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军占领巴格达后，我主动请战前往伊拉克进行了４０多天的战地采访，与其他三位同事生死与共，同舟共济。这本书就以我的活动和经历为主线。在我看来，回顾美国攻打和占领伊拉克的整个过程、关注仍在伊拉克“燃烧”的战火，依然具有现实意义。
　　我是新华社“伊拉克战争报道”机制中的一颗螺丝钉，是中国新闻工作者队伍中的普通一员，因此，我用相当的篇幅介绍了新华社如何组织和指挥这场战争报道，讲述了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和凤凰电视台等中国同行和外籍雇员如何不怕困难和牺牲、投身战地报道的动人故事。在我前往伊拉克期间，妻子主动投身抗击“非典”的最前沿，使我们非常巧合地成为中国惟一同时参与两场“战争”的夫妇，因此，我专门用一章的篇幅讲述了我们三口之家在那个特定时期的平凡而又不寻常的故事，以及我因为来自“非典”疫区而在进出战地时经历的种种尴尬。
　　此书与拙作《巴以生死日记》、《穿越生死线》组成我的中东战地“生死三部曲”，为我的战地记者生涯做结，一并献给一切爱好和平的人，献给所有爱我和我所爱的人。——作者自序节选
　　
　　２０００年１０月，我们得到机会到位于加沙的巴勒斯坦总统府专访阿拉法特总统。由于局势混乱，一路上安全没有保障，还要通过各严格的关口检查。于是，新华社派驻那里的一位“孤将”——马晓霖，也是我的前新华社同事，便成了我们的接应。
　　记得当时见到晓霖兄时，他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新闻动物”——风风火火、身穿一件印有“新华社”和“中国”字样的摄影背心、开着一辆越野吉普车。最令他自豪的就是吉普车上留下的几处巴以冲突的弹痕，见证了他的死里逃生。
　　我拜读过他的两部大作——《巴以生死日记》和《穿越生死线》。最近这位战地记者又写了一本书，是有关伊拉克战争的。说实话，那是一段让我伤心让我难忘、让我几次企图掀起而又一次次疲惫不堪地将之掩卷起来的历史。两年来，那段历史一直让我耿耿于怀，偶或忿忿不平。直到前不久看到晓霖兄传给我的书稿。原来这位“新闻动物”当时也和我一样：兴奋、激动、疑惑、不满、委屈、难过、无怨、无悔……
　　——中央电视台著名制片人、主持人水均益评《两河生死劫》
　　
　　马晓霖奔赴伊拉克前线进行战事报道，让许多人羡慕。马晓霖在书中写到，为了能获得这种让人羡慕的机会，他动了不少心思。后来我真正理解了这种让人羡慕的机会只有给予马晓霖是最合适的。首先，马晓霖长期在中东从事新闻报道，同时他在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语专业的五年寒窗也是很多记者无法企及的。当然，最重要的、也是很多外国记者特别是西方记者无法比拟的——马晓霖对伊斯兰教的了解。事实上，在报道中东新闻上，我觉得无论西方记者还是国内记者，最大的障碍就是对宗教的不了解，而马晓霖来自宁夏，本人就是回族，这可以说是他得天独厚之处。在这一点上，我将美国《纽约时报》中东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雷德里曼的中东报道与马晓霖中东报道做对比时，感受最深。——著名国际问题专家宋晓军评《两河生死劫》
　　
　　我喜欢《两河生死劫》，并不是因为这本书中有战争，而是因为这本书中有感情，那是一种不动声色但感人至深的感情，在现代社会，这样的感情已经很少了。当马晓霖奔赴战火中的伊拉克时，他的妻子正面临另一场考验——她在马晓霖离开北京的次日主动请战进入“‘非典’病区，而且不到２４小时，就接到了开拔通知”。由于近距离接触“非典”病人，所有医护人员都必须实行自我隔离，不能回家，只能通过电话进行联系，过一种咫尺天涯的痛苦生活。当马晓霖远在战乱中的异乡，从电话中听到女儿的哭声，他说：“我的心都要碎了……”他只写了这么一句，克制但充满感情。
　　我喜欢马晓霖的文字风格以及叙述方式——那是一种只有做过记者，并且对这一职业具有真切荣誉感的人，才会追求的风格——平实、冷静、客观，但有立场、有原则、有激情、富于感染力。他穿越死亡公路，他走访武器黑市，他在毫无人身保障的伊拉克采访，他平静地记述他所看到的一切——当他说他的心碎了时，你一定可以在那一刻听到心碎的声音。
　　“人们常说，记者惟恐天下不乱。但是，亲身经历过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大规模流血冲突的我宁肯自己失业，也不愿意再看到新的战争与死亡。”这段话，写在《两河生死劫》的最前面，但是我越读到后面，才越深地体会到马晓霖的“宁肯”。
　　——畅销书女作家陈彤评《两河生死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