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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出而入、入而出的文学跋涉中，路是脚的延长。
穿过亭，穿过桥，停！
这里我丢过东西；
一本小小的手册，
多少故旧的住址。
这是卞之琳《路》一诗中的句子。“手册”“住址”中留有前辈师长的点点滴滴，一“丢”就会成为遗憾。故而我追怀那份师恩，珍惜哪怕是“一面之缘”时的教诲。
长亭谢师，我亦如卞之琳所言：“无声有声我重弄，像细数一串念珠。”
二
谢谢您，冰心先生。
我是吮吸了您《寄小读者》的乳汁长大的。当年您从大洋彼岸寄来的通讯，以童心的向导把我和成千上万的读者引入爱的天国。待到我从沪上来到北大求学时，母亲让我带的书籍，一本是《鲁迅选集》，另一本就是您的选集。
我自然记得20世纪70年代初那个腥风的日子，在王府井北口的黄土岗，有幸遇见您和冯牧先生。我自称是“您永远的小读者”，您莞尔一笑，淡淡地说出“路还长，大家多保重”，寥寥数语，却温热了我一生。
再见到您，是在1999年3月19日，在海涛声和海鸥声组成的交响中，在一千朵玫瑰丛中安详地长眠的您
我们的世纪老人，小诗之母，散文之母。您手写的“有了爱就有了一切”，成为我们永远的精神旗帜。
玫瑰是您爱的哲学的意象，也永远是多少代诗人圣母式的信仰。
三
谢谢您，艾青先生。
1996年5月5日凌晨，您在漾漾细雨中告别入世。86个春秋，您的20部长诗、近千首短诗和三十余种著述的卓绝成果，贡献于20世纪的中国和世界。
为了写作《艾青传论》，我到过您的故乡，在您出生的那张床上睡过一晚，见过您的保姆
大堰河的儿子。
在记不清楚多少次拜访您的时候，清茶一杯，雪菜面一碗，晚辈成了您的忘年交。您对这片苦难的大地爱得如此深沉。在您临终前和我的一次交谈中，您发出人生的感叹：“人生不易，苦啊。写诗更苦啊。但我们总要追求一些向上的东西。诗人要站直，不要泄气。”
您曾整整“被沉默”过21年。那一年夏日傍晚，您送我向车站走的路上，对我说：“我这一辈子坎坎坷坷地走路。地球走过半圈，但我是为中国人写诗。人民在前进，中国是有前途的。最高尚的称号是做一个人民的儿子。”我听到了您内心的渴念，也是您对晚辈的期待。
在您逝世10周年之时，我为您写了一幅书法：“读离骚逍遥芦笛断魂旷野绿，问艾青信息礁石无语火把红。”
艾老，“礁石”永远在我心中。
四
谢谢您，郭小川先生。
我一直珍藏着您手书的复印条幅：“占三尺地位，放万丈光辉”。一直感念您在罹难时和我长谈中那一份“把酒论长江”的豪气。我也一直保存着您用复写纸写的那份《在两条路斗争中》的“交代”材料。那是一份忏悔之沉重和表达之困难兼具的历史档案，一位诗人生存状态和心灵状态的典型文本。
您有过的自豪和历经的屈辱，融汇为矛盾重重的詩学，浸透了错综复杂的思绪。您是个真实的好人，是个有气度的诗人。从《致青年公民》《白雪的赞歌》到《望星空》《一个和八个》，是那样的真诚、透明，充满着激情又进行着灵魂的挣扎。动荡时代的诗人，越是复杂越会深刻。
在您遭到监控的时候，我几次偷偷地去看望过您。您说：“不让我拿笔，我还握过枪。一旦风云有变，我还能跟毛主席上山打游击。”战士与诗人的心啊，正如您所写的：“战士有战士的性格：不怕污蔑，不怕恫吓；一切无情的打击，只会使人腰杆挺直，青春焕发。”在那个年代，几人有您此等风骨和襟怀？
五
谢谢您，冯牧先生。
我一直保留着您从“五七”干校回城看病期间亲自为我篆刻的一枚名章，如今专用于给文友的赠书。您没有亲生儿女，但有数不清的儿女称您“伯伯”“叔叔”和“父亲”。您独自远行，但并不孤独。
您出身于著名历史学家的家庭。家里希望您在自然科学方面有所发展，但您恰恰因数理化不及格而留过级，相反，钟情于缪斯，做的是文学梦。又怀着梦想，带着肺病逃离沦陷的北平，穿过冀中，奔向延安，征战南北，经历了多种磨难。很少有人像您那样跑遍长达几千公里的边防地带。
