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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光，原名陈世椿，1905年2月24日出生于湖南省宜章县栗源堡一个贫苦农民之家，10岁时入学读过3年私塾，14岁弃学务农。1926年，北伐军人湘，宜章县成立了农民协会，陈光参加了农民运动并成为本乡农协委员。次年底，经当地地下党员陈东日、陈俊介绍，陈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历任红一军团代理军团长、八路军一一五师代师长、东北民主联军六纵司令员、松江军区司令员、广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广州警备区司令员等重要职务。
1954年6月7日，在中南军区的一座二层小楼里含冤逝世，终年49岁。
1988年4月，经中共中央批准，撤销了强加于陈光头上的“反党”结论，恢复了他的党籍和名誉。
从少共国际师首任师长到红一军团代理军团长
1928年1月初，朱德、陈毅率“八一”南昌起义余部1000余人进至宜章，陈光当即将“马日事变”后收藏的12支步枪献出，组建了栗源堡农民赤卫队，然后配合红军发动了湘南暴动。对陈光献枪一事，萧克将军解放后曾给予高度评价：“陈光当时献出12支步枪，是一件了不起的事。那时赤卫队武器很少，多是一些大刀、梭标、土枪，能有这十几支步枪真不简单，对宜章暴动的成功，有着重大的意义。”
1928年4月，湘南暴动成功后，陈光随朱德、陈毅走上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任工农革命军(后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十师第二十九团一营三连任连长。同年8月，红四军进军湘南受挫，由宜章农民组成的二十九团大部溃散，史称“八月失败”，但陈光却坚决跟党走。之后，陈光历任红三十一团排长、连长、红二十八团副大队长，参加过保卫井冈山和进军赣南、闽西的斗争。1929年6月，他出任红四军一纵队一支队的大队长。1929年10月下旬，在红四军主力进攻广东梅县战斗中，陈光率本大队英勇阻击国民党军三个团进攻，成功掩护全军撤出梅县县城，战绩得到朱毛首长肯定。
1930年2月，蒋介石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围剿”。此时，已是红四军一纵队一支队副支队长的陈光率部参加了反“围剿”作战。在赣闽交界的水南、值夏战斗中，林彪的指挥所为突围之敌、国民党军唐云山旅反包围。在此紧要关头，陈光带领本支队拼死突人前沿，将林彪安全救护下来，自己却在战斗中挂了彩。事后，言辞不多的林彪亲自到救护所看望陈光，一再表示感谢并主动为他请了功。
1930年6月，陈光所在的红四军与红六军、红十军组成了红一军团。10月，红四军进行整编，林彪出任军长，罗荣桓担任政委，陈光则因作战勇敢被提升为该军第十师三十团团长。从此，性格刚直易怒的陈光和城府很深的林彪开始了恩怨交加的合作。
1931年5至9月，国民党发动了第二、三次“围剿”，陈光率所部出色地完成了历次战斗任务，在作战期间因功升任第十师参谋长。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隆重召开，陈光被授予二级红星奖章，年底调任红四军第十二师师长，不久又调任第十一师师长。
1933年8月，蒋介石调集百万大军，采取“碉堡战术”对中央苏区发动了残酷的第五次“围剿”。为了扩大红军，党中央组建了日后名闻遐迩的“少共国际师”。当时，这个师共青团员占70％以上，平均年龄仅为18岁。为了把这些“红小鬼”培养成坚定合格的战士，中央军委在师长和政委的人选上反复遴选，最后决定派战术素养好、政治觉悟高、指挥能力强、作战勇敢的陈光出任该师师长，政委则为年仅17岁的红军总政治部青年部长肖华。
在陈光、肖华的带领下，“少共国际师”第一仗便在福建一役中歼敌500余人，缴获大批枪支弹药。为此，朱德、周恩来等领导同志专电嘉许该师，称赞他们是“铁拳初试”。在“少共国际师”工作3个月后，陈光调任红一军团二师师长。虽然他在“少共国际师”只有3个月时间，但正如后来肖华评价的：“陈光对培养这支年轻部队呕心沥血，打下了良好基础，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4年初，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光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1934年10月14日夜，陈光率领红二师渡过江西于都河担任前卫，掩护军委纵队和后续部队踏上长征路。在贵州召开“黎平会议”后，红军改向遵义进发，红二师四团被选作前卫。陈光被军委首长亲自点将，带领耿飚任团长、杨成武任政委的四团抢渡了乌江天险。随后，他折回师部，指挥该师六团、四团，分别攻下遵义，抢占娄山关，袭取松坝。然后，他再度集结部队沿西北方向警戒，与兄弟部队一道警卫着遵义会议的召开；陈光的上述战绩在(朱德军事文选)中有佐证。1935年1月8日，朱德在致林彪、彭德怀、陈光等将领的电报中指示：“乙、我各军团除二师以外，明日仍在原集中地区执行原任务不变。丙、我第二师先头团明日应向娄山关侦察前进，驱逐和消灭该地敌人，并相机占领桐梓。我二师主力应前进至泗渡站地域策应，并利用通遵义电话线与其先头团及总司令部两方通话。”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重新走上军事领导岗位。随后，陈光带领红二师参加了四渡赤水战役，不久胜利进军川西。行至大渡河安顺场渡口时，中央红军面对几十万蜂拥而至的敌军，面临进退维谷的境地。当时正值1935年5月雨季，安顺场渡口水流湍急，河床宽广，工兵部队无法架起浮桥，全军上下费尽心机搞来的4只小船只是杯水车薪。唯有抢占泸定桥，才能保证大部队抢渡完大渡河，避免当年石达开在此全军覆灭的命运，重任又一次落在了陈光肩上。他带领红二师四团以一天狂奔120公里的速度，创造了军史上至今仍津津乐道的奇迹——飞夺泸定桥，打开了红军的北上之路。
