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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历史上，为何一度繁荣的城市会衰落?都市学家们认为有三个因素决定了城市的全面健康发展，它们是“地点的神圣，提供安全和规划的能力，商业的激励作用”。在这些因素共同存在的地方，城市就兴盛；这些因素式微的地方，城市就会淡出。
后两个因素好理解，头一个因素费些思量。大规模城市出现之初，人类相信自己为诸神(或者称之为“天”)的光辉所笼罩，无论巴比伦、开罗还是中国的长安，清真寺、金字塔和庙宇这些宗教设施都主导着城市的视觉轮廓，与掌握世界命运的神衹相连。可当人类足够独立，告別诸神照看时，“神圣”二字就有了新的表意，它更多指向一个城市的文化特征。
没有任何事物可以超越空间和时间给予的限制，中国的城市文化同样在变迁。以1911年为界，此前城市文化拥有“诗性”的历史特征；此后100年，城市文化的关键词变为“多样性”；在更远的未来，城市文化将以“自主性”为旨归。
历史学家斯宾格勒说：“一切伟大的文化都是市镇文化，这是一件结论性的事实。”他的意思是，伟大的文化总是属于城市的，这是城市区别于乡村的价值所在，也是人们对城市充满向往的真正原因。他或许有意无意忽略了个体的意义，城市之所以伟大，依靠的是城市居民(包括外来群体)对其产生的那份深深的眷恋，一份让这个地方有別于其他地方的独特感情。
诗性：城市文化的历史空间
晚明以来，以江南一带的城市为代表，中华帝国的城市进入了一个极具诗性的历史阶段。
士大夫阶层出现反理学、重人性的思潮，极端表现是男风盛行，商贾向上流社会渗透。在最富庶的江宁府，商业的发达为文人自立于体制之外提供了经济基础，尤其苏州吴中地区，文人的观念更多市民色彩，表现出对名利的淡薄，对享乐的大胆追求。吴中四才子之一的唐寅就在《花下酌酒歌》里唱：“九十春光一掷梭，花前酌酒唱高歌。枝上花开能几日，世上人生能几何。好花难种不常开，少年易过不重来。人生不向花前醉，花笑人生也是呆。”那是一段注重个人体悟的岁月。
在帝国的另外一座城市扬州，盐商和文人构成了最为重要的外来群体。盐商们大多来自徽州府的歙县，拥有巨大的财富和权势，扮演着文人的资助者的角色。一些全国闻名的书院都由盐商资助，吸引着众多学者和士子来访，“士有负宏才硕学者，不远千里百里，往来于其间。巨商大族，每以宾客争至为宠荣。”食盐贸易积累的财富使扬州社会足够富足，并支撑起规模庞大的文化市场。书籍和绘画作品交易很是繁荣，为居于此的学者和艺术家打开了财富之门。国外的汉学家这样描述当时的盛况：“山西人施胖子擅长制作半寸高的美女缩微画，他的作品得到了广泛的欢迎，由此他的每一件作品的售价高达三十金。这给他带来的非常优越的生活条件。”在这样的背景下，连商业都被赋予了儒雅的气息。明末清初的话本小说家就认为，只有花店、书店、文房用品店、古玩店才是雅致的生意，因为它们与读书人的生活紧密相关。
由于帝国居民一贯的守土重迁，进入城市的往往是读书人或者商人，知识阶层在城市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就城市化的结果而言，这和工业革命促成城市知识阶层兴起有异曲同工之处。造园之风盛行，人们在自己的园子里歌咏。文人筑园，大多为了求得人与自然的理想关系，天人合一，自求安心，在“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的环境里追寻生命存在的意义。明末清初的文人李渔就特别提到园子里种芭蕉的好处，不但可以听雨打芭蕉，蕉叶加工后还可以做书笺。极盛之时，苏州和扬州的园林均多达二百余处，即使普通人家，也以摆弄怪石和花草为乐。
私家园林抚慰读书人的心灵，城市本身也构成了一个大的园林。如果观察那些现存的古城，会发现最初的规划者忠实遵循了让街道、社区变得丰富的理念。一个区域的功能往往多于两个，这确保了人流的不间断，因为既有按照不同日程出门之人，也有因不同目的到此之人。大多数街段都比较短，很容易拐弯，使得人们乐于在这样的街道上行走。要知道，直到数百年以后，这些原则还为美国的城市规划学者反复强调。
