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援,我做的最正确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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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法学院学习两年,除了暑期在法院实习之外,这学期我还加入了南京大学劳动法律援助中心项目,这是一个向农民工提供法律服务的公益机构,向农民工提供免费的劳动法律咨询、法律文书撰写、案件代理等服务,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有专业律师和法学院教师指导。每周六我从仙林到鼓楼校区值一天班,每隔一周由学姐领着去江宁区人才市场做劳动法律宣传。
  南京大学劳动法律援助项目与另一个组织——南京大学法律援助中心相比,虽然都免费提供法律援助和案件代理,但劳援更专注于解决劳动解纷,律师专门从事劳动争议案件的代理,所以法援常把劳动争议案件介绍过来处理。项目有南京和昆山两个站点,南京站位于南大鼓楼校区广州路校门外几十米远,但因为偏安一隅,知名度不及法援,人手也不充裕。之所以选择在劳援做志愿工作,恰恰是看中了其专业性。看惯了离婚纠纷的当事人哭哭啼啼诉苦,更愿意为在工作上遇到困难的工友解决问题。
  由于被安排在周六值班一天,从此丧失了完整的周末,外出宣传,路程遥远,费尽口舌,有时下班乘地铁不知不觉就睡着了,等地铁上熟悉的女声说“南大仙林校区站到了”的时候才恍恍惚惚下车。今天看到劳援3月月报,南京站3月接待175件咨询,比上月增加124件,而增加外宣活动次数是咨询量大幅度增长的主要原因。意识到这其中有我的微薄贡献,心里十分满足。
  外宣的时候会遇上各种劳动纠纷,社会保险、加班工资、女工权益保护、工伤医疗这些问题都需要志愿者来解释。我大二还没学过劳动法,只能抱着《劳动维权实用手册》恶补专业知识,几次下来也能分清劳动合同是否有效,社会保险该怎么缴纳,失业金领取的程序。第一次去外宣,6点多就爬起来跟着同为志愿者的学姐早早出发,先乘二号线,再转一号线,出地铁后沿着胜太路走老远,足足折腾将近2小时才到达江宁区人才市场。人才市场很是热闹,到处都是着急求职的人,衣着虽有正式与否的区别,但细看会发现眼神都透着迷茫,表情僵硬,围着电子屏幕看今日招聘。
  等我们把桌椅板凳放好,摆上“劳动法律咨询”的牌子,工友们渐渐围上来问“你们这是干嘛的?”第一次亲历如此热闹且受关注的场面,我十分热情,向每个来询问的人介绍劳援,见人就发法律知识宣传手册。2个多小时下来口干舌燥,发现课本上学到的理论在实践里总不太对味。结束后回到办公室,将咨询案例汇总,考查有没有可以做案件代理的可能。周六办公室里没有咨询,电话也不多,可以缓冲上午工作的劳累。
  去的次数多了,遇到各式各样的人。有一位长相沧桑的大叔,操着一口安徽方言,我费尽地从他口中听出了“白血病”三个字,十分震惊。原来大叔的弟弟在一家工厂上班,后来患上白血病,想问是否可以当作职业病。我告诉大叔经过职业病鉴定确认的的确可以向单位请求赔偿,但是大叔挥挥手,告诉我弟弟早已不在那家工厂干活,没有赔偿的必要,就离开了人才市场。有位女工,被迫从原单位离职,细问之后才发现她手头没有劳动合同,单位也从未缴纳过社会保险,加班工资从不发放,甚至基本的女工权益也没有保护。按理说这种严重违法的工厂理应受到法律的惩罚,接受劳动仲裁,但很遗憾地听到这位女工说既然已经离职就不再追究。劳动者在劳动关系中的的确确处于弱势,在遇到纠纷时应当用法律保护权益,法律援助机构也会伸出援手,但劳动者出于各种原因放弃权利,十分遗憾。
  但并非每位工友都会放弃争取利益,3月份劳援新代理了3个案件,代理案件开庭7次,有3个案件结案,为当事人追回十余万损失。有时会有当事人亲自登门咨询,每当解决问题的时候都会听到他们高兴地说你们这个机构真是太好了,要不然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办才好。郑院生律师是法学院毕业的学长,总是很忙碌,午饭后常看到他坐在办公桌前小憩。做劳援真的不能给他带来充足的经济利益,但他一直坚持着这个项目,为人很热情和善,对待一干志愿者也总是笑眯眯的。
