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1811—1872），晚清重臣。1811年出生于湖南省双峰县豪门地主家庭。他6岁时入塾读书，8岁能读八股文诵五经，14岁时能读周礼、史记文选，并参加长沙的童子试，成绩优等。23岁考取秀才，入县学；24岁入岳麓书院，中举人；道光十八年（1838），殿试中三甲第四十二名，中进士，入翰林院，为军机大臣穆彰阿门生，从大学士倭仁等学习程朱理学。此后，十年七迁，连升十级，先后任翰林院庶吉士、侍讲学士、文渊阁直阁事，后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升礼部右侍郎，署兵、工、刑、吏部侍郎。后又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官居一品。与倭仁、徽宁道何桂珍等为密友，以“实学”相砥砺。
　　平时有感于政治废弛，主张以理学经世。曾两次上疏，为清廷出“教诲、甄别、保举、超擢”之策，为朝延赏识。曾国藩是洋务运动首创人物之一，创立和统帅湘军镇压太平天国、捻军。他堪称晚清军事家、理学家、政治家、书法家、文学家，晚清散文“湘乡派”创立人。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
　　【曾国藩语录】
　　安分竭力，泊然如一无所求者，不过二年，则必为上官僚友所钦属也。
　　【语录精解】
　　这句话的意思是：安守本分，竭力任事，淡泊宁静就像一无所求的人，不超过两年，必定会受到上司同僚的钦佩推重。
　　曾国藩认为：居官应以耐烦为第一要义。这是因为身在官场都会遇到许多烦事，还必须要处理许多烦事，有的人处理一件烦事还可以，处理两件烦事也还凑合，但三件以上的烦事就耐不住了；有的人遇到一件小的麻烦还可以，一旦遇到大的麻烦就挺不住了；有的人处理别人的麻烦事还可以，一旦自己遇到麻烦就受不了了。这样就有可能使自己心浮气躁，做出一些不符合理性的事情来，给自己带来不好的后果和麻烦。
　　做官要耐烦，第一件事就是训练自己处事不急不躁，无怨，清醒。头脑清醒才能保持安静，保持安静才能稳住大局，稳住大局才能做出决断，使事情向好的方向发展。不然的话，心急似火，性烈如马，只会使事态的发展更加混乱。
　　有一天，曾国藩接到弟弟曾国荃的一封信，信中说：“仰鼻息于傀儡膻腥之辈，又岂吾心之所乐。”曾国藩看后谆谆告诫弟弟说，这已经露出了不耐烦的苗头了，将来恐怕难以与人相处。并强调，能耐烦的好处就是从容平静，从容平静方能产生智慧，方可处变不惊，才能安稳如山。
　　1862年，曾国藩率部追击捻军。一天夜晚，捻军突然来袭，湘军护卫仅千余人，湘军开始紧张了，惊惧不已。幕府文书钱应溥向曾国藩建议说：“现已半夜，力战肯定不行，突围恐怕危险重重。但若我按兵不动，佯为不知，彼必生疑，或许不战自退。”曾国藩于是高卧不起，钱应溥也镇静若常。守护曾国藩的卫兵见主帅若无其事，于是也都平静下来，恢复常态。捻军见状，果然怀疑曾国藩布有疑兵，徘徊不定，不敢冒进，最终匆匆撤去。
　　耐烦，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十分不容易。曾国藩认为，做官能做到耐烦，这主要来源于平时对心性的修养。下面的这些话就基本包括了曾国藩训练人耐烦的主要内容。
　　认清“美名”
　　曾国藩引用庄子的话说：“美名来源于长时间的积累。”骤然为人信服的人，那么这种信任是不牢固、不可靠的；突然之间就名噪一时的人，那么他的名声一定大于实际情况。品德高尚、修养很深的人往往没有赫赫之名声，也无突然而得的美名。就像一年四季的更替，是逐渐有序地完成一年的运转，让人们不知不觉。因此，一个人诚实而具美质，就像桃李，虽不说话，但由于它的花果美好，自然会吸引人们慕名前来。他还曾经说：吴竹如教诲我一个“耐”字，其意是让我要在急躁浮泛的心情中镇静下来，达到虚静的境界，以渐渐地向“贞”（端方正直、言行抱一）靠近。而现在我所欠缺的，正是 “贞”。这一个字就完全能够医治我的心病了，足够我干一番事业了！
　　做事“平实”
　　曾国藩好用“平实”二字教育人，我们从他的《批牍》中可以知道。他曾在《批管带义字营吴主簿国佐禀》中说：“本部堂常常用‘平实’二字来告诫自己。想来这一次必能虚心求善，谋划周全以后再去打，不会是像以前那样草率从事了。官阶有尊卑，阅历有深浅，这位主簿一概置诸不问，本来是个生手，但自充是熟手，没有学问自夸有学问，志向很高但不去实践，让他去办的事情都不行，更何况打恶仗那样的危险呢？”
　　“凡是做一件事，无论艰险还是容易，都必须埋头去做。掘井只要不停地去挖，终究有一天会出水的……如果观望犹豫，半途而废，不仅对于用兵会一无所成，就是干别的事也会因自己停止而完不成。”
　　不忮不求
