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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文化结构的高度关切是马克思文化理论的重要运思传统。马克思文化结构思想涉及文化要素构成、文化要素关系、文化要素聚合核心力量以及文化结构功能等多方面。根据马克思文化结构思想，立足中华民族发展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特质，可以得出中华民族凝聚力发展的基本规律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基本要素共同作用律、中华民族凝聚力核心支柱中坚支撑律、中华民族凝聚力与民族整体利益相互促进律、中华民族凝聚力在与离散力对立统一中的主导作用律。
关键词：马克思；文化结构；中华民族；凝聚力；规律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3）012-0080-04
英国哲学家罗素曾说过：“从孔子时代以来，古埃及、巴比伦、马其顿、罗马帝国都先后灭亡，只有中国通过不断进化而依然生存。”德国哲学家黑格尔也曾言：“只有黄河、长江流过的那个中华帝国是世界上惟一持久的国家，征服无从影响这样的一个帝国。”这是每位炎黄子孙的骄傲。反思历史，为何曾经的四大原生态文明古国，只有中华文明一直延续而没有出现断层呢？从根本上说，因为中华民族拥有强大而独特的民族凝聚力。正是因为这种民族凝聚力，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才能由“多元”走向“一体”，虽历经磨难，但仍然能够克服重重困难和危机，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华民族凝聚力是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内在动力，既是中华民族古老而常新的民魂情节，又是历久弥新、方兴未艾的研究课题。中华民族凝聚力“强大而独特”，那么这种“独特”除了形成条件、历史境遇、更新重构等独特之外，必然还存在着不同于其他民族凝聚力的“独特规律”。那么，这种独特规律是什么呢？笔者认为，民族凝聚力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文化实践。文化是民族凝聚力的内核，是民族凝聚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源泉。党的十八大明确了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这就说明了民族凝聚力的任何发展问题都可以从文化中寻找答案。基于此，本文以马克思文化结构思想为理论基点，结合中华文化发展特质，对中华民族凝聚力发展的基本规律进行尝试性探索。
一、中华民族凝聚力基本要素共同作用律
马克思认为，文化是由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构成，这三种要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推动社会发展。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的唯心主义历史观时曾指出：“经济学家蒲鲁东先生非常明白，人们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制造呢绒、麻布和丝织品的。但是他不明白，这些一定的社会关系同麻布、亚麻等一样，也是人们生产出来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率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1]在这里，马克思强调的物质生产、社会关系以及原理、观念和范畴，其实就明确了文化是由三大基本要素构成。第一个要素是物质文化，即呢绒、麻布和丝织品等物质资料的制造和生产；第二个要素是制度文化，即社会关系；第三个要素是精神文化，即原理、观念等。其中，物质文化是基础，制度文化是中介，精神文化是更高的上层建筑。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共同作用、相互作用、交互作用才能形成文化整体，实现文化系统的发展。任何一个民族文化整体的发展，都是该民族先进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基本要素由中华民族发展中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构成，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发展，离不开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共同作用。具体来说，就是中华民族凝聚力是在特定的环境中，由先进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这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发展的基本规律之一。
中华民族在古代社会创造了先进的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但总体来说，农耕文明占据主流。从原始社会的刀耕火种，到商周时代的青铜农具、春秋时代的铁器和牛耕，再到汉代的犁壁和播种工具耧车、唐代的曲辕犁，中华民族农耕文明始终处于不断的发展过程中。封建地主阶级兴起以后，建立了与农耕文明相适应的封建政治制度。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建立中央集权制国家，这种政治制度有利于维护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有利于农耕文明的发展。此外，随着秦始皇焚书坑儒，汉代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学说和思想迅速成为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合乎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统治，有利于维护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秩序。还有，中华民族农耕文明孕育了中华民族传统精神，主要体现为家国同构、自强不息、勤劳勇敢、爱好和平等精神。这种民族精神既有利于农业经济的发展，又满足了地主阶级政治统治的需要。由于中华民族在封建社会的农耕文明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而中央集权政治制度又适合于这种经济基础，推动了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发展，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满足了地主阶级政治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的需要，保证了社会经济政治秩序的稳定，因此，在中国封建社会，出现了多次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繁荣的局面，如贞观之治、康乾盛世等。这种局面提高了中华民族的整体实力，增强了中华民族成员对民族整体的向心力以及中华民族整体的内部影响力和外部影响力，从而推动了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发展。所以，在古代社会，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增强是民族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当代社会，中华民族凝聚力亦是如此。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每一步发展，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离开了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以及生态文明任何一项的作用，中华民族凝聚力便失去了发展的源泉。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取得的成就就证明了这一点。因此，总的来说，中华民族凝聚力是其文化基本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二、中华民族凝聚力核心支柱中坚支撑律