中央红军和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会师后，毛泽东发现张有加害中央之意，于是率中央纵队先行过草地北上。为消除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的误会，陈光奉毛泽东命令，让红二师司令部通信主任曾思玉带上电台和一个营左右的兵力，在松潘草地上原路返回，将毛的亲笔信呈送给徐向前，使徐识破了张国焘分裂红军的阴谋。走出草地后，红二师率先进入甘肃境内，又一道著名天险——腊子口挡住了红军的去路。这道关隘被夹在连绵的群山中，在两道山峰间如同一条狭窄的口子，刀砍斧削。两面尽是绝壁悬崖，下面则为一条奔腾的河流，其间仅有一座木桥，是出入腊子口的唯一孔道。时任红一军团首长的林彪、聂荣臻等和陈光一道仔细观察地形后，最后决定由陈光和四团政委杨成武指挥腊子口攻坚。1944年，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时，党小组曾对陈光的这一功绩作了如下评述：“在长征中腊子口攻坚，陈光对中央红军北上，渡出险境，贡献极巨。”
1935年11月19日，红军进入陕北吴起镇后，陈光改任红一军团四师师长，彭雪枫为政委。在直罗镇战役中，陈光在彭德怀指挥下率四师担任主攻任务，最后一举攻克直罗镇，全歼敌一O九师，生俘师长牛元峰以下5000余人，打开了红军人陕后的新局面。后来，陈光又参加了中央红军东渡黄河、打击阎锡山的东征战役。期间，他升任红一军团副军团长。
1936年6月1日，“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在陕北瓦窑堡成立，学校由毛泽东兼任政委，其他职务均由学员担任：林彪为校长，罗瑞卿为教育长，莫文骅任校党总支书记。学校分三个科，第一科大都是红军师以上干部，陈光和党史、军史上一大批声名显赫的人物如林彪、罗荣桓、罗瑞卿、刘亚楼、张爱萍、彭雪枫、陈士榘、杨成武、谭政、耿飚、黄永胜、杨立三等及朝鲜的武亭、越南的洪水为第一科首期学员，陈光还兼任第一科科长。
“西安事变”期间，陈光接替已正式调任红军大学校长的林彪，成为红一军团代理军团长，直至半年后红一军团改编为八路军一一五师一部。
从出任一一五师代师长到指挥陆房战斗
1937年8月，同共合作抗日，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彭德怀分任正副总指挥，下辖一一五师、一二零师、一二九师，而以一一五师实力最强、有15000余人，由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合编而成。一一五师成立之初，师长是林彪，副师长是聂荣臻，政训处主任(后改称政委)是罗荣桓，下辖三四三旅、—：：四四旅，陈光担任三四三旅（主要由红一军团改编而成）旅长，徐海东任三四四旅旅长。同年9月，林彪集中一一五师主力，在山西平型关设伏，歼敌坂垣师团二十一旅团1000余人，创造了全国抗战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是役，陈光旅首当其冲。一个月后，陈光和老搭档肖华一道率三四三旅于晋东昔阳县的广阳再次设伏，又毙伤日军干余人，取得了广阳大捷。不久，陈光升任一一五师副师长。
1938年3月，林彪在一次策马晨练中，为阎锡山的晋军误伤，旋即被接回延安治疗，后转送苏联救治。经中央军委提议，八路军总部任命陈光为一一五师代师长。之后不久，他与师政治部主任罗荣桓一起在晋西的隰县指挥了军史卜著名的午城、井沟、薛公岭战斗，激战5昼夜，歼灭日军1000余人、同年10月，八路军总部电令第一一五师挺进山东敌后，开辟UI东抗日根据地。1939年初，一一五师奉命兵分两路：聂荣臻率部分兵力前往山西五台山，建立了晋察冀根据地，陈光和政委罗荣桓一道率一一五师一部约2000人挺进山东敌后。进入齐鲁大地不久，他们便指挥杨勇打下了鲁西郓城县的樊坝，树立了八路军声威。接着，陈光率部一鼓作气，直插泰山以西，建立起各级抗日政权，有力地威慑着津浦铁路中段的日军。
1939年4月13日，朱德致电就“创立鲁两-根据地的方针”指示，“关于鲁西抗日根据地的创立，须确立在较长时期地坚持斗争中去获得。……目前你们必须把握下列方针：(一)广泛地开展游击战争。……(二)正确开展统一战线的工作。”同年4月26日，他又就“坚持平原游击战争”指示陈光，“(一)坚持平原游击战争，是我坚持华北抗战与争取政治影响的重要方针之一。……(二)在平原游击战争中，特应注意秘密机动。”
1939年5月初，日军驻山东最高指挥官尾高龟藏，亲自纠合8000余兵力，兵分九路，杀气腾腾地在飞机、坦克、大炮掩护下，向泰西地区“扫荡”，伺机寻找一一五师主力决战。这时，陈光率领的师直属队、杨勇的六八六团、津浦支队以及鲁西区党委共3000余人，顿时陷入日军的四面包围之中。当时，陈光考虑到：我军初到山东，人地生疏，部队非战斗人员比例过大，辎重部队的大批骡马目标明显；敌人有飞机侦察，我白天行动必会暴露行踪；更重要的是，师直属队是红一军团的老底子，是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保留下来的我军精华，一旦有失无法向中央交待，稳妥的作法应是依托山地，扬长避短。于是，他命令部队往北向长清县的大峰山地区转移。5月11日拂晓，敌我遭遇。日军在猛烈炮火掩护下发起全线攻击，并出动飞机轰炸扫射，一一五师师部所在的陆房村(位于泰山西麓的丘陵地带，是肥城县安临站镇的一个村子，该村与周围10余个村子同处于一个丘陵盆地中，东西宽约5华里，南北长约10余华里)顿时房倾墙塌。这是陈光在战争年月遇到的最被动、最危险的局面，他命令各部队：不惜一切代价，坚守阵地，夜间突围。
激烈残酷的战斗，持续了整整一天，毙伤敌联队长植树田大佐以下1300余人。黄昏时，敌人停止了攻击，企图次门清晨再攻。夜幕降临后，陈光立即召集师部机关的参谋处长王秉璋等，研究并确定了当晚突围的路线、时机和具体安排。夜10时后，利用敌人不敢 夜战的弱点，在进行动员、紧急埋藏笨重物资后．陈光率所部从敌人阵地的空隙，分两路向东南及西南方向突出重围。5月12日拂晓，一一五师渡过汶河，跳出陆房村，在东平县以东的无盐村与政委罗荣桓部会合，这便是抗战军史上有名的“陆房突围”。
陆房战斗共毙敌1200余人，其中有大佐以下军官50多人，是自平型关战斗之后的又一重大战果。我军伤亡360余人，不到敌人的三分之一。陆房战斗的胜利，不仅粉碎了日军围歼我军的梦想，保存了我军的精华，而且极大地振奋了山东抗日军民的斗志。
1939年8月2日，陈光又指挥一一五师一部在梁山县全歼日军长田敏江大队300多人，一举打开了山东抗战的新局面。正因为此，在梁山战斗的第二天，八路军总部就传令嘉奖，称之为“模范的歼灭战”。
