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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在英国殖民统治期间，英国当局都没有宣布英文为官方使用语言，反而是英国撤走后，李光耀做到了。
“他曾力挽狂澜，年仅36岁时便领导新加坡走向独立。在随后40年的新加坡总理生涯中，他又大刀阔斧，主导新加坡的转型，成功使新加坡在三十年内发展成为亚洲最富裕繁荣的国家之一，让新加坡的经济取得了西方式的成功。”《李光耀传》的作者凌翔在书中这样评价李光耀的政绩。
然而，在《成长在李光耀时代》一书中，李光耀的个人形象却是矛盾多元的，“这个人，真是如西方媒体所批评的独裁专制？又或者他是一个一丝不苟到近乎武断、偏执、神经紧绷的完美主义者？又或者，他是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所无法真正了解的巨人？”
谈到李光耀的政绩，就不得不提到他曾在新加坡强势推行的双语教育。至今为止，仍旧存在争议。不过，李光耀本人或许并不会在乎我们怎么看待他，因为他曾说过，他不需要受人爱戴，而是要令人畏惧。
“出于政治和经济原因 必须把英语作为我们的工作语言”
20世纪50年代，新加坡华人约占总人口的75%，其他主要是印度人和马来人。李光耀担任总理后，亟需在这个多民族的城市国家做出一些关于语言政策的决定。“语言政策可能会成为经济成功的关键，它确实能决定一个国家的成败。”
最终，新加坡把语言政策写入宪法，英语、汉语、马来语和泰米尔语都是官方语言，英语成为行政和工作语言。
2011年，李光耀出版回忆录《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书中，他写道，尽管新加坡人口以华人为主，“但我们很清楚，汉语绝对不可能成为新加坡的通用语言。我们当时是在马来人包围下的多民族国家。但是，为了吸引投资者来这里建厂，我们的国民必须讲一种他们能懂的语言。这种语言只能是英语。”
回顾新加坡50多年的发展之路，英语的普及的确为这个城市国家的发展打开了一扇“向西方国家学习”的大门。李光耀也曾说“双语是新加坡取得成功的基础，”“有人说我处处干涉人民的个人生活，没错，假如我不这样做的话，新加坡就不会有今天的成就。”
有观点认为，李光耀推行英语政策，与他自身的教育经历不无关系。李光耀在前英国殖民地长大，从小接受英式教育，主要与自己的父母讲英语，中学便转入当地顶尖英校莱佛士学院，后又到英国剑桥大学深造，攻读法律。
一个英国议员曾经说过，李光耀是苏伊士运河以东，他见过的最英国的人。之前李光耀本人接受英政府颁发的终身成就奖时，很感慨地说，那是他这辈子得到的最高肯定。他说在他的年代，是以做英国人为荣。
但李光耀也承认，“出于政治和经济原因，必须把英语作为我们的工作语言”，与此同时，掌握母语“会给人一种文化上的归属感，增强自信和自尊”。
在学校，这种理念就落实为双语教育政策，要求所有公立学校的学生必须把英语作为第一语言，把各自的母语作为第二语言。也就是说，华人学生必须学习英语和汉语，马来学生要学习英语和马来语。
停办第一所海外华人大学 引发争议
说到对李光耀强势推广双语政策的争议，就不得不提到一个大学的名字—南洋大学。
新加坡南洋大学是历史上第一所海外华人大学。当时爱国华侨陈嘉庚在国内创办厦门大学，族侄陈六使创办南洋大学。
1953年，陈六使捐资500万，并以福建会馆主席身份捐献523英亩地作为南洋大学的校园。同时，陈六使聘请林语堂为第一任校长，也因此受到侨界的尊敬。
南洋大学的捐资者不仅有陈六使这样的富商，更有无数的工人、市民、三轮车夫、妓女等各行业的草根阶层，可谓是上至富商巨贾，下至贩夫走卒。当时1770名三轮车夫为南洋大学“义踏”，百乐门舞厅舞女为南洋大学“义舞”，一时传为佳话。
这些市井百姓的想法很简单：自己没有机会读书，希望尽微薄之力，让自己的子女都能进入大学深造。但是南洋大学一直得不到殖民地政府的官方承认，直到1956年才确定了大学法定地位。
但在当时，新加坡华人基本分“传统华人”和“海峡华人”，前者说中文，谈到中国也很亲切，甚至自称中国人，以陈嘉庚为代表；后者则亲西方，讲英文，以李光耀为代表。其实，这两种华人区别的来源也是很简单的：传统华人当时基本都已经靠奋斗创业或富甲一方或安居乐业，而海峡华人则靠给西方做买办或者打工，靠西方人吃饭，所以英文比中文说得好，甚至不会说中文。
1963年9月16日新马脱离英国殖民统治，9月21日李光耀赢得大选，第二天，新政府就宣布吊销南洋大学理事会主席陈六使的公民权。南洋大学因不符李光耀政府英文至上、排斥华文教育的政策，亦不断受到官方的打压，终于在1980年被强行并入新加坡国立大学。这海外唯一一所华文大学就此不复存在，退出历史舞台。
