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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玉篇》对“项”字的解释，其一是指脖子的后部。此外，项还可表肥大、种类、古国名、古姓氏诸义。其中用为古国名者，如《春秋.僖公十七年》：“夏，灭项。”这里的古项国，位于今河南省项城市东北。古项国被灭后，后世子孙以国为氏。春秋时有项橐，秦末有项籍与项伯等。
项子国是西周时一个小诸侯国，虽然国不大，但辈分不低。项子国的第一任国君是季毂。据说季毂是周武王的弟弟，武王伐纣时担任虎賁中郎一职。虎贲是周国的精锐部队，能在这样一支部队任职，说明季毂的军事素养很高。武王死后，成王继位，因为季毂在牧野之战立下大功，所以将其分封到了今天的项城一带。
按照《礼记》记载的周代封建官制，“王者之制禄者，公、侯、伯、子、男，凡五等”。项子国君在史料中被称作“项子”，显示为第四等的小国，尽管季毂源于姬姓。不过季毂的后世子孙以邑为姓，据说这也是后世项姓的起源。项城，其名源于此。
南顿百姓的刘秀情结
春秋战国，群雄并起，五霸争强，七雄一统。
嬴政灭掉六国后，在全国设立郡县制，不过项地并不在此列。项地归属于颍川郡，只有项地名而无项郡或项县之名。
公元前202年，汉高祖在这一带一下子设立了两个县：项县（治所在今沈丘县槐店镇）和南顿县（治所在今项城市南顿镇），都隶属于颍川郡。
汉高祖设立了南顿县，但和南顿历史联系最为紧密的，是东汉的光武帝刘秀。
虽然古籍史料确凿地告诉我们，南顿城建于春秋时期，但南顿百姓更相信，南顿城是刘秀时修的。
据说“昆阳大战”后，王莽军大败。刘秀率兵乘胜西征，在途中遇王莽增援大军，因寡不敌众，刘秀兵败而逃，王莽命人马追赶，并下令五更前一定捉住刘秀。因刘秀是真龙天子，遭此劫难惊动了太白金星。于是太白金星驾临南顿上空，命土地爷带领手下三千小鬼绕刘秀宿营地修建城池，一夜之间修筑了一座城池。等王莽赶到时，见平地突起一座坚固的城池。王莽大惊失色，连忙退兵，刘秀得以逃脱。
这一充满了封建迷信色彩的传说，显然不足为信。“王莽追刘秀”是个异常经典的故事，经典得整个北中国地区都流传着类似“王莽追啊追，刘秀逃啊逃，神仙鬼怪来帮忙”的故事。当然这些故事基本都经不起推敲，不过刘秀和南顿的故事有些倒是有史可查的。刘秀的父亲刘钦当年做过南顿县令，并在此迎娶了刘秀的母亲樊娴都。
或许因为幼年在南顿生活过的缘故，刘秀称帝后，曾于公元43年来到南顿，下令免除南顿县两年田赋。南顿的老百姓非常高兴，就修建了一座光武庙，以示纪念。虽然现在的光武庙是今人所建，但足以反映出南顿百姓对光武帝刘秀的偏爱。
出项城市区往西南不过十余里，老远就能望见一道土夯城墙，这就是南顿故城遗址。根据《太平寰宇记》的描述：“南顿，古顿子国，后逼于陈南徙，故号南顿，其城楚令尹子玉所筑。黄土夯就的城垣经过两千多年的洪水冲刷、风雨侵蚀和人为破坏，仅保留下北城垣一段，高7米左右，长200多米，最宽的地方不过10米。”
据考古发掘，城垣分为上中下三层：最下层属商代时期；中层有清晰的夯土层，属于东西周时期；上层含大量秦汉时期的粗绳纹板瓦和筒瓦等建筑材料，夯层十分明显。正因为此，南顿故城备受关注，1986年就被省政府批准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建安七子” 应玚