马克思认为，文化基本要素之所以能够相互影响、相互渗透，最终融合成一个总的合力，关键在于它有一个共同的核心力量使它们聚合在一起并实现发展。这个核心力量是文化系统中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以及精神文化的代表者和捍卫者，是三者共同发展的引导力量、聚合力量和支撑力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这个核心力量会表现出不同的客观实体和状态。但是，一旦离开了这个核心力量，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就会失去支撑，根本无法聚合在一起，也就不能推动社会发展。早在1854年，马克思在《革命的西班牙》一组文章中就已经论述过：“只有在中央洪达的统治下，才有可能把保卫国家的现实和迫切任务同西班牙的社会改造、民族精神的解放结合起来，不做到这一点，任何政治机构就像一个幽灵碰撞到实际生活一样必然垮台。”[2]马克思告诉我们，洪达政权是政治领导核心，只有它才能领导、支撑西班牙民族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发展，并使它们聚合在一起产生合力。在阐述文化结构思想的过程中，马克思反复强调，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只有在先进的核心力量的凝聚和支撑下才能获得更高层次的发展。这就是今天我们在谈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时为什么反复强调“核心力量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原因。先进的核心支柱代表着先进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发展的方向和要求，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发展的核心力量。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凝聚力是由先进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这种共同作用有一个核心前提，那就是先进的核心支柱的引导与推动。没有先进的核心支柱，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就无法共同作用。此外，中华民族历史上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不是直线式发展的。每当统治集团成员腐败无能，致使中华民族凝聚力核心支柱的中坚支撑力量无法发挥时，当社会动乱、民族分裂时，民族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就会遭到破坏。在这种情况下，中华民族就会积极寻找新的、先进的政治力量，使民族凝聚力核心支柱的中坚支撑力量重新迸发出来，并以新的核心支柱为核心，以民族利益和民族大义为动力，重新使民族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凝聚起来，推动它们向前发展。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中华民族凝聚力始终在核心支柱的中坚支撑下不断发展，这种“中坚支撑”体现为一种引导、保障、凝聚的核心力量。核心支柱始终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力量核心。这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发展的基本规律之一。 中华民族凝聚力核心支柱必须是一定时期内社会先进物质文化的代表，是先进社会制度文化的维护者，是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时代先进文化的开创者，是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维护者。在中国历史上，凡是能代表时代发展要求，同时又能传承与弘扬中华民族的“天下大一统”和爱国主义精神，并使这些民族精神与当时历史时代发展的要求实现完美的融合，对内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对外捍卫民族独立，反对列强入侵，振兴中华的政治力量，就能成为一定历史时期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核心支柱。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以“士”为代表的封建官僚集团成为中华民族凝聚力核心支柱。在它的凝聚和支撑下，中华民族经济、政治和文化不断发展，民族团结和统一成为主流，中华民族凝聚力不断增强。虽然有时候这个核心支柱内部会产生矛盾、腐败，致使社会动乱，民族离散力上升。但是，这个核心支柱具有一定的自我更新、吐故纳新功能。它能够在不触动封建根基的情况下缓和内部矛盾，清除腐败因素，吸收一些先进的元素来巩固自己的地位，从而保证了封建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推动了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不断增强。如，秦朝统一后，中华民族凝聚力得到增强。但是秦朝统治者的暴政使大秦王朝的生命很快结束。随后的西汉统治者吸取了秦朝的教训，励精图治，使中华民族实现了空前统一。从秦朝统治者到西汉统治者的更迭，证明了封建社会时期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核心支柱——以“士”为代表的封建官僚集团具有自我更新的功能。此外，自秦汉以后，中国封建社会时期历代王朝的更迭也都证明了这一点。到了近代中国，随着西方列强的侵入，以“士”为代表的封建官僚集团已经无法完成反帝反封建、振兴中华的任务，因此，也就失去了中华民族凝聚力核心支柱的地位。面对内忧外患的境地，“为共和而战”的资产阶级革命党曾尝试着努力完成反帝反封建任务，成为中华民族凝聚力核心支柱，但是由于其本身的阶级局限性，导致其没有成功。历史最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人民推翻了压在头顶的三座大山，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命运，建立了新中国，并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新局面，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大团结，推动了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发展。这使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华民族凝聚力最坚强、最伟大的核心支柱。因此，我们可以看出，中华民族凝聚力始终在核心支柱的中坚支撑下不断发展。离开了核心支柱，中华民族凝聚力就犹如失去了主心骨和中坚力量，其基本要素就会变得无法凝聚与协同发展，中华民族凝聚力就会因此而失去发展的支撑和力量源泉。
三、中华民族凝聚力与民族整体利益相互促进律
