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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政府及时调整财政政策，运用税收这一工具推动需求增长，成功抵御住国际金融危机的挑战。同时抓住这一机遇，调整经济结构，深化税制改革，为促进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和维持社会稳定提供了保障。
关键词：财政政策；国际金融危机；税制改革
引言
2008年，源自美国的次贷危机演化为国际金融危机，从而带来了一场严重性仅次于1929～1933年以来的全球经济大萧条。这次危机对我国宏观经济的运行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为使我国经济尽快走出金融危机的阴霾，我国政府积极运用包括税收在内的宏观调控手段，对经济复苏产生了有效的刺激作用。
一、 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1.出口市场严重萎缩。自2008年下半年金融危机爆发开始，我国外贸出口企业就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尽管我国政府及时采取了一些措施扶持出口企业的但是由于整个全球市场需求减少，尤其是我国的主要出口市场经济整体陷入严重衰退，我国出口市场陷入严重萎缩的困境。
2.产能过剩问题凸顯。经济衰退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市场有效需求不足，从另一个角度看就是商品供给相对过剩，即产能过剩问题。我国出口经济经历了高速增长的辉煌，出口在GDP中所占比重越来越高，但是过度依赖出口市场也为我国经济带来了潜在的威胁。国际出口市场萎缩，使得国内经济的总需求显著地小于总供给，这就使得我国的产能过剩问题凸显出来。在缺乏市场支撑的情况下，我国许多出口型企业被迫减产，甚至关闭，这进而减缓了我国经济增长的速度。
3.外汇储备和海外金融资产严重缩水。我国的外汇储备近年来迅速增加。自金融危机以来，美元大幅度贬值，使我国的外汇储备严重缩水。而金融危机引起的美国证券市场的股指大幅下跌，也使得持有大量美国金融资产的中资机构遭遇重大损失，其实质是我国海外金融资产的严重缩水。
4.就业形势趋于严峻。国际金融危机除了将世界经济拖入衰退，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失业问题。由于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使得东南沿海的大批外贸企业关闭，导致大量员工失业。加之近年来不断堆积的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国际金融危机使我国的就业矛盾更加突出。
二、 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我国税收政策的调整
国际金融危机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的同时，也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机遇。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挑战，自2008年9月起，国务院对财政政策做出重大调整，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刺激经济增长。为了配合财政政策实施，满足保持经济平稳增长的要求，以四月末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由3‰调整为1‰为起点，税收政策开始大幅调整，先后出台多项措施进行税收政策调控。主要包括：
1.全面启动增值税转型，从生产型转向消费型。自2009年1月1日起，正式将消费型增值税推广到全国。消费型增值税允许企业购进固定资产的进项税额抵扣，减轻了企业特别是生产制造行业企业的税负，增强了企业的活力和竞争力。增值税的转型，减少企业1200多亿元的税收负担。
2.针对外贸市场持续疲软，七次提高产品出口退税率。自2008年8月起，共七次提高出口退税率，以应对对外贸易大幅下滑的局面。2009年6月1号，第七次调整的出口退税政策实施后，我国总计13000多个税号的出口商品，其中已有1971个税号商品实现了全额退税；按照2008年的出口测算，仅第七次出口退税率上调，出口企业就多得到财政1600亿元的退税。
3.为刺激国内消费和就业，采取一系列阶段性税收优惠政策。包括免征存款利息税、个人证券账户资金免征利息税、决定实施燃油税费改革、调整汽车消费税政策以及抗震救灾及支持灾后重建税收系列政策等等。这些政策提升了市场信心，刺激了国内消费，扩大了国内需求，拉动了经济增长，促进了民生改善和社会和谐，体现了政府对当时宏观经济形势的即时考虑，和其应对国际经济危机，积极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努力[1]。
三、 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税收政策改革的形势分析
当前，中国经济已经率先走出低谷，世界经济形势也开始缓慢复苏。但随着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到来，如何运用税收政策这特别的经济杠杆工具，来完全化解国际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进一步实现经济复苏和稳定增长，已成为中国税制改革必须面临的现实问题。
“十二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从保障科学发展、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强大动力的战略高度提出加快财税体制改革，并明确了深化税制改革的主要任务。《建议》提出，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深化改革开放，保障和改善民生，巩固和扩大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成果，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基础。这对进一步改革和完善税收制度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需要税制改革
“十二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线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进一步深化税制改革，努力实现税收制度安排有助于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推动科学发展的迫切需要。