项城出现过东汉学者应劭、诗人应玚、清代女诗人高梅阁、王辙、书法家麻坦等著名文人。而其中应玚的名声最响，史称“建安七子”。
应玚初被魏王曹操任命为丞相掾属，后转为平原侯庶子。曹丕任五官中郎将时，玚为将军府文学（掌校典籍、侍奉文章），著文赋数十篇。诗歌亦见长。玚处于汉、魏战乱时期，对人民的灾难深感同情，在他的《灵河赋》《愍骥赋》《征赋》和《公宴赋》等作品中都有较深刻的反映。其传世之作不多，原有集，今散佚。明人辑有《应德琏集》。
同为“建安七子”的曹植曾有《送应氏诗二首》（“步登北邙坂”和“清时难屡得”），就是送给应玚和应璩兄弟的。应玚的笔下，常表现出一种漂泊流离的感叹，行文委婉和柔而缺少豪放，这可能与他饱经世故的生活经历有关。 建安二十二年，应玚与同为“建安七子”的徐干、刘桢、陈琳同期死于瘟疫，归葬于项。高寺镇今存“应冢”，是为应玚墓，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曹丕《与吴质书》说：“德琏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学足以著书。美志不遂，良可痛惜也”。原有作品集五卷，已佚，明人辑有《应德琏集》，仅存诗六首。《三国志》有传。
其代表性诗作为《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此诗并不长：“朝雁鸣云中，音响一何哀。问子游何乡，戢翼正徘徊。言我塞门来，将就衡阳栖。往春翔北土，今冬客南淮。远行蒙霜雪，毛羽日摧颓。常恐伤肌骨，身陨沉黄泥。简珠堕沙石，何能中自谐。欲因云雨会，濯羽陵高梯。良遇不可值，伸眉路何阶。公子敬爱客，乐饮不知疲。和颜既以畅，乃肯顾细微。赠诗见存慰，小子非所宜。为且极讙情，不醉其无归。凡百敬尔位，以副饥渴怀。”
此诗上半篇以鸣雁自喻，暗示自己过去穷困忧愁的生活。诗人借用了《诗.小雅.鸳鸯》的“鸳鸯在梁，戢其羽翼”之句。但鸳鸯戢翼，只是为了休息；而此处鸿雁戢翼，却充满了迷茫之感。即此一端，亦可以见出诗人的善于翻旧出新。下面是雁儿的回答。这几句借鸿雁迁徙的规律，比喻自己往昔飘泊的生涯。汉末中原大乱，士人为逃避战祸，四处流窜，大多是寄身于战乱较少的南方。如王粲、繁钦等，都曾逃往荆州，应玚看来也有过这样的经历。
此诗主题是希冀得到曹丕的恩遇，但这点只在前半篇借雁“濯羽陵高梯”中暗透出来，而后半篇正面叙述时却不著一字。这固然是因为应玚此时与曹丕初交，不便明言；但更是因为他为人自重身份，不卑不亢，所以立言得体，艺术上也显得含蓄蕴藉。全诗音节响亮，风格清丽，不愧为“建安”诗中之佳作。
胆识过人的杨烈氏
