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很多时候，我一个人坐在屋子里，不敢打开窗户。窗外有一棵大树。
　　树在光亮中透出来的缝隙连同树影，摇晃在百叶窗上，会灼痛隐藏在我心底的歉意和内疚。很多时候，在我毫无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它们就像风一样席卷而来，蒙蔽了我的呼吸。我看不清楚任何东西，最后只剩下那种极为短促的，我不熟悉的嗓音，很轻地叫着我的名字，环绕在每一个黄昏或者正午。
　　我和安德烈相遇在一个夏天。其实我清楚地记得，我认识安德烈的时候是冬天，但是我始终不愿意承认，我们的故事发生在寒冷的天气里。
　　碰见安德烈之前，我刚刚和R分手。R留给我的印象并不深刻。我连他的名字都不愿意再记得，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我甚至都不知道他的名字，我从来都避免去喊或者去写他名字。倘若还能再见到他，也无法辨认出来。
　　他比我略高一点，有一些微微发胖。他每次来见我都像是小跑着来的，我能清晰地看见他衬衫上湿漉漉的汗渍，仿佛无论什么样的风，都无法将它再吹干。所以我对他所有的印象，永远都停留在一种潮湿的情景，浸泡在模糊的记忆里。
　　R的样子应该是那种你见了他第一眼，你都不会想象得出他父母长什么样子的人。他很有钱。至少在那个时候，他能够完全应付一个刚刚成熟起来，但仍然稚嫩的少女普通的日常开销。在那个十七岁刚出头的年龄还有什么可求的呢。R比我大至少七岁，他没有给我具体地透露过他真实的年龄。有时他告诉我是七岁，有时他又说有十岁。我从来不迫切地想要知道他的年龄。
　　R给我带来了无数我连做梦都想要拥有的东西，即使我从来没有向他开口要过。我不得不承认，在物质上他对我有一种我无法拒绝的魅惑力。在那个年龄，我不止一次地想过要嫁给他。这多少有点疯狂，嫁给一个我并不喜欢，但是却能让我后半生过得无忧无虑的人。他还能肩负起我白发苍苍的母亲，或许还有母亲的情人，后半生全部的生活。我的父亲也不用再去疲惫地经营他的饭店。他可以早早地回家摆弄他的钟表，那是我见过的他一生中的唯一兴趣。他在折腾他饭店的岁月里，他身体不停地发胖，脸上的皮肤也松松垮垮的。我可以把钱一把一把地装进最粗糙的塑料袋里，然后通通丢给他们。
　　我们认识没多久，就交往过密。我一直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第一次，没有如我所了解的那样， 留下点什么印记。但是当时我却没有任何面红耳赤或者羞愧的表达。而他也没有问过我。在十七岁以前，我一直渴求和想象着，与我度过第一次夜晚的男人，可是那个夜晚让我很失望。
　　那个时候，我们都没有说话。我猜想这段经历，于R也不会有太多的记忆。没过多久，他就告诉我他要去斯阔米什了。我虽然不记得他的样子，但是我还记得他当时说话的语气。他说：“半年后，我把那边安顿好了，你就过来。我们在斯阔米什买一套房子，我们就住在那里，还可以把你父母给接过来。”
　　我看着他，我突然就知道我不会嫁给他，我不愿意过一种枯燥的生活。况且我总觉得，他精明的父亲一定会识破我的，识破我是一个渴望金钱的年轻女人，一个和其他年轻女人没有多大差别，甚至相貌还要逊色几分的年轻的廉价女人。
　　R走之后，他把他的车留给了我。那辆第一次带我去看夕阳的车。可是那时候我还不会开车。所以在他离开之前，我就把他的车给卖了。他好像问过我，为什么不爱他。他站在一个轻薄的女人面前，用了哀求的方式，如今想起来都为他感到羞愧。
　　R走后一年，在斯阔米什的叔父，突然跟我们家有了联系。那时候我父亲经营的度假饭庄，生意非常好，有如火如荼的那种趋势。父亲告诉叔父我想去斯阔米什，那时父亲有点财大气粗。叔父也满口赞成我去斯阔米什，并说和他们住在一起。这是我父亲唯一一次帮我，我一直和母亲住在一起。父亲新找的那个女人，从不让父亲拿一分钱给我们。父亲开口的时候，也是避开了那个女人的。可是最悲惨的是，我和我的母亲虽然相依为命，但是我们俩却并不能在一起相处。我每长大一岁，我就越能感觉到她作为一个女人的无可适从。我急于逃离母亲，也就不假思索地选择了去找我的叔父。我一直想象着能在斯阔米什碰见R。
　　那个时候，我反倒是极其愚蠢与天真，以为别人总会把眼睛放在我身上，或者至少放在我可怜的瘦小的屁股上。不论做什么事，我总是缩手缩脚，担心别人在背地里对我说三道四。
　　离开之前，我去了父亲开的饭店。父亲不在，我绕过服务员和热气腾腾的饭菜，找到和父亲在一起的那个女人。我告诉她我要走了，她没有抬起头来看一眼，一直捣腾她养的金鱼，抓过旁边的鱼食。我站在鱼缸边，看见父亲从对面的街道穿过来，太阳光下的他，显示出一个中年男人形容枯槁的腐朽。不待他走进饭店，我通过另一道门匆忙离开。