1981年，新加坡政府在南洋大学的校址上建立了一个技术学校—南洋理工学院。1991年，该学院正式更名为南洋理工大学。
双语教学 成为吸引国外富豪定居的关键原因
20世纪80年代以后，新加坡就基本没有用华文授课的学校了。新加坡不再有传统意义上的华文教育。中文，只是当做一门外语课程来学。
现如今，新加坡小学生（7—12岁）有75%的课时使用英语，25%的课时使用第二语言。中学生则有85%的课时使用英语，15%的课时使用第二语言。
新加坡的双语教育政策引起了其他国家的关注。一些外国富豪之所以在新加坡定居，关键原因之一就是为了让孩子有机会同时学习英语和汉语。李光耀在自己的书中提到，新加坡的双语政策“相当成功”，所以中国内地打算加以仿效。
不过，英文环境的强势，也有长远的负面影响。李光耀自己也承认，英校毕业的学生，没有华校生有人情味、讲团结和自信。因为，英文授课的老师，对学生只能限于语言的交流而已，而没有任何文化的传承，甚至连语言中那种很微妙意思的表达也很难学会。
要知道，各种语言的精华，除了词语里的历史文化含量，还在于各种言外之意的表达。而这些，是新加坡的学校里现在无法学到的。而在华校里，老师用中文讲述的同时，也传承下来中国文化的历史，而这些，才是世界各地传统华人的自信根源。
李光耀还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到，由于全球化和英语的重要性日益增强，他也在担心新加坡人讲英语多过讲母语。
为了帮助孩子及早掌握双语，李光耀在《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的首发式上宣布设立1亿新元（约合7738万美元）的“李光耀双语基金”。该基金的宗旨是强化教育设施，让孩子在接受正式的学校教育之前就开始学习讲母语和英语。
而如今，在新加坡年轻人的心目中，Chinese只是他们提到自己的肤色或种族的一个名词而已，和中国、汉族没什么关系。
（部分内容整理自网络）
拎客
南洋理工大学复名风波
2003年，南洋大学校友力推南洋理工大学恢复南洋大学的名字，时任南洋理工大学校长许冠林博士也致力于此，后来仍不了了之。现在的南洋理工大学只是一所普通的政府公办的英文大学，和当年纯粹由民间华人齐心合办的第一所海外华人大学已经毫无关系。
“他曾力挽狂澜，年仅36岁时便领导新加坡走向独立。在随后40年的新加坡总理生涯中，他又大刀阔斧，主导新加坡的转型，成功使新加坡在三十年内发展成为亚洲最富裕繁荣的国家之一，让新加坡的经济取得了西方式的成功。”《李光耀传》的作者凌翔在书中这样评价李光耀的政绩。
然而，在《成长在李光耀时代》一书中，李光耀的个人形象却是矛盾多元的，“这个人，真是如西方媒体所批评的独裁专制？又或者他是一个一丝不苟到近乎武断、偏执、神经紧绷的完美主义者？又或者，他是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所无法真正了解的巨人？”
谈到李光耀的政绩，就不得不提到他曾在新加坡强势推行的双语教育。至今为止，仍旧存在争议。不过，李光耀本人或许并不会在乎我们怎么看待他，因为他曾说过，他不需要受人爱戴，而是要令人畏惧。
“出于政治和经济原因 必须把英语作为我们的工作语言”
20世纪50年代，新加坡华人约占总人口的75%，其他主要是印度人和马来人。李光耀担任总理后，亟需在这个多民族的城市国家做出一些关于语言政策的决定。“语言政策可能会成为经济成功的关键，它确实能决定一个国家的成败。”
最终，新加坡把语言政策写入宪法，英语、汉语、马来语和泰米尔语都是官方语言，英语成为行政和工作语言。
2011年，李光耀出版回忆录《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书中，他写道，尽管新加坡人口以华人为主，“但我们很清楚，汉语绝对不可能成为新加坡的通用语言。我们当时是在马来人包围下的多民族国家。但是，为了吸引投资者来这里建厂，我们的国民必须讲一种他们能懂的语言。这种语言只能是英语。”
回顾新加坡50多年的发展之路，英语的普及的确为这个城市国家的发展打开了一扇“向西方国家学习”的大门。李光耀也曾说“双语是新加坡取得成功的基础，”“有人说我处处干涉人民的个人生活，没错，假如我不这样做的话，新加坡就不会有今天的成就。”
有观点认为，李光耀推行英语政策，与他自身的教育经历不无关系。李光耀在前英国殖民地长大，从小接受英式教育，主要与自己的父母讲英语，中学便转入当地顶尖英校莱佛士学院，后又到英国剑桥大学深造，攻读法律。