在一份项城名人录的榜单里，位列第四的是唐朝时期保家卫国的李侃、杨烈夫妇。唐代李翱的《李文公集》中曾专门有篇文章为他们立传——《杨烈妇传 》。 建中四年，项城为叛军困。县令李侃，不知所为。其妻杨氏日：“君，县令也。寇至当守；力不足，死焉，职也。君如逃，则人谁肯固矣！”侃日：“兵与财皆无，将若何？”曰：“如不守，县为贼所得矣，仓廪皆其积也，府库皆其财也，百姓皆其战士也，国家何有？夺贼之财而食其食，重赏以令死士，其必济！”于是，召胥吏、百姓于庭，扬氏言曰：“县令，诚主也；虽然，岁满则罢去。非若吏人、百姓然。吏人、百姓，邑人也，坟墓存焉，宜相与致死以守其邑，忍失其身而为贼之人耶？”众皆泣。得数百人，侃率之以乘城。项城，小邑也，无长戟劲弩、高城深沟之固。贼气吞焉，将超城而下。有以弱弓射贼者，中其帅，坠马死。贼失势，遂散走，项城之人无伤焉。
公元738年，李希烈攻陷了汴州，接着又将掠夺项城县。县官李侃不知怎么才好，他的妻子杨氏极力劝说他要死守项城，并提出“夺取贼兵的财物，吃他们的粮食，重赏鼓励敢死的士兵”的办法。对于胥吏百姓，杨氏则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县官，确实是一城之主，虽然如此，任期满了就离职而去，不像吏人百姓那样。吏人百姓，都是本地人，祖坟在这里，应该相互出力死守这个县城，怎能忍心丧失自身而成为叛贼俘虏呢？”众人听了都流泪答应了。于是杨氏宣布命令：“凡是用砖瓦石块击中贼人的，奖赏他千钱；用刀箭兵器之类击中敌人的，奖赏他万钱。”得到数百人，李侃带领他们登上了城墙。杨氏亲自为他们煮饭让他们吃，不分老小，一定照顾周到均匀，杨氏让李侃对敌人通话：“项城父老，守义而决不从贼，都全力死守不怕牺牲，即使得到我们的城也不能显示你们的军威，不如赶快离去，白白地失利，没有什么好处。”判贼都笑了。这时有流矢射中李侃的手，李侃受伤而归。杨氏责备他说：“你不在，那么谁能固守阵地！即使死在城上，岂不比死在家里有意义吗？”李侃就忍着伤痛，又登上了城墙。项城是小地方，没有长戟劲弩精良武器，没有高城深沟来固守。判贼气焰嚣张，率领他们的士兵将要跳 过城墙而攻下项城。此时守城士兵用普通的弓箭射贼人，射中了他们的统帅，落马而死。他们的统帅是李希烈的女婿。叛贼失势了，接着全都逃跑了。项城的人没有伤亡。刺史把李侃的功劳上报了，上级下命令调李侃任绛州太平（今山西临汾）县令。
一个县令之妻，却有男人般刚强的意志和临危不乱的智慧，实属难得。而她的事迹在文人生动的笔墨下也流传至今。
李自成对项城念念不忘
三国时期，项地一带为项县，不过由于在曹魏统辖范围内，项县隶属于陈国。南北朝时，战争频繁，东讨西伐，南征北战，颍、淮流域归属经常变化，项县隶属州郡也随着不断更迭，县的名称也是这样。
到了唐代，公元623年，南顿县被撤销，并入项城县。公元627年，将附近的颍东县并入项城县。公元695年，项城县西部一带划入光武县（后改名为南顿县）。
到了元代，公元1336年，项城县被废，但不久重新复设，隶属于陈州。
明代时期，公元1368年，南顿县被撤销，并入项城县，项城县隶属开封府陈州。公元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建国号大顺，下令将项城县改为项州。
李自成远在北京，对项城念念不忘，大概和當年的项城之战有关。众所周知，李自成大军崛起的转折点就在河南。公元1641年9月，李自成大军与陕西总督傅宗龙在项城一带展开决战，经过苦战，李自成大获全胜。随后，李自成大军频频告捷，项城、襄城、朱仙镇、郏县、汝宁五次战役的胜利，不仅击败了傅宗龙、汪乔年、杨文岳、孙传庭等明军主力，而且控制了河南全省，部众发展到近百万人，一跃成为明末农民起义军的主力。史书记载，李自成在项城遣精兵于途中伏击明军，致明军阵乱败逃，执杀明总督傅宗龙于项城。这大概就是李自成将项城由县升格为州的原因所在吧。