文化结构与功能始终紧密联系在一起。马克思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在他看来，文化结构的优化和升级，都会以其原本内含的先进性、超越性和革命性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升其各项社会功能，从而推动社会的变革与发展。没有文化结构的优化和升级，人类就无所谓各种更高级的需求，社会的发展将会失去一种永恒的动力。这在马克思论述中国的四大发明时体现了出来。马克思指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3]427他进而明确说：“随着一旦已经发生的、表现为工艺革命的生产力革命，还实现着生产关系的革命。”[3]473在马克思文化结构思想中，文化结构和功能的矛盾运动始终是一条永恒的规律。正是文化结构和功能的相互促进，社会才会不断进步。一般而言，文化结构的优化必然会引起功能的增强，而文化功能的增强又反过来为文化结构获取更多的外界资源，从而促使文化结构逐步优化。因此，文化结构和功能是相互促进的。中华民族凝聚力结构，从马克思主义文化结构思想角度来说，就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结构。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主要功能包括民族团结功能和国家统一功能，而这两种功能又隶属于民族整体利益维护功能，因此，按照马克思主义文化结构思想中文化结构与功能的相互促进关系，中华民族凝聚力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相互促进。这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发展的规律之一。中华民族凝聚力在历史长河的发展中，始终是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们在历史的长河中相互推动，相互促进，共同维护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和大一统。
民族学认为，在民族形成以后，民族成员对共同利益的追求，始终是民族凝聚力不断增强的动力。这种共同利益，对于民族整体来说就是民族整体利益。因此，民族凝聚力的增强离不开对民族整体利益的认同、维护和追求。“民族整体利益本身是客观存在的，但人们对民族整体利益的认知却又是主观的。一个民族其成员对整体利益的认知越是同一，其民族凝聚力就表现得越强。”[4]510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的民族，在长期的共同生活和交往中，各族人民已经成为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维护民族整体利益，捍卫民族尊严始终是全体民族成员的共同目标和任务。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民族整体利益始终超越了民族内部成员的个人利益，维系了中华民族的生存与稳定发展，成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基础。“大一统”带来的中华民族凝聚力增强就证明了这一点。在中华民族历史长河中，“统一”始终是民族整体利益维护的重要体现。秦灭六国统一“诸夏”后，结束了七国时期的战争纷乱，使人民生活比较安定。秦始皇为彻底清除长期以来的封建割据势力，下令“堕毁城廓，决通川防，移去险阻”，并以国都咸阳为中心，修筑了许多通向全国各地的驿道，还在北方专门修筑了一条从云阳至九原郡的直道，使中原与北方游牧民族紧密联结在一起。与此同时，秦王朝又在南方地区修筑“五尺道”，加强对南方民族地区的统治和联系。为了巩固得来不易的“大一统”，维护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秦朝各个民族加速了经济和文化的交往，使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民族凝聚力得到了极大增强。秦朝灭亡后，西汉建立。在经历了汉高祖的“休养生息”政策和“文景之治”之后，西汉经济不断发展，社会不断稳定，国家财富日益增多。到汉武帝时期，西汉国力空前强大，于是南平百越，北伐匈奴，并派遣使者通西域、夜郎，疆域不断扩大，实现了国家的空前统一。各个地区、各个民族为了巩固“国家空前统一”的成果，把民族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交往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促进了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增强。自秦汉以后，虽然中华民族内部各个民族间战争和纷乱连绵不断，时而统一，时而分裂，但是一旦“统一”的局面即将或正式形成，各个民族就会为了满足“统一”的需要，加速民族间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交流，相互取长补短，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不断升华。诚如汤因比所言：“与‘乱世’的狂风暴雨相比，在大一统国家的庇护下，创造力的火花一旦闪现，就有可能点燃熊熊的火焰。”[5]当中华民族“大一统”局面遭遇外来破坏时，民族整体利益的不可分性和神圣性促使全体中华儿女团结起来，凝心聚力，共同抵抗外侮。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就证明了这一点。因此，我们可以看出，中华民族整体利益是促进中华民族凝聚力增强的重要力量。此外，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中，中华民族凝聚力始终是维护民族整体利益的内在动力。每当中华民族处于和平安宁时期时，中华民族全体成员能团结在一起，一心一意谋发展，不断壮大民族实力，维护民族整体利益。当中华民族遇到外部侵略时，共同的民族情感能使民族成员凝聚在一起，万众一心，维护国家主权的完整和民族尊严。因此，我们可以看出，中华民族凝聚力在发展过程中始终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保持着相互促进的关系。历史发展的实践证明，只有保持着这种相互促进的关系，中华民族凝聚力才能不断发展和升华。 四、中华民族凝聚力在与离散力对立统一中的主导作用律
按照马克思文化结构思想，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如果以先进的政治力量为核心支撑，那么它们就能紧密团结在一起，产生很强的文化凝聚力。如果遇到腐朽、没落的政治力量，那么它们就不能很好地融合、凝聚在一起，甚至产生很强的文化离散力。文化凝聚力和离散力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一方面，文化凝聚力与文化离散力方向和效应完全相反；另一方面，文化凝聚的过程中往往潜伏着离散因素，文化离散的过程中往往孕育着凝聚的希望。人类文化发展是在凝聚和离散的对立统一中进行的。这是文化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具体到民族凝聚力实践中，民族凝聚力与民族离散力是一对互为关联、不可分割的矛盾。任何民族在自身的发展中都存在着凝聚力和离散力。中华民族亦是如此。
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民族凝聚力与离散力一直相伴而行。其中，凝聚力是主流，占主导地位。但是，离散力仍然存在于不同的历史时期。当多民族统一国家陷入分裂时，原有的统一时期的凝聚力无法释放力量，民族离散力必然要乘虚膨胀。如，东汉末年军阀混战。当多民族统一国家处于和平时期时，也会出现一些强大的民族入侵弱小的民族，使一些民族个体之间相互仇杀，导致民族离散力恶性膨胀。这种情况在五代十国、辽宋夏金时期有着明显的体现。当中华民族遭遇外来强敌时，一些政治集团为了扩充自己实力，不惜投靠列强，出卖国家利益，导致中华民族内部离散力上升。如，中国近代的北洋军阀混战和国民党新军阀引发的战争。在当代中国，在全国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之际，仍然有一些民族分裂势力、民族虚无主义分子在破坏民族团结，导致民族离散力时而滋生。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古往今来，民族离散力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现象。中华民族凝聚力和离散力一直相伴而行。它们既对立，又统一。在这种对立统一中，中华民族凝聚始终占据主导地位。中华民族凝聚力既在不断克服离散力的过程中不断升华，又在与离散力的统一中不断增强。这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发展的基本规律之一。