一个英国议员曾经说过，李光耀是苏伊士运河以东，他见过的最英国的人。之前李光耀本人接受英政府颁发的终身成就奖时，很感慨地说，那是他这辈子得到的最高肯定。他说在他的年代，是以做英国人为荣。
但李光耀也承认，“出于政治和经济原因，必须把英语作为我们的工作语言”，与此同时，掌握母语“会给人一种文化上的归属感，增强自信和自尊”。
在学校，这种理念就落实为双语教育政策，要求所有公立学校的学生必须把英语作为第一语言，把各自的母语作为第二语言。也就是说，华人学生必须学习英语和汉语，马来学生要学习英语和马来语。
停办第一所海外华人大学 引发争议
说到对李光耀强势推广双语政策的争议，就不得不提到一个大学的名字—南洋大学。
新加坡南洋大学是历史上第一所海外华人大学。当时爱国华侨陈嘉庚在国内创办厦门大学，族侄陈六使创办南洋大学。
1953年，陈六使捐资500万，并以福建会馆主席身份捐献523英亩地作为南洋大学的校园。同时，陈六使聘请林语堂为第一任校长，也因此受到侨界的尊敬。
南洋大学的捐资者不仅有陈六使这样的富商，更有无数的工人、市民、三轮车夫、妓女等各行业的草根阶层，可谓是上至富商巨贾，下至贩夫走卒。当时1770名三轮车夫为南洋大学“义踏”，百乐门舞厅舞女为南洋大学“义舞”，一时传为佳话。
这些市井百姓的想法很简单：自己没有机会读书，希望尽微薄之力，让自己的子女都能进入大学深造。但是南洋大学一直得不到殖民地政府的官方承认，直到1956年才确定了大学法定地位。
但在当时，新加坡华人基本分“传统华人”和“海峡华人”，前者说中文，谈到中国也很亲切，甚至自称中国人，以陈嘉庚为代表；后者则亲西方，讲英文，以李光耀为代表。其实，这两种华人区别的来源也是很简单的：传统华人当时基本都已经靠奋斗创业或富甲一方或安居乐业，而海峡华人则靠给西方做买办或者打工，靠西方人吃饭，所以英文比中文说得好，甚至不会说中文。
1963年9月16日新马脱离英国殖民统治，9月21日李光耀赢得大选，第二天，新政府就宣布吊销南洋大学理事会主席陈六使的公民权。南洋大学因不符李光耀政府英文至上、排斥华文教育的政策，亦不断受到官方的打压，终于在1980年被强行并入新加坡国立大学。这海外唯一一所华文大学就此不复存在，退出历史舞台。
1981年，新加坡政府在南洋大学的校址上建立了一个技术学校—南洋理工学院。1991年，该学院正式更名为南洋理工大学。
双语教学 成为吸引国外富豪定居的关键原因
20世纪80年代以后，新加坡就基本没有用华文授课的学校了。新加坡不再有传统意义上的华文教育。中文，只是当做一门外语课程来学。
现如今，新加坡小学生（7—12岁）有75%的课时使用英语，25%的课时使用第二语言。中学生则有85%的课时使用英语，15%的课时使用第二语言。
新加坡的双语教育政策引起了其他国家的关注。一些外国富豪之所以在新加坡定居，关键原因之一就是为了让孩子有机会同时学习英语和汉语。李光耀在自己的书中提到，新加坡的双语政策“相当成功”，所以中国内地打算加以仿效。
不过，英文环境的强势，也有长远的负面影响。李光耀自己也承认，英校毕业的学生，没有华校生有人情味、讲团结和自信。因为，英文授课的老师，对学生只能限于语言的交流而已，而没有任何文化的传承，甚至连语言中那种很微妙意思的表达也很难学会。
要知道，各种语言的精华，除了词语里的历史文化含量，还在于各种言外之意的表达。而这些，是新加坡的学校里现在无法学到的。而在华校里，老师用中文讲述的同时，也传承下来中国文化的历史，而这些，才是世界各地传统华人的自信根源。
李光耀还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到，由于全球化和英语的重要性日益增强，他也在担心新加坡人讲英语多过讲母语。
为了帮助孩子及早掌握双语，李光耀在《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的首发式上宣布设立1亿新元（约合7738万美元）的“李光耀双语基金”。该基金的宗旨是强化教育设施，让孩子在接受正式的学校教育之前就开始学习讲母语和英语。
而如今，在新加坡年轻人的心目中，Chinese只是他们提到自己的肤色或种族的一个名词而已，和中国、汉族没什么关系。
（部分内容整理自网络）
拎客
南洋理工大学复名风波
2003年，南洋大学校友力推南洋理工大学恢复南洋大学的名字，时任南洋理工大学校长许冠林博士也致力于此，后来仍不了了之。现在的南洋理工大学只是一所普通的政府公办的英文大学，和当年纯粹由民间华人齐心合办的第一所海外华人大学已经毫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