袁项城的生地与死地
古时中国人爱把某人的原籍当成其别称，至清代，此风尤甚，如叫左宗棠为左湘阴、李鸿章为李合肥、张之洞为张南皮、康有为是康南海。如此，袁世凯也就被叫成袁项城了。不光朝中的衮衮诸公这样叫他，连皇帝也如此称他——有野史称，光绪皇帝在被囚禁以后，曾“日书项城名以志其愤”——天天在纸上写着袁世凯的名字以泄心头大恨。
袁世凯的诞生地就在项城的袁寨。袁寨，因清朝咸丰年间的1857年袁氏家族看中这块风水宝地，花巨资买下并在此建寨修府而得名。至于袁氏家族如何看中这块宝地，继而迁往这里，还要从头说起。
袁氏家族早先并非富豪。后来，袁世凯的叔父袁甲三于1835年中举后步步高升，后因赫赫战功屡受朝廷嘉奖而赏戴花翎，穿黄马褂。之后袁甲三兄弟也都先后做官。袁甲三这杆大旗，使袁家声威大振，官运亨通。到清咸丰年间，袁家食一品俸禄的6人，二品俸禄的3人，四品俸禄的1人，七品俸禄的3人。“官阶步步升高，钱财滚滚而来”，此时袁家也“日进斗金”，渐成巨富。
清道光年间，袁家丁壮繁衍，在项城已成旺族，全家已近百口人之多，旧宅无法容纳，招待乡绅尤显寒酸。于是，清咸丰年间，袁家便改四世同堂为各立门户。
袁氏族人先后多次研讨《易经》，又请环境地理学高手实地考察，最后看中了当时叫石腰庄的这块宝地（今袁寨村），就花巨资买下石腰庄及周围田产，为避捻军袭击，还在这里修筑了寨堡。袁氏家族在原石姓财主的旧宅基上建袁府，先后建房248间，旧居整体按中、东、西三轴线布局，分东、西三级纵深院落，且院落幽曲相连，形成一片完整且别具风格的建筑群。建筑群由传统砖瓦、木材、白灰等建筑材料构成，反映了中国古代建筑特色。房屋顶脊之处，皆有狮、虎、豹、马、猴等砖雕，四角挑檐高耸，饰有龙纹兽尖、直指苍穹，气势恢宏。
袁寨于1857年开始修寨建府，1858年落成。同年12月袁家迁入寨内，1859年9月16日袁世凯降生在这里。
而到1916年袁世凯逝世后，他却并未葬在自己的故乡，而是葬在了安阳的洹上村。“项城”不回项城的原因，到底是为何呢？
在袁的三女儿袁叔桢在《我的父亲袁世凯》一文中，她终于道出了其中的前因后果：“我父亲的兄弟姐妹，一共九人。除了我的大伯世敦是嫡出的以外，其余兄弟五人、姐妹三人都是庶出。我父亲的生母是刘氏（亦即生父之妾）……后来，我祖母刘氏死在天津。当时我父亲任直隶总督。他请了假，搬运灵柩回转项城安葬。但是我的大伯世敦，认为刘氏不过是一位庶母，所以不准入祖坟正穴，可是我父亲却和他争执了很多次，由于大伯坚决不答应，最后只得另买了新坟地安葬。从这以后，我父亲和大伯世敦就不再往来。还由于这个原因，以后就定居在彰德的洹上村，不再回项城老家，直到我父亲做了总统，他们老兄弟俩还是不相闻问的。”
袁世凯并非其父袁保中的正妻所生，所以，他的母亲死后便没有资格进入袁家祖茔正穴。袁世凯因生母未被尊重而愤然迁籍，从此一去不回……