一方面，从民族离散力的内涵和性质来说，它与民族凝聚力是截然对立和相反的。在中华民族历史上，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离散力始终处于对抗之中，但是中华民族凝聚力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这使得中华民族凝聚力能够在不断抵抗、克服、消解民族离散力的过程中始终保持着强大的威力。这也是中华文明延续了5000年而没有断层的一个重要原因。曾经的四大文明古国，古印度文明被大不列颠文明所取代，古埃及文明、巴比伦文明被波斯文明所取代，波斯文明后来又被希腊文明所取代。只有中华文明，在面对各种由民族分裂、民族战乱、民族内部发展落后引发的民族离散力膨胀时，在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驱动下，能自觉修复、自觉更新、自觉升华，成功地抵抗并克服这种离散力。在古代中国，自秦汉以来，出现过多次的分裂，主要体现为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五代十国时期、南宋夏金时期、辛亥革命后的军阀混战时期。这些时期的国家分裂、人民生活离乱导致了民族离散力悄然膨胀。然而，在时代的先进的政治力量的领导下，在中华文化的整合下，在民族整体利益的促动下，中华民族的每一次分裂最终都回到了“统一”的局面。中华民族凝聚力在克服民族离散力的过程中得到了一次又一次的升华。在近代中国，中华文明遭受到了西方近代文明的冲击和挑战。这种冲击和挑战既有物质文化层面的，也有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层面的。随着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国门，逐步使中华民族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面对种种挑战引发的民族离散力，中华民族并没有自甘堕落，而是自觉反思、自觉修复、自觉更新，依次开展了“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使中华民族先后经历了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改革。这些改革，虽然有些失败了，因为它们没有很好地遵循文化结构规律，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只有协调发展才能推动社会的发展，但是它们都充分展示了中华民族抵抗、克服民族离散力的自觉能动性。正是因为有了这种自觉能动性，中华文明才得以延续，没有被西方文明彻底同化，中华民族凝聚力才得以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不断升华。因此，在近代中国，中华民族凝聚力在不断克服民族离散力的过程中得到了升华。在当代中国，在和平与发展的新时期，国内外民族分裂势力，如“台独”、“藏独”、“疆独”分子，总是不间断地制造事端，破坏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导致民族离散力的温床不断地滋生。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下，每一次民族分裂势力的阴谋都没有得逞。这是中华民族凝聚力战胜、克服民族离散力的典型体现。在当代中国，中华民族凝聚力在战胜、克服民族离散力的过程中不断得到升华。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古往今来，中华民族凝聚力在与离散力的对立关系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正因为这种主导地位，中华民族凝聚力才能在克服、抵制民族离散力的过程中不断升华，中华文明才能延续与发展。
另一方面，民族凝聚力与离散力是统一的关系。从长远来看，当一个民族处于统一和稳定的时期，往往会滋生不同程度的民族离散力，而“那些离散或分裂的现象，只能是民族凝聚力发展长河中的漩涡，并且通常孕育着新的或更高层次的民族大凝聚，潜藏着新的更强劲的民族凝聚力”。[4]455在中华民族历史上，中华民族凝聚力与离散力始终保持着“亦此亦彼”的统一关系。在这种统一关系中，中华民族凝聚力始终占据主导地位，这使得中华民族凝聚力能够在这种统一关系中不断升华。在古代封建社会，当中华民族处于“大一统”局面时，仍然存在着否定当时政治统治，期望改朝换代，重建新的凝聚力核心的现象。如秦朝时的陈胜吴广起义、隋朝和唐朝以及元朝末年的农民起义等。这些现象是对当时统一王朝的“离散”。当新的政权取代旧政权时，民族凝聚力的核心支柱获得了重建。新的核心支柱就会吸取前朝教训，实现民族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更高层次的发展，从而使中华民族凝聚力得到升华。当中华民族处于分裂时期，各个民族之间的战争、矛盾，无法让人民安居乐业，导致民族离散力上升。这种结果会派生出人民对民族统一和天下安定的渴望，也会使一些统治阶级内部成员产生“统一”的强烈心理。当统一的新王朝建立以后，新的统治者多半会采取休养生息政策，励精图治，使百姓开始安居乐业。在这种情况下，各族人民的向心力开始上升，中华民族凝聚力得到明显增强。在近代中国，随着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离散力恶性膨胀。但是，巨大的民族离散危机促使先进的中国人和先进的阶级掀起一阵阵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运动，使中华民族凝聚力没有被民族离散力消解。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结束了三座大山的压迫，建立了新中国，中华民族凝聚力迎来了空前大发展。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加快，各种利益矛盾此起彼伏，导致社会利益群体之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离散现象。这种现象虽然不利，但是它从反面促进了社会的自我调整和改革，推动了社会公平、公正、和谐机制的完善，从而使民族离散力得到克服，民族凝聚力得到上升。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民族离散力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发展中的波折和挫折。这种波折和挫折，却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向新的高度攀升的过渡，是新的更高层次的民族凝聚力出现的序幕。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凝聚力在与离散力的统一关系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正因为这种主导地位，中华民族凝聚力才能一次又一次获得更高层次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141-142.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1：483.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9.
