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如果你未曾在广汕公路上被卖过猪仔，并不是说你有多幸运，只能证明你很少在那条路上出没。即使你像我一样，一年仅有寒暑假加上清明、国庆期间往来，你也会有这样“中彩”的机会。
卖猪仔，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遍布于广东各条国道和省道、不经旅客允许强迫旅客转乘车辆的俗称。人被当成了猪仔，任由司机和其他乘务人员倒腾、兜售。其猖獗程度几乎到了每一辆客车每天都参与的地步。1994年的秋天，我在东莞莞城参加教育实习，其间曾回学校，然后，在校门口对面的马路搭乘开往东莞的客车。车往东，走广州到深圳的国道，每途经一地就被卖一次。车到黄埔区，被卖，一辆更旧的中巴车。到了增城的新塘，又被逼着上一辆车窗贴着胶纸的中巴。以为就此可以直达东莞客运站，不是的，在东莞的万江镇，还是又换了一辆车，再咣咣当当地开进莞城。
广汕公路长，镇与镇之间的距离远，不及广深公路的繁华和热闹，但卖猪仔的招数，一样不少。
从广州返回老家，我都在燕岭大厦附近搭车。从学校的西门出来，搭一辆摩托车穿过广深铁路的铁轨，左拐进入不长的瘦狗岭路，就到了燕岭大厦了。大厦是广汕公路与广州市区衔接的标志性建筑。在大厦前面的路边，一块蓝色路牌上书“广汕公路”四个白色宋体字，外加一个向前的箭头图标，清晰醒目。从车站出来的车，都要经过这里然后驶入广汕公路，此地也就成了等车的地方。每次到了燕岭大厦的那块路牌边，总能看到站立或蹲着、身边放一些行李的男女，也可看到匆匆赶来的人。
不时会有客车停下，卖票的小伙子一只手抓住车门的拉手，探出大半个身子大声吆喝，报出地名一串，好像往东的每一个地方这车都可以抵达。人群中有些异动，有人上车了，有人在犹豫。小伙子机灵，迅速跳下车，三步两步就到了犹豫者面前，一边问去哪里，一边弯腰想拎那人的袋子。有人报出地名，小伙子一迭声“到到到”回应，拎着行李往前，那人就跟着上车。警惕的人会跑到车头去看写字的纸板，那上面标注途经和到达的地方，然后匆匆回来，举着行李也上车了。我从不为其所动。小伙子的口音告诉我，他的家乡和车上挂着的目的地还有上百公里。我在等待车牌为“粤N”的车。
我等待的“粤N”长途汽车，并不仅仅通向我的老家。所有汕尾市汽车的车牌前面两个字都是“粤N”。我的老家只是汕尾市辖下的一个县——陆丰县，赫赫有名的农民运动发生地，中国第一个苏维埃诞生地。我曾经急匆匆地上车，但是，在海丰县城汽车站前面的一片空地被赶下车，然后，又被吆喝着推上一辆只能站的中巴车。那客车扬长而去，留给我一片呛人的、肮脏的尘土。海陆丰，在外人口中紧密连接好像成了一家子，其实是两个相连的县，两座县城隔三十多公里。隔开的，并不仅仅是这样的距离，还有人心。在利益面前，太多的人并不会因为彼此是同乡而放下算计。所谓的老乡，不过是无法遮风挡雨的脆纸片罢了。
从那以后，我学会了上车前用方言与跟车者们交谈，凭借口音去判断车最终的目的地，并由此决定是否上车。但是，还是中招了。
卖票的小伙子一口地道的东海口音。东海是一个镇，陆丰的县城所在地。我依稀记得曾经在他手里买过从广州返回老家的车票。上车。车上一律是难以描述的脏乱。小伙子大声嚷着，终于为我找到一个座位。座位在过道里，一张焊接在固定位置的小椅子，也有厚厚的海绵垫，也有靠背。只是，那椅子可收放，没人时往上一推，竖起来，不影响过道的通行;人多时往下一扳，横摊着，就给车多了一个座位。椅子靠背极矮，就在裤腰处。坐的地方太小，勉强放下一多半屁股。但我没有挑剔，本来车就不多，本来就是半途上的车，哪能顾及太多？平安顺利地回到家，是我唯一的目标。