1940年2至3月，陈光又指挥一一五师一部与日伪争夺山东费县白彦镇(今属平邑县)，打死打伤日伪军800余人，打开了通向鲁西南的门户，这就是军史上有名的“白彦镇战斗”。
由于以上一系列战斗，陈光的威名遂在山东流传开来，以致山东军民一提到陈光、罗荣桓领导的一一五师，便呼为“陈罗”。但是，由于陆房战斗中我军丢掉了部分骡马和辎重，暴露了部队的一些问题，所以一些干部指责陈光“指挥失误，受到不应有的损失，不好向中央交待”，这也是陈光日后蒙冤的一大伏笔。
随后数年，在陈光等人的努力下，山东我军由入鲁之初的不到一旅之众发展到抗战末期的近10余万人。对此，陈光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以致日军本部有关部门专门撰写了名为《陈光部作战研究》的小册子供驻山东日军指导作战之用。在国民党方面，蒋介石一开始指责陈光部入鲁是“擅自行动”，多次责令其返回山西原防地，后来也不得不对陈光部的战绩表示“殊堪嘉慰”，并曾奖励过陈光部官兵3万银元。
不过，在陈罗合作取得上述成绩的同时，美中不足也日益明显。据陈光的老部下梁必业、苏静在《敌后抗战功著山东——缅怀罗荣桓元帅领导山东军民进行抗日斗争的历史伟绩》(人民日报，1995年8月19日)中透露：
“在1942年以前，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山东的领导思想上一度存在不够统一的问题。当时，在山东的一些领导干部之间产生不同看法的问题主要有：
(一)在对当时的形势的估计上，有的同志认为，我方在山东的武装力量已能同日伪军相持，同国民党军队比较，在质量和数量上都取得了初步优势。基于对形势的这种过于乐观的估计，便倾向于建立正规化的主力兵团，打运动战，打大仗，而对于分散的群众性的游击战重视不够，对于形势的恶化及困难估计不足。罗荣桓同志从山东的实际出发，认为我军对日伪军还处劣势，对国民党军也不占优势，不应把注意力放在建设正规化兵团、打运动战上，应坚持分散性和群众性的抗日游击战争，并且要准备进行长期的‘三角斗争’。(二)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有的同志对独立自主问题领会不深，对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国民党顽固派沈鸿烈之流退让过多，幻想以退让求团结。或者没有把重点放在‘发展进步势力’上，而是把‘中间力量’当作砝码，人为地组织国民党抗敌协会并人为地组织一支同八路军平行的抗敌自卫军。罗荣桓认为这一切不符合山东的实际，不赞成这种做法。”
梁、苏没有点明的“有的同志”主要是指陈光。很明显，罗荣桓的意见是正确的，陈光的观点有背党中央、朱德的指示精神。
为了贯彻中央精神，统一山东抗日斗争的指挥权，中共中央于1941年8月指示：组成有罗荣桓、陈光、朱瑞、黎玉等参加的山东军政委员会，由罗荣桓任书记。1942年4月，刘少奇途经山东回延安时，受中共中央委托，作了关于山东抗战工作的报告，报告进一步肯定了罗荣桓的意见。1943年3月12日，为了进一步纠正陈光的错误意见，中共中央根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组建新的山东军区，任命罗荣桓为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八路军一一五师政委兼代师长，陈光回延安进入中央党校学习。
在延安学习期间，陈光参加了整风运动，思想上进步很快。1945年，他当选为党的“七大”代表并成为“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在审查工作中，生性率直的他在代表人选问题上，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于情于理，这本不为过。不料，此举引来轩然大波，有人以“陈光欲抵制党代会”为由，直接上书毛泽东，指斥其有“反党行为”，这也成为陈光后来蒙冤的又一罪状。
当时，毛泽东对这位井冈山会师时的连长毕竟是了解的。他经过调查，当即给陈光回了封信，称：“你的意见我是了解的，有些意见是对的。你在山东执行的路线是对的。‘七大’要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相信你能致力于开好这次大会，有意见会后交流。”陈光接信后心情释然，并将书信一直珍藏在贴身衣袋里。此外，当时的延安审查小组按照毛泽东指示，经过全面考核，在陈光的《历史总结》中实事求是地给予了高度评价：
“陈光同志自农民出身领导游击战争始到现在，已成为我党有数的军事人才之一，亦看出他一贯忠心耿耿，为党为阶级事业虚心学习、联络群众的优良品质。”“抗日战争中，陈光率一一五师转战华北，1939年进入山东，创造了梁山歼灭战、陆房突围等有名的战役，使我党我军威名远扬，鲁苏局面大开，根据地建立。”
“七大”结束后，毛泽东果然践诺，特地邀请陈光和夫人史瑞楚一道到家中作客，同他们进行了亲切交谈。毛泽东对陈光参加革命以来所作出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对以后的工作进行了很多指示和嘱托。
从所谓的“扣压电台事件”到广州蒙冤
抗战胜利后，东北成为国共双方瞩目的焦点。根据中共中央决定，林彪、陈云、彭真等率10万余干部昼夜兼程赶往东北，罗荣桓与黄克诚也分率山东八路军、苏皖新四军齐头并进东北。陈光原计划回山东工作，由于形势的变化，也和林彪一道赶赴东北。1945年10月，陈光与罗荣桓及老部队会合；不久，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定，在黑山、北镇一带设置第二道防线，交由陈光负责指挥。出于作战需要，罗荣桓当即把从山东带来的一部电台和机要人员交与陈光使用。
1945年底，林彪带领东北民主联军指挥所撤往阜新。此时，国民党部队已进占锦州一域，恶战一触即发。情急之下，林彪得知陈光处有部大功率电台，连忙致电陈光，要求调电台和机要人员火速赶往阜新。陈光认为本部作战也需要电台，况a林彪处已有两台大功率日制电台，当即回电希望不要调走电台。林彪则两度来电继续催调，并严辞指责陈光“扣压电台”，妨碍其指挥作战。见此情况，陈光忙抽调出电台及机要人员，准备送往林彪处。不料，锦州之敌大举进犯陈光部，仓促撤退之际陈光只得带走电台及机要人员，电台就此无法上交。随后，性格内敛、含而不露的林彪多次在公开场合指斥陈光“无理霸占电台，抗命不交。”