[4]孔庆榕，张磊.中华民族凝聚力学[M].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2008.
[5]汤因比.历史研究（下卷）[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600.
[责任编辑：闫生金]
关键词：马克思；文化结构；中华民族；凝聚力；规律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3）012-0080-04
英国哲学家罗素曾说过：“从孔子时代以来，古埃及、巴比伦、马其顿、罗马帝国都先后灭亡，只有中国通过不断进化而依然生存。”德国哲学家黑格尔也曾言：“只有黄河、长江流过的那个中华帝国是世界上惟一持久的国家，征服无从影响这样的一个帝国。”这是每位炎黄子孙的骄傲。反思历史，为何曾经的四大原生态文明古国，只有中华文明一直延续而没有出现断层呢？从根本上说，因为中华民族拥有强大而独特的民族凝聚力。正是因为这种民族凝聚力，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才能由“多元”走向“一体”，虽历经磨难，但仍然能够克服重重困难和危机，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华民族凝聚力是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内在动力，既是中华民族古老而常新的民魂情节，又是历久弥新、方兴未艾的研究课题。中华民族凝聚力“强大而独特”，那么这种“独特”除了形成条件、历史境遇、更新重构等独特之外，必然还存在着不同于其他民族凝聚力的“独特规律”。那么，这种独特规律是什么呢？笔者认为，民族凝聚力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文化实践。文化是民族凝聚力的内核，是民族凝聚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源泉。党的十八大明确了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这就说明了民族凝聚力的任何发展问题都可以从文化中寻找答案。基于此，本文以马克思文化结构思想为理论基点，结合中华文化发展特质，对中华民族凝聚力发展的基本规律进行尝试性探索。
一、中华民族凝聚力基本要素共同作用律
马克思认为，文化是由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构成，这三种要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推动社会发展。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的唯心主义历史观时曾指出：“经济学家蒲鲁东先生非常明白，人们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制造呢绒、麻布和丝织品的。但是他不明白，这些一定的社会关系同麻布、亚麻等一样，也是人们生产出来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率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1]在这里，马克思强调的物质生产、社会关系以及原理、观念和范畴，其实就明确了文化是由三大基本要素构成。第一个要素是物质文化，即呢绒、麻布和丝织品等物质资料的制造和生产；第二个要素是制度文化，即社会关系；第三个要素是精神文化，即原理、观念等。其中，物质文化是基础，制度文化是中介，精神文化是更高的上层建筑。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共同作用、相互作用、交互作用才能形成文化整体，实现文化系统的发展。任何一个民族文化整体的发展，都是该民族先进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基本要素由中华民族发展中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构成，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发展，离不开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共同作用。具体来说，就是中华民族凝聚力是在特定的环境中，由先进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这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发展的基本规律之一。
中华民族在古代社会创造了先进的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但总体来说，农耕文明占据主流。从原始社会的刀耕火种，到商周时代的青铜农具、春秋时代的铁器和牛耕，再到汉代的犁壁和播种工具耧车、唐代的曲辕犁，中华民族农耕文明始终处于不断的发展过程中。封建地主阶级兴起以后，建立了与农耕文明相适应的封建政治制度。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建立中央集权制国家，这种政治制度有利于维护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有利于农耕文明的发展。此外，随着秦始皇焚书坑儒，汉代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学说和思想迅速成为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合乎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统治，有利于维护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秩序。还有，中华民族农耕文明孕育了中华民族传统精神，主要体现为家国同构、自强不息、勤劳勇敢、爱好和平等精神。这种民族精神既有利于农业经济的发展，又满足了地主阶级政治统治的需要。由于中华民族在封建社会的农耕文明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而中央集权政治制度又适合于这种经济基础，推动了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发展，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满足了地主阶级政治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的需要，保证了社会经济政治秩序的稳定，因此，在中国封建社会，出现了多次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繁荣的局面，如贞观之治、康乾盛世等。这种局面提高了中华民族的整体实力，增强了中华民族成员对民族整体的向心力以及中华民族整体的内部影响力和外部影响力，从而推动了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发展。所以，在古代社会，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增强是民族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当代社会，中华民族凝聚力亦是如此。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每一步发展，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离开了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以及生态文明任何一项的作用，中华民族凝聚力便失去了发展的源泉。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取得的成就就证明了这一点。因此，总的来说，中华民族凝聚力是其文化基本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二、中华民族凝聚力核心支柱中坚支撑律