　　为了去掉好胜好名的私念，曾国藩常用“不忮不求”作为治心的重要内容。他说：“我这一辈子粗读儒家经典，看见圣贤教人修身，千言万语中最重要的是‘不忮不求’。忮，就是嫉贤害能，妒功急宠。所说的‘怠惰的人自己没有修养，又怕别人有修养’的人就属于这一类。求，就是贪利贪名，怀士怀惠。所说的‘没得到的时候想着得到，已经得到了又怕失掉’的人就属于这一类。‘忮’不常常表现出来，每逢发生显露都是在那些名声事业相等，权势地位相当的人之中；‘求’也是不常表现出来的，每逢发生显露都在事物相互承接，升迁相互妒忌的时候。要想造福，先要去掉‘忮’心，所以说‘人能够完全没有害人的心，那么仁就用不完了’。要想树立品德，先要去掉‘求’心，所以说‘人能完全没有偷窃的心，那么义就用不完了’。不去掉‘忮’，满怀都是荆棘；不去掉‘求’，满腔都是卑污。我对于这两项常常加以克服，只恨没能够扫除干净。你们要想心地干净，应当在这两项上狠下工夫，并希望子子孙孙世世代代都警惕，每天都在功利场里，能够不忮不求的人，真可以说是大彻大悟了。可惜这番道理太高了，不能向平常人说罢了！”
　　当官要耐烦，普通人做任何事也都要耐烦。人生之事，十之八九不符合心意，怨天尤人总不是办法，只有静下心来冷静思考、慎重处理才是根本之道。不然的话，心急似火，性烈如马，只会使事态的发展更混乱，个人就越控制不住大局。
　　【曾国藩语录】
　　以精微之意，行吾威厉之事，期于死者无怨，生者知警，而后寸心乃安，待之之法，有应宽者二。应宽者：一则银钱慷慨大方，绝不计较，当充裕时，则数十百万掷如粪土，当穷窘时，则解囊分润，自甘困苦；一则不与争功，遇有胜仗，以全功归之，遇有保案，以优奖笼之。 　　【语录精解】
　　要用严谨精微的态度，去做威严之事，使那些即使被处死的人也没有怨恨，活着的人更知道警醒，从而使自己内心得到安宁。待人处事的方法，有两个方面应该宽厚：一是使用银钱上慷慨大方，绝不计较。当钱财充裕的时候，毫不吝惜；当穷困窘迫的时候，也要慷慨解囊，帮助别人，而自甘困苦。二是不与人争功，遇到打了胜仗，要将功劳全部归之于别人，遇有保举的事，就通过保举优奖相关人员。
　　厚饷养兵
　　曾国藩一生不爱钱财，因而他在用人选将上也反对选用为名利而来的人。他的四条选将标准中，第三条就是所选将领要不汲汲名利。他说：为名利而来的人，提拔得稍迟一点就怨恨不已，遇到一点不如意的事就怨气冲天；他们与同僚争薪水，与士兵争毫厘；小肚鸡肠，干不了大事。所以对带兵的人来说，不热衷于名利，是第三要务。
　　曾国藩在用兵上，却主张以“利”来获得军心，以厚赏来得兵将之勇。因此他不惜财力，多方努力，坚持实行了一种厚饷养兵的统军方式，因而得到了一支勇猛无比的军事力量，这是他军事上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曾国藩认为，绿营兵战斗力差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兵饷太低。绿营步兵月饷银一两五钱，绿营的守兵月饷一两，绿营马兵月饷二两。这种情况在清朝初年，勉强可以维持生活，至道光以后，米价上涨，绿营兵饷已不够维持五口之家的食用，加之绿营兵饷日薄，就更无法依靠兵饷来维持生计了。因此绿营兵就不得不经常出营寻求生计，便忽视了军营训练，最后导致战斗力下降。绿营军官为了聚敛财富，也常常扣军饷或冒领军饷，导致绿营军军心不稳。
　　湘军的军饷是相当优厚的，湘军士卒的月饷几乎是绿营兵月饷的三倍或三倍以上。统计各项总的收入，营官每月为二百两，分统、统领带兵三千人以上者每月为三百九十两，五千人以上者五百二十两，万人以上者六百五十两。连曾国藩本人也不得不承认过于丰厚。王闽运在《湘军志》中指出：“故将五百人，则岁入三千，统万人，岁入六万金，犹廉将也。”湘军将领中除多隆阿“统万人，而身无珍裘、麻葛之奉，家无屋，子无衣履”以外，“人人足于财”。
　　曾国藩通过厚饷养兵的原则，收到了一些成效。湘军士兵的兵饷，除个人生活外，还可贴补家用，因此能够安心操练，提高战斗力，一改绿营兵因口粮不足，而常常离营兼做他事、荒于训练的弊病。同时，曾国藩也希望通过给予将领丰厚的收入，来减少克扣兵饷的事情发生，达到“养廉”的目的。曾国藩在奏疏中阐述了这一想法，“臣初定湘营饷项，稍示优裕，原冀月有盈余，以养将领之廉，而作军士之气”。
　　曾国藩如此厚饷养兵，自然“陇亩愚氓，人人乐从军，闻招募则急出效命，无复绿营征调别离之色”。于是，当兵——卖命——发财成了湖南贫苦农民的一条新的出路，湘军也成为一支骁勇善战的武装。
　　以高薪养人，以人创利，可谓最明智之举。利用金钱不仅是手段也是战术，对一个人的付出是有限的，但这个人所带来的利益回报却是无穷的。
　　（摘编自《悟道》，新世界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