您在云南，发现和扶植了公刘、白桦等杰出的诗人。您对动辄用“阶级斗争”的方法解决文艺问题表示不满。在同我多次的交谈或通话中，您对诗人“与其下海，不如攀登”有所企盼；您对“诗歌一袜子”极为不屑；您呼唤诗界要“出精品，出大家”。您要求我从事研究工作，不要“唯上”，要多听听“来自底层的意见”。
三杯两盏淡酒，怀念您也告慰您：我们能挡住晚来的风急。
六
谢谢您，臧克家先生。
在家父的书法作品集中，有一幅您1975年题赠的书法：“自沐朝晖意葱茏，休凭白发便呼翁。狂来欲碎玻璃镜，还我青春火样红。……偶成一绝，抄奉允厥方家双正。”（63cm×26cm）写得飘逸流利，人见人爱，也成了我家的“传家宝”。
直到晚年，您还是“青春火样红”。您对我说过：“我是一个两面派，新诗旧诗我都爱。”您古典功底好，一度指责追随现代派的青年诗作者“数典忘祖”，我予以同情的理解。即使如此，那些被您批评过的晚辈，仍然成为您的同好——因为诗的缘故。
为了筹备粉碎“四人帮”后的首届“全国当代诗歌讨论会”，我专门去征求过您的意见。其时您年届75岁，身体欠安，未能赴会，但亲笔写了热情的贺信，提出了“诗与生活”“民族形式”“诗的表现力”“继承五四传统”和“理论研究”五点具体的意见。这些教诲，至今仍未过时，还延续于当代诗友们的思考范围内。
七
谢谢您，朱光潜先生。
向您坦白，我是左手捧着您的《诗论》《悲剧心理学》，右手写作拙著《中国新诗学》的。您是我仰望的诗学和美学的高山，自己充其量不过是漂流于浑浊不堪的小溪。许多当今关于新诗还想不透的难点，如谐隐、境界、节奏、“律之路”，等等，其实您早在北大、武大任教时就讲透了。 您是那样的平静、温和。在母校燕南园那座并不宽敞的院落里破旧小楼的底层，您接待了造访的我和另一位美国教授。时已暮岁的您，头发白得闪光，宽额下的双眼炯炯有神。我聆听着您关于中西诗歌的意见。您谈到，中国文学只有诗还可以同西方抗衡。旧诗的凝练深永，往往非西方诗可及。您不同意“旧诗阻碍自由创造”之说，几千年积累下来的宝藏，新诗人仍有去发掘的必要。
我没有忘记您的教诲：“作诗者多，识诗者少，心中存着一份‘诗容易做’的幻想，对于诗就根本无缘，做来做去，只终身做门外汉。”由于自己没有赋诗的天资，所以不敢写诗——尤其是新诗。
您让我懂得，诗有两个精妙
精妙的感悟和精妙的语言。那是须费毕生辛苦的。
八
谢谢您，钱锤书先生。
您有许多美妙的传说。您自己说过：“人谓我狂，我实狷者。”按师母杨绛先生的解释，此“狷”乃“有所不为”也。那些不明不白、言不及义的破会，您从来不去参加。我的邻居是您的专职司机，他得意地告诉我“几近闲职”，只是十天半月去一次府上，取回海内外寄给您“指正”的一堆赠书，您嘱咐转赠给图书室或者需要阅读的青年学人。每到年终，您总要给司机发“红包”。
我陪同一位美籍华裔诗人兼诗论家去三里河公寓拜访过您。寓所陈设简朴，厅里只有两个不及人高的小书架，墙上没有任何字画或条幅。那次是一个特例，占去您整整两个小时的宝贵时间。不过，由于不在一个学问档次，出于“外事”礼节，您未谈学术，只神侃和不少英美学者的旧谊，数十年前的往事甚至细节，您的记忆力超强。客人求您谈比较诗学，您当场手书一札，推荐他去找北大一位您所抬爱的年轻讲师，手札的抬头则礼称“××吾兄”。
非常对不起您，钱先生。我迄今愧疚的是，当年自己主编《中国现代诗论》时，选了您的大文《诗可以怨》，写得太绝了。征求过您的意见，您给我来信，不同意入选。但我最终还是执意编了进去，事后，您并没有埋怨我。我侵犯了您的“知识产权”，又感恩您的宽容。
九
谢谢您，吴世昌先生。
在北京日坛路6号的单位旧楼，每每“返所日”，都能看到您瘦弱的身影和轻盈的步伐。您是周恩来总理特别请回来的国宝级专家。我们在楼道里执弟子礼，您一一含笑作答，谦和地同大家聊上几句，给人以无比的亲切。
我永远不会忘记，有一次在楼道里办一个讲座，研究所指定由我主讲《崛起的诗群和面临的问题》，您专治古代文学却对新诗问题也那么关注。在开讲前，您主动走来提醒我：“小杨，搞当代文学研究，要拉开一定距离，千万不要弄成浅薄的时评。”还说：“对于新诗人，不要捧杀哟。”短短几句，让我铭记一生的治学警号，于今仍不时地响彻耳边。