马克思认为，文化基本要素之所以能够相互影响、相互渗透，最终融合成一个总的合力，关键在于它有一个共同的核心力量使它们聚合在一起并实现发展。这个核心力量是文化系统中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以及精神文化的代表者和捍卫者，是三者共同发展的引导力量、聚合力量和支撑力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这个核心力量会表现出不同的客观实体和状态。但是，一旦离开了这个核心力量，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就会失去支撑，根本无法聚合在一起，也就不能推动社会发展。早在1854年，马克思在《革命的西班牙》一组文章中就已经论述过：“只有在中央洪达的统治下，才有可能把保卫国家的现实和迫切任务同西班牙的社会改造、民族精神的解放结合起来，不做到这一点，任何政治机构就像一个幽灵碰撞到实际生活一样必然垮台。”[2]马克思告诉我们，洪达政权是政治领导核心，只有它才能领导、支撑西班牙民族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发展，并使它们聚合在一起产生合力。在阐述文化结构思想的过程中，马克思反复强调，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只有在先进的核心力量的凝聚和支撑下才能获得更高层次的发展。这就是今天我们在谈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时为什么反复强调“核心力量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原因。先进的核心支柱代表着先进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发展的方向和要求，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发展的核心力量。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凝聚力是由先进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这种共同作用有一个核心前提，那就是先进的核心支柱的引导与推动。没有先进的核心支柱，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就无法共同作用。此外，中华民族历史上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不是直线式发展的。每当统治集团成员腐败无能，致使中华民族凝聚力核心支柱的中坚支撑力量无法发挥时，当社会动乱、民族分裂时，民族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就会遭到破坏。在这种情况下，中华民族就会积极寻找新的、先进的政治力量，使民族凝聚力核心支柱的中坚支撑力量重新迸发出来，并以新的核心支柱为核心，以民族利益和民族大义为动力，重新使民族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凝聚起来，推动它们向前发展。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中华民族凝聚力始终在核心支柱的中坚支撑下不断发展，这种“中坚支撑”体现为一种引导、保障、凝聚的核心力量。核心支柱始终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力量核心。这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发展的基本规律之一。 中华民族凝聚力核心支柱必须是一定时期内社会先进物质文化的代表，是先进社会制度文化的维护者，是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时代先进文化的开创者，是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维护者。在中国历史上，凡是能代表时代发展要求，同时又能传承与弘扬中华民族的“天下大一统”和爱国主义精神，并使这些民族精神与当时历史时代发展的要求实现完美的融合，对内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对外捍卫民族独立，反对列强入侵，振兴中华的政治力量，就能成为一定历史时期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核心支柱。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以“士”为代表的封建官僚集团成为中华民族凝聚力核心支柱。在它的凝聚和支撑下，中华民族经济、政治和文化不断发展，民族团结和统一成为主流，中华民族凝聚力不断增强。虽然有时候这个核心支柱内部会产生矛盾、腐败，致使社会动乱，民族离散力上升。但是，这个核心支柱具有一定的自我更新、吐故纳新功能。它能够在不触动封建根基的情况下缓和内部矛盾，清除腐败因素，吸收一些先进的元素来巩固自己的地位，从而保证了封建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推动了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不断增强。如，秦朝统一后，中华民族凝聚力得到增强。但是秦朝统治者的暴政使大秦王朝的生命很快结束。随后的西汉统治者吸取了秦朝的教训，励精图治，使中华民族实现了空前统一。从秦朝统治者到西汉统治者的更迭，证明了封建社会时期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核心支柱——以“士”为代表的封建官僚集团具有自我更新的功能。此外，自秦汉以后，中国封建社会时期历代王朝的更迭也都证明了这一点。到了近代中国，随着西方列强的侵入，以“士”为代表的封建官僚集团已经无法完成反帝反封建、振兴中华的任务，因此，也就失去了中华民族凝聚力核心支柱的地位。面对内忧外患的境地，“为共和而战”的资产阶级革命党曾尝试着努力完成反帝反封建任务，成为中华民族凝聚力核心支柱，但是由于其本身的阶级局限性，导致其没有成功。历史最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人民推翻了压在头顶的三座大山，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命运，建立了新中国，并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新局面，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大团结，推动了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发展。这使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华民族凝聚力最坚强、最伟大的核心支柱。因此，我们可以看出，中华民族凝聚力始终在核心支柱的中坚支撑下不断发展。离开了核心支柱，中华民族凝聚力就犹如失去了主心骨和中坚力量，其基本要素就会变得无法凝聚与协同发展，中华民族凝聚力就会因此而失去发展的支撑和力量源泉。
三、中华民族凝聚力与民族整体利益相互促进律