人东北之初，在林彪、罗荣桓节制下，陈光先后担任过东满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辽吉军区副司令员等职，参与指挥过两打长春等战斗。1946年10月，陈光任东北民主联六纵司令员，率部参加过三下江南战役，曾参与指挥过焦家岭、城子街等战斗，1947年5月出任松江军区司令员。1949年4月，陈光随第四野战军南下，不久担任了四野副参谋长。5月，他随四野司令部抵达武汉，不久任新成立的中南军区副参谋长。
1950年1月，陈光又被任命为广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广州警备区司令员。当年元旦节时，陈光离开妻儿赴广州上任。到职后，他在当时的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叶剑英的领导下，负责剿匪肃特、维护社会治安、稳定市场物价等多方面的工作。广州紧邻港澳及海外，是新中国的南方前哨，百废待兴。与许多枪林弹雨中厮杀过来的战友一样，陈光遇到了人生的新课题，缺少对城市管理建设的经验。当时，中央明确规定，对港、澳、台的情报工作，应遵守严格的程序和高度的纪律。结果，陈光在掌握政策时，表现得主观、简单和不够审慎，以致出现一些较大的错误。同时，他从局部利益出发，违反干部政策和一些规定，将老家湖南宜章的一些烈士子弟和知识青年招来广州，办起了训练班。
针对这些错误，叶剑英代表组织亲自出面找他谈话，劝他认识和改正错误。但是，由于性格原因，加之组织上对其错误的认识也存在偏差，陈光产生了严重的对立情绪。据其夫人史瑞楚回忆：“陈光在组织上找他谈话时，表现得不够冷静。他一听那些错误有些不实和夸大，情绪立刻波动起来。本来，叶帅找他谈话时，两人还握手问候，气氛是融洽的。但到后来，两人争吵起来，甚至还拍了桌子，谈话只得不欢而散。后来，在广东军区党委的组织生活会上，大家就其错误继续开展批评。结果，陈光又因上述原因，再次发了脾气。叶帅当时说，‘陈光，你是党的高级干部，又是老同志，总要讲点组织原则吧。’陈光说，‘无原则的批评我就是不能接受。’这样，双方越闹越僵。”
鉴于陈光的错误和抵触态度，中南军区报请中央后，给予他开除党籍的处分。1950年7月23日，陈光受到更为严厉的处理。这天一大早，原一一五师作战科长、陈光的老部下、时任广东军区参谋长的李作鹏，邀约他赴广州荔枝湖游玩，陈光很开心。两人在湖中泛舟，还搞了野餐，颇为尽兴。但是，待到下午归来时，陈光大吃一惊，只见其达道路的住所已戒备森严，跟随他多年的老炊事员含泪望着他，四周则站满了他不认识的战士。警卫全部撤走，还查抄了住所。在二楼的房间里，李作鹏尴尬地望了望陈光。然后，他捧出上级的电令，宣布陈已被撤销广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广州警备司令的职务，旋即将陈软禁起来。
实际上，对陈光的处理意见已在7月22日晚由中南军区电告广东军区。鉴于陈光性格刚烈，又是战功卓著的老同志，电文强调尽量做到不扩散，具体实施由广东军区党委安排。但是怎样实施呢?广东军区连夜召开党委常委会(未通知陈光参加)，拟定了几套方案，都感觉不理想。最后，李作鹏自告奋勇，提出：先邀陈光游湖，再派人查抄住所的办法。客观上讲，李作鹏提出这个建议，是执行上级尽量不扩散的指示。作为参谋长，这是他的分内之事，不能因为其后来的蜕变而在这件事上指斥他。
关于陈光被软禁后的情况，当时负责看守陈光的保卫干事王大述有过较详细的回忆：
“陈光在二楼听到对自己的处理意见后，情绪很激动。开始几天，他饭量很小，常常大发脾气。我职务低，只负责看守，便对他说，‘首长，你的问题我们不了解，领导派我们来，有三条任务，一是保卫你安全，二是照顾你生活，三是限制你自由，不能下二楼。你有意见可以向组织反映，但不能老发脾气，不吃饭，这样会影响健康的。’陈光连连摇头，热泪挂满腮边，盛怒中他掏出珍藏在贴身衣袋里的毛泽东1945年写给他的信，气愤地说：‘有人陷害我，毛主席了解我，信任我，我要见毛主席。’说完，把信递给了我。我看完那封信，叹口气劝道：‘首长，你不要着急，事情会搞清楚的，你可以向毛主席反映情况嘛。’陈光使劲点点头，情绪才稍稍稳定下来。”
从含冤逝世到平反昭雪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事开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陈光被转送武汉，软禁在中南军区的一座二层小楼里。期间，中南军区不少旧部曾以各种方式探望过他。由昔日功臣沦为今日楚囚，陈光百感交集，情何以堪?在以后长达3年半的时间里，他一直被监禁于此，从来没有离开过二楼。期间，中南局、中南军区先后派他的老部下梁必业、苏静等找他谈话，劝他认识错误。但是，陈光认为，“当年的陆房突围，七大代表的审定，无故扣压电台，对港澳台情报工作以及私自招收宜章子弟开设训练班”等主要错误，与事实有较大出入，处理得极不公正。他还认为，林彪出于历史过节，刻意加害他。因而，他拒绝接受组织对他的处理。在关押期间，陈光认真地阅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列宁的《谈谈辩证法问题》和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等书。
1954年6月7日，陈光在那栋二层小楼里含冤逝世，终年49岁。令他死不瞑目的是，毛泽东在1955年10月召开的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又把他和陈独秀、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并论：“不可救药的人总是很少的，比如陈独秀、张国焘、高岗、饶漱石，还有陈光。”于是，陈光又被戴上了“反党”帽子。
陈光逝去一年后，其夫人史瑞楚带上两个儿子改随母姓，悄然隐居于北京。如今，两个儿子学有所成，多不愿提及父亲当年的悲剧。
30多年后，在纪念长征胜利五十周年之际，熟知陈光的人，包括罗荣桓元帅的夫人林月琴在内的10余位老同志，联名上书陈云，希望重新公正处理陈光的问题。
1987年，中纪委、中组部、军纪委和总政组成了联合调查组，经过认真细致的审查，实事求是地指出：陈光同志解放初所犯错误纯属人民内部矛盾，受到了林彪的诬陷和打击，以致长期非法监禁和错误处理。1988年4月，经中共中央批准，撤销了强加于陈光头上的“反党”结论，恢复他的党籍和名誉。
