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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都还记得上世纪90年代那个“可怕的顺德人”，还记得当时顺德企业中那句非常流行的广告词“着着领先”。
关注中国体制改革的人，显然会注意到最近一个时期，广东顺德。似乎又有了一些“着着领先”的新气象、新变化。
2009年9月中旬，南方的报纸做了一组报道，消息不长，就是一篇报道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最近的一次机构改革的事情。但标题很长：“最大胆的地方“大部制”改革，顺德试水党政合署”。
顺德虽小，却全国出名，而媒体记者。更是喜欢“语不惊人死不休”，由于这场机构改革，是发生在顺德，由于这改革背后，看到了汪洋的身影，于是便被南方周末记者贯之以“石破天惊的党政联动试验”来形容。
在南方周末的这篇文章里，每一段似乎都可以找出令人惊悚的语句——
可以说是以“突袭”的方式降临，“考虑到可能带来的震动，我们把人事方案筹划草拟了；为了协调上级主管部门，甚至连电话号码都考虑进去，叫上级放心”。改革的操盘者，顺德区委书记刘海说。
由于是“突袭”，改革“出奇地平静”——9月14日，广东省编办批复方案；9月15日上午，顺德召开党政联席扩大会议，副区长们知晓自己成为改革对象，这仅仅比媒体早了6个小时；9月16日，旧官已免，新官上任。
宣布当天的会场，被人形容“寂静得掉一根针都能听得见，大家都屏住呼吸，不知对自己作何安排”。而当宣布此番改革四五天内完成时，下面一阵躁动，“有笑声，大家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顺德改革初始，一个被反复提及的问题是：这么改，是否党政不分?又要争论了，但顺德区委书记根本没理会理论家们“党政分开”或“党政合一”的讨论，“我们是基层，核心是要解决问题。”
这被媒体称为当下中国“最大胆”的“党政大部制”改革。整个改革，从宣布改革到人事变动结束，仅用了三天。不过，从这次“迅速结束战斗”的改革中，却再次透视出汪洋的风格和作风。不允许不改革
2008年下半年，在汪洋主持下召开的广东经济特区会议，顺德受邀参加，会议明确了深圳和顺德承担行政体制改革任务，分别为市、县探路。在这次特区会议上，汪洋四次提及顺德，并要求继续秉承“允许改革失败，不允许不改革”的理念，“不争论，允许试，锚了及时纠正，努力降低改革成本，确保改革成功。”
顺德改革是“广东改革一盘棋里的一个子”。就汪洋而言，他一来广东，顺德与东莞就是他负责的联系片。顺德大部制改革的方案，区委书记是越级直接向省委书记汪洋作汇报的。
汪洋对顺德的期待不言自明，2008年10月中旬，刘海接到省委通知：省委书记汪洋准备前来视察。“按照惯例，我准备了顺德近期的工作情况准备汇报，但15日晚上，他们让我准备顺德1992年和1999年两次改革的情况。”
汪洋考察之后，顺德深化体制改革的方案实i施工作全面启动，中共广东省委、省政府赋予顺德区行使地级市管理权限，“强区扩权”。同一时间段，也是在汪洋的直接部署下，东莞也开始推行“强镇扩权”向下辖的镇放权，使镇具备县级管理功能。
一个区级的体制改革试点。一个地级市的体制改革点，然后再有一个副省级大城市体制改革试点，汪洋便把一个省委书记所拥有的“改革权力”用到极限。
不过，相对于顺德强区扩权、东莞强镇扩权改革，深圳体制改革上的探索，似却更具有典范意义。被某些人称为“中国经济第一特区”的深圳，改革三十年的发展，早已沧海桑田，翻天覆地，过去鲜为人知的小渔村，发展成1300多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加之是全中国的改革试验地。其利益格局就更为复杂了。在这里，早已不再是“可画最新最美图画的一张白纸”了，如今这里的任何改革，都会触犯上至北京、下至地方各各个部门的利益，任何改革都将涉及方方面面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
然而，经过一年多的调研与思索，2009年，汪洋让这座“改革之城”动作频频。先是促使深圳综合配套改革方案在国务院获批，而且值得特别一提的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列首位——这在七个国家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中绝无仅有；接着是讨论多年的特区重新定位，并且在当年的珠三角发展改革纲要和2009年综改方案中有了明确答案：深圳要建成“一区四市”或“六区四市”，最核心的是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示范市；而后是在省级以下政府中，率先启动大部门制改革。