二

　　叔父来接我之前，我住在一家廉价的汽车旅馆。他来接我的那天，我还特意打扮了一番。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的叔父，我不知道他多少岁，长什么样子。而更重要的是，我们没有丝毫的血缘关系。
　　我一早起床就去公共浴室洗澡。厕所里没有什么人，倒是有一股散不开的湿气，扑面而来。那是前一天晚上，洗澡的人残留在厕所的味道。空了的洗发膏瓶子印着异国的字母，平静地躺在浴室的地上。虽然是被丢弃的，却没有丝毫让人伤感的成分在里面。我没有伸手去把它们捡起来，反而把地上的那些空了的洗发水瓶子，踢到了另一个隔间里去。
　　早上的街道几乎没什么人。我穿着裙子站在路边直打哆嗦。我低头望着我的鞋，试图弄清楚我穿的衣服是否合适。无论如何，我还是挑出了可以穿出门的裙子，这对我多少是一种安慰。我在脖子上挂上了一根从二手店买过来的项链。卖给我项链的老人说，这是在一个附近的海岛上发现的。其实我并不会相信。但是老人却收了适宜她讲的故事的價格，一串稀有的，古老的项链的价格。
　　她后来还说服我买了和那串项链相匹配的耳环。那对耳环不对称，左边的那只已经缺了一角。 最可笑的是，我理所当然地以为，我付了那么多钱，她起码会给我一个新的，漂亮的首饰盒。但是她却从另一个房间，扯出很多厕纸，反复地用厕纸，将耳环和项链包裹起来，最后将它们放到食品包装袋里，塞进我的手里，然后转过身去看一张撕破了的废报纸，留给我一个佝偻的落有几根白发的背。 　　那天，是我第一次戴那条项链。项链特别复杂，上面有很多珠子吊着。我戴上它，故意露出我的脖子。早上的冷风一直往我脖子上吹，链子上的金属，使得我的脖子更加得冷。直到叔父出现在我面前，我才意识到，我应该是没有任何机会接近他了。

　　透过车窗的玻璃，可以看见车上坐着的女人，那是他的女朋友。她摇下车窗打量着我，眼睛一下子就落在了我的脖子上。她一定觉得我打扮得如此荒谬可笑。她后来还要求给我照相，那张照片洗出来以后，我看了一次，就给撕了。在那张照片里，我可笑的脖子伸得很长，所以脖子上的项链，很明显地变得更可笑。项链的颜色，就如同我去了森林里，捡了别人生火剩下的树枝，横七竖八地挂在脖子上一样。我再也没有戴过那条项链，反而留下了当时装项链的食品袋子和包裹它的纸。
　　和叔父住的那半年里，我和那个女人没有停止过争吵。无数次我梦见自己，在广场上当众扇她耳光。偶尔几次也会梦见，我连着叔父的脸也一起打。那个痛快淋漓直至醒来后还留在心里，我始终不知怎么会不停地出现这样的梦境。
　　后来由于无法忍受那个女人，我搬出了那个家。我一直不知道那个女人的名字，或者说她已经成了他的妻子。看她的样子，她的名字里应该是有什么芳或者媛之类的。她长得十分精明，也足够妩媚。我一直猜想她大概是从北京来的。每一次她和我说话，都以发问的方式，眉毛往上挑着，似乎又不那么需要我的回答。我时常不知道她到底想问我什么。我能够体会到她对我的轻蔑。
　　吃早饭的时候，她从不往我盤子里放鸡肉，却张着她的血盆大口，大口大口地把她盘子里的鸡肉，在我面前吃得一干二净。她喜欢在吃早饭前往嘴上涂口红，喜欢把鸡肉的边缘（因为炸得太久边缘变黑了）切下来，弄得她的盘子很不好看。也许她一直想让我懂得她对我的排斥。说来也好笑，她这种排斥其实不是针对我个人的，而是面对所有和她一样有着中国面孔的人。
　　那些年，我在斯阔米什，但凡是逛商场，就发现中国人见到彼此，从不点头微笑，反而是漠视或者仇视对方，大概也猜不到对方心里也在骂着：“他妈的，这是什么地方，看看你那熊样，也是你他妈的该到这来的？老子摸爬滚打过来，不是为了见你这东亚人的。”
　　叔父在我搬出去前一晚，蹑手蹑脚地打开我房间的门。他站在门口没有说话，看着我，欲言又止。我住在他们家，父亲还偷偷瞒着那个女人汇过一次钱，至于是多少我没有过问。他站在那儿，使得空气有些凝重，我埋下头去看着被子。他站了一会儿，他原本是想走向我的，可是在他挪动脚步的一瞬，他转身走向了门，我能感觉到他的迟疑和无奈。
　　年龄大的成熟男人对我来说，有一种神秘感，我的内心有一种趋近他们的隐秘冲动，对我的叔父也不例外。而我更相信他们也比较容易喜欢上我这种年轻的，看起来特别薄弱的女人。我想我母亲早就知道了这一点。这也就是她为什么没有让我见她任何一个情人的原因。
　　也有一次意外，我其实差点见到了她早年的情人。那时她还很年轻，我知道她非常爱那个男人，后来也是那个男人毁灭了她。那是端午节前，我们的城市下过雨后，空气中总有一股植物的气味，那个男人站在我们屋前面的一棵树下。他很高大，我从他身边走过，不知道他是来我们家的，他在打电话，我回头看他时，正碰上他看我的目光，我扭过头匆匆地跑上楼梯，将楼梯踏得砰砰响。我不知道怎么会用那么大的劲，我母亲在楼上都听见了。她平时最恨谁弄出响声。
　　那时候手机还不是谁都用得起的，所以我回过头看了他。那天晚上，我听见有人上楼了，脚步声很沉重，我直觉地意识到，只有站在树下那样体形的人，才会把楼道踩踏出那样的声音。坐在桌前写作业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心就跳了起来。
　　我们家的门被敲响了，当然用的是一种极有教养的敲门方式。母亲开门的速度，让我确信她一直站在门边手足无措地等待。他进屋来，我们的房间顿时有一种压迫感。我甚至不敢抬起头来，接着我们家的灯丝烧了。屋子里是一片黑暗，他们在黑暗里拥抱时，我站起来弄倒了凳子。
　　就这样，我一次也没有得逞过，一次都没有看见过，她的所有情人的面孔。我的母亲才是最为聪明的女人。