对于诗坛的新人新作，棒杀和捧杀是两个极端的魔棍。吴先生，我会注意。
十
谢谢您，卞之琳先生。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北京东城区的干面胡同是我常去的地方。每次看望您，每回短短的交谈，轻声细语，如沐春风。您浅色眼镜后那一双神情深邃的大眼，您举止亲切温厚而又不失精约巧妙的谈吐，被我陪同去拜访您的香港诗友们事后连连以“雅士”赞叹。
有一次您约我去谈诗艺和诗评。您严肃地说：“批评是不能再混乱了。要克服不学无术的江湖气，要多研究一些艺术问题，对创作者有切实的批评。”这让我自然想到，伏尔泰那句“健康的批评是第十位缪斯”的名言。您郑重地将大作《当今诗歌的艺术问题》交给我主持的刊物发表，在热情、良知、睿智和透解中，跳动的是一颗真诚的学人心灵。
在当今诗界仍有一股狂躁之风时，想起您，我赞成学长柳鸣九对您的评价：“蓝调卞之琳。”诗是须有更多的“蓝调”呵。
十一
谢谢您，季羡林先生。
在北大朗润园小河畔您局促的住所里，在堆满古籍新著的书案旁，您真的是和我“促膝”畅谈
连走动的空间都没有。您赞成我们搞一套《东方智慧》的丛书，说：“东方智慧和西方智慧不同。东方究竟有些什么思维特点、方式，的确需要好好挖掘一下。”还特别指点我，“系统论”思想，其实出自中国：“西方人是头疼医头，脚痛医脚。中国人是头痛医脚，脚疼医头。什么道理？就是讲综合，讲整体。”
您也对诗界表示关切：“许多青年人很有才气，有灵感。当然，不要有老子天下第一的想法。××是宇宙第一。”
您曾下过“回头是岸，不写序”的决心，但“七星文丛”破了例，因为包括我的《渔阳三叠》在内的七位作者，有几位是北大学子。您用“嘤其鸣矣，求其友声”视我们为“素心人”，见面时聊上几句，得到一些“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快乐。您自称是“一颗即将关掉光芒的慧星”，但和我们在“序言”中“结成翰墨姻缘，对我们来说，是莫大的幸福”。
前辈先贤。尊师熟灯。
十二
谢谢您，萧乾先生。
我为您在书屋客厅里的“万国旗”而感奋、点赞。那书架的这头和那头都用细铁丝连着，上面用书夹子夹着一张张一叠叠的稿纸，有用铅笔写的，有用红的蓝的油笔码的，也有用电脑处理过的，窗外微风吹起，活像一面面轻轻飘动的小旗。您会随手取下一份，改了又挂，让人感到你会像变魔术一般变出一篇又一篇美妙的文章来。我陪同美籍华裔诗人去看望您，也领略过这一魔法。
直到您病重住進北京医院，我去看望您时，您还在床上用一块木板当作书桌，一天数百字地写个不停。您是勤劳的农夫。您终生享受着汉字带给您的陕乐。
您不以写诗鸣世，却始终保持一颗诗心，把一切烦恼，也把寒风和热浪挥一挥手，抛之门外，在笔端，在心里，永远飘挂着“万国旗”。
十三
谢谢您，唐弢先生。
当我们一些研究当代文学的学人们争先恐后地写起“当代诗歌史”“当代散文史”“当代小说史”“当代戏剧史”的时候，您却发现“进化论”可能造成对文学研究的伤害，从而提出了尖锐的、自然也引起争议的“当代不宜写史”的忠告。今天我才明白您的初衷，才知道诗学的研究需要注入“时间沉淀”的力量，一切可以入“史”的当代作品，同样要在拉开一定的距离后才能看得清楚。 您无疑是“闭门掩薜萝，边缘垒书城”的大家。读到您的《唐弢藏书全目》，就现代期刊的收藏，比我们的图书馆还要丰富。您的每一本著述、每一篇宏论，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证之有据的典范。您对我说过：“如果‘无物’，不要说一千字，最好一个字也不要写。”在您生命的最后时刻，我只能隔着玻璃门看望您衰竭的面容。您是鲁迅的学生，最后的《鲁迅传》却没有写完——因为您笔下的每一个史实、每一个断语都是那样的严谨。
您签赠我的那册《鲁迅的美学思想》，火候到家，曲有微情，三十年来一直放在我的案头，因为每篇都有您真实的见解在里面。
十四
谢谢您，袁可嘉先生。