(二) 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要求税制改革
税收的重要职能是调节收入分配。由于现行税制存在的缺陷抑制了税收调节充分发挥其功能。从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的要求出发，必须继续深化税制改革，使得税收能够更好地调节收入分配，才能进一步理顺政府、企业、个人之间的分配关系，才能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三) 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推动税制改革
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全球经济需要深度调整，产业结构、需求结构、贸易结构和发展空间等方面的要求推动我国进一步深化税制改革，因为这对于我们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对于我国把握好在全球经济分工中的定位并积极创造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取得竞争新优势具有重要意义[2]。
四、 “十二五”期间深入推进税制改革的选择
回首“十一五”，税制改革的几个“大动作”仍让人们记忆犹新：延续千年的农业税画上了“句号”，增值税转型改革全面实施，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进一步调高。以减税为主基调的税改，不仅切实减轻了百姓负担，也给中国经济增添了活力。在“十一五”期间，中国的财税体制改革迈出了十分重要的一步，但是仍有很多地方需要继续努力。
“十二五”期间的税制改革，要充分发挥税收调节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政策功能，主要包含三方面概念。首先是结构性减税。一是要扩大增值税的覆盖范围，减少第三产业的重复征税，促进第三产业在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下实现产业优化升级和细化分工；二是要继续对中小企业给予税收优惠，为中小企业减轻实际税负，已推出的小型企业所得税税负减半措施有可能延续；三是进一步加强税收优惠措施，通过“退税、扣除、返还”等方式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和企业的研发创新活动。其次是税制动态优化，有升有降。以个人所得税为例，指出要同时对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和现行工资极差进行优化，低端收入人群降低税负，中等收入阶层税率从均或低平，高端收入群体则应适当提高税负。最后是结构性增税。对于一些有利于国家长治久安的税收，即使有很多争论，牵涉方方面面利益，也应在确定基本方向、逐步建立起一定的制度框架后，再推广到其他地区。
五、 结论
金融危机期间，我国政府正确地判断了宏观经济形势，实施恰当的财政政策，并配合以税收和财政支出等政策工具，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成功走出低谷。但我们必须认识到，金融危机后我国宏观经济环境发生了明显变化，因此，现行税收制度也亟待新的调整、改革。继续深化税制改革应该遵循“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原则[3]，对现行税种进行有增有减的结构性调整，才能充分发挥税收调节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政策功能。
关键词：财政政策；国际金融危机；税制改革
引言
2008年，源自美国的次贷危机演化为国际金融危机，从而带来了一场严重性仅次于1929～1933年以来的全球经济大萧条。这次危机对我国宏观经济的运行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为使我国经济尽快走出金融危机的阴霾，我国政府积极运用包括税收在内的宏观调控手段，对经济复苏产生了有效的刺激作用。
一、 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1.出口市场严重萎缩。自2008年下半年金融危机爆发开始，我国外贸出口企业就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尽管我国政府及时采取了一些措施扶持出口企业的但是由于整个全球市场需求减少，尤其是我国的主要出口市场经济整体陷入严重衰退，我国出口市场陷入严重萎缩的困境。
2.产能过剩问题凸顯。经济衰退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市场有效需求不足，从另一个角度看就是商品供给相对过剩，即产能过剩问题。我国出口经济经历了高速增长的辉煌，出口在GDP中所占比重越来越高，但是过度依赖出口市场也为我国经济带来了潜在的威胁。国际出口市场萎缩，使得国内经济的总需求显著地小于总供给，这就使得我国的产能过剩问题凸显出来。在缺乏市场支撑的情况下，我国许多出口型企业被迫减产，甚至关闭，这进而减缓了我国经济增长的速度。
3.外汇储备和海外金融资产严重缩水。我国的外汇储备近年来迅速增加。自金融危机以来，美元大幅度贬值，使我国的外汇储备严重缩水。而金融危机引起的美国证券市场的股指大幅下跌，也使得持有大量美国金融资产的中资机构遭遇重大损失，其实质是我国海外金融资产的严重缩水。
4.就业形势趋于严峻。国际金融危机除了将世界经济拖入衰退，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失业问题。由于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使得东南沿海的大批外贸企业关闭，导致大量员工失业。加之近年来不断堆积的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国际金融危机使我国的就业矛盾更加突出。
二、 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我国税收政策的调整
国际金融危机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的同时，也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机遇。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挑战，自2008年9月起，国务院对财政政策做出重大调整，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刺激经济增长。为了配合财政政策实施，满足保持经济平稳增长的要求，以四月末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由3‰调整为1‰为起点，税收政策开始大幅调整，先后出台多项措施进行税收政策调控。主要包括：