可以说，古老的城市在很多方面更符合人性需求，这些需求包括：城市应始终把合乎人情与方便生活作为主题；城市的改善和进一步发展，应当从解决住宅及居住环境人手，而不应当像我们经常见到的那样着眼于广场、政府大楼、纪念性建筑。中国现时处于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出现了许多了无新意、千篇一律甚至面目可憎的城市，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诗性”精神的丧失。无论主政者还是建设者。首先着眼的是“大”字，其次是“快”字，至于“优雅”二字，只有留待后人解决了。
多样性：城市文化的现实空间
“多样性”是指对不同文化主张的包容。“五四”以来，出现过一批中国式的自由主义者，他们信仰社会多元与人格独立，虽然在政治文化的诉求上缺乏统一的步调，但大体总在追求自由、科学和民主的旗帜下。
以文学为例，20世纪前半期，以上海为代表的现代文学中心取代原本以北京为代表的传统文学中心，造成中国现代文学新的格局和方向。到20世纪后半期，随着政治中，乙的北移，文学中心再次回归北京。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前半期的作家作品，无论质量还是数量在总体上都超过了20世纪中后期的作家作品。出现这样的断裂，一方面是写作导向发生了变化，此前作家写作直接面向市场，完善的稿酬制度为他们提供了良好的经济保障，刺激着他们的创作热情；此后作家只靠国家的工资宋维持生计，创作热情不可同日而语，更重要的原因是作家群体不得不放弃自我，为一个中心写作。
解释“多样性”繁盛的原因，需要进一步追溯历史。1911年以后，中华民国并未在实质上统一全国。学者胡适从北京去上海，需几日几夜；从上海坐火车去苏州，却与今日没有太大差別。如果他要前往山西，甚至需要中途改换另一列火车。割据，在客观上促使城市文化呈现出“多样性”。现在的京沪穗，在那个年代，俨然是各个独立文化板块的中心，这才有京派作家对海派文人的笔攻，也才有广州知识分子文字上的北伐。
就城市文化而言，各自为政未尝不是好事。在作家林语堂笔下就可以看到一个多元并存的北京，他这样写道：“这里可以看见婚丧大典半里长的行列，以及宫轿及官人跟班的随从。可以看见旗装的满洲女人和来自塞外沙漠的骆驼队，以及雍和宫的喇嘛，佛教的和尚，变戏法儿中的吞剑的，叫街的，与唱数来宝莲花落的乞丐，各安其业，各自遵守数百年不成文的传统规矩，叫花子与花子头儿的仁厚，窃贼与窃贼的保护者，清朝的官员，退隐的学者，修道之士与娼歧，讲义气豪侠的青楼艳妓，放荡的寡妇，和尚的外家，太监的儿子，玩儿票唱戏的京戏迷，还有诚实恳切风趣的诙谐的老百姓。”
如果说沙龙和咖啡馆是欧洲城市文化的象征，剧场和戏院就是中国城市文化的核心。即使抗战军兴，剧作家田汉自北向南旅行，都不需要花费一分一毫。 他的影响力过于巨大，沿途的黑帮都会出面安排食宿。连《获虎之夜》一类的西式戏剧都这么受欢迎，遑论北京天桥的相声艺术。解放后相声演员侯宝林奉命为毛泽东说相声，安排的同志告知，主席不需要听报告，讲些市井趣事就行，足见市井精神吸引力之强。只是，最代表中国城市文化精髓的剧场和戏院由于种种原因沉寂多年，对一个酷爱表演的民族来说，这是罕见的，因为即使在异族主政的元朝，勾栏酒肆也照样兴盛，上演人生杂剧。一切在于“多样性”的丧失。人说香港是“文化沙漠”，因其足够拜金。其实不然，香港是一个“多样性”十足的城市，以拜金而论，深圳才算得上真正的“文化沙漠”。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以剧场艺术为代表的市民文化重又兴起，郭德纲和周立波走红是最直观的表现。原来被称为“先锋戏剧”的小剧场演出也成为娱乐消费的一个门类，京沪两地的年轻人以观看具有当下慼的剧场演出为乐。无论相声、滑稽戏，还是小剧场的火爆，都代表了市民意识的觉醒，市民意识正是“多样性”的表现之一，这还不够，只有越来越多元，城市文化才能重现田汉和侯宝林当年的盛况。
自主性：城市文化的未来空间
城市证明了人类作为一个物种所具有的恢弘想象力，也证明了人类有实力以深远而持久的方式重塑自然。城市也在扭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到20世纪末，人们的分化和隔离日益加剧，彼此间的交往变得极度物质化了。