项城历史上的名人还有很多，如南北朝《千字文》的作者周兴嗣、民国四公子中的张伯驹、袁克文，等等。在他们身上都留有一个千年古城的印记，而他们的作为又丰富了这个古城的历史文本。“乡音捎我故乡回，欲沐清风项国来。忆起城西扳倒井，欣登丘北望星台。晓钟敲响军粮阁，暮鼓催还佛寺埃。颍水东流门里过，好将南海说蓬莱。”历史长河余音袅袅，似乎仍在诉说着动人心弦的故事。
项子国是西周时一个小诸侯国，虽然国不大，但辈分不低。项子国的第一任国君是季毂。据说季毂是周武王的弟弟，武王伐纣时担任虎賁中郎一职。虎贲是周国的精锐部队，能在这样一支部队任职，说明季毂的军事素养很高。武王死后，成王继位，因为季毂在牧野之战立下大功，所以将其分封到了今天的项城一带。
按照《礼记》记载的周代封建官制，“王者之制禄者，公、侯、伯、子、男，凡五等”。项子国君在史料中被称作“项子”，显示为第四等的小国，尽管季毂源于姬姓。不过季毂的后世子孙以邑为姓，据说这也是后世项姓的起源。项城，其名源于此。
南顿百姓的刘秀情结
春秋战国，群雄并起，五霸争强，七雄一统。
嬴政灭掉六国后，在全国设立郡县制，不过项地并不在此列。项地归属于颍川郡，只有项地名而无项郡或项县之名。
公元前202年，汉高祖在这一带一下子设立了两个县：项县（治所在今沈丘县槐店镇）和南顿县（治所在今项城市南顿镇），都隶属于颍川郡。
汉高祖设立了南顿县，但和南顿历史联系最为紧密的，是东汉的光武帝刘秀。
虽然古籍史料确凿地告诉我们，南顿城建于春秋时期，但南顿百姓更相信，南顿城是刘秀时修的。
据说“昆阳大战”后，王莽军大败。刘秀率兵乘胜西征，在途中遇王莽增援大军，因寡不敌众，刘秀兵败而逃，王莽命人马追赶，并下令五更前一定捉住刘秀。因刘秀是真龙天子，遭此劫难惊动了太白金星。于是太白金星驾临南顿上空，命土地爷带领手下三千小鬼绕刘秀宿营地修建城池，一夜之间修筑了一座城池。等王莽赶到时，见平地突起一座坚固的城池。王莽大惊失色，连忙退兵，刘秀得以逃脱。
这一充满了封建迷信色彩的传说，显然不足为信。“王莽追刘秀”是个异常经典的故事，经典得整个北中国地区都流传着类似“王莽追啊追，刘秀逃啊逃，神仙鬼怪来帮忙”的故事。当然这些故事基本都经不起推敲，不过刘秀和南顿的故事有些倒是有史可查的。刘秀的父亲刘钦当年做过南顿县令，并在此迎娶了刘秀的母亲樊娴都。
或许因为幼年在南顿生活过的缘故，刘秀称帝后，曾于公元43年来到南顿，下令免除南顿县两年田赋。南顿的老百姓非常高兴，就修建了一座光武庙，以示纪念。虽然现在的光武庙是今人所建，但足以反映出南顿百姓对光武帝刘秀的偏爱。
出项城市区往西南不过十余里，老远就能望见一道土夯城墙，这就是南顿故城遗址。根据《太平寰宇记》的描述：“南顿，古顿子国，后逼于陈南徙，故号南顿，其城楚令尹子玉所筑。黄土夯就的城垣经过两千多年的洪水冲刷、风雨侵蚀和人为破坏，仅保留下北城垣一段，高7米左右，长200多米，最宽的地方不过10米。”
据考古发掘，城垣分为上中下三层：最下层属商代时期；中层有清晰的夯土层，属于东西周时期；上层含大量秦汉时期的粗绳纹板瓦和筒瓦等建筑材料，夯层十分明显。正因为此，南顿故城备受关注，1986年就被省政府批准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建安七子” 应玚
项城出现过东汉学者应劭、诗人应玚、清代女诗人高梅阁、王辙、书法家麻坦等著名文人。而其中应玚的名声最响，史称“建安七子”。