1980年初识您时，称您为“袁先生”，但师母和您外国文学研究所的同事都叫惯了“可嘉”，慢慢熟络起来，我也就和大家一起直呼您的名字了。
您当年住在建国门外永安南里社科院宿舍的一层。屋里靠墙都是书柜。每次去看您，您搬了两个小板凳，一壶清茶，相对而坐，谈的都是文学和诗歌，海阔天空。小板凳旁边置有手推车式微型书架，说着说着就抽取一本书或一叠文稿，来佐证交谈的问题。
您集诗人、翻译家、批评家于一身。您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现代派论·英美诗论》《现代主义文学研究》为晚辈提供了精神和情感的支援。您跟我说过，对一度被视为“异端”的现代派，要看到它有“片面的深刻性”。不过，一些年轻人未得精髓而只知皮毛，并且率尔操觚，要不得。所以您看了一些仿作，就想动笔改，因为不是现代诗的味道。
斯人可嘉。一座沉寂的洪钟。
十五
谢谢您，牛汉先生。
您那身高一米九0的块头，足以显示蒙古族男子汉的伟岸魅力。您那写诗时的迷狂和编审时的严慎，足以表现一种中国式的现代文人精神。您那在坎坷的人生路上颠踬顿踣却又达观爽朗的气度，给我、也给所有的诗友以人格的感染。尽管您青春不老，但理解您内心世界的人们，才看清楚您是“立在险恶的波涛上”，“为海难者悼念的碑”。
您是我长辈式的朋友。每次见面，都直呼我的名字。20世纪90年代初，青海要为您出版—部《牛汉抒情诗选》。有—天，您到我陋室来，要我为这本“诗选”写一篇序文。看到我诚惶诚恐的表情，您鼓励我大胆地写，“最好还要批评上几句”。这给了我系统学习的机会。序文写出来了，题目定为《智慧的痛苦与欢乐》，您很满意，并让师母手抄了一份。这篇序文，先是交给《诗刊》，不曾想一位责任编辑审阅时，可能是看到文章中出现25处“痛苦”的字眼，说“哪来那么多痛苦？！”就把文章毙了。您闻之，吼了一声“无知！可笑！”就把退稿直接交给《读书》的主编沈昌文先生，并嘱“一个字也不许动！”《读书》照办了。
不曾想最后一次见到您，您是坐着轮椅来聚会的。您依然中气十足地发了言。这使我自然联想到老子所言的“强为之曰‘大’”。大日逝，逝而远，远而反。“大”者胸怀大，“逝”者伸展远，“反”在生命还乡。您已西去，完成了诗性生命的大循环。
十六
谢谢您，曹辛之先生。
当师母赵友兰把您的《曹辛之书画选》赠予我时，您已经九华仙游六年。那浸渗于笔墨之间的天然韵致，那力透纸背的铮骨亮节，给了我沉重的震撼。我感恩您，也愧疚于您——长辈式的诗友。
当代文坛上不乏诗、书、画、文兼通的高手，您无疑是大家之一。《最初的蜜》《复活的土地》《撷星草》使您以“杭约赫”的诗人名列入史册；您挥洒于尺素之间的狂草、大篆，各尽其妙；您的画以装帧设计为核心，爆发着诗意之光；您为数不多的论文，如《臧克家论》，连史学家胡绳先生也说“有一针见血的力量”。
我特别要感谢您的，是您的热心、无私的精神。您为我国第一家诗歌理论刊物《诗探索》设计了封面，也为我们单位（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设计了所徽。而当我去府上大喜过望地受取时，您不但分文不收，还说“不满意的话，我再重新设计”。
在沿着东长安街的一次散步时，您批评了我“有所偏爱”——只为“七月派”写过一文发表于《文学评论》，而关于“九叶派”未有系统论述。
“九叶”中除了早逝的穆旦未曾谋面求教，其他“八叶”，我都有过交往，且在一些拙文中星星点点地有所论及，但“系统论述”确实才力不逮，因为这是一个“智慧来临”“智境”丰富的詩群。好在“长亭连短亭”，此一功课，“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年轻的学人，已在永续地进行了。
十七
火车站上的月台，是名副其实的“长亭”。
火车轰隆轰隆沿着铿锵的双轨驶进“长亭”，载我的前辈到远方去。
那是有暖意、有境界的远方。
那是生命有意义、有终极价值的远方。
那是相识于缘、相守于心、相濡以沫的远方。
那是道尊于势、先贤充当文学卫士的远方。