所以管理学者德鲁克才会说，政府无法满足社会的“社区”需要。他曾经一度认为，企业有此能力和意愿，还提出过“自治工厂社区”的概念，也就是大型企业主导的新型社区。实际情况却是，这一概念只在日本企业里略见成效，而且所谓“终身雇佣制”还不适应知识社会的需求。德鲁克发现，在知识社会，私营部门只能提供谋生的方式，不能提供生活的方式。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伴随民营化的推进，围绕企业的子弟学校、附属医院、职工住宅逐渐退出舞台。单位制解体后，城市人无法从“单位人”自动转变为“社区人”，地域性社区的重要性大大削弱了。
只有非政府、非商业、非营利性组织才能够创建社区，满足现在市民，特別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工作者的需要，这些人正在成为21世纪城市的主流群体。德鲁克的理由是，非营利性组织是唯一能满足城市成员实现市民价值需要的部门，能够提供机会让人们成为志愿者，并让个人同时拥有这样两种环境：一种可以施加控制力的环境，一种可以让自己变得举足轻重的环境。这一主张得到了管理学者明茨伯格的支持。2009年，明茨伯格到中国讲学，提及最多的就是“社团”二字，他认为非营利性组织才是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润滑剂，企业不能担此重任。
全球范围内，市场和国家以外的社会机构正在日益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部分基于对国家处理面临的社会福利、发展和环境问题能力的疑问，公民社会组织的发展也受到中产阶级阶层显著增长的刺激，这些中产阶级因在面临问题时缺乏经济和政治的话语权而感到失落。1995年，日本神户发生地震，随后日本海又发生俄罗斯油轮海难事件，两起事件都证明了政府官僚机构的局限性，激发了日本的志愿精神，并引发了一场改革之风。新的“非营利组织法”得以于1998年在日本议会通过，简化了尚未结成社团的群体取得非营利组织法律地位的程序。
在中国，近年来虽然针对虐猫者的自发行动，以及为贫困地区儿童捐献图书馆产生了很大的影响，2003年的SRAS事件，2008年以来的两次大地震均极大地激发了城市人的志愿精神，但遗憾的是，志愿精神的即时性太强，无法像日本那样迎来非营利性组织发展的契机。
生命体总在不断相互寻找，创建关系系统，城市应该是一个容忍多样性、思想自由、情感丰富的实体。互相孤立不是未来的图景，人应该更为自主地连接，这考验着全社会的信心，也考验着这个体制自我变革的勇气。
后两个因素好理解，头一个因素费些思量。大规模城市出现之初，人类相信自己为诸神(或者称之为“天”)的光辉所笼罩，无论巴比伦、开罗还是中国的长安，清真寺、金字塔和庙宇这些宗教设施都主导着城市的视觉轮廓，与掌握世界命运的神衹相连。可当人类足够独立，告別诸神照看时，“神圣”二字就有了新的表意，它更多指向一个城市的文化特征。
没有任何事物可以超越空间和时间给予的限制，中国的城市文化同样在变迁。以1911年为界，此前城市文化拥有“诗性”的历史特征；此后100年，城市文化的关键词变为“多样性”；在更远的未来，城市文化将以“自主性”为旨归。
历史学家斯宾格勒说：“一切伟大的文化都是市镇文化，这是一件结论性的事实。”他的意思是，伟大的文化总是属于城市的，这是城市区别于乡村的价值所在，也是人们对城市充满向往的真正原因。他或许有意无意忽略了个体的意义，城市之所以伟大，依靠的是城市居民(包括外来群体)对其产生的那份深深的眷恋，一份让这个地方有別于其他地方的独特感情。
诗性：城市文化的历史空间
晚明以来，以江南一带的城市为代表，中华帝国的城市进入了一个极具诗性的历史阶段。
士大夫阶层出现反理学、重人性的思潮，极端表现是男风盛行，商贾向上流社会渗透。在最富庶的江宁府，商业的发达为文人自立于体制之外提供了经济基础，尤其苏州吴中地区，文人的观念更多市民色彩，表现出对名利的淡薄，对享乐的大胆追求。吴中四才子之一的唐寅就在《花下酌酒歌》里唱：“九十春光一掷梭，花前酌酒唱高歌。枝上花开能几日，世上人生能几何。好花难种不常开，少年易过不重来。人生不向花前醉，花笑人生也是呆。”那是一段注重个人体悟的岁月。