三

　　搬出了叔父的房子之后，我找到了一个公寓。住在公寓里的日子，有时让我感觉百无聊赖，不停地想吃东西。也许是因为拥挤。
　　虽然那时候夏天才刚刚开始，但夜晚还是像秋天一样，温度很低。
　　之后的半年，我一直在打理自己的生活，偶尔也去熟悉街坊邻居。这一直都是中国人特别擅长的事情。而凑巧的是，旁边住的也正好是一个中国女人。在认识她之前，我每次从外面回来，总能看到她的门口放着花。或许是别人送的，或许是她自己买的。我一直没有看见过她的正脸。偶尔有几次看见她关门的时候，注意到了她的脚踝。那样白净的脚踝，我一生都没有再能见到。她使我开始躲避看自己的脚踝。我的脚踝和她的比较起来，就像一只土黄色的雏鸟，羽毛因为意外被开水烫掉一大部分，就再也别想再长起来的那种。
　　公寓里她的故事传来传去。在炎热的下午，她的故事从她是一个妓女，变成了她是一个脱衣舞女郎，并且一直保持着一个女人该有的自尊，直到一个越南商人出现在她的生活里，她才变得更加像一个谜一样，不再暴露在那些强烈的灯光底下。
　　炎热的午后，她的故事弥漫着一种热气，停留在走廊里，又缓缓地飘进我的房间。让我的整个夏天都是她的气味，那样强烈的紧张的气味，充斥在我的生活里，让我产生一种窥探她生活的想法。
　　之后，我在洗衣房里有幸碰见了她。她的样貌和我想象的大相径庭。总让我有那么几秒钟感觉到，她已经在那里住了几十年了，一定是岁月改变了她的模样。她有着笔直的黑发，但是却很毛燥，她一定才染过头发，因为不喜欢，又染了回去。因为那个黑发的颜色，显得过分的混杂，有一些断断续续的杂色，出现在她的发尾。她的身材已经比较臃肿，是那一种生了孩子后，才能够显出来的肥胖。她身体不停地往上缩，毛衣无法遮掩住她的赘肉。我从没有见过她的孩子。我也不再相信她会是一个脱衣舞女郎。但是，也许她的生命里，还是出现过某个越南来的商人。时隔很多年以后，在我偶尔和短暂的回想里，她也都是被我构造出来的样子，妙曼的身躯，以及迷人的脚踝，还有她是脱衣舞女郎的故事。