凭阑久，叹山河冉冉，岁月骎骎。长亭谢师，师恩永裕。
2018年夏日修订
在出而入、入而出的文学跋涉中，路是脚的延长。
穿过亭，穿过桥，停！
这里我丢过东西；
一本小小的手册，
多少故旧的住址。
这是卞之琳《路》一诗中的句子。“手册”“住址”中留有前辈师长的点点滴滴，一“丢”就会成为遗憾。故而我追怀那份师恩，珍惜哪怕是“一面之缘”时的教诲。
长亭谢师，我亦如卞之琳所言：“无声有声我重弄，像细数一串念珠。”
二
谢谢您，冰心先生。
我是吮吸了您《寄小读者》的乳汁长大的。当年您从大洋彼岸寄来的通讯，以童心的向导把我和成千上万的读者引入爱的天国。待到我从沪上来到北大求学时，母亲让我带的书籍，一本是《鲁迅选集》，另一本就是您的选集。
我自然记得20世纪70年代初那个腥风的日子，在王府井北口的黄土岗，有幸遇见您和冯牧先生。我自称是“您永远的小读者”，您莞尔一笑，淡淡地说出“路还长，大家多保重”，寥寥数语，却温热了我一生。
再见到您，是在1999年3月19日，在海涛声和海鸥声组成的交响中，在一千朵玫瑰丛中安详地长眠的您
我们的世纪老人，小诗之母，散文之母。您手写的“有了爱就有了一切”，成为我们永远的精神旗帜。
玫瑰是您爱的哲学的意象，也永远是多少代诗人圣母式的信仰。
三
谢谢您，艾青先生。
1996年5月5日凌晨，您在漾漾细雨中告别入世。86个春秋，您的20部长诗、近千首短诗和三十余种著述的卓绝成果，贡献于20世纪的中国和世界。
为了写作《艾青传论》，我到过您的故乡，在您出生的那张床上睡过一晚，见过您的保姆
大堰河的儿子。
在记不清楚多少次拜访您的时候，清茶一杯，雪菜面一碗，晚辈成了您的忘年交。您对这片苦难的大地爱得如此深沉。在您临终前和我的一次交谈中，您发出人生的感叹：“人生不易，苦啊。写诗更苦啊。但我们总要追求一些向上的东西。诗人要站直，不要泄气。”
您曾整整“被沉默”过21年。那一年夏日傍晚，您送我向车站走的路上，对我说：“我这一辈子坎坎坷坷地走路。地球走过半圈，但我是为中国人写诗。人民在前进，中国是有前途的。最高尚的称号是做一个人民的儿子。”我听到了您内心的渴念，也是您对晚辈的期待。
在您逝世10周年之时，我为您写了一幅书法：“读离骚逍遥芦笛断魂旷野绿，问艾青信息礁石无语火把红。”
艾老，“礁石”永远在我心中。
四
谢谢您，郭小川先生。
我一直珍藏着您手书的复印条幅：“占三尺地位，放万丈光辉”。一直感念您在罹难时和我长谈中那一份“把酒论长江”的豪气。我也一直保存着您用复写纸写的那份《在两条路斗争中》的“交代”材料。那是一份忏悔之沉重和表达之困难兼具的历史档案，一位诗人生存状态和心灵状态的典型文本。
您有过的自豪和历经的屈辱，融汇为矛盾重重的詩学，浸透了错综复杂的思绪。您是个真实的好人，是个有气度的诗人。从《致青年公民》《白雪的赞歌》到《望星空》《一个和八个》，是那样的真诚、透明，充满着激情又进行着灵魂的挣扎。动荡时代的诗人，越是复杂越会深刻。
在您遭到监控的时候，我几次偷偷地去看望过您。您说：“不让我拿笔，我还握过枪。一旦风云有变，我还能跟毛主席上山打游击。”战士与诗人的心啊，正如您所写的：“战士有战士的性格：不怕污蔑，不怕恫吓；一切无情的打击，只会使人腰杆挺直，青春焕发。”在那个年代，几人有您此等风骨和襟怀？
五
谢谢您，冯牧先生。
我一直保留着您从“五七”干校回城看病期间亲自为我篆刻的一枚名章，如今专用于给文友的赠书。您没有亲生儿女，但有数不清的儿女称您“伯伯”“叔叔”和“父亲”。您独自远行，但并不孤独。
您出身于著名历史学家的家庭。家里希望您在自然科学方面有所发展，但您恰恰因数理化不及格而留过级，相反，钟情于缪斯，做的是文学梦。又怀着梦想，带着肺病逃离沦陷的北平，穿过冀中，奔向延安，征战南北，经历了多种磨难。很少有人像您那样跑遍长达几千公里的边防地带。
您在云南，发现和扶植了公刘、白桦等杰出的诗人。您对动辄用“阶级斗争”的方法解决文艺问题表示不满。在同我多次的交谈或通话中，您对诗人“与其下海，不如攀登”有所企盼；您对“诗歌一袜子”极为不屑；您呼唤诗界要“出精品，出大家”。您要求我从事研究工作，不要“唯上”，要多听听“来自底层的意见”。