在国务院批复的综改方案中，深圳是“推进精简行政层级改革试点”，调整基层管理体制，“一级政府三级管理”。
“现在大家有一个共识：就是行政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最佳的结合点。”
为此，一直关注广东时局变化的《南方周末》乐观地预言：深圳再次回到中国改革舞台的中心。
深圳是否重回改革舞台的中心，或许这样的断言为时尚早，但在改革之初曾经一帆风顺的中国第一特区，当进入体制层面的改革之际，其探索的艰难程度，与内地任何一个地方不相上下。无庸讳言，八年前始于深圳，令全國关注的深圳“行政三分”改革，便以触礁搁浅而告终。
然而。当年那场不到半年便无疾而终，意在“建立健全决策、执行、监督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的改革，因它涉及到政府内部权力制衡，显然受到时任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副主任汪洋的注意。以至在2007年上任初始，汪洋便多次对深圳的干部说，“要允许失败，但不允许不改革”。
打破官本位
2009年7月31日，深圳启动大部门改革，从46个部门减少为31个部门，远低于中央规定大城市为40个左右机构的限额。
有细心的观察者注意到，在这次深圳的大部门改革中。隐约可见当年“行政三分”的影子——试图实现政府内部监督的最大化，但是，改革者的认识和具体制度的设计，已不同过去。
机构调整后。深圳市政府呈现“七委、十八局、六办”的部门架构：“委”主要承担决策和监督执行职能；“局”主要承担执行和监管职能；而“办”则主要协助市长办理专项事项。
当然，探索中还有争论，目前深圳J缺乏一些理论上的准备，甚至最基本的，为何要实现“一级政府、三级管理”?也没有人能够说清楚。但改革的目的很清楚，建立更有效率，更具管理水平的政府。这次改革，在汪洋的鼎力支持下，正在继续推进。
此次大部门改革，更在乎学习海外经验，尤其是学习深圳的近邻新加坡与香港的经验。把政策决策部门与执行机构分开，中间间杂以大量的法定机构。如新加坡，政府设有14个政策决策部，有60多个法定机构；香港政府架构分为3同11局，之下则是61个“署”、“处”，均为执行机构，另外还有大量官方、半官方或者纯民间的法定机构。
法定机构区别于事业单位，法定机构与政府主管部门之间是契约而非隶属关系。法定机构独立运作，政府向它购买服务。
当然深圳的改革，绝非大部制改革如此单一， 还涉及到改革的方方面面，如教育改革，目前正在筹办的南方科技大学，在全球范围内海选校长，以香港科技大学为标杆，将在该所大学实现真正的“教授治校”；如公务员改革，设想实行聘任制，让大量的公务员与行政职务级别脱钩，待遇和晋升重点考虑其年资积累和工作业绩。此举被认为有助于打破“官本位”。
公务员改革比大部门改革更具意义。因为它要打破国家的铁饭碗，就象当年的那句老话，改革到最后，就要改到自己头上了’这需要“非凡的勇气”。
2008年底，深圳大部制改革草案完成，汪洋曾亲自在方案上作文字修改。
体制改革再次走到台前
海外由此猜测，2009年下半年广东顺德与深圳的尝试，是否意味着新一轮改革运动?显然，它与中央设置大部委改革一样，具有鲜明的胡温特色。同样重要的是，30年的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可能再次走到一个关键点，就像北京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资深政经观察家所言，“它意味着体制改革再次走到台前。”经过30多年的中国式渐进改革之后，国家决策者们将再次察觉到“不解决体制问题，就不能使经济改革继续推进。”
当然“体制改革这个词甚至带有了某种意识形态色彩”，这位资深观察家说，“在过去二十年对于改革的探讨中，相当数量的知识分子与媒体陷入了“为改革而改革”的呐喊之中，而忽略了下面隐藏的、更复杂的问题”。
旅居海外却依然关注中国政坛变化的学者招嘉炽，他的海外观察视角仍然值得倾听：汪洋从解放思想入手，寻找改革的路径，寻找改革的第一推动力，不免让人联想到，执政者历往的政治经验，显而易见但又常常被放大成为一种习惯——招的意思是说，汪洋的改革思路，与十八年前在安徽铜陵搞改革舆论先行的思路如出一辙。“但是无论如何，值得赞许”。
其实，这何尝不是中国第一轮改革推动者们惯用的方式!
新一批体制改革的推动者们，对于今天的体制改革的理解是否与20年前对于体制改革的期待具有类似之处?即使我们都只在字面上理解体制改革的优势，却仍可能面对如何解开改革的“王安石难题”而不知所措。同样的，即使今天以网络而形成的民主政治已深入人心，我们是否就能借助其力量来推动改革三十年以来，我们一直期许的政治体制改革?能否期待改革中国的政治生态?