此时，距陈光蒙冤逝世已近34年了，但这一切印证了一句名言：“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此后，陈光的革命业绩尤其是他和罗荣桓合作抗战之功重新得到客观、公正的评价。
1954年6月7日，在中南军区的一座二层小楼里含冤逝世，终年49岁。
1988年4月，经中共中央批准，撤销了强加于陈光头上的“反党”结论，恢复了他的党籍和名誉。
从少共国际师首任师长到红一军团代理军团长
1928年1月初，朱德、陈毅率“八一”南昌起义余部1000余人进至宜章，陈光当即将“马日事变”后收藏的12支步枪献出，组建了栗源堡农民赤卫队，然后配合红军发动了湘南暴动。对陈光献枪一事，萧克将军解放后曾给予高度评价：“陈光当时献出12支步枪，是一件了不起的事。那时赤卫队武器很少，多是一些大刀、梭标、土枪，能有这十几支步枪真不简单，对宜章暴动的成功，有着重大的意义。”
1928年4月，湘南暴动成功后，陈光随朱德、陈毅走上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任工农革命军(后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十师第二十九团一营三连任连长。同年8月，红四军进军湘南受挫，由宜章农民组成的二十九团大部溃散，史称“八月失败”，但陈光却坚决跟党走。之后，陈光历任红三十一团排长、连长、红二十八团副大队长，参加过保卫井冈山和进军赣南、闽西的斗争。1929年6月，他出任红四军一纵队一支队的大队长。1929年10月下旬，在红四军主力进攻广东梅县战斗中，陈光率本大队英勇阻击国民党军三个团进攻，成功掩护全军撤出梅县县城，战绩得到朱毛首长肯定。
1930年2月，蒋介石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围剿”。此时，已是红四军一纵队一支队副支队长的陈光率部参加了反“围剿”作战。在赣闽交界的水南、值夏战斗中，林彪的指挥所为突围之敌、国民党军唐云山旅反包围。在此紧要关头，陈光带领本支队拼死突人前沿，将林彪安全救护下来，自己却在战斗中挂了彩。事后，言辞不多的林彪亲自到救护所看望陈光，一再表示感谢并主动为他请了功。
1930年6月，陈光所在的红四军与红六军、红十军组成了红一军团。10月，红四军进行整编，林彪出任军长，罗荣桓担任政委，陈光则因作战勇敢被提升为该军第十师三十团团长。从此，性格刚直易怒的陈光和城府很深的林彪开始了恩怨交加的合作。
1931年5至9月，国民党发动了第二、三次“围剿”，陈光率所部出色地完成了历次战斗任务，在作战期间因功升任第十师参谋长。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隆重召开，陈光被授予二级红星奖章，年底调任红四军第十二师师长，不久又调任第十一师师长。
1933年8月，蒋介石调集百万大军，采取“碉堡战术”对中央苏区发动了残酷的第五次“围剿”。为了扩大红军，党中央组建了日后名闻遐迩的“少共国际师”。当时，这个师共青团员占70％以上，平均年龄仅为18岁。为了把这些“红小鬼”培养成坚定合格的战士，中央军委在师长和政委的人选上反复遴选，最后决定派战术素养好、政治觉悟高、指挥能力强、作战勇敢的陈光出任该师师长，政委则为年仅17岁的红军总政治部青年部长肖华。
在陈光、肖华的带领下，“少共国际师”第一仗便在福建一役中歼敌500余人，缴获大批枪支弹药。为此，朱德、周恩来等领导同志专电嘉许该师，称赞他们是“铁拳初试”。在“少共国际师”工作3个月后，陈光调任红一军团二师师长。虽然他在“少共国际师”只有3个月时间，但正如后来肖华评价的：“陈光对培养这支年轻部队呕心沥血，打下了良好基础，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4年初，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光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1934年10月14日夜，陈光率领红二师渡过江西于都河担任前卫，掩护军委纵队和后续部队踏上长征路。在贵州召开“黎平会议”后，红军改向遵义进发，红二师四团被选作前卫。陈光被军委首长亲自点将，带领耿飚任团长、杨成武任政委的四团抢渡了乌江天险。随后，他折回师部，指挥该师六团、四团，分别攻下遵义，抢占娄山关，袭取松坝。然后，他再度集结部队沿西北方向警戒，与兄弟部队一道警卫着遵义会议的召开；陈光的上述战绩在(朱德军事文选)中有佐证。1935年1月8日，朱德在致林彪、彭德怀、陈光等将领的电报中指示：“乙、我各军团除二师以外，明日仍在原集中地区执行原任务不变。丙、我第二师先头团明日应向娄山关侦察前进，驱逐和消灭该地敌人，并相机占领桐梓。我二师主力应前进至泗渡站地域策应，并利用通遵义电话线与其先头团及总司令部两方通话。”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重新走上军事领导岗位。随后，陈光带领红二师参加了四渡赤水战役，不久胜利进军川西。行至大渡河安顺场渡口时，中央红军面对几十万蜂拥而至的敌军，面临进退维谷的境地。当时正值1935年5月雨季，安顺场渡口水流湍急，河床宽广，工兵部队无法架起浮桥，全军上下费尽心机搞来的4只小船只是杯水车薪。唯有抢占泸定桥，才能保证大部队抢渡完大渡河，避免当年石达开在此全军覆灭的命运，重任又一次落在了陈光肩上。他带领红二师四团以一天狂奔120公里的速度，创造了军史上至今仍津津乐道的奇迹——飞夺泸定桥，打开了红军的北上之路。
中央红军和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会师后，毛泽东发现张有加害中央之意，于是率中央纵队先行过草地北上。为消除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的误会，陈光奉毛泽东命令，让红二师司令部通信主任曾思玉带上电台和一个营左右的兵力，在松潘草地上原路返回，将毛的亲笔信呈送给徐向前，使徐识破了张国焘分裂红军的阴谋。走出草地后，红二师率先进入甘肃境内，又一道著名天险——腊子口挡住了红军的去路。这道关隘被夹在连绵的群山中，在两道山峰间如同一条狭窄的口子，刀砍斧削。两面尽是绝壁悬崖，下面则为一条奔腾的河流，其间仅有一座木桥，是出入腊子口的唯一孔道。时任红一军团首长的林彪、聂荣臻等和陈光一道仔细观察地形后，最后决定由陈光和四团政委杨成武指挥腊子口攻坚。1944年，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时，党小组曾对陈光的这一功绩作了如下评述：“在长征中腊子口攻坚，陈光对中央红军北上，渡出险境，贡献极巨。”