四

　　午后。我们的交谈总是在午后。
　　那段时间，天气骤然冷了起来。那种天气像断断续续的链条，被卡在了自行车中间，总让人觉得这个天气，把秋天变得像河底深处的污泥，牢牢地抓住河中的物体，无法分离。向前走几步，我总是能够看得更远。我的脚的确如我描述的那样，被淤泥黏住了，因为光着脚，我喜欢光着脚走在泥泞的小路上。我在草丛上试着来回擦了几次。找不到具体的位置，又能感觉到它给我脚底造成的不舒适。泥巴嵌在我的指甲中，不管之后我用水洗过多少次，都无法洗净。
　　遇见安德烈·鲍德温，是我满十九岁的某个午后。那个时候，我刚刚开始去教堂做祷告。我每次都坐在教堂外的凳子上等他。教堂侧面有一片森林，我不知道是否应该说是一片森林，相比森林，好像它又相对稀疏了一些。我一直不敢向森林的方向望去。但是它带给我的恐惧一点没有减少——乌鸦总是成群的从森林中飞出来，它们飞过树丛和天空，有一种从远而近的逼迫感，我无法忽略它们凄厉的叫声，也不得不在心里思考森林里的情形。常常是安德烈的到来，打散了我的注意力。
　　安德烈应该属于早期移民，但是他的身上依然保持着地中海的特点，虽然他完全失去了迷人的意大利口音。他的脸部骨架都是传统的意大利人的长相。头发的颜色很深，他的卷发是他身上唯一，存留的有一种艺术家感觉的忧伤和孤独的东西。我看书的时候，脑子里会突地闪出，他出现在文艺复兴时期，摆弄卷发的样子一定是十分忧伤的。
　　安德烈是当地的一个木匠，他帮别人在森林里面盖房子。即使那是违法的。他也给自己在森林里盖过房子，有几次，几个陌生人敲开了他的门，他的房子不再能够继续隐蔽（因为如果那些陌生人，向相关的部门说起盖房子这件事，他不仅会被驱逐，还会被送去坐牢）。他花了四個晚上的时间，把房子拆了，搬到了森林更深的地方，他甚至也不曾向我提起，那座房子的去向。总之那座小木屋，就凭空消失了。
　　很多年后，我回到那个教堂，沿着当初的路，向森林深处寻找，却再也没有了往昔任何踪迹。我怀疑过是否因时间的久远，混淆了记忆，怀疑那座木屋不曾存在过。但我向别的女人证实过，那座木屋是存在的。
　　我遇见安德烈的时候，没有任何感觉。相反，我看着他的眼睛，却看到了比我对于钱，还要更加贪婪的深渊。
　　我常坐在他的屋子里，多此一举地给他缝补衣服。我只见过我的姥姥，使用那些针线，所以我也只能靠着记忆里姥姥缝补东西的样子，试着给他补衬衣。大概是因为以前看姥姥缝东西的时候，站得太远，根本就不知道针线怎样才会变得平整。
　　我每一次给安德烈补衣服，那个被我补的地方，会比没有补的时候更加显眼。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他偷偷地把我给补的地方用剪刀拆了，才恍然大悟过来，我所做的一切是如此得多余。
　　在我们相识的半年中，我常站在旁边看他生火。那个时候我就断定，这辈子可能只有他，真的只有他，能够生火生得那样生动了。他专心地生火，我发现他在意的所有事情，也就不过是关于这些木头。无论如何，他也很难去关心这堆木头以外的世界。我也试着去引导他，和他谈论一些和文学有关的话题。但是，他对于人生没有任何看法。
　　多年以来，我慢慢意识到，安德烈缺少对外界事物感知的能力。他的生活简单得就像一个细菌的生命，一个简单的骨架的构造里面，只装着几个出乎意料的寻常的，简单地支撑这个生命体运作的组织。
　　他做各种木工活，休息的时候，就去森林里采蘑菇。回来以后，就煮食各种各样的蘑菇汤。我从来也不喝，我一吃蘑菇就会过敏。但是我每次都问他，我能不能吃那些蘑菇。他起先不作答，到最后他也只会说，你不能吃那些蘑菇。除此之外，无论我问他什么，他都会说不知道。他认得各种各样的蘑菇。每当他想要把辨认蘑菇的这种能力教给我，我就会变得恼羞成怒，坚决拒绝让那几个词语，从我嘴里说出口。
　　后来，时间久了，我在他自言自语的叨念里，自然也就认得一些蘑菇的名字。只不过我不想让他知道，他说过，这是他的一种遗憾，我不愿意说任何一种蘑菇的名字。
　　我每次在餐馆里洗完盘子，就会到教堂靠近森林的一块石头上。坐在那里，我等待着他。安德烈总是能够按时到达森林的那个入口，然后我们去他的木屋。他总在一个熄灭的火炉里重新生火，然后架起一个架子，在上面烤一些土豆以及面包。那些食物的颜色，极其符合一个木匠的身份。火光慢慢地照亮了整个木屋，我们围坐在火炉面前，他累的时候，会躺在我的腿上。
　　木屑经常从火中跳出来，我伸出手来挡住他的眼睛，火苗就会弹在我的手背上。我望着他，看着他的眼睛，我甚至看到了很多年以后，他的胡子，他向我提起的那个在森林里用木头做成的房子，还有那个新的女人。他也会向那个新的女人，提起我们这段感情。而且他将不会记得我的名字。虽然这一切只是我的猜想，但是我仿佛很早就清楚地预料到，他不会记得我的名字。
　　不记得是什么原因，我从来没有留下来过夜。我时常待到后半夜，安德烈送我到教堂那儿，然后我再若无其事地自己走回家，回到那个拥挤的居民楼里。有好几次回去时，我特别留心地发现，那个中国女人门口，没有再放任何鲜花。
　　只要我不去餐馆上班，我就整天地想，她是不是和情人吵架了，怎么没有人送花。我常踮着脚，从猫眼那里看她家的门，焦急地等待着那个越南的商人，端着花放在她的门口。我等了几个星期，也不见这样一个人。后来我也只能期待，哪怕是任何一个可能的男人，或是别的女人，从她门口走过，我甚至感觉到无法忍受的冷清。
　　晚上，我从猫眼那里看到她的灯常亮着。我意识到她也有可能，从猫眼那里看着我的门，看我是否晚上灯也亮着。之后，我就用一张从衣服上剪下来的布盖住了猫眼，不让光线穿出去，我也只在偷偷看她动静的时候掀开那道布。
　　我曾经告诉过安德烈，将来会给他在森林里买一块地，那是他一直梦想的土地。能够在森林里盖一个他想要的木屋，不再受到政府的控制和驱逐。每次说起木屋，他的眼睛里面就泛着光。可是我却对我说出的话，马上就后悔了。我当然知道我不会给他买什么土地，我们都知道这种可能性，根本就不会存在。可是我就说出了那样的连我自己都觉得不可信的话。我没有一点想要取悦他的心思。看到他瘦弱的、裸露的身躯靠在沙发上，似乎在幻想着他的土地，我居然感觉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厌恶。那种厌恶是我曾经有过的。 　　从第一天认识他开始，我就知道，我从他那里什么也拿不到。我也肆无忌惮地和安德烈谈起R，他也显出丝毫的不在意。其实这一点我当时还是非常失望的。我和安德烈还说，我们要找到R，向R去要更多的钱。他就说我们再用这个钱去买土地。
　　每次说起这件事，我开始会大笑，然后突然停止那样笑，以冷漠和恨意看着他，狠狠地看着他。他怎么可以跟着我一起，说着与自己一点关系都没有的钱，一点不觉得羞愧。
　　他经常骂我是一个疯了的女人。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一直觉得他说我疯了，是对我的一种赞美。一个男人，当他再也找不到任何形容词来描述一个女人的时候，也许他就会对所有人夸奖说，我不敢相信，她完全是一个疯子！至少在我的后半生，我再也没有听到谁说我是一个疯子。
　　安德烈也尝试过，停止我和他之间保持的这种暧昧而晦涩的关系，我在他眼睛里也许还是个孩子，稚拙而不谙世事。他也会用《圣经》上神说的，有关性的话题来教育我，说性是一种污秽的行为。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会萌生出要去阻止我们的心思。这看起来很可笑。我完全没有听懂他的意思。之后我们还是会疯狂地缠绕。我想他那时那么年轻力盛，是不会拒绝任何女人的。那之后，我问过他这是爱吗？他说不是。