应玚初被魏王曹操任命为丞相掾属，后转为平原侯庶子。曹丕任五官中郎将时，玚为将军府文学（掌校典籍、侍奉文章），著文赋数十篇。诗歌亦见长。玚处于汉、魏战乱时期，对人民的灾难深感同情，在他的《灵河赋》《愍骥赋》《征赋》和《公宴赋》等作品中都有较深刻的反映。其传世之作不多，原有集，今散佚。明人辑有《应德琏集》。
同为“建安七子”的曹植曾有《送应氏诗二首》（“步登北邙坂”和“清时难屡得”），就是送给应玚和应璩兄弟的。应玚的笔下，常表现出一种漂泊流离的感叹，行文委婉和柔而缺少豪放，这可能与他饱经世故的生活经历有关。 建安二十二年，应玚与同为“建安七子”的徐干、刘桢、陈琳同期死于瘟疫，归葬于项。高寺镇今存“应冢”，是为应玚墓，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曹丕《与吴质书》说：“德琏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学足以著书。美志不遂，良可痛惜也”。原有作品集五卷，已佚，明人辑有《应德琏集》，仅存诗六首。《三国志》有传。
其代表性诗作为《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此诗并不长：“朝雁鸣云中，音响一何哀。问子游何乡，戢翼正徘徊。言我塞门来，将就衡阳栖。往春翔北土，今冬客南淮。远行蒙霜雪，毛羽日摧颓。常恐伤肌骨，身陨沉黄泥。简珠堕沙石，何能中自谐。欲因云雨会，濯羽陵高梯。良遇不可值，伸眉路何阶。公子敬爱客，乐饮不知疲。和颜既以畅，乃肯顾细微。赠诗见存慰，小子非所宜。为且极讙情，不醉其无归。凡百敬尔位，以副饥渴怀。”
此诗上半篇以鸣雁自喻，暗示自己过去穷困忧愁的生活。诗人借用了《诗.小雅.鸳鸯》的“鸳鸯在梁，戢其羽翼”之句。但鸳鸯戢翼，只是为了休息；而此处鸿雁戢翼，却充满了迷茫之感。即此一端，亦可以见出诗人的善于翻旧出新。下面是雁儿的回答。这几句借鸿雁迁徙的规律，比喻自己往昔飘泊的生涯。汉末中原大乱，士人为逃避战祸，四处流窜，大多是寄身于战乱较少的南方。如王粲、繁钦等，都曾逃往荆州，应玚看来也有过这样的经历。
此诗主题是希冀得到曹丕的恩遇，但这点只在前半篇借雁“濯羽陵高梯”中暗透出来，而后半篇正面叙述时却不著一字。这固然是因为应玚此时与曹丕初交，不便明言；但更是因为他为人自重身份，不卑不亢，所以立言得体，艺术上也显得含蓄蕴藉。全诗音节响亮，风格清丽，不愧为“建安”诗中之佳作。
胆识过人的杨烈氏
在一份项城名人录的榜单里，位列第四的是唐朝时期保家卫国的李侃、杨烈夫妇。唐代李翱的《李文公集》中曾专门有篇文章为他们立传——《杨烈妇传 》。 建中四年，项城为叛军困。县令李侃，不知所为。其妻杨氏日：“君，县令也。寇至当守；力不足，死焉，职也。君如逃，则人谁肯固矣！”侃日：“兵与财皆无，将若何？”曰：“如不守，县为贼所得矣，仓廪皆其积也，府库皆其财也，百姓皆其战士也，国家何有？夺贼之财而食其食，重赏以令死士，其必济！”于是，召胥吏、百姓于庭，扬氏言曰：“县令，诚主也；虽然，岁满则罢去。非若吏人、百姓然。吏人、百姓，邑人也，坟墓存焉，宜相与致死以守其邑，忍失其身而为贼之人耶？”众皆泣。得数百人，侃率之以乘城。项城，小邑也，无长戟劲弩、高城深沟之固。贼气吞焉，将超城而下。有以弱弓射贼者，中其帅，坠马死。贼失势，遂散走，项城之人无伤焉。