车摇摇晃晃沿着广汕公路往东。在华南植物园边上，又有人上车。一对母女，普通话，说要去汕头。卖票的小伙子拿着一张纸板，上面写着“汕头”两个字，一脸笑容地用普通话回答，到汕頭汽车站。我的心咯噔一下——她们要被卖猪仔了！
车上的人对他们的对话没有任何反应。没听到？习惯了？不想引火烧身？我又能做什么呢？告诉她，这车不是开往汕头的，让她换乘一辆？可是，如果这样，那卖票的人绝对会找我的麻烦，而她们，又要花多少时间才能等到下一趟车呢？即使又上一辆车，就一定能保证不被卖猪仔吗？我摇摇头，看到了自己的无能。
车摇晃着往前，那对母女上车时浮起来的热闹很快就被晃平了。车上满满当当的人各忙各的，望着窗外发呆，低声窃窃私语，打瞌睡，还有人偷偷抽烟，站起来坐下去看着摆在过道的行李，一脸痛苦地晕车。我看着她们，一个大的绿色的旅行袋，袋子风尘仆仆，肯定赶了很远的路;一个小小的竹篮，已看不清篮子外面的图画，我猜想是鸳鸯戏水之类的，或许，这就是她当年的嫁妆。我看不到篮子里装些什么，也许就是她们这一路上吃的喝的，也可能还有一些特产。她们坐在发动机盖上面的木板上，和我面对面。我想和她们换位置，当妈妈的笑着拒绝了，说有得坐就好了。我还坚持，告诉她们，脸朝车后容易晕车。女人就有些犹豫。这时，边上一个头发抹了茶油的家伙向她们招手，说他那里有座位。我上车时他坚决不肯把座位上的行李拿下来，说那些东西很贵重，必须放在座位上。卖票的小伙子望向我，我说没关系，坐哪儿都行。我实在讨厌把自己的头发打理得苍蝇都站不住的男人。
那女的可能是看出了什么，感觉到了什么，或者仅仅是一个出门在外的女子的敏感和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她礼貌、客气而又坚决地拒绝了那个人的好意。全车的人都没有吱声，包括我。这时，一声轻轻的嗤笑就会点燃一堆干草。但她还是跟我换了位置，把旅行袋放在面前，让孩子坐在袋子上，揽着她，对我笑了笑。我读出她的不好意思和感谢。我也笑了笑。
路上总有人下车，又总有人上车。几番轮换，座位也变了。我和那母女坐在同一张椅子上，但没有说话。我想告诉她，这车不是开往汕头的，但还是忍住了。这个时候说出这些又有什么意义呢？只能平添她的担心和忧虑。孩子哭闹时，她从篮子里拿出了一个大大的馒头。孩子捧着馒头一口一口吃，她又把手伸向篮子，一会儿，手收回来，对我歉意地笑。我明白她的意思。我看着她，摇了摇头，然后，也笑了。孩子扛不住长途汽车的单调和乏味，哼哼唧唧想睡，她抱着孩子，轻轻地哼着一首歌。声音婉转、圆润，曲调轻快、俏皮。多年后，等我娶了个长沙女子为妻，我才知道她唱的是一首湖南童谣—— 月亮粑粑，肚里坐个爹爹，
爹爹出来买菜，肚里坐个奶奶，
奶奶出来绣花，绣扎糍粑，
糍粑跌得井里，变扎蛤蟆，
蛤蟆伸腿，变扎阿鹊，
阿鹊上树，变扎斑鸠，
斑鸠咕咕咕，告诉和尚打屁股！
冬天的暗来得早，才下午五点多，车外的山和田野已被暮色罩住。透过蒙满灰尘的车窗，视野越发模糊，增添了更多的暗。我估算着车抵达的时间，那时，再黑的天对于我来说也无须烦恼，距离车站不远的家有父母在等我，可这母女，她们还有一百多公里的夜路。我的心中浮起不安，我该怎样去帮助她们？
那些年，在广汕公路上，我被当成猪仔卖过多次，有时回一趟家，兜兜转转换五六辆车。我不知道该去哪里投诉，我不知道怎么就没有人管这件事。只要顺从，人身是安全的，但其中的无奈、憋屈却是难以描述的。就因为还算安全，就可以省略这当中的种种不堪吗？就可以这样放任吗？作为个体的旅客，除了忍受，又有什么力量可以去和他们对抗呢？司機不言不语地开车，那个卖票的小伙子靠着椅子在打瞌睡。他们应该都是本分的，老婆，孩子，一份养家糊口的工作，早出晚归，奔波忙碌，开车，卖票，这一路的长途跋涉，也不是轻松的活。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他们就这样不知不觉或者有意地干起了这些伤天害理的事。这世上的恶，就像荒坡上的野草，若冒头，若生长，就会蔓延得肆无忌惮了。