  半学期下来,外宣也经历过一些危险情况。有次我正专注于咨询,突然一位矮瘦且衣着褴褛的大妈站在面前两米处开始大喊“这个社会到底还有没有公平!”看来精神受到了创伤,她边喊边往前走,我十分害怕,连连后退。人才市场的负责人也过来我身边,我们站在墙边不敢动,生怕她做出什么过激行为,直到大妈离开。虽然没有出现危害结果,但我心里仍有后怕。后来一位胖胖的大叔过来咨询,对我们的资历提出疑问,要我们多去看看劳动法和宪法,我不耐烦催他离开。身边研究生学姐告诉我不能这样对待工友,我们虽然在做法律援助,但一定程度上也起到社会调解员的作用,那些因为各种原因失去工作的人本身已经足够憋屈,我们再对他们失去耐心就失去了援助的意义,我心有愧疚。后来聊到了失业对社会的消极作用,失业者失去工作丧失了生活来源,很容易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子。劳动法律援助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挽回劳动者的损失,把社会冲突最小化,给劳动者开始下一段工作的信心。自那之后我再也没有对哪位工友不耐烦,他们讲述自己经历的时候会站起身仔细聆听,真心希望能够帮助到那些工友。
  上周临结束时有位大叔过来,身材高瘦,灰白头发,眼神很和善,穿着保安服,弯腰问我:“我在工厂上夜班,从夜里3点到中午12点,有天扭到腰,家离工厂骑车要1小时,就没有去下午的会议,当时我没有电话就没有通知经理,他扣了我一百块钱工资,你说他扣得合理吗?”因为大叔本身有过错,按照工厂的内部规则是可以扣钱的。大叔叹口气,说,“这样啊,我还是觉得他不该扣我钱,我后来去请假了。”便离开了空荡荡的人才市场。回去之后告诉同学,大家都惊讶,“一百块钱也要问个清楚?扣了就扣了呗!”但细想就明白了大叔生活的窘迫,我脑中竟将学校浴室保洁阿姨背对桌子吃全素盒饭的场景与之相联,心里苦涩得很,大学生哪里知道生计之苦,过着伸手要钱的日子的人怎能体会一蔬一饭的艰难。
  有个印象深刻的案例,咨询者是一个颇帅的小哥,之前在江宁区一家科技公司工作。老板好赌,输光了家当,扔下所有消失了。公司上下几个月好几十万的工资拿不到手。去过劳动仲裁,劳动仲裁不受理;向法院起诉,法院因为找不到当事人不予受理,特别失望。我登记了小哥的联系方式,告诉他回去后跟律师讨论看看能不能代理这个案子。回去后我问了民事诉讼法老师,老师说法院应当受理这个案子,被告可以公告,虽然执行会有问题,但不耽误受理。后来劳援并没有批准代理这个案子,可能难度太大,追讨无门。我十分遗憾,记得那个小哥说我自己的工资没什么,有一对儿做饭的老头老太的工资加起来快十万,现在却没法要到。
  人才市场去得多了,眼熟的人也越来越多。上一次见到一对情侣二人携手找工作,这周去他们还在人才市场徘徊。他们也来咨询过,上一份工作是劳务派遣关系,单位在南京,单位却把社保缴到了苏州,不知道该怎么办。有时可以在农民工中间看到几个正装男,静静地看招聘信息,却流露出一股痞气,好像正装让他十分难受。也有在学校难得见到的浓妆艳抹的女人,裙子短得不像话。
  三八妇女节的时候我们去了栖霞区水西门人才市场,与南京市妇联合作举行了普法宣传活动,主要关注妇女劳动权益,向女工友们宣传劳动法的基本知识和相关女工权益。我逐渐发现,产生劳动纠纷的大多是文化素质较低的劳动者,他们的岗位较低,工资不高,单位也缺乏相应的权利保障。我们希望通过劳动法律宣传,使劳动者增强保护自己权益的意识,避免纠纷产生,若遇上纠纷也要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把做志愿者的事情告诉爸爸,爸爸说太累就不要做了,留在学校看几本书也是好的。但半学期下来仍在坚持,外出宣传的确学到不少知识,虽然也会遇到意想不到的情况,但大多数工友对我十分客气,看着我的眼睛仔细听我说话,让我体会到被人信任被人尊重的重量。舍友们都决定在劳援一直做下去,希望大三之后能够亲自代理案件。虽然单纯做法学理论研究十分高大上,但我仍觉得法律援助工作者是非常值得尊敬的群体,能够成为这个群体的一员,并为农民工争取权益,是这学期我做过最正确的决定。
  责任编辑:陈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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