1935年11月19日，红军进入陕北吴起镇后，陈光改任红一军团四师师长，彭雪枫为政委。在直罗镇战役中，陈光在彭德怀指挥下率四师担任主攻任务，最后一举攻克直罗镇，全歼敌一O九师，生俘师长牛元峰以下5000余人，打开了红军人陕后的新局面。后来，陈光又参加了中央红军东渡黄河、打击阎锡山的东征战役。期间，他升任红一军团副军团长。
1936年6月1日，“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在陕北瓦窑堡成立，学校由毛泽东兼任政委，其他职务均由学员担任：林彪为校长，罗瑞卿为教育长，莫文骅任校党总支书记。学校分三个科，第一科大都是红军师以上干部，陈光和党史、军史上一大批声名显赫的人物如林彪、罗荣桓、罗瑞卿、刘亚楼、张爱萍、彭雪枫、陈士榘、杨成武、谭政、耿飚、黄永胜、杨立三等及朝鲜的武亭、越南的洪水为第一科首期学员，陈光还兼任第一科科长。
“西安事变”期间，陈光接替已正式调任红军大学校长的林彪，成为红一军团代理军团长，直至半年后红一军团改编为八路军一一五师一部。
从出任一一五师代师长到指挥陆房战斗
1937年8月，同共合作抗日，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彭德怀分任正副总指挥，下辖一一五师、一二零师、一二九师，而以一一五师实力最强、有15000余人，由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合编而成。一一五师成立之初，师长是林彪，副师长是聂荣臻，政训处主任(后改称政委)是罗荣桓，下辖三四三旅、—：：四四旅，陈光担任三四三旅（主要由红一军团改编而成）旅长，徐海东任三四四旅旅长。同年9月，林彪集中一一五师主力，在山西平型关设伏，歼敌坂垣师团二十一旅团1000余人，创造了全国抗战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是役，陈光旅首当其冲。一个月后，陈光和老搭档肖华一道率三四三旅于晋东昔阳县的广阳再次设伏，又毙伤日军干余人，取得了广阳大捷。不久，陈光升任一一五师副师长。
1938年3月，林彪在一次策马晨练中，为阎锡山的晋军误伤，旋即被接回延安治疗，后转送苏联救治。经中央军委提议，八路军总部任命陈光为一一五师代师长。之后不久，他与师政治部主任罗荣桓一起在晋西的隰县指挥了军史卜著名的午城、井沟、薛公岭战斗，激战5昼夜，歼灭日军1000余人、同年10月，八路军总部电令第一一五师挺进山东敌后，开辟UI东抗日根据地。1939年初，一一五师奉命兵分两路：聂荣臻率部分兵力前往山西五台山，建立了晋察冀根据地，陈光和政委罗荣桓一道率一一五师一部约2000人挺进山东敌后。进入齐鲁大地不久，他们便指挥杨勇打下了鲁西郓城县的樊坝，树立了八路军声威。接着，陈光率部一鼓作气，直插泰山以西，建立起各级抗日政权，有力地威慑着津浦铁路中段的日军。
1939年4月13日，朱德致电就“创立鲁两-根据地的方针”指示，“关于鲁西抗日根据地的创立，须确立在较长时期地坚持斗争中去获得。……目前你们必须把握下列方针：(一)广泛地开展游击战争。……(二)正确开展统一战线的工作。”同年4月26日，他又就“坚持平原游击战争”指示陈光，“(一)坚持平原游击战争，是我坚持华北抗战与争取政治影响的重要方针之一。……(二)在平原游击战争中，特应注意秘密机动。”
1939年5月初，日军驻山东最高指挥官尾高龟藏，亲自纠合8000余兵力，兵分九路，杀气腾腾地在飞机、坦克、大炮掩护下，向泰西地区“扫荡”，伺机寻找一一五师主力决战。这时，陈光率领的师直属队、杨勇的六八六团、津浦支队以及鲁西区党委共3000余人，顿时陷入日军的四面包围之中。当时，陈光考虑到：我军初到山东，人地生疏，部队非战斗人员比例过大，辎重部队的大批骡马目标明显；敌人有飞机侦察，我白天行动必会暴露行踪；更重要的是，师直属队是红一军团的老底子，是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保留下来的我军精华，一旦有失无法向中央交待，稳妥的作法应是依托山地，扬长避短。于是，他命令部队往北向长清县的大峰山地区转移。5月11日拂晓，敌我遭遇。日军在猛烈炮火掩护下发起全线攻击，并出动飞机轰炸扫射，一一五师师部所在的陆房村(位于泰山西麓的丘陵地带，是肥城县安临站镇的一个村子，该村与周围10余个村子同处于一个丘陵盆地中，东西宽约5华里，南北长约10余华里)顿时房倾墙塌。这是陈光在战争年月遇到的最被动、最危险的局面，他命令各部队：不惜一切代价，坚守阵地，夜间突围。
激烈残酷的战斗，持续了整整一天，毙伤敌联队长植树田大佐以下1300余人。黄昏时，敌人停止了攻击，企图次门清晨再攻。夜幕降临后，陈光立即召集师部机关的参谋处长王秉璋等，研究并确定了当晚突围的路线、时机和具体安排。夜10时后，利用敌人不敢 夜战的弱点，在进行动员、紧急埋藏笨重物资后．陈光率所部从敌人阵地的空隙，分两路向东南及西南方向突出重围。5月12日拂晓，一一五师渡过汶河，跳出陆房村，在东平县以东的无盐村与政委罗荣桓部会合，这便是抗战军史上有名的“陆房突围”。
陆房战斗共毙敌1200余人，其中有大佐以下军官50多人，是自平型关战斗之后的又一重大战果。我军伤亡360余人，不到敌人的三分之一。陆房战斗的胜利，不仅粉碎了日军围歼我军的梦想，保存了我军的精华，而且极大地振奋了山东抗日军民的斗志。
1939年8月2日，陈光又指挥一一五师一部在梁山县全歼日军长田敏江大队300多人，一举打开了山东抗战的新局面。正因为此，在梁山战斗的第二天，八路军总部就传令嘉奖，称之为“模范的歼灭战”。
1940年2至3月，陈光又指挥一一五师一部与日伪争夺山东费县白彦镇(今属平邑县)，打死打伤日伪军800余人，打开了通向鲁西南的门户，这就是军史上有名的“白彦镇战斗”。
由于以上一系列战斗，陈光的威名遂在山东流传开来，以致山东军民一提到陈光、罗荣桓领导的一一五师，便呼为“陈罗”。但是，由于陆房战斗中我军丢掉了部分骡马和辎重，暴露了部队的一些问题，所以一些干部指责陈光“指挥失误，受到不应有的损失，不好向中央交待”，这也是陈光日后蒙冤的一大伏笔。