三杯两盏淡酒，怀念您也告慰您：我们能挡住晚来的风急。
六
谢谢您，臧克家先生。
在家父的书法作品集中，有一幅您1975年题赠的书法：“自沐朝晖意葱茏，休凭白发便呼翁。狂来欲碎玻璃镜，还我青春火样红。……偶成一绝，抄奉允厥方家双正。”（63cm×26cm）写得飘逸流利，人见人爱，也成了我家的“传家宝”。
直到晚年，您还是“青春火样红”。您对我说过：“我是一个两面派，新诗旧诗我都爱。”您古典功底好，一度指责追随现代派的青年诗作者“数典忘祖”，我予以同情的理解。即使如此，那些被您批评过的晚辈，仍然成为您的同好——因为诗的缘故。
为了筹备粉碎“四人帮”后的首届“全国当代诗歌讨论会”，我专门去征求过您的意见。其时您年届75岁，身体欠安，未能赴会，但亲笔写了热情的贺信，提出了“诗与生活”“民族形式”“诗的表现力”“继承五四传统”和“理论研究”五点具体的意见。这些教诲，至今仍未过时，还延续于当代诗友们的思考范围内。
七
谢谢您，朱光潜先生。
向您坦白，我是左手捧着您的《诗论》《悲剧心理学》，右手写作拙著《中国新诗学》的。您是我仰望的诗学和美学的高山，自己充其量不过是漂流于浑浊不堪的小溪。许多当今关于新诗还想不透的难点，如谐隐、境界、节奏、“律之路”，等等，其实您早在北大、武大任教时就讲透了。 您是那样的平静、温和。在母校燕南园那座并不宽敞的院落里破旧小楼的底层，您接待了造访的我和另一位美国教授。时已暮岁的您，头发白得闪光，宽额下的双眼炯炯有神。我聆听着您关于中西诗歌的意见。您谈到，中国文学只有诗还可以同西方抗衡。旧诗的凝练深永，往往非西方诗可及。您不同意“旧诗阻碍自由创造”之说，几千年积累下来的宝藏，新诗人仍有去发掘的必要。
我没有忘记您的教诲：“作诗者多，识诗者少，心中存着一份‘诗容易做’的幻想，对于诗就根本无缘，做来做去，只终身做门外汉。”由于自己没有赋诗的天资，所以不敢写诗——尤其是新诗。
您让我懂得，诗有两个精妙
精妙的感悟和精妙的语言。那是须费毕生辛苦的。
八
谢谢您，钱锤书先生。
您有许多美妙的传说。您自己说过：“人谓我狂，我实狷者。”按师母杨绛先生的解释，此“狷”乃“有所不为”也。那些不明不白、言不及义的破会，您从来不去参加。我的邻居是您的专职司机，他得意地告诉我“几近闲职”，只是十天半月去一次府上，取回海内外寄给您“指正”的一堆赠书，您嘱咐转赠给图书室或者需要阅读的青年学人。每到年终，您总要给司机发“红包”。
我陪同一位美籍华裔诗人兼诗论家去三里河公寓拜访过您。寓所陈设简朴，厅里只有两个不及人高的小书架，墙上没有任何字画或条幅。那次是一个特例，占去您整整两个小时的宝贵时间。不过，由于不在一个学问档次，出于“外事”礼节，您未谈学术，只神侃和不少英美学者的旧谊，数十年前的往事甚至细节，您的记忆力超强。客人求您谈比较诗学，您当场手书一札，推荐他去找北大一位您所抬爱的年轻讲师，手札的抬头则礼称“××吾兄”。
非常对不起您，钱先生。我迄今愧疚的是，当年自己主编《中国现代诗论》时，选了您的大文《诗可以怨》，写得太绝了。征求过您的意见，您给我来信，不同意入选。但我最终还是执意编了进去，事后，您并没有埋怨我。我侵犯了您的“知识产权”，又感恩您的宽容。
九
谢谢您，吴世昌先生。
在北京日坛路6号的单位旧楼，每每“返所日”，都能看到您瘦弱的身影和轻盈的步伐。您是周恩来总理特别请回来的国宝级专家。我们在楼道里执弟子礼，您一一含笑作答，谦和地同大家聊上几句，给人以无比的亲切。
我永远不会忘记，有一次在楼道里办一个讲座，研究所指定由我主讲《崛起的诗群和面临的问题》，您专治古代文学却对新诗问题也那么关注。在开讲前，您主动走来提醒我：“小杨，搞当代文学研究，要拉开一定距离，千万不要弄成浅薄的时评。”还说：“对于新诗人，不要捧杀哟。”短短几句，让我铭记一生的治学警号，于今仍不时地响彻耳边。
对于诗坛的新人新作，棒杀和捧杀是两个极端的魔棍。吴先生，我会注意。
十