公元738年，李希烈攻陷了汴州，接着又将掠夺项城县。县官李侃不知怎么才好，他的妻子杨氏极力劝说他要死守项城，并提出“夺取贼兵的财物，吃他们的粮食，重赏鼓励敢死的士兵”的办法。对于胥吏百姓，杨氏则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县官，确实是一城之主，虽然如此，任期满了就离职而去，不像吏人百姓那样。吏人百姓，都是本地人，祖坟在这里，应该相互出力死守这个县城，怎能忍心丧失自身而成为叛贼俘虏呢？”众人听了都流泪答应了。于是杨氏宣布命令：“凡是用砖瓦石块击中贼人的，奖赏他千钱；用刀箭兵器之类击中敌人的，奖赏他万钱。”得到数百人，李侃带领他们登上了城墙。杨氏亲自为他们煮饭让他们吃，不分老小，一定照顾周到均匀，杨氏让李侃对敌人通话：“项城父老，守义而决不从贼，都全力死守不怕牺牲，即使得到我们的城也不能显示你们的军威，不如赶快离去，白白地失利，没有什么好处。”判贼都笑了。这时有流矢射中李侃的手，李侃受伤而归。杨氏责备他说：“你不在，那么谁能固守阵地！即使死在城上，岂不比死在家里有意义吗？”李侃就忍着伤痛，又登上了城墙。项城是小地方，没有长戟劲弩精良武器，没有高城深沟来固守。判贼气焰嚣张，率领他们的士兵将要跳 过城墙而攻下项城。此时守城士兵用普通的弓箭射贼人，射中了他们的统帅，落马而死。他们的统帅是李希烈的女婿。叛贼失势了，接着全都逃跑了。项城的人没有伤亡。刺史把李侃的功劳上报了，上级下命令调李侃任绛州太平（今山西临汾）县令。
一个县令之妻，却有男人般刚强的意志和临危不乱的智慧，实属难得。而她的事迹在文人生动的笔墨下也流传至今。
李自成对项城念念不忘
三国时期，项地一带为项县，不过由于在曹魏统辖范围内，项县隶属于陈国。南北朝时，战争频繁，东讨西伐，南征北战，颍、淮流域归属经常变化，项县隶属州郡也随着不断更迭，县的名称也是这样。
到了唐代，公元623年，南顿县被撤销，并入项城县。公元627年，将附近的颍东县并入项城县。公元695年，项城县西部一带划入光武县（后改名为南顿县）。
到了元代，公元1336年，项城县被废，但不久重新复设，隶属于陈州。
明代时期，公元1368年，南顿县被撤销，并入项城县，项城县隶属开封府陈州。公元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建国号大顺，下令将项城县改为项州。
李自成远在北京，对项城念念不忘，大概和當年的项城之战有关。众所周知，李自成大军崛起的转折点就在河南。公元1641年9月，李自成大军与陕西总督傅宗龙在项城一带展开决战，经过苦战，李自成大获全胜。随后，李自成大军频频告捷，项城、襄城、朱仙镇、郏县、汝宁五次战役的胜利，不仅击败了傅宗龙、汪乔年、杨文岳、孙传庭等明军主力，而且控制了河南全省，部众发展到近百万人，一跃成为明末农民起义军的主力。史书记载，李自成在项城遣精兵于途中伏击明军，致明军阵乱败逃，执杀明总督傅宗龙于项城。这大概就是李自成将项城由县升格为州的原因所在吧。
袁项城的生地与死地