五

　　我和安德烈·鲍德温在一起的第二年，他回了意大利，探望他的两个母亲，或者说是他的三个母亲。
　　他的母亲娶了一个女人，他的父亲也娶了一个女人。
　　那一年我留在了斯阔米什，帮一家出门远行的人照顾两只狗。他们家就住在离我不远的街区对面。我每次要在餐馆下了班之后，去喂那两只狗，还得陪着它们在那里过夜。
　　安德烈回去以后，偶爾会写上只言片语给我寄过来。邮局的人会把信送到我的门口。每次有人来敲门的时候，我都不敢开门，甚至连门都不敢靠近。住在斯阔米什的人，敲门都很响，就像他们很愤怒一样。
　　门把手附近，有一个小洞，我可以从那个缝里，看见送信人穿的鞋。那双鞋若是一双铮亮的皮鞋，我就会蹑手蹑脚的向后慢慢地退去，不敢弄出任何动静，靠在窗户口的墙边，双脚并拢，似乎只有那样，才不至于弄出声音来。若是那个人穿的是一双运动鞋，我就会打开门。那么几个月以来，我一直是依靠着这样没有任何依据的判断，来决定我是否应该开门的。
　　我也给安德烈写过几封信，说些他离开后我对他的思念，可是一直没有寄给他。邮局离我住的地方太远了。我不想走那么远的路，也不知道寄到意大利，需要贴几张邮票。任何询问，都会令我面红耳赤，我也倦于询问陌生人任何琐碎的问题。也许更重要的理由是，安德烈并不是一个善于懂得表达感情和接纳感情的人，所以信一直到现在，都留在我的抽屉里。
　　第一次去狗的主人家，有两个进出的门。女主人之前就告诉过我，从后面的门出入。后面的门，要经过一个短的楼梯才能上去。我拎的箱子，正好和楼梯的宽度差不多。我不得不背过身子，把行李架放在肩上往上推。结果箱子从楼梯上滑落下来。那个楼梯是木头的，仿佛都能感觉到震动了一样，我手足无措地放了手，往后退了几步。箱子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主人家听到了声响，开门的时候，他们的表情十分意外。我尴尬地看着他们，又看看我的箱子，还笑了一笑。那种笑仿佛只会在年轻人的脸上才能看到，一种放荡不羁又卑微的笑容，通过玻璃的反光看到。后来的我再也没有了那种笑容。我没有去扶我的箱子，反而还想刻意和那个箱子保持距离，尽量表达出箱子与我无关。无论怎样，他们看到我是不该意外的，他们那天是知道我要过去的。
　　男主人穿着拖鞋下来，他没有帮我提箱子，而是随手提走了一个包。他没有抬头看我一眼。最后我和我的箱子，还是通过了那个阶梯。我站在他们家门口，小心翼翼地窥探着他们的家。屋子里布置得很温馨，靠近门的地方有一棵圣诞树，我以为那是给我准备的，因为圣诞节的时候，这个屋子里只有我一个人，心里面突然就暖和了。
　　我走了进去。女主人从地上抱起两条狗，她将头埋进狗的身体里。我听见她像是在啜泣。我在靠近她时回过头去，我拍了拍她的肩膀，我说你别难过。她说我没有。她说得干净利落，毫无感情，倒让我明白了，我不过只是来他们家看狗的。
　　我替那两只狗给他们道别，也提起这两只狗，一定会非常想念他们的话。男主人反倒安慰我说，你不用担心，它们也不过只是两只动物罢了。
　　那个冬天，屋子里除了我还有那两只狗。

六

　　我坐在椅子上写作，两只狗在沙发上睡觉，打呼噜。我不是第一次听见狗打呼噜，但是听到的时候，还是不禁毛骨悚然。还不敢完全转头过去看它们，只敢歪斜着眼睛，看它们究竟是怎样才能打出这样的呼噜。
　　我最怕的是那一只公狗，它的年龄要大一些，再加上听说它早年受过虐待，走路特别得慢，自然性格看起来要更“温顺”。我却根本不敢把这个当作温顺，我觉得它出奇得猥琐。它抬起头看我的时候，不是一下子把头抬起来，它先缓慢地抬起它的眼睛看着我，再慢慢将整个脸对着我。我通常不敢看它。我觉得它在用它的眼神猥亵我。至今它的眼神都难以让我忘记。主人离开之前，曾反复嘱咐过我，它因为之前受过虐待，害怕黑暗，所以在我睡觉的时候，我一定要把它放进我的卧室里，和我在一个房间里待着。
　　我曾多次尝试要把它关在房门以外，因为我实在不知道，它晚上会对我做出什么出乎我意料的事情。可是我没能把它关在外面。它蹲在我的房门口，像一个男人一样。它不动，也不叫，就坐在门口等着。那时候我觉得它十分狡猾，它一定是知道了我所有的秘密。所以它知道我最后一定会把它放进去的。
　　卧室的床很低。两只狗很轻易就可以跳上床。起先我对于它们俩，想要跳上床的举动，一直十分反感。它们在床下看着我，试图寻找任何时机，趁我不注意就跳上床来。我也就经常和它们整晚上僵持着。它们坐在地上，我坐在床上，丝毫不放松地看着它们的动静。这样的僵持让夜晚变得柔和起来，我也越来越习惯了，如果没有它们，我反而会觉得心里空空的。它们和我睡在一起，就变成一件非常自然的事了。 　　房子外面，就是火车站。晚上，只要我闭上眼，不一会儿就能够听到火车的鸣笛。我在黑夜里醒着，细细地听着一辆辆火车的声音，直到没了声响，我才转身睡去。那之前我就听说，其中一辆火车是开往美国的。如果扒上那辆火车，只要过两个星期，就可以到纽约。我就在黑暗里想着，扒上火车的种种情形，我是否该带上几件衣服，我的腿会不会在攀爬的时候，被车厢擦伤，以及我怎么才能找到合适的货舱，安全地待在那里。有时候，我会想得心惊肉跳难以安睡。
　　那时候，两周之后正好是圣诞节，如果我扒上了火车，我就可以在两周之后，在纽约看到巨大的圣诞树。
　　但是我最终还是告诉自己，我不能上那辆火车，至少不是现在。
　　我经常牵着狗，站在铁轨不远的地方，对着急速开过的列车，想象坐在列车上的人，正在吃什么东西。因为在国内时，从重庆坐火车回家，我都会吃橘子。我就想，火车上的人，他们是不是也在吃橘子呢？
　　那些天，外面下着纷飞的大雪，我从来没有在我的家乡看到这样大的雪。我幻想着，火车在新年那天进了站。我捧着热乎乎的红薯问我母亲吃不吃。然后我就将头埋进雪地里哭。
　　那些年，也是冬天，我父亲会踩着雪来看我。他也会给我带来寿司。
　　那些年，寿司店还没有在我们的城市里普遍开来。第一次见到寿司，是我爸爸在沃尔玛里买的冷冻的寿司。他拿回来的时候还有超市里的那种冷气。我还记得盛放寿司的那个盒子底部有着象征日本的颜色，有红的，白的，绿的，到处点缀。第一次吃寿司的时候，心里带着抵触和兴奋的情绪。那种对于来自异国他乡，且还来自于日本的食品。从小对于日本就有恐惧，想要切断一切可能和這个国家连上关系的东西。
　　第一次吃寿司，还不知道怎么去吃，因为寿司是冷的，所以爸爸就假设寿司是需要热的。端出来的时候，我仔细地看着寿司上的紫菜，因为热量过高，紫菜变得特别软，里面的米饭也就包不住了，寿司也就都全部几乎散架了。放进口中，米饭尽管是酸的，我还是逼迫自己咽下了两个，因为我知道现代人都在吃寿司。我自然地以为我也应该吃寿司。而且我之后到学校里，还可以骄傲地告诉别人，我每天都在吃寿司，这听起来该是有多么的洋气。可是我心里默默地告诉自己，我不会再吃这样难吃的东西。时隔半年，我也就忘记了米饭是酸的，让爸爸再买了寿司回来，又重复了以上的全部步骤。
　　那些遥远的大雪，那些白雪皑皑的世界，我的父亲不知道他的身影会被大雪埋没，以至于我再也看不见他。他会对我挥手，这是我唯一辨认他的方式。