谢谢您，卞之琳先生。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北京东城区的干面胡同是我常去的地方。每次看望您，每回短短的交谈，轻声细语，如沐春风。您浅色眼镜后那一双神情深邃的大眼，您举止亲切温厚而又不失精约巧妙的谈吐，被我陪同去拜访您的香港诗友们事后连连以“雅士”赞叹。
有一次您约我去谈诗艺和诗评。您严肃地说：“批评是不能再混乱了。要克服不学无术的江湖气，要多研究一些艺术问题，对创作者有切实的批评。”这让我自然想到，伏尔泰那句“健康的批评是第十位缪斯”的名言。您郑重地将大作《当今诗歌的艺术问题》交给我主持的刊物发表，在热情、良知、睿智和透解中，跳动的是一颗真诚的学人心灵。
在当今诗界仍有一股狂躁之风时，想起您，我赞成学长柳鸣九对您的评价：“蓝调卞之琳。”诗是须有更多的“蓝调”呵。
十一
谢谢您，季羡林先生。
在北大朗润园小河畔您局促的住所里，在堆满古籍新著的书案旁，您真的是和我“促膝”畅谈
连走动的空间都没有。您赞成我们搞一套《东方智慧》的丛书，说：“东方智慧和西方智慧不同。东方究竟有些什么思维特点、方式，的确需要好好挖掘一下。”还特别指点我，“系统论”思想，其实出自中国：“西方人是头疼医头，脚痛医脚。中国人是头痛医脚，脚疼医头。什么道理？就是讲综合，讲整体。”
您也对诗界表示关切：“许多青年人很有才气，有灵感。当然，不要有老子天下第一的想法。××是宇宙第一。”
您曾下过“回头是岸，不写序”的决心，但“七星文丛”破了例，因为包括我的《渔阳三叠》在内的七位作者，有几位是北大学子。您用“嘤其鸣矣，求其友声”视我们为“素心人”，见面时聊上几句，得到一些“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快乐。您自称是“一颗即将关掉光芒的慧星”，但和我们在“序言”中“结成翰墨姻缘，对我们来说，是莫大的幸福”。
前辈先贤。尊师熟灯。
十二
谢谢您，萧乾先生。
我为您在书屋客厅里的“万国旗”而感奋、点赞。那书架的这头和那头都用细铁丝连着，上面用书夹子夹着一张张一叠叠的稿纸，有用铅笔写的，有用红的蓝的油笔码的，也有用电脑处理过的，窗外微风吹起，活像一面面轻轻飘动的小旗。您会随手取下一份，改了又挂，让人感到你会像变魔术一般变出一篇又一篇美妙的文章来。我陪同美籍华裔诗人去看望您，也领略过这一魔法。
直到您病重住進北京医院，我去看望您时，您还在床上用一块木板当作书桌，一天数百字地写个不停。您是勤劳的农夫。您终生享受着汉字带给您的陕乐。
您不以写诗鸣世，却始终保持一颗诗心，把一切烦恼，也把寒风和热浪挥一挥手，抛之门外，在笔端，在心里，永远飘挂着“万国旗”。
十三
谢谢您，唐弢先生。
当我们一些研究当代文学的学人们争先恐后地写起“当代诗歌史”“当代散文史”“当代小说史”“当代戏剧史”的时候，您却发现“进化论”可能造成对文学研究的伤害，从而提出了尖锐的、自然也引起争议的“当代不宜写史”的忠告。今天我才明白您的初衷，才知道诗学的研究需要注入“时间沉淀”的力量，一切可以入“史”的当代作品，同样要在拉开一定的距离后才能看得清楚。 您无疑是“闭门掩薜萝，边缘垒书城”的大家。读到您的《唐弢藏书全目》，就现代期刊的收藏，比我们的图书馆还要丰富。您的每一本著述、每一篇宏论，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证之有据的典范。您对我说过：“如果‘无物’，不要说一千字，最好一个字也不要写。”在您生命的最后时刻，我只能隔着玻璃门看望您衰竭的面容。您是鲁迅的学生，最后的《鲁迅传》却没有写完——因为您笔下的每一个史实、每一个断语都是那样的严谨。
您签赠我的那册《鲁迅的美学思想》，火候到家，曲有微情，三十年来一直放在我的案头，因为每篇都有您真实的见解在里面。
十四
谢谢您，袁可嘉先生。
1980年初识您时，称您为“袁先生”，但师母和您外国文学研究所的同事都叫惯了“可嘉”，慢慢熟络起来，我也就和大家一起直呼您的名字了。