车到海丰县城。两边的路灯淡淡地黄着。顺着路往前，再过半个小时我就可以下车了。心中有回家的激动和暗喜，知道我回去，父母肯定做了我爱吃的菜。这个时候，车稍偏出公路，停在一个棚子前面。卖票的小伙子站起来，大声吆喝，车坏了，带上行李下车。
小伙子的话像鞭炮一样把安静的客车炸开了。有人骂娘，有人找小伙子论理，有人嘟囔不知道说什么，有人拖着行李下车。
我帮那对母女拎行李下车。小女孩累坏了，趴在她妈妈怀里，无精打采的。车虽然破旧，但车厢密封，一车的人气，终归暖和。一步跨入冬天的夜，我禁不住打了个冷战。风呼呼地砸在身上，不知什么时候开始，雨也来凑热闹，极细的牛毛一样的雨，路灯下斜斜地下来，落在脖子上，针扎似的。我一下子精神起来，身子绷得更紧了。
一辆破旧的中巴车开过来，围着小伙子的人散开了，往车上去。小伙子对着零散站着的人喊，还不上去，送你们回陆丰。我看着那女子，她怯怯地望向我。她可是买了去汕头的车票的呀？！小伙子没理会我的话，走向那辆中巴，抓着车门回头问我，你不上车吗？我不知哪里来的勇气，也许是忍不下去的怒火冲上来，把行李放在湿漉漉的地上，冲过去，抓住他的衣服，问他，那她们呢？小伙子从车上跳下来，狠着脸盯着。我在那一刻安静下来，松开手，平静地说，我认识你！
在陆丰，我陪着那对母女拦了五辆在车的挡风玻璃下面写着“汕头”的车。拦到第五辆时，雨更密了，天更冷了，夜更深了。从陆丰到汕头，须途经惠来、潮阳，那两个县的方言口音跟汕头市区有明显的区别。我不知道我的经验是否适用，刚刚，那小伙子的确是陆丰人，可车和司机都是海丰的。我就那样地又上了一次当。
那女子上车时向我再三道谢。我努力地笑，努力笑得坦然，想这样或许能让她宽心些。这一路往东，不知她们是否还会再被卖猪仔，风大，雨密，天冷，夜黑。唯愿她们顺利到达，在这长长的广汕公路尽头，有一处灯火、一个人在等着她们。
责任编辑：沙爽
卖猪仔，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遍布于广东各条国道和省道、不经旅客允许强迫旅客转乘车辆的俗称。人被当成了猪仔，任由司机和其他乘务人员倒腾、兜售。其猖獗程度几乎到了每一辆客车每天都参与的地步。1994年的秋天，我在东莞莞城参加教育实习，其间曾回学校，然后，在校门口对面的马路搭乘开往东莞的客车。车往东，走广州到深圳的国道，每途经一地就被卖一次。车到黄埔区，被卖，一辆更旧的中巴车。到了增城的新塘，又被逼着上一辆车窗贴着胶纸的中巴。以为就此可以直达东莞客运站，不是的，在东莞的万江镇，还是又换了一辆车，再咣咣当当地开进莞城。
广汕公路长，镇与镇之间的距离远，不及广深公路的繁华和热闹，但卖猪仔的招数，一样不少。
从广州返回老家，我都在燕岭大厦附近搭车。从学校的西门出来，搭一辆摩托车穿过广深铁路的铁轨，左拐进入不长的瘦狗岭路，就到了燕岭大厦了。大厦是广汕公路与广州市区衔接的标志性建筑。在大厦前面的路边，一块蓝色路牌上书“广汕公路”四个白色宋体字，外加一个向前的箭头图标，清晰醒目。从车站出来的车，都要经过这里然后驶入广汕公路，此地也就成了等车的地方。每次到了燕岭大厦的那块路牌边，总能看到站立或蹲着、身边放一些行李的男女，也可看到匆匆赶来的人。
不时会有客车停下，卖票的小伙子一只手抓住车门的拉手，探出大半个身子大声吆喝，报出地名一串，好像往东的每一个地方这车都可以抵达。人群中有些异动，有人上车了，有人在犹豫。小伙子机灵，迅速跳下车，三步两步就到了犹豫者面前，一边问去哪里，一边弯腰想拎那人的袋子。有人报出地名，小伙子一迭声“到到到”回应，拎着行李往前，那人就跟着上车。警惕的人会跑到车头去看写字的纸板，那上面标注途经和到达的地方，然后匆匆回来，举着行李也上车了。我从不为其所动。小伙子的口音告诉我，他的家乡和车上挂着的目的地还有上百公里。我在等待车牌为“粤N”的车。