古时中国人爱把某人的原籍当成其别称，至清代，此风尤甚，如叫左宗棠为左湘阴、李鸿章为李合肥、张之洞为张南皮、康有为是康南海。如此，袁世凯也就被叫成袁项城了。不光朝中的衮衮诸公这样叫他，连皇帝也如此称他——有野史称，光绪皇帝在被囚禁以后，曾“日书项城名以志其愤”——天天在纸上写着袁世凯的名字以泄心头大恨。
袁世凯的诞生地就在项城的袁寨。袁寨，因清朝咸丰年间的1857年袁氏家族看中这块风水宝地，花巨资买下并在此建寨修府而得名。至于袁氏家族如何看中这块宝地，继而迁往这里，还要从头说起。
袁氏家族早先并非富豪。后来，袁世凯的叔父袁甲三于1835年中举后步步高升，后因赫赫战功屡受朝廷嘉奖而赏戴花翎，穿黄马褂。之后袁甲三兄弟也都先后做官。袁甲三这杆大旗，使袁家声威大振，官运亨通。到清咸丰年间，袁家食一品俸禄的6人，二品俸禄的3人，四品俸禄的1人，七品俸禄的3人。“官阶步步升高，钱财滚滚而来”，此时袁家也“日进斗金”，渐成巨富。
清道光年间，袁家丁壮繁衍，在项城已成旺族，全家已近百口人之多，旧宅无法容纳，招待乡绅尤显寒酸。于是，清咸丰年间，袁家便改四世同堂为各立门户。
袁氏族人先后多次研讨《易经》，又请环境地理学高手实地考察，最后看中了当时叫石腰庄的这块宝地（今袁寨村），就花巨资买下石腰庄及周围田产，为避捻军袭击，还在这里修筑了寨堡。袁氏家族在原石姓财主的旧宅基上建袁府，先后建房248间，旧居整体按中、东、西三轴线布局，分东、西三级纵深院落，且院落幽曲相连，形成一片完整且别具风格的建筑群。建筑群由传统砖瓦、木材、白灰等建筑材料构成，反映了中国古代建筑特色。房屋顶脊之处，皆有狮、虎、豹、马、猴等砖雕，四角挑檐高耸，饰有龙纹兽尖、直指苍穹，气势恢宏。
袁寨于1857年开始修寨建府，1858年落成。同年12月袁家迁入寨内，1859年9月16日袁世凯降生在这里。
而到1916年袁世凯逝世后，他却并未葬在自己的故乡，而是葬在了安阳的洹上村。“项城”不回项城的原因，到底是为何呢？
在袁的三女儿袁叔桢在《我的父亲袁世凯》一文中，她终于道出了其中的前因后果：“我父亲的兄弟姐妹，一共九人。除了我的大伯世敦是嫡出的以外，其余兄弟五人、姐妹三人都是庶出。我父亲的生母是刘氏（亦即生父之妾）……后来，我祖母刘氏死在天津。当时我父亲任直隶总督。他请了假，搬运灵柩回转项城安葬。但是我的大伯世敦，认为刘氏不过是一位庶母，所以不准入祖坟正穴，可是我父亲却和他争执了很多次，由于大伯坚决不答应，最后只得另买了新坟地安葬。从这以后，我父亲和大伯世敦就不再往来。还由于这个原因，以后就定居在彰德的洹上村，不再回项城老家，直到我父亲做了总统，他们老兄弟俩还是不相闻问的。”
袁世凯并非其父袁保中的正妻所生，所以，他的母亲死后便没有资格进入袁家祖茔正穴。袁世凯因生母未被尊重而愤然迁籍，从此一去不回……
项城历史上的名人还有很多，如南北朝《千字文》的作者周兴嗣、民国四公子中的张伯驹、袁克文，等等。在他们身上都留有一个千年古城的印记，而他们的作为又丰富了这个古城的历史文本。“乡音捎我故乡回，欲沐清风项国来。忆起城西扳倒井，欣登丘北望星台。晓钟敲响军粮阁，暮鼓催还佛寺埃。颍水东流门里过，好将南海说蓬莱。”历史长河余音袅袅，似乎仍在诉说着动人心弦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