文化结构与功能始终紧密联系在一起。马克思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在他看来，文化结构的优化和升级，都会以其原本内含的先进性、超越性和革命性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升其各项社会功能，从而推动社会的变革与发展。没有文化结构的优化和升级，人类就无所谓各种更高级的需求，社会的发展将会失去一种永恒的动力。这在马克思论述中国的四大发明时体现了出来。马克思指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3]427他进而明确说：“随着一旦已经发生的、表现为工艺革命的生产力革命，还实现着生产关系的革命。”[3]473在马克思文化结构思想中，文化结构和功能的矛盾运动始终是一条永恒的规律。正是文化结构和功能的相互促进，社会才会不断进步。一般而言，文化结构的优化必然会引起功能的增强，而文化功能的增强又反过来为文化结构获取更多的外界资源，从而促使文化结构逐步优化。因此，文化结构和功能是相互促进的。中华民族凝聚力结构，从马克思主义文化结构思想角度来说，就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结构。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主要功能包括民族团结功能和国家统一功能，而这两种功能又隶属于民族整体利益维护功能，因此，按照马克思主义文化结构思想中文化结构与功能的相互促进关系，中华民族凝聚力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相互促进。这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发展的规律之一。中华民族凝聚力在历史长河的发展中，始终是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们在历史的长河中相互推动，相互促进，共同维护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和大一统。
民族学认为，在民族形成以后，民族成员对共同利益的追求，始终是民族凝聚力不断增强的动力。这种共同利益，对于民族整体来说就是民族整体利益。因此，民族凝聚力的增强离不开对民族整体利益的认同、维护和追求。“民族整体利益本身是客观存在的，但人们对民族整体利益的认知却又是主观的。一个民族其成员对整体利益的认知越是同一，其民族凝聚力就表现得越强。”[4]510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的民族，在长期的共同生活和交往中，各族人民已经成为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维护民族整体利益，捍卫民族尊严始终是全体民族成员的共同目标和任务。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民族整体利益始终超越了民族内部成员的个人利益，维系了中华民族的生存与稳定发展，成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基础。“大一统”带来的中华民族凝聚力增强就证明了这一点。在中华民族历史长河中，“统一”始终是民族整体利益维护的重要体现。秦灭六国统一“诸夏”后，结束了七国时期的战争纷乱，使人民生活比较安定。秦始皇为彻底清除长期以来的封建割据势力，下令“堕毁城廓，决通川防，移去险阻”，并以国都咸阳为中心，修筑了许多通向全国各地的驿道，还在北方专门修筑了一条从云阳至九原郡的直道，使中原与北方游牧民族紧密联结在一起。与此同时，秦王朝又在南方地区修筑“五尺道”，加强对南方民族地区的统治和联系。为了巩固得来不易的“大一统”，维护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秦朝各个民族加速了经济和文化的交往，使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民族凝聚力得到了极大增强。秦朝灭亡后，西汉建立。在经历了汉高祖的“休养生息”政策和“文景之治”之后，西汉经济不断发展，社会不断稳定，国家财富日益增多。到汉武帝时期，西汉国力空前强大，于是南平百越，北伐匈奴，并派遣使者通西域、夜郎，疆域不断扩大，实现了国家的空前统一。各个地区、各个民族为了巩固“国家空前统一”的成果，把民族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交往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促进了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增强。自秦汉以后，虽然中华民族内部各个民族间战争和纷乱连绵不断，时而统一，时而分裂，但是一旦“统一”的局面即将或正式形成，各个民族就会为了满足“统一”的需要，加速民族间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交流，相互取长补短，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不断升华。诚如汤因比所言：“与‘乱世’的狂风暴雨相比，在大一统国家的庇护下，创造力的火花一旦闪现，就有可能点燃熊熊的火焰。”[5]当中华民族“大一统”局面遭遇外来破坏时，民族整体利益的不可分性和神圣性促使全体中华儿女团结起来，凝心聚力，共同抵抗外侮。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就证明了这一点。因此，我们可以看出，中华民族整体利益是促进中华民族凝聚力增强的重要力量。此外，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中，中华民族凝聚力始终是维护民族整体利益的内在动力。每当中华民族处于和平安宁时期时，中华民族全体成员能团结在一起，一心一意谋发展，不断壮大民族实力，维护民族整体利益。当中华民族遇到外部侵略时，共同的民族情感能使民族成员凝聚在一起，万众一心，维护国家主权的完整和民族尊严。因此，我们可以看出，中华民族凝聚力在发展过程中始终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保持着相互促进的关系。历史发展的实践证明，只有保持着这种相互促进的关系，中华民族凝聚力才能不断发展和升华。 四、中华民族凝聚力在与离散力对立统一中的主导作用律
按照马克思文化结构思想，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如果以先进的政治力量为核心支撑，那么它们就能紧密团结在一起，产生很强的文化凝聚力。如果遇到腐朽、没落的政治力量，那么它们就不能很好地融合、凝聚在一起，甚至产生很强的文化离散力。文化凝聚力和离散力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一方面，文化凝聚力与文化离散力方向和效应完全相反；另一方面，文化凝聚的过程中往往潜伏着离散因素，文化离散的过程中往往孕育着凝聚的希望。人类文化发展是在凝聚和离散的对立统一中进行的。这是文化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具体到民族凝聚力实践中，民族凝聚力与民族离散力是一对互为关联、不可分割的矛盾。任何民族在自身的发展中都存在着凝聚力和离散力。中华民族亦是如此。
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民族凝聚力与离散力一直相伴而行。其中，凝聚力是主流，占主导地位。但是，离散力仍然存在于不同的历史时期。当多民族统一国家陷入分裂时，原有的统一时期的凝聚力无法释放力量，民族离散力必然要乘虚膨胀。如，东汉末年军阀混战。当多民族统一国家处于和平时期时，也会出现一些强大的民族入侵弱小的民族，使一些民族个体之间相互仇杀，导致民族离散力恶性膨胀。这种情况在五代十国、辽宋夏金时期有着明显的体现。当中华民族遭遇外来强敌时，一些政治集团为了扩充自己实力，不惜投靠列强，出卖国家利益，导致中华民族内部离散力上升。如，中国近代的北洋军阀混战和国民党新军阀引发的战争。在当代中国，在全国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之际，仍然有一些民族分裂势力、民族虚无主义分子在破坏民族团结，导致民族离散力时而滋生。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古往今来，民族离散力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现象。中华民族凝聚力和离散力一直相伴而行。它们既对立，又统一。在这种对立统一中，中华民族凝聚始终占据主导地位。中华民族凝聚力既在不断克服离散力的过程中不断升华，又在与离散力的统一中不断增强。这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发展的基本规律之一。