七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将会是秋天里，这个城市的第一场雪。在这个场景下，光透过玻璃照进了屋子。我一向喜欢拉上窗帘，所以我不太看得见外面。但我知道这和十年前在斯阔米什时的天气一样。
　　那时候，阳光也是一样地照进了屋子，不一样的是，那是别人的屋子。我不会关百叶窗，所以光总是恣意地洒在想洒下的地方。
　　那样的好天气，我却经常用来睡觉。很多时候，我是故意在放任自己，把白天都睡过去。因为我感到的是我那年龄的人，都能感觉到的那种绝望。那也许不是一种感觉，而是一种状态。很多人将绝望，与痛苦或是失去相连接起来。其实看似有关系的东西，毫无一点联系，但又偏偏是绝望到无处可逃。
　　然而到这里，我觉得似乎该停止了。我感觉到口渴，我以前觉得只有喝啤酒，才能卸下我的疲惫与劳累。但随着时间的流逝，酒精这种东西，对我的麻醉已渐渐失去了它该有的效果。现在我的手边只剩下咖啡。
　　在我能写的时候，我就拼命地写，就好像明天没有这样的机会再写了一样。我怕我明天早上起床我就会忘了他们。
　　十年前，还有另外一个人。艾伦，他是安德烈的朋友。他除了也是木匠之外，还画一些奇怪的图纸。我从来没有看过。只见他拿着铅笔坐在角落里，画着各种不像艺术家会画出来的线条。
　　安德烈回家的那一年圣诞，我在镇上遇见了艾伦。我邀请艾伦和我一起吃饭。我一向在外面话不多，更别说在寿司店里了。我和艾伦来到我常和安德烈吃饭的那家店，以前和安德烈来的时候，我们很多时间都坐着，也不说话，头倾斜着看电视上的冰球比赛。就连端杯子喝水，也不看对方。时间长了，寿司店里的老板娘也认得我们，叫得出我们的名字。老板笑盈盈地喊着我们的名字，她好像看得穿我们似的，我们都不太爱理她。她有着海藻般的卷发，画着日本妇女保守的妆容。这个老板娘体态丰盈，不知道穿着干练的裙子还是只是短袖，因为她总坐在收银台面前，遮住了她的下半身，我就也从来不得知她究竟有着什么样的腿脚，我更无从推断她走过什么样的路。
　　她看到艾伦和我来吃饭的时候，竟然是喊了安德烈的名字。她的那种不假思索和习以为常让艾伦变得极其尴尬，吃饭的时候他也默不作声。我们都没有看当天的冰球比赛，那是第一次，冰球比赛变得和我无关了。
　　艾伦送我回去的那晚，他没有离开我住的公寓。他给我留下了一个在他邻居庭院捡到的石头。安德烈从意大利回来的时候，我对他说了那晚发生的一切。
　　因为艾伦反复威胁过我，他会告诉安德烈。安德烈早晚会发现他留下的石头。我曾经在屋子里不停地想将石头完全地藏起来。
　　安德烈没有再握住我的手，他变得异常的冷漠。好像他的手生硬地将我们之间的距离永久地挡了开来。当听到他说“我爱你”的时候，我的眼泪就流下来了。很多时候，人们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是他们最后一次，最后一次见面，最后一次拥抱，最后一次亲吻。
　　而那天，我清楚地知道，这将会是我们最后一次。自始至终，我没有哭出来。
　　一直到现在，每当我看着树林，就会想起他。

八

　　和安德烈分开的半年里，我常常一个人站在外面，站在他的楼下，看着他的窗户，想着他一定在埋头看一切有关木头的书。我经常想，那时候，也许他该剃胡子和修剪两边脸颊的碎发了吧。脑子里总出现他瘦弱的幻影，颤颤巍巍地从书桌前走到窗前来看我。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他。
　　他的葬礼是在秋天。我记不清楚年份了。他的墓碑上一定是有的。在他死之前的几个月，我一直平静地生活着。我也偶尔会到他的窗前等他。他的窗前爬满了绿色的树藤。直到我再也看不清窗子里摆放的物体。
　　偶然有一天，我走到镇上，碰见了以前在餐馆吃寿司的老板娘，她说起了安德烈的死。
　　我并没有感到特别震惊，仿佛一切来得那么自然，仿佛我也早已料到会有这样的结果。我知道这一天迟早会来的。而这样的结果，却在这样偶然的相遇里来了。他那时常吸大麻，又好像没有节制。我不知道他的用量，只见他每次用一个老式的烟嘴，坐在床上，眼睛眯成一条缝，享受著大麻带给他的快感。
　　那个模样，我想也许就是他临死前的模样。在另一个镇上的一个叫海的人，总是给安德烈提供大麻。记得有一次安德烈说过，他想换一种比大麻更烈的东西。安德烈曾经在我的面前，吸完了像大麻一样的东西后，失去了理智，咬伤了我的手臂。
　　老板娘告诉我，他死于一场车祸。她没多说细节。关于大麻之类的话题，人们在这个镇上都避而不谈，但是大麻的交易又总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每一次他们拿一个小盒子装上大麻，就递给另外一个人。我也总是避开看他们的眼睛或者看他们的手。
　　她说他的葬礼会在周六举行，然后她看着我。我的眼泪就在我看着远处的时候流了出来。她摸了摸我的肩膀，她说上帝保佑你，就走了，没有更多的话。我知道她不是上帝的信徒。
　　葬礼那天，我特地穿了黑色的长裙。我想到了很多，见到他们家人的情形。参加葬礼的人比我想象的要少。秋天的雨稀稀拉拉地落在树梢和草地上。通往墓地的路上，一些草在雨里被人踩得东倒西歪，草的香气很浓地散发出来。我小心地走到他的灵柩前，放上了我喜欢的小雏菊。我没有勇气站在他的灵柩面前，我退到了人群的外面。
　　也就是那次葬礼上，我终于见到了他的母亲们。
　　他的两个母亲相拥而泣，让我分不清到底哪一位是他的生母。从我站着的角度看过去，离她们并不远，我能清楚地听到她们相互安慰的声音，虽然如同蚊蝇一样飞迸。我站在那里，她们让我想起安德烈曾给我描述过的情形。
　　小时候，他在家里有一种无处藏身的感觉，他经常听到他的两个母亲，在家里毫不避讳的由于亲近发出的声音。他总是把自己藏起来，坐在黑暗的柜子里，躺在楼梯间的过道里，不停地咬自己的嘴和手指。后来他学会去想象森林，而忘记了他身边的世界。
　　我没有离开。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与安德烈告别。我的心里充满了恐惧，旁边有一位为安德烈读《圣经》的女人。
　　我怎么也无法想象安德烈的身体，他那可怜的瘦弱的身体，如何平静地躺在棺材里面。有人用伞遮住了他两个母亲的头，她们依然相互挽着对方的手，像是两个相互支撑的架子。牧师的声音在雨天里沾上了潮湿的气息。我站在人群外面，我的眼泪终于还是落了下来。
　　我听不到任何声音。我站在那里。脑子里全是餐具互相碰撞的声音，是那种一不小心，就可以完全摔碎的餐具。还有在人们离开之前，将餐具放入水池的声音。这样的声音其实并不刺耳，只是那种吃完了东西，抹干净嘴，起身准备离去的声音，尤其是在我看不见那些餐具，只能用耳朵听的时候，尤其让人感到悲伤。
　　那一刻，我看见安德烈站在我的面前，他赤裸着身体。他瘦削苍白。