随后数年，在陈光等人的努力下，山东我军由入鲁之初的不到一旅之众发展到抗战末期的近10余万人。对此，陈光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以致日军本部有关部门专门撰写了名为《陈光部作战研究》的小册子供驻山东日军指导作战之用。在国民党方面，蒋介石一开始指责陈光部入鲁是“擅自行动”，多次责令其返回山西原防地，后来也不得不对陈光部的战绩表示“殊堪嘉慰”，并曾奖励过陈光部官兵3万银元。
不过，在陈罗合作取得上述成绩的同时，美中不足也日益明显。据陈光的老部下梁必业、苏静在《敌后抗战功著山东——缅怀罗荣桓元帅领导山东军民进行抗日斗争的历史伟绩》(人民日报，1995年8月19日)中透露：
“在1942年以前，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山东的领导思想上一度存在不够统一的问题。当时，在山东的一些领导干部之间产生不同看法的问题主要有：
(一)在对当时的形势的估计上，有的同志认为，我方在山东的武装力量已能同日伪军相持，同国民党军队比较，在质量和数量上都取得了初步优势。基于对形势的这种过于乐观的估计，便倾向于建立正规化的主力兵团，打运动战，打大仗，而对于分散的群众性的游击战重视不够，对于形势的恶化及困难估计不足。罗荣桓同志从山东的实际出发，认为我军对日伪军还处劣势，对国民党军也不占优势，不应把注意力放在建设正规化兵团、打运动战上，应坚持分散性和群众性的抗日游击战争，并且要准备进行长期的‘三角斗争’。(二)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有的同志对独立自主问题领会不深，对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国民党顽固派沈鸿烈之流退让过多，幻想以退让求团结。或者没有把重点放在‘发展进步势力’上，而是把‘中间力量’当作砝码，人为地组织国民党抗敌协会并人为地组织一支同八路军平行的抗敌自卫军。罗荣桓认为这一切不符合山东的实际，不赞成这种做法。”
梁、苏没有点明的“有的同志”主要是指陈光。很明显，罗荣桓的意见是正确的，陈光的观点有背党中央、朱德的指示精神。
为了贯彻中央精神，统一山东抗日斗争的指挥权，中共中央于1941年8月指示：组成有罗荣桓、陈光、朱瑞、黎玉等参加的山东军政委员会，由罗荣桓任书记。1942年4月，刘少奇途经山东回延安时，受中共中央委托，作了关于山东抗战工作的报告，报告进一步肯定了罗荣桓的意见。1943年3月12日，为了进一步纠正陈光的错误意见，中共中央根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组建新的山东军区，任命罗荣桓为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八路军一一五师政委兼代师长，陈光回延安进入中央党校学习。
在延安学习期间，陈光参加了整风运动，思想上进步很快。1945年，他当选为党的“七大”代表并成为“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在审查工作中，生性率直的他在代表人选问题上，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于情于理，这本不为过。不料，此举引来轩然大波，有人以“陈光欲抵制党代会”为由，直接上书毛泽东，指斥其有“反党行为”，这也成为陈光后来蒙冤的又一罪状。
当时，毛泽东对这位井冈山会师时的连长毕竟是了解的。他经过调查，当即给陈光回了封信，称：“你的意见我是了解的，有些意见是对的。你在山东执行的路线是对的。‘七大’要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相信你能致力于开好这次大会，有意见会后交流。”陈光接信后心情释然，并将书信一直珍藏在贴身衣袋里。此外，当时的延安审查小组按照毛泽东指示，经过全面考核，在陈光的《历史总结》中实事求是地给予了高度评价：
“陈光同志自农民出身领导游击战争始到现在，已成为我党有数的军事人才之一，亦看出他一贯忠心耿耿，为党为阶级事业虚心学习、联络群众的优良品质。”“抗日战争中，陈光率一一五师转战华北，1939年进入山东，创造了梁山歼灭战、陆房突围等有名的战役，使我党我军威名远扬，鲁苏局面大开，根据地建立。”
“七大”结束后，毛泽东果然践诺，特地邀请陈光和夫人史瑞楚一道到家中作客，同他们进行了亲切交谈。毛泽东对陈光参加革命以来所作出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对以后的工作进行了很多指示和嘱托。
从所谓的“扣压电台事件”到广州蒙冤
抗战胜利后，东北成为国共双方瞩目的焦点。根据中共中央决定，林彪、陈云、彭真等率10万余干部昼夜兼程赶往东北，罗荣桓与黄克诚也分率山东八路军、苏皖新四军齐头并进东北。陈光原计划回山东工作，由于形势的变化，也和林彪一道赶赴东北。1945年10月，陈光与罗荣桓及老部队会合；不久，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定，在黑山、北镇一带设置第二道防线，交由陈光负责指挥。出于作战需要，罗荣桓当即把从山东带来的一部电台和机要人员交与陈光使用。
1945年底，林彪带领东北民主联军指挥所撤往阜新。此时，国民党部队已进占锦州一域，恶战一触即发。情急之下，林彪得知陈光处有部大功率电台，连忙致电陈光，要求调电台和机要人员火速赶往阜新。陈光认为本部作战也需要电台，况a林彪处已有两台大功率日制电台，当即回电希望不要调走电台。林彪则两度来电继续催调，并严辞指责陈光“扣压电台”，妨碍其指挥作战。见此情况，陈光忙抽调出电台及机要人员，准备送往林彪处。不料，锦州之敌大举进犯陈光部，仓促撤退之际陈光只得带走电台及机要人员，电台就此无法上交。随后，性格内敛、含而不露的林彪多次在公开场合指斥陈光“无理霸占电台，抗命不交。”
人东北之初，在林彪、罗荣桓节制下，陈光先后担任过东满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辽吉军区副司令员等职，参与指挥过两打长春等战斗。1946年10月，陈光任东北民主联六纵司令员，率部参加过三下江南战役，曾参与指挥过焦家岭、城子街等战斗，1947年5月出任松江军区司令员。1949年4月，陈光随第四野战军南下，不久担任了四野副参谋长。5月，他随四野司令部抵达武汉，不久任新成立的中南军区副参谋长。