我等待的“粤N”长途汽车，并不仅仅通向我的老家。所有汕尾市汽车的车牌前面两个字都是“粤N”。我的老家只是汕尾市辖下的一个县——陆丰县，赫赫有名的农民运动发生地，中国第一个苏维埃诞生地。我曾经急匆匆地上车，但是，在海丰县城汽车站前面的一片空地被赶下车，然后，又被吆喝着推上一辆只能站的中巴车。那客车扬长而去，留给我一片呛人的、肮脏的尘土。海陆丰，在外人口中紧密连接好像成了一家子，其实是两个相连的县，两座县城隔三十多公里。隔开的，并不仅仅是这样的距离，还有人心。在利益面前，太多的人并不会因为彼此是同乡而放下算计。所谓的老乡，不过是无法遮风挡雨的脆纸片罢了。
从那以后，我学会了上车前用方言与跟车者们交谈，凭借口音去判断车最终的目的地，并由此决定是否上车。但是，还是中招了。
卖票的小伙子一口地道的东海口音。东海是一个镇，陆丰的县城所在地。我依稀记得曾经在他手里买过从广州返回老家的车票。上车。车上一律是难以描述的脏乱。小伙子大声嚷着，终于为我找到一个座位。座位在过道里，一张焊接在固定位置的小椅子，也有厚厚的海绵垫，也有靠背。只是，那椅子可收放，没人时往上一推，竖起来，不影响过道的通行;人多时往下一扳，横摊着，就给车多了一个座位。椅子靠背极矮，就在裤腰处。坐的地方太小，勉强放下一多半屁股。但我没有挑剔，本来车就不多，本来就是半途上的车，哪能顾及太多？平安顺利地回到家，是我唯一的目标。
车摇摇晃晃沿着广汕公路往东。在华南植物园边上，又有人上车。一对母女，普通话，说要去汕头。卖票的小伙子拿着一张纸板，上面写着“汕头”两个字，一脸笑容地用普通话回答，到汕頭汽车站。我的心咯噔一下——她们要被卖猪仔了！
车上的人对他们的对话没有任何反应。没听到？习惯了？不想引火烧身？我又能做什么呢？告诉她，这车不是开往汕头的，让她换乘一辆？可是，如果这样，那卖票的人绝对会找我的麻烦，而她们，又要花多少时间才能等到下一趟车呢？即使又上一辆车，就一定能保证不被卖猪仔吗？我摇摇头，看到了自己的无能。
车摇晃着往前，那对母女上车时浮起来的热闹很快就被晃平了。车上满满当当的人各忙各的，望着窗外发呆，低声窃窃私语，打瞌睡，还有人偷偷抽烟，站起来坐下去看着摆在过道的行李，一脸痛苦地晕车。我看着她们，一个大的绿色的旅行袋，袋子风尘仆仆，肯定赶了很远的路;一个小小的竹篮，已看不清篮子外面的图画，我猜想是鸳鸯戏水之类的，或许，这就是她当年的嫁妆。我看不到篮子里装些什么，也许就是她们这一路上吃的喝的，也可能还有一些特产。她们坐在发动机盖上面的木板上，和我面对面。我想和她们换位置，当妈妈的笑着拒绝了，说有得坐就好了。我还坚持，告诉她们，脸朝车后容易晕车。女人就有些犹豫。这时，边上一个头发抹了茶油的家伙向她们招手，说他那里有座位。我上车时他坚决不肯把座位上的行李拿下来，说那些东西很贵重，必须放在座位上。卖票的小伙子望向我，我说没关系，坐哪儿都行。我实在讨厌把自己的头发打理得苍蝇都站不住的男人。
那女的可能是看出了什么，感觉到了什么，或者仅仅是一个出门在外的女子的敏感和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她礼貌、客气而又坚决地拒绝了那个人的好意。全车的人都没有吱声，包括我。这时，一声轻轻的嗤笑就会点燃一堆干草。但她还是跟我换了位置，把旅行袋放在面前，让孩子坐在袋子上，揽着她，对我笑了笑。我读出她的不好意思和感谢。我也笑了笑。