在帝国的另外一座城市扬州，盐商和文人构成了最为重要的外来群体。盐商们大多来自徽州府的歙县，拥有巨大的财富和权势，扮演着文人的资助者的角色。一些全国闻名的书院都由盐商资助，吸引着众多学者和士子来访，“士有负宏才硕学者，不远千里百里，往来于其间。巨商大族，每以宾客争至为宠荣。”食盐贸易积累的财富使扬州社会足够富足，并支撑起规模庞大的文化市场。书籍和绘画作品交易很是繁荣，为居于此的学者和艺术家打开了财富之门。国外的汉学家这样描述当时的盛况：“山西人施胖子擅长制作半寸高的美女缩微画，他的作品得到了广泛的欢迎，由此他的每一件作品的售价高达三十金。这给他带来的非常优越的生活条件。”在这样的背景下，连商业都被赋予了儒雅的气息。明末清初的话本小说家就认为，只有花店、书店、文房用品店、古玩店才是雅致的生意，因为它们与读书人的生活紧密相关。
由于帝国居民一贯的守土重迁，进入城市的往往是读书人或者商人，知识阶层在城市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就城市化的结果而言，这和工业革命促成城市知识阶层兴起有异曲同工之处。造园之风盛行，人们在自己的园子里歌咏。文人筑园，大多为了求得人与自然的理想关系，天人合一，自求安心，在“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的环境里追寻生命存在的意义。明末清初的文人李渔就特别提到园子里种芭蕉的好处，不但可以听雨打芭蕉，蕉叶加工后还可以做书笺。极盛之时，苏州和扬州的园林均多达二百余处，即使普通人家，也以摆弄怪石和花草为乐。
私家园林抚慰读书人的心灵，城市本身也构成了一个大的园林。如果观察那些现存的古城，会发现最初的规划者忠实遵循了让街道、社区变得丰富的理念。一个区域的功能往往多于两个，这确保了人流的不间断，因为既有按照不同日程出门之人，也有因不同目的到此之人。大多数街段都比较短，很容易拐弯，使得人们乐于在这样的街道上行走。要知道，直到数百年以后，这些原则还为美国的城市规划学者反复强调。
可以说，古老的城市在很多方面更符合人性需求，这些需求包括：城市应始终把合乎人情与方便生活作为主题；城市的改善和进一步发展，应当从解决住宅及居住环境人手，而不应当像我们经常见到的那样着眼于广场、政府大楼、纪念性建筑。中国现时处于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出现了许多了无新意、千篇一律甚至面目可憎的城市，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诗性”精神的丧失。无论主政者还是建设者。首先着眼的是“大”字，其次是“快”字，至于“优雅”二字，只有留待后人解决了。
多样性：城市文化的现实空间
“多样性”是指对不同文化主张的包容。“五四”以来，出现过一批中国式的自由主义者，他们信仰社会多元与人格独立，虽然在政治文化的诉求上缺乏统一的步调，但大体总在追求自由、科学和民主的旗帜下。
以文学为例，20世纪前半期，以上海为代表的现代文学中心取代原本以北京为代表的传统文学中心，造成中国现代文学新的格局和方向。到20世纪后半期，随着政治中，乙的北移，文学中心再次回归北京。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前半期的作家作品，无论质量还是数量在总体上都超过了20世纪中后期的作家作品。出现这样的断裂，一方面是写作导向发生了变化，此前作家写作直接面向市场，完善的稿酬制度为他们提供了良好的经济保障，刺激着他们的创作热情；此后作家只靠国家的工资宋维持生计，创作热情不可同日而语，更重要的原因是作家群体不得不放弃自我，为一个中心写作。
解释“多样性”繁盛的原因，需要进一步追溯历史。1911年以后，中华民国并未在实质上统一全国。学者胡适从北京去上海，需几日几夜；从上海坐火车去苏州，却与今日没有太大差別。如果他要前往山西，甚至需要中途改换另一列火车。割据，在客观上促使城市文化呈现出“多样性”。现在的京沪穗，在那个年代，俨然是各个独立文化板块的中心，这才有京派作家对海派文人的笔攻，也才有广州知识分子文字上的北伐。
就城市文化而言，各自为政未尝不是好事。在作家林语堂笔下就可以看到一个多元并存的北京，他这样写道：“这里可以看见婚丧大典半里长的行列，以及宫轿及官人跟班的随从。可以看见旗装的满洲女人和来自塞外沙漠的骆驼队，以及雍和宫的喇嘛，佛教的和尚，变戏法儿中的吞剑的，叫街的，与唱数来宝莲花落的乞丐，各安其业，各自遵守数百年不成文的传统规矩，叫花子与花子头儿的仁厚，窃贼与窃贼的保护者，清朝的官员，退隐的学者，修道之士与娼歧，讲义气豪侠的青楼艳妓，放荡的寡妇，和尚的外家，太监的儿子，玩儿票唱戏的京戏迷，还有诚实恳切风趣的诙谐的老百姓。”