一方面，从民族离散力的内涵和性质来说，它与民族凝聚力是截然对立和相反的。在中华民族历史上，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离散力始终处于对抗之中，但是中华民族凝聚力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这使得中华民族凝聚力能够在不断抵抗、克服、消解民族离散力的过程中始终保持着强大的威力。这也是中华文明延续了5000年而没有断层的一个重要原因。曾经的四大文明古国，古印度文明被大不列颠文明所取代，古埃及文明、巴比伦文明被波斯文明所取代，波斯文明后来又被希腊文明所取代。只有中华文明，在面对各种由民族分裂、民族战乱、民族内部发展落后引发的民族离散力膨胀时，在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驱动下，能自觉修复、自觉更新、自觉升华，成功地抵抗并克服这种离散力。在古代中国，自秦汉以来，出现过多次的分裂，主要体现为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五代十国时期、南宋夏金时期、辛亥革命后的军阀混战时期。这些时期的国家分裂、人民生活离乱导致了民族离散力悄然膨胀。然而，在时代的先进的政治力量的领导下，在中华文化的整合下，在民族整体利益的促动下，中华民族的每一次分裂最终都回到了“统一”的局面。中华民族凝聚力在克服民族离散力的过程中得到了一次又一次的升华。在近代中国，中华文明遭受到了西方近代文明的冲击和挑战。这种冲击和挑战既有物质文化层面的，也有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层面的。随着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国门，逐步使中华民族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面对种种挑战引发的民族离散力，中华民族并没有自甘堕落，而是自觉反思、自觉修复、自觉更新，依次开展了“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使中华民族先后经历了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改革。这些改革，虽然有些失败了，因为它们没有很好地遵循文化结构规律，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只有协调发展才能推动社会的发展，但是它们都充分展示了中华民族抵抗、克服民族离散力的自觉能动性。正是因为有了这种自觉能动性，中华文明才得以延续，没有被西方文明彻底同化，中华民族凝聚力才得以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不断升华。因此，在近代中国，中华民族凝聚力在不断克服民族离散力的过程中得到了升华。在当代中国，在和平与发展的新时期，国内外民族分裂势力，如“台独”、“藏独”、“疆独”分子，总是不间断地制造事端，破坏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导致民族离散力的温床不断地滋生。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下，每一次民族分裂势力的阴谋都没有得逞。这是中华民族凝聚力战胜、克服民族离散力的典型体现。在当代中国，中华民族凝聚力在战胜、克服民族离散力的过程中不断得到升华。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古往今来，中华民族凝聚力在与离散力的对立关系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正因为这种主导地位，中华民族凝聚力才能在克服、抵制民族离散力的过程中不断升华，中华文明才能延续与发展。
另一方面，民族凝聚力与离散力是统一的关系。从长远来看，当一个民族处于统一和稳定的时期，往往会滋生不同程度的民族离散力，而“那些离散或分裂的现象，只能是民族凝聚力发展长河中的漩涡，并且通常孕育着新的或更高层次的民族大凝聚，潜藏着新的更强劲的民族凝聚力”。[4]455在中华民族历史上，中华民族凝聚力与离散力始终保持着“亦此亦彼”的统一关系。在这种统一关系中，中华民族凝聚力始终占据主导地位，这使得中华民族凝聚力能够在这种统一关系中不断升华。在古代封建社会，当中华民族处于“大一统”局面时，仍然存在着否定当时政治统治，期望改朝换代，重建新的凝聚力核心的现象。如秦朝时的陈胜吴广起义、隋朝和唐朝以及元朝末年的农民起义等。这些现象是对当时统一王朝的“离散”。当新的政权取代旧政权时，民族凝聚力的核心支柱获得了重建。新的核心支柱就会吸取前朝教训，实现民族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更高层次的发展，从而使中华民族凝聚力得到升华。当中华民族处于分裂时期，各个民族之间的战争、矛盾，无法让人民安居乐业，导致民族离散力上升。这种结果会派生出人民对民族统一和天下安定的渴望，也会使一些统治阶级内部成员产生“统一”的强烈心理。当统一的新王朝建立以后，新的统治者多半会采取休养生息政策，励精图治，使百姓开始安居乐业。在这种情况下，各族人民的向心力开始上升，中华民族凝聚力得到明显增强。在近代中国，随着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离散力恶性膨胀。但是，巨大的民族离散危机促使先进的中国人和先进的阶级掀起一阵阵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运动，使中华民族凝聚力没有被民族离散力消解。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结束了三座大山的压迫，建立了新中国，中华民族凝聚力迎来了空前大发展。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加快，各种利益矛盾此起彼伏，导致社会利益群体之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离散现象。这种现象虽然不利，但是它从反面促进了社会的自我调整和改革，推动了社会公平、公正、和谐机制的完善，从而使民族离散力得到克服，民族凝聚力得到上升。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民族离散力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发展中的波折和挫折。这种波折和挫折，却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向新的高度攀升的过渡，是新的更高层次的民族凝聚力出现的序幕。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凝聚力在与离散力的统一关系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正因为这种主导地位，中华民族凝聚力才能一次又一次获得更高层次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141-142.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1：483.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9.
[4]孔庆榕，张磊.中华民族凝聚力学[M].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2008.
[5]汤因比.历史研究（下卷）[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600.
[责任编辑：闫生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