九

　　安德烈死后不久，我接到了父亲那个女人打来的电话。她告诉我说我父亲的饭店破产了。之后她不停地谩骂我和我的母亲，就如同这么多年我们一直活在他们的生活里，并且消耗着他们一样。但是我们彼此都知道这不是真的。
　　那段日子，斯阔米什的生活变得像死一般寂静。我每天晚上都坐车去另一个镇上的酒馆，一切的人和事都与我无关了。天经常下雨，深夜走在雨水打湿的路上，满身酒气地与迎面而来的人擦肩而过。总有人走到跟前来问我要不要打伞。我总是摇头拒绝别人的好意。艾伦的石头也在突然间就消失不见了。
　　一个人在深夜的街头走着，我经常会看见安德烈出现在雨里。他就像嵌在我皮肤里的瓦砾。我站在房檐下，任凭瓦上滴下来的雨水，冰冷地打在我的头上。我看着他。他不说话，瘦弱的身体在雨里晃动，留给我一个单薄的背影。雨夜时交错出现简短的遗体告别仪式。他有时候还会突然坐下来，坐在那个看不清他脸的酒馆里，用他木匠特有的手指在雨夜弹钢琴。
　　很早以前我曾问过他，等到他结婚了，他抱着别的女人的时候，会不会想起我。夜光透过百叶窗，我只能看见他的下巴。外面的雨点稀稀拉拉地打在树林里，有一种寂静是从风里穿过来的。能够让一颗心感觉到在寒冷的空气中晃荡。我抬起手，墙上的影子清晰地映出它的孱弱和瘦削。
　　奇怪的是，我并没有感觉到伤感，尽管我清楚地知道他不会想起我。也许就是在现在，我能够被他想起的时间，也许也不会太多。他没有任何动静。然后在我已经想着别的事情的时候，他就说，快睡吧。
　　他一直是沉默着的，就连雨夜这样的相遇。他单薄地沉默着。这让我对他对往事，统统失去了想象或者记忆。他也许已经见到了我的姥姥姥爷。
　　由于我父亲的饭店破产，我心里也再没有了留在这里的底气。加上安德烈的死，我已经没有留在斯阔什米的勇气和理由。
　　回国之前，我去花店买了一束郁金香，用透明的花瓶插着，放在了中国女人的门口。走之前，我用手摸了她门上的猫眼，她也许是看到了我的。
　　安德烈的死，促使我在十七岁离开家之后，第一次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那一天，当飞机的机翼和飞机跑道，一起映入我的眼睛的时候，我突然就哭了起来。离开这块土地那么久，我从来没有这样百感交集，甚至是千疮百孔一样的感觉。