如果说沙龙和咖啡馆是欧洲城市文化的象征，剧场和戏院就是中国城市文化的核心。即使抗战军兴，剧作家田汉自北向南旅行，都不需要花费一分一毫。 他的影响力过于巨大，沿途的黑帮都会出面安排食宿。连《获虎之夜》一类的西式戏剧都这么受欢迎，遑论北京天桥的相声艺术。解放后相声演员侯宝林奉命为毛泽东说相声，安排的同志告知，主席不需要听报告，讲些市井趣事就行，足见市井精神吸引力之强。只是，最代表中国城市文化精髓的剧场和戏院由于种种原因沉寂多年，对一个酷爱表演的民族来说，这是罕见的，因为即使在异族主政的元朝，勾栏酒肆也照样兴盛，上演人生杂剧。一切在于“多样性”的丧失。人说香港是“文化沙漠”，因其足够拜金。其实不然，香港是一个“多样性”十足的城市，以拜金而论，深圳才算得上真正的“文化沙漠”。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以剧场艺术为代表的市民文化重又兴起，郭德纲和周立波走红是最直观的表现。原来被称为“先锋戏剧”的小剧场演出也成为娱乐消费的一个门类，京沪两地的年轻人以观看具有当下慼的剧场演出为乐。无论相声、滑稽戏，还是小剧场的火爆，都代表了市民意识的觉醒，市民意识正是“多样性”的表现之一，这还不够，只有越来越多元，城市文化才能重现田汉和侯宝林当年的盛况。
自主性：城市文化的未来空间
城市证明了人类作为一个物种所具有的恢弘想象力，也证明了人类有实力以深远而持久的方式重塑自然。城市也在扭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到20世纪末，人们的分化和隔离日益加剧，彼此间的交往变得极度物质化了。
所以管理学者德鲁克才会说，政府无法满足社会的“社区”需要。他曾经一度认为，企业有此能力和意愿，还提出过“自治工厂社区”的概念，也就是大型企业主导的新型社区。实际情况却是，这一概念只在日本企业里略见成效，而且所谓“终身雇佣制”还不适应知识社会的需求。德鲁克发现，在知识社会，私营部门只能提供谋生的方式，不能提供生活的方式。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伴随民营化的推进，围绕企业的子弟学校、附属医院、职工住宅逐渐退出舞台。单位制解体后，城市人无法从“单位人”自动转变为“社区人”，地域性社区的重要性大大削弱了。
只有非政府、非商业、非营利性组织才能够创建社区，满足现在市民，特別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工作者的需要，这些人正在成为21世纪城市的主流群体。德鲁克的理由是，非营利性组织是唯一能满足城市成员实现市民价值需要的部门，能够提供机会让人们成为志愿者，并让个人同时拥有这样两种环境：一种可以施加控制力的环境，一种可以让自己变得举足轻重的环境。这一主张得到了管理学者明茨伯格的支持。2009年，明茨伯格到中国讲学，提及最多的就是“社团”二字，他认为非营利性组织才是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润滑剂，企业不能担此重任。
全球范围内，市场和国家以外的社会机构正在日益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部分基于对国家处理面临的社会福利、发展和环境问题能力的疑问，公民社会组织的发展也受到中产阶级阶层显著增长的刺激，这些中产阶级因在面临问题时缺乏经济和政治的话语权而感到失落。1995年，日本神户发生地震，随后日本海又发生俄罗斯油轮海难事件，两起事件都证明了政府官僚机构的局限性，激发了日本的志愿精神，并引发了一场改革之风。新的“非营利组织法”得以于1998年在日本议会通过，简化了尚未结成社团的群体取得非营利组织法律地位的程序。
在中国，近年来虽然针对虐猫者的自发行动，以及为贫困地区儿童捐献图书馆产生了很大的影响，2003年的SRAS事件，2008年以来的两次大地震均极大地激发了城市人的志愿精神，但遗憾的是，志愿精神的即时性太强，无法像日本那样迎来非营利性组织发展的契机。
生命体总在不断相互寻找，创建关系系统，城市应该是一个容忍多样性、思想自由、情感丰富的实体。互相孤立不是未来的图景，人应该更为自主地连接，这考验着全社会的信心，也考验着这个体制自我变革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