1950年1月，陈光又被任命为广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广州警备区司令员。当年元旦节时，陈光离开妻儿赴广州上任。到职后，他在当时的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叶剑英的领导下，负责剿匪肃特、维护社会治安、稳定市场物价等多方面的工作。广州紧邻港澳及海外，是新中国的南方前哨，百废待兴。与许多枪林弹雨中厮杀过来的战友一样，陈光遇到了人生的新课题，缺少对城市管理建设的经验。当时，中央明确规定，对港、澳、台的情报工作，应遵守严格的程序和高度的纪律。结果，陈光在掌握政策时，表现得主观、简单和不够审慎，以致出现一些较大的错误。同时，他从局部利益出发，违反干部政策和一些规定，将老家湖南宜章的一些烈士子弟和知识青年招来广州，办起了训练班。
针对这些错误，叶剑英代表组织亲自出面找他谈话，劝他认识和改正错误。但是，由于性格原因，加之组织上对其错误的认识也存在偏差，陈光产生了严重的对立情绪。据其夫人史瑞楚回忆：“陈光在组织上找他谈话时，表现得不够冷静。他一听那些错误有些不实和夸大，情绪立刻波动起来。本来，叶帅找他谈话时，两人还握手问候，气氛是融洽的。但到后来，两人争吵起来，甚至还拍了桌子，谈话只得不欢而散。后来，在广东军区党委的组织生活会上，大家就其错误继续开展批评。结果，陈光又因上述原因，再次发了脾气。叶帅当时说，‘陈光，你是党的高级干部，又是老同志，总要讲点组织原则吧。’陈光说，‘无原则的批评我就是不能接受。’这样，双方越闹越僵。”
鉴于陈光的错误和抵触态度，中南军区报请中央后，给予他开除党籍的处分。1950年7月23日，陈光受到更为严厉的处理。这天一大早，原一一五师作战科长、陈光的老部下、时任广东军区参谋长的李作鹏，邀约他赴广州荔枝湖游玩，陈光很开心。两人在湖中泛舟，还搞了野餐，颇为尽兴。但是，待到下午归来时，陈光大吃一惊，只见其达道路的住所已戒备森严，跟随他多年的老炊事员含泪望着他，四周则站满了他不认识的战士。警卫全部撤走，还查抄了住所。在二楼的房间里，李作鹏尴尬地望了望陈光。然后，他捧出上级的电令，宣布陈已被撤销广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广州警备司令的职务，旋即将陈软禁起来。
实际上，对陈光的处理意见已在7月22日晚由中南军区电告广东军区。鉴于陈光性格刚烈，又是战功卓著的老同志，电文强调尽量做到不扩散，具体实施由广东军区党委安排。但是怎样实施呢?广东军区连夜召开党委常委会(未通知陈光参加)，拟定了几套方案，都感觉不理想。最后，李作鹏自告奋勇，提出：先邀陈光游湖，再派人查抄住所的办法。客观上讲，李作鹏提出这个建议，是执行上级尽量不扩散的指示。作为参谋长，这是他的分内之事，不能因为其后来的蜕变而在这件事上指斥他。
关于陈光被软禁后的情况，当时负责看守陈光的保卫干事王大述有过较详细的回忆：
“陈光在二楼听到对自己的处理意见后，情绪很激动。开始几天，他饭量很小，常常大发脾气。我职务低，只负责看守，便对他说，‘首长，你的问题我们不了解，领导派我们来，有三条任务，一是保卫你安全，二是照顾你生活，三是限制你自由，不能下二楼。你有意见可以向组织反映，但不能老发脾气，不吃饭，这样会影响健康的。’陈光连连摇头，热泪挂满腮边，盛怒中他掏出珍藏在贴身衣袋里的毛泽东1945年写给他的信，气愤地说：‘有人陷害我，毛主席了解我，信任我，我要见毛主席。’说完，把信递给了我。我看完那封信，叹口气劝道：‘首长，你不要着急，事情会搞清楚的，你可以向毛主席反映情况嘛。’陈光使劲点点头，情绪才稍稍稳定下来。”
从含冤逝世到平反昭雪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事开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陈光被转送武汉，软禁在中南军区的一座二层小楼里。期间，中南军区不少旧部曾以各种方式探望过他。由昔日功臣沦为今日楚囚，陈光百感交集，情何以堪?在以后长达3年半的时间里，他一直被监禁于此，从来没有离开过二楼。期间，中南局、中南军区先后派他的老部下梁必业、苏静等找他谈话，劝他认识错误。但是，陈光认为，“当年的陆房突围，七大代表的审定，无故扣压电台，对港澳台情报工作以及私自招收宜章子弟开设训练班”等主要错误，与事实有较大出入，处理得极不公正。他还认为，林彪出于历史过节，刻意加害他。因而，他拒绝接受组织对他的处理。在关押期间，陈光认真地阅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列宁的《谈谈辩证法问题》和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等书。
1954年6月7日，陈光在那栋二层小楼里含冤逝世，终年49岁。令他死不瞑目的是，毛泽东在1955年10月召开的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又把他和陈独秀、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并论：“不可救药的人总是很少的，比如陈独秀、张国焘、高岗、饶漱石，还有陈光。”于是，陈光又被戴上了“反党”帽子。
陈光逝去一年后，其夫人史瑞楚带上两个儿子改随母姓，悄然隐居于北京。如今，两个儿子学有所成，多不愿提及父亲当年的悲剧。
30多年后，在纪念长征胜利五十周年之际，熟知陈光的人，包括罗荣桓元帅的夫人林月琴在内的10余位老同志，联名上书陈云，希望重新公正处理陈光的问题。
1987年，中纪委、中组部、军纪委和总政组成了联合调查组，经过认真细致的审查，实事求是地指出：陈光同志解放初所犯错误纯属人民内部矛盾，受到了林彪的诬陷和打击，以致长期非法监禁和错误处理。1988年4月，经中共中央批准，撤销了强加于陈光头上的“反党”结论，恢复他的党籍和名誉。
此时，距陈光蒙冤逝世已近34年了，但这一切印证了一句名言：“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此后，陈光的革命业绩尤其是他和罗荣桓合作抗战之功重新得到客观、公正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