十

　　我回来了。无论是离去还是回来，对我来说都变得毫无目的可言。我拖着行李随人流走出陌生的机场，没有接机的人，跟我离开时一样。一个人茫然无绪，甚至惶恐地走在人群里，不会知道迎面而来的时间，究竟会是什么样子。不同的是，这样的回来，是我极为不情愿的。 　　走了那么久，城市已失去了记忆中的模样。站在人来人往的街上，一切都是陌生的，而有一样东西始终没有变。那就是我身体里的气息，与这条街上的气息，无论时间怎样变，城市怎样改变，我嘴里、鼻子里的气息，和这个城市的味道一模一样。当我的双脚踏入这块土地，我知道了，我属于这里。我的脚无论踩到哪里，都有一种落地生根的感觉。
　　下了车，沿着我并不熟悉的路，走走停停。我的母亲没有来接我，哪怕是站在街上或家门口。她不会想到我忘记了这座城市。在她的记忆里，她的女儿是无所不能的。她能有这样的想法，并不是因为对我有任何钦佩。她只是疲倦于去过问她自己以外的事情。从小到大，她没有担心过我做的任何事情，她甚至说无论我做什么都是对的。因為她从来没有听过我讲话，她甚至对我的声音都未曾想要熟悉过。上小学时，她牵着我的手，走过上学必经的巷子，仅只是那样一次，她很快就放开了我的手，向远方指去说道，你向前走就到了。
　　她从来都是不闻不问。有一次我摔进了泥沟里，连内裤都是湿泥，她只说脱下来，洗了。
　　她也不说是谁给我洗了。好像她多说一个字，就会耗费她过多的精力一样。
　　那时候，老师每天要求听写，我只好将学过的词语，学着老师听写时的读法，缓慢地边读边用复读机录下来，然后趴在地上认真地写着。她推开门来，看到我趴在地上，没有说一句话。我看着她，我坐直了身板，看着她将门掩上，又继续趴在地上听写。
　　从前那些破烂的建筑，沿着这条窄巷一路过去，尚未被政府拆掉。走在这块不知道到底要延伸多远的坚硬的水泥地，我显得步履蹒跚。那座小石桥，小时候上学必经过的石桥下，臭水依然汩汩地流着。那种臭味让我产生一种我从来不曾离开过的错觉。其实那里已经没有了桥，对于臭水沟上面遮挡物的记忆，仍然停留在我离开的那一年。
　　也许根本就不是一座桥，而是上面加盖的东西，让我误以为是桥。另一头是封死了的墙面。油毛毡遮盖了阳光，使得那面红色的砖墙，长年处于阴暗之中。
　　而我每次回家，都要经过它，然后进入狭窄的巷子。两边依然是水泥砖墙，顶上都加盖了油毛毡，同样挡了阳光，透出一股阴湿的臭气。从巷子里钻出来，我以为还会进入另一个陌生又狭窄的巷子。可是一走出去，前面是一栋看起来非常冷漠的楼盘。车站和以前的粉面店都没了。曾经的我走在路上，会突然站在那里想不起自己是谁。现在那种陌生的茫然感重又回来了。我抬起手来，想挥一挥，就像小时候站在这里跟同学告别一样，想象那些楼房和窗口还在。
　　我看到一个晃动的身体，笨重地像是从装修工地里提起来，硬塞进了时间里。她穿着质地十分糟糕的睡衣，似乎也感觉到了有人站着在看她。她缓缓地放下手中的盆，手僵持在空中，头轻轻地歪斜过来。
　　我的母亲和我，就这样重逢了。
　　似乎没有惊喜也没有沮丧。我们就那样僵硬地站着。她看我的目光很闪烁。她突然对我说，你回来了。
　　这个浑浊的声音从她的口腔里发出，穿越了遥远的距离以及遥远的时间。我感觉我的身子晃动了一下，鼻子和眼睛都酸酸的。我将目光移到她身后的住宅。童年的时光都被围困在这高深难以翻越的围墙之间，对于外面世界，以及自然的认知，都来自于这片小小的土地。
　　那么多年了，葡萄的藤蔓还顺沿着高墙，以一种向上的生命姿态蜿蜒盘旋着。矮小的太阳花在晨光初露之时，以饱满的精力开出色彩各异的花朵，仿佛不知会在余晖落尽之时将要凋萎一般。或者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它才会拼尽全力地开放。
　　我们家屋檐下的瓜藤，像施了我母亲都不知道的肥料，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着房屋各方延展。我常常坐在石阶上，仔细地看着这一切，包括与它们之间相衬托的、古老而深幽的艺术浮雕。那么多年以后，我还能坐在这个石阶上，看着我母亲打理眼前的一切。那么多年了，这个女人还是一点没变。
　　母亲在和我父亲离婚之后，有过很多我不知道的男人。似乎对她来说，缄默不语是对我的一种尊重。她从来不让我见她的任何一个男人。
　　每一次她买菜回来，都张着嘴巴呼气。尽管有无数的作家，曾写过类似于走路的时候，别张开你的嘴巴之类的小说（奥尔罕·帕慕克在伊斯坦布尔的自传小说中就曾描述过这样的场景），但是我的母亲已经忘记了。年幼时，母亲和我讨论过各种各样的小说。
　　现在她堕落到完全忘记了。她当着我和她情人的面，大声地咳嗽，大声地打喷嚏。有时是在炒菜的油锅前，锅里的油冒烟的时候，突然就大声地打出一个伤筋动骨的喷嚏。这个时候，我会觉得她真的老了，老得有点自暴自弃。那个喷嚏的声音像一辆快要散架的单车，被人使出了全身的力气踹了一脚。
　　我无法将多年前，无论春夏秋冬总要围一块纱巾在脖颈上的女人，与眼前拼命打喷嚏的女人联系在一起。我实在忍受不了的时候，会在和他们中午吃饭时起身离去。他们俩吃完饭之后，同时都张着嘴嗑瓜子。母亲把脚搭在他的腿上，大脚拇指从袜子破洞里探出来，指甲很长，现出坚硬的白膜。
　　我看着她，她浑然不觉。她的确老了。他们一起看着电视剧，这是她年轻时最不屑一顾的。可是现在他们还大声地说剧情，聊一些不着边际的话题，比电视剧更无趣。
　　母亲和她的情人都已经退休了。家里日常的生活支出和来源，都依靠母亲前半生的积蓄。就我所知道的，他们当时已经用得所剩无几。母亲从来没有想过要打听我在外面的生活。也从来没有过问我发生过什么事情。她一直想要说服我，嫁给当地的一个有游轮的渔民。有一艘自己的船，夏天的时候，那个渔民就会扬起帆，将他养的鱼一网打尽。重要的是，这样就可以满足母亲和她的情人，在看电视剧时聊的那些，不切实际的关于钱的想象。人人都想做一场日进斗金的白日梦。他们不知道，就算是一个有两艘大船的渔民，也满足不了他们做的那些梦。
　　我答应母亲，我会去海边看他。
　　浩瀚、气势磅礴的大海，浑浊而没有边界。一些沙粒钻入我的脚丫子里，细细滑滑的，让我总是停下来。
　　我看见了一艘船向我驶来。
　　是的，一艘大船。那个男人脸色黝黑地站在游轮的最前端。他穿着夏天的衬衣，他尽量不想表现出一个渔民的样子。因为他的笑，让人一眼就可以分辨出他是一个渔民。
　　我静静地看着它由远而近地驶来。
　　我知道，从此我将由近及远地离开。离开那片大海，那片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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