,公元1368年,南顿县被撤销,并入项城县,项城县隶属开封府陈州。公元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建国号大顺,下令将项城县改为项州。
李自成远在北京,对项城念念不忘,大概和當年的项城之战有关。众所周知,李自成大军崛起的转折点就在河南。公元1641年9月,李自成大军与陕西总督傅宗龙在项城一带展开决战,经过苦战,李自成大获全胜。随后,李自成大军频频告捷,项城、襄城、朱仙镇、郏县、汝宁五次战役的胜利,不仅击败了傅宗龙、汪乔年、杨文岳、孙传庭等明军主力,而且控制了河南全省,部众发展到近百万人,一跃成为明末农民起义军的主力。史书记载,李自成在项城遣精兵于途中伏击明军,致明军阵乱败逃,执杀明总督傅宗龙于项城。这大概就是李自成将项城由县升格为州的原因所在吧。
袁项城的生地与死地
古时中国人爱把某人的原籍当成其别称,至清代,此风尤甚,如叫左宗棠为左湘阴、李鸿章为李合肥、张之洞为张南皮、康有为是康南海。如此,袁世凯也就被叫成袁项城了。不光朝中的衮衮诸公这样叫他,连皇帝也如此称他——有野史称,光绪皇帝在被囚禁以后,曾“日书项城名以志其愤”——天天在纸上写着袁世凯的名字以泄心头大恨。
袁世凯的诞生地就在项城的袁寨。袁寨,因清朝咸丰年间的1857年袁氏家族看中这块风水宝地,花巨资买下并在此建寨修府而得名。至于袁氏家族如何看中这块宝地,继而迁往这里,还要从头说起。
袁氏家族早先并非富豪。后来,袁世凯的叔父袁甲三于1835年中举后步步高升,后因赫赫战功屡受朝廷嘉奖而赏戴花翎,穿黄马褂。之后袁甲三兄弟也都先后做官。袁甲三这杆大旗,使袁家声威大振,官运亨通。到清咸丰年间,袁家食一品俸禄的6人,二品俸禄的3人,四品俸禄的1人,七品俸禄的3人。“官阶步步升高,钱财滚滚而来”,此时袁家也“日进斗金”,渐成巨富。
清道光年间,袁家丁壮繁衍,在项城已成旺族,全家已近百口人之多,旧宅无法容纳,招待乡绅尤显寒酸。于是,清咸丰年间,袁家便改四世同堂为各立门户。
袁氏族人先后多次研讨《易经》,又请环境地理学高手实地考察,最后看中了当时叫石腰庄的这块宝地(今袁寨村),就花巨资买下石腰庄及周围田产,为避捻军袭击,还在这里修筑了寨堡。袁氏家族在原石姓财主的旧宅基上建袁府,先后建房248间,旧居整体按中、东、西三轴线布局,分东、西三级纵深院落,且院落幽曲相连,形成一片完整且别具风格的建筑群。建筑群由传统砖瓦、木材、白灰等建筑材料构成,反映了中国古代建筑特色。房屋顶脊之处,皆有狮、虎、豹、马、猴等砖雕,四角挑檐高耸,饰有龙纹兽尖、直指苍穹,气势恢宏。
袁寨于1857年开始修寨建府,1858年落成。同年12月袁家迁入寨内,1859年9月16日袁世凯降生在这里。
而到1916年袁世凯逝世后,他却并未葬在自己的故乡,而是葬在了安阳的洹上村。“项城”不回项城的原因,到底是为何呢?
在袁的三女儿袁叔桢在《我的父亲袁世凯》一文中,她终于道出了其中的前因后果:“我父亲的兄弟姐妹,一共九人。除了我的大伯世敦是嫡出的以外,其余兄弟五人、姐妹三人都是庶出。我父亲的生母是刘氏(亦即生父之妾)……后来,我祖母刘氏死在天津。当时我父亲任直隶总督。他请了假,搬运灵柩回转项城安葬。但是我的大伯世敦,认为刘氏不过是一位庶母,所以不准入祖坟正穴,可是我父亲却和他争执了很多次,由于大伯坚决不答应,最后只得另买了新坟地安葬。从这以后,我父亲和大伯世敦就不再往来。还由于这个原因,以后就定居在彰德的洹上村,不再回项城老家,直到我父亲做了总统,他们老兄弟俩还是不相闻问的。”
袁世凯并非其父袁保中的正妻所生,所以,他的母亲死后便没有资格进入袁家祖茔正穴。袁世凯因生母未被尊重而愤然迁籍,从此一去不回……
项城历史上的名人还有很多,如南北朝《千字文》的作者周兴嗣、民国四公子中的张伯驹、袁克文,等等。在他们身上都留有一个千年古城的印记,而他们的作为又丰富了这个古城的历史文本。“乡音捎我故乡回,欲沐清风项国来。忆起城西扳倒井,欣登丘北望星台。晓钟敲响军粮阁,暮鼓催还佛寺埃。颍水东流门里过,好将南海说蓬莱。”历史长河余音袅袅,似乎仍在诉说着动人心弦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