1.全面启动增值税转型，从生产型转向消费型。自2009年1月1日起，正式将消费型增值税推广到全国。消费型增值税允许企业购进固定资产的进项税额抵扣，减轻了企业特别是生产制造行业企业的税负，增强了企业的活力和竞争力。增值税的转型，减少企业1200多亿元的税收负担。
2.针对外贸市场持续疲软，七次提高产品出口退税率。自2008年8月起，共七次提高出口退税率，以应对对外贸易大幅下滑的局面。2009年6月1号，第七次调整的出口退税政策实施后，我国总计13000多个税号的出口商品，其中已有1971个税号商品实现了全额退税；按照2008年的出口测算，仅第七次出口退税率上调，出口企业就多得到财政1600亿元的退税。
3.为刺激国内消费和就业，采取一系列阶段性税收优惠政策。包括免征存款利息税、个人证券账户资金免征利息税、决定实施燃油税费改革、调整汽车消费税政策以及抗震救灾及支持灾后重建税收系列政策等等。这些政策提升了市场信心，刺激了国内消费，扩大了国内需求，拉动了经济增长，促进了民生改善和社会和谐，体现了政府对当时宏观经济形势的即时考虑，和其应对国际经济危机，积极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努力[1]。
三、 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税收政策改革的形势分析
当前，中国经济已经率先走出低谷，世界经济形势也开始缓慢复苏。但随着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到来，如何运用税收政策这特别的经济杠杆工具，来完全化解国际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进一步实现经济复苏和稳定增长，已成为中国税制改革必须面临的现实问题。
“十二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从保障科学发展、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强大动力的战略高度提出加快财税体制改革，并明确了深化税制改革的主要任务。《建议》提出，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深化改革开放，保障和改善民生，巩固和扩大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成果，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基础。这对进一步改革和完善税收制度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需要税制改革
“十二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线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进一步深化税制改革，努力实现税收制度安排有助于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推动科学发展的迫切需要。
(二) 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要求税制改革
税收的重要职能是调节收入分配。由于现行税制存在的缺陷抑制了税收调节充分发挥其功能。从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的要求出发，必须继续深化税制改革，使得税收能够更好地调节收入分配，才能进一步理顺政府、企业、个人之间的分配关系，才能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三) 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推动税制改革
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全球经济需要深度调整，产业结构、需求结构、贸易结构和发展空间等方面的要求推动我国进一步深化税制改革，因为这对于我们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对于我国把握好在全球经济分工中的定位并积极创造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取得竞争新优势具有重要意义[2]。
四、 “十二五”期间深入推进税制改革的选择
回首“十一五”，税制改革的几个“大动作”仍让人们记忆犹新：延续千年的农业税画上了“句号”，增值税转型改革全面实施，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进一步调高。以减税为主基调的税改，不仅切实减轻了百姓负担，也给中国经济增添了活力。在“十一五”期间，中国的财税体制改革迈出了十分重要的一步，但是仍有很多地方需要继续努力。
“十二五”期间的税制改革，要充分发挥税收调节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政策功能，主要包含三方面概念。首先是结构性减税。一是要扩大增值税的覆盖范围，减少第三产业的重复征税，促进第三产业在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下实现产业优化升级和细化分工；二是要继续对中小企业给予税收优惠，为中小企业减轻实际税负，已推出的小型企业所得税税负减半措施有可能延续；三是进一步加强税收优惠措施，通过“退税、扣除、返还”等方式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和企业的研发创新活动。其次是税制动态优化，有升有降。以个人所得税为例，指出要同时对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和现行工资极差进行优化，低端收入人群降低税负，中等收入阶层税率从均或低平，高端收入群体则应适当提高税负。最后是结构性增税。对于一些有利于国家长治久安的税收，即使有很多争论，牵涉方方面面利益，也应在确定基本方向、逐步建立起一定的制度框架后，再推广到其他地区。
五、 结论
金融危机期间，我国政府正确地判断了宏观经济形势，实施恰当的财政政策，并配合以税收和财政支出等政策工具，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成功走出低谷。但我们必须认识到，金融危机后我国宏观经济环境发生了明显变化，因此，现行税收制度也亟待新的调整、改革。继续深化税制改革应该遵循“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原则[3]，对现行税种进行有增有减的结构性调整，才能充分发挥税收调节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政策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