您当年住在建国门外永安南里社科院宿舍的一层。屋里靠墙都是书柜。每次去看您，您搬了两个小板凳，一壶清茶，相对而坐，谈的都是文学和诗歌，海阔天空。小板凳旁边置有手推车式微型书架，说着说着就抽取一本书或一叠文稿，来佐证交谈的问题。
您集诗人、翻译家、批评家于一身。您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现代派论·英美诗论》《现代主义文学研究》为晚辈提供了精神和情感的支援。您跟我说过，对一度被视为“异端”的现代派，要看到它有“片面的深刻性”。不过，一些年轻人未得精髓而只知皮毛，并且率尔操觚，要不得。所以您看了一些仿作，就想动笔改，因为不是现代诗的味道。
斯人可嘉。一座沉寂的洪钟。
十五
谢谢您，牛汉先生。
您那身高一米九0的块头，足以显示蒙古族男子汉的伟岸魅力。您那写诗时的迷狂和编审时的严慎，足以表现一种中国式的现代文人精神。您那在坎坷的人生路上颠踬顿踣却又达观爽朗的气度，给我、也给所有的诗友以人格的感染。尽管您青春不老，但理解您内心世界的人们，才看清楚您是“立在险恶的波涛上”，“为海难者悼念的碑”。
您是我长辈式的朋友。每次见面，都直呼我的名字。20世纪90年代初，青海要为您出版—部《牛汉抒情诗选》。有—天，您到我陋室来，要我为这本“诗选”写一篇序文。看到我诚惶诚恐的表情，您鼓励我大胆地写，“最好还要批评上几句”。这给了我系统学习的机会。序文写出来了，题目定为《智慧的痛苦与欢乐》，您很满意，并让师母手抄了一份。这篇序文，先是交给《诗刊》，不曾想一位责任编辑审阅时，可能是看到文章中出现25处“痛苦”的字眼，说“哪来那么多痛苦？！”就把文章毙了。您闻之，吼了一声“无知！可笑！”就把退稿直接交给《读书》的主编沈昌文先生，并嘱“一个字也不许动！”《读书》照办了。
不曾想最后一次见到您，您是坐着轮椅来聚会的。您依然中气十足地发了言。这使我自然联想到老子所言的“强为之曰‘大’”。大日逝，逝而远，远而反。“大”者胸怀大，“逝”者伸展远，“反”在生命还乡。您已西去，完成了诗性生命的大循环。
十六
谢谢您，曹辛之先生。
当师母赵友兰把您的《曹辛之书画选》赠予我时，您已经九华仙游六年。那浸渗于笔墨之间的天然韵致，那力透纸背的铮骨亮节，给了我沉重的震撼。我感恩您，也愧疚于您——长辈式的诗友。
当代文坛上不乏诗、书、画、文兼通的高手，您无疑是大家之一。《最初的蜜》《复活的土地》《撷星草》使您以“杭约赫”的诗人名列入史册；您挥洒于尺素之间的狂草、大篆，各尽其妙；您的画以装帧设计为核心，爆发着诗意之光；您为数不多的论文，如《臧克家论》，连史学家胡绳先生也说“有一针见血的力量”。
我特别要感谢您的，是您的热心、无私的精神。您为我国第一家诗歌理论刊物《诗探索》设计了封面，也为我们单位（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设计了所徽。而当我去府上大喜过望地受取时，您不但分文不收，还说“不满意的话，我再重新设计”。
在沿着东长安街的一次散步时，您批评了我“有所偏爱”——只为“七月派”写过一文发表于《文学评论》，而关于“九叶派”未有系统论述。
“九叶”中除了早逝的穆旦未曾谋面求教，其他“八叶”，我都有过交往，且在一些拙文中星星点点地有所论及，但“系统论述”确实才力不逮，因为这是一个“智慧来临”“智境”丰富的詩群。好在“长亭连短亭”，此一功课，“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年轻的学人，已在永续地进行了。
十七
火车站上的月台，是名副其实的“长亭”。
火车轰隆轰隆沿着铿锵的双轨驶进“长亭”，载我的前辈到远方去。
那是有暖意、有境界的远方。
那是生命有意义、有终极价值的远方。
那是相识于缘、相守于心、相濡以沫的远方。
那是道尊于势、先贤充当文学卫士的远方。
凭阑久，叹山河冉冉，岁月骎骎。长亭谢师，师恩永裕。
2018年夏日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