路上总有人下车，又总有人上车。几番轮换，座位也变了。我和那母女坐在同一张椅子上，但没有说话。我想告诉她，这车不是开往汕头的，但还是忍住了。这个时候说出这些又有什么意义呢？只能平添她的担心和忧虑。孩子哭闹时，她从篮子里拿出了一个大大的馒头。孩子捧着馒头一口一口吃，她又把手伸向篮子，一会儿，手收回来，对我歉意地笑。我明白她的意思。我看着她，摇了摇头，然后，也笑了。孩子扛不住长途汽车的单调和乏味，哼哼唧唧想睡，她抱着孩子，轻轻地哼着一首歌。声音婉转、圆润，曲调轻快、俏皮。多年后，等我娶了个长沙女子为妻，我才知道她唱的是一首湖南童谣—— 月亮粑粑，肚里坐个爹爹，
爹爹出来买菜，肚里坐个奶奶，
奶奶出来绣花，绣扎糍粑，
糍粑跌得井里，变扎蛤蟆，
蛤蟆伸腿，变扎阿鹊，
阿鹊上树，变扎斑鸠，
斑鸠咕咕咕，告诉和尚打屁股！
冬天的暗来得早，才下午五点多，车外的山和田野已被暮色罩住。透过蒙满灰尘的车窗，视野越发模糊，增添了更多的暗。我估算着车抵达的时间，那时，再黑的天对于我来说也无须烦恼，距离车站不远的家有父母在等我，可这母女，她们还有一百多公里的夜路。我的心中浮起不安，我该怎样去帮助她们？
那些年，在广汕公路上，我被当成猪仔卖过多次，有时回一趟家，兜兜转转换五六辆车。我不知道该去哪里投诉，我不知道怎么就没有人管这件事。只要顺从，人身是安全的，但其中的无奈、憋屈却是难以描述的。就因为还算安全，就可以省略这当中的种种不堪吗？就可以这样放任吗？作为个体的旅客，除了忍受，又有什么力量可以去和他们对抗呢？司機不言不语地开车，那个卖票的小伙子靠着椅子在打瞌睡。他们应该都是本分的，老婆，孩子，一份养家糊口的工作，早出晚归，奔波忙碌，开车，卖票，这一路的长途跋涉，也不是轻松的活。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他们就这样不知不觉或者有意地干起了这些伤天害理的事。这世上的恶，就像荒坡上的野草，若冒头，若生长，就会蔓延得肆无忌惮了。
车到海丰县城。两边的路灯淡淡地黄着。顺着路往前，再过半个小时我就可以下车了。心中有回家的激动和暗喜，知道我回去，父母肯定做了我爱吃的菜。这个时候，车稍偏出公路，停在一个棚子前面。卖票的小伙子站起来，大声吆喝，车坏了，带上行李下车。
小伙子的话像鞭炮一样把安静的客车炸开了。有人骂娘，有人找小伙子论理，有人嘟囔不知道说什么，有人拖着行李下车。
我帮那对母女拎行李下车。小女孩累坏了，趴在她妈妈怀里，无精打采的。车虽然破旧，但车厢密封，一车的人气，终归暖和。一步跨入冬天的夜，我禁不住打了个冷战。风呼呼地砸在身上，不知什么时候开始，雨也来凑热闹，极细的牛毛一样的雨，路灯下斜斜地下来，落在脖子上，针扎似的。我一下子精神起来，身子绷得更紧了。
一辆破旧的中巴车开过来，围着小伙子的人散开了，往车上去。小伙子对着零散站着的人喊，还不上去，送你们回陆丰。我看着那女子，她怯怯地望向我。她可是买了去汕头的车票的呀？！小伙子没理会我的话，走向那辆中巴，抓着车门回头问我，你不上车吗？我不知哪里来的勇气，也许是忍不下去的怒火冲上来，把行李放在湿漉漉的地上，冲过去，抓住他的衣服，问他，那她们呢？小伙子从车上跳下来，狠着脸盯着。我在那一刻安静下来，松开手，平静地说，我认识你！
在陆丰，我陪着那对母女拦了五辆在车的挡风玻璃下面写着“汕头”的车。拦到第五辆时，雨更密了，天更冷了，夜更深了。从陆丰到汕头，须途经惠来、潮阳，那两个县的方言口音跟汕头市区有明显的区别。我不知道我的经验是否适用，刚刚，那小伙子的确是陆丰人，可车和司机都是海丰的。我就那样地又上了一次当。
那女子上车时向我再三道谢。我努力地笑，努力笑得坦然，想这样或许能让她宽心些。这一路往东，不知她们是否还会再被卖猪仔，风大，雨密，天冷，夜黑。唯愿她们顺利到达，在这长长的广汕公路尽头，有一处灯火、一个人在等着她们。
责任编辑：沙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