对此，旅居海外的学者招嘉炽非常乐观，这位上世纪八十年代毕业于中央党校的研究生评论说，中央党校始终有这样一批学員，一边是火热的激情，一边是高超的政治智慧。他们可能没有读过大学，但他们的领悟力却是一流的，他们能够始终保持着一种学习的姿态，与这个社会上第一流的科学家、第一流的经济学家交流，获取改革的养分，从中央党校这个“中共血库”里，获取改革的动力，他们往往会成为中国新一轮改革的领军人物。
关注中国体制改革的人，显然会注意到最近一个时期，广东顺德。似乎又有了一些“着着领先”的新气象、新变化。
2009年9月中旬，南方的报纸做了一组报道，消息不长，就是一篇报道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最近的一次机构改革的事情。但标题很长：“最大胆的地方“大部制”改革，顺德试水党政合署”。
顺德虽小，却全国出名，而媒体记者。更是喜欢“语不惊人死不休”，由于这场机构改革，是发生在顺德，由于这改革背后，看到了汪洋的身影，于是便被南方周末记者贯之以“石破天惊的党政联动试验”来形容。
在南方周末的这篇文章里，每一段似乎都可以找出令人惊悚的语句——
可以说是以“突袭”的方式降临，“考虑到可能带来的震动，我们把人事方案筹划草拟了；为了协调上级主管部门，甚至连电话号码都考虑进去，叫上级放心”。改革的操盘者，顺德区委书记刘海说。
由于是“突袭”，改革“出奇地平静”——9月14日，广东省编办批复方案；9月15日上午，顺德召开党政联席扩大会议，副区长们知晓自己成为改革对象，这仅仅比媒体早了6个小时；9月16日，旧官已免，新官上任。
宣布当天的会场，被人形容“寂静得掉一根针都能听得见，大家都屏住呼吸，不知对自己作何安排”。而当宣布此番改革四五天内完成时，下面一阵躁动，“有笑声，大家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顺德改革初始，一个被反复提及的问题是：这么改，是否党政不分?又要争论了，但顺德区委书记根本没理会理论家们“党政分开”或“党政合一”的讨论，“我们是基层，核心是要解决问题。”
这被媒体称为当下中国“最大胆”的“党政大部制”改革。整个改革，从宣布改革到人事变动结束，仅用了三天。不过，从这次“迅速结束战斗”的改革中，却再次透视出汪洋的风格和作风。不允许不改革
2008年下半年，在汪洋主持下召开的广东经济特区会议，顺德受邀参加，会议明确了深圳和顺德承担行政体制改革任务，分别为市、县探路。在这次特区会议上，汪洋四次提及顺德，并要求继续秉承“允许改革失败，不允许不改革”的理念，“不争论，允许试，锚了及时纠正，努力降低改革成本，确保改革成功。”
顺德改革是“广东改革一盘棋里的一个子”。就汪洋而言，他一来广东，顺德与东莞就是他负责的联系片。顺德大部制改革的方案，区委书记是越级直接向省委书记汪洋作汇报的。
汪洋对顺德的期待不言自明，2008年10月中旬，刘海接到省委通知：省委书记汪洋准备前来视察。“按照惯例，我准备了顺德近期的工作情况准备汇报，但15日晚上，他们让我准备顺德1992年和1999年两次改革的情况。”
汪洋考察之后，顺德深化体制改革的方案实i施工作全面启动，中共广东省委、省政府赋予顺德区行使地级市管理权限，“强区扩权”。同一时间段，也是在汪洋的直接部署下，东莞也开始推行“强镇扩权”向下辖的镇放权，使镇具备县级管理功能。
一个区级的体制改革试点。一个地级市的体制改革点，然后再有一个副省级大城市体制改革试点，汪洋便把一个省委书记所拥有的“改革权力”用到极限。
不过，相对于顺德强区扩权、东莞强镇扩权改革，深圳体制改革上的探索，似却更具有典范意义。被某些人称为“中国经济第一特区”的深圳，改革三十年的发展，早已沧海桑田，翻天覆地，过去鲜为人知的小渔村，发展成1300多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加之是全中国的改革试验地。其利益格局就更为复杂了。在这里，早已不再是“可画最新最美图画的一张白纸”了，如今这里的任何改革，都会触犯上至北京、下至地方各各个部门的利益，任何改革都将涉及方方面面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
然而，经过一年多的调研与思索，2009年，汪洋让这座“改革之城”动作频频。先是促使深圳综合配套改革方案在国务院获批，而且值得特别一提的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列首位——这在七个国家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中绝无仅有；接着是讨论多年的特区重新定位，并且在当年的珠三角发展改革纲要和2009年综改方案中有了明确答案：深圳要建成“一区四市”或“六区四市”，最核心的是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示范市；而后是在省级以下政府中，率先启动大部门制改革。
在国务院批复的综改方案中，深圳是“推进精简行政层级改革试点”，调整基层管理体制，“一级政府三级管理”。
“现在大家有一个共识：就是行政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最佳的结合点。”
为此，一直关注广东时局变化的《南方周末》乐观地预言：深圳再次回到中国改革舞台的中心。
深圳是否重回改革舞台的中心，或许这样的断言为时尚早，但在改革之初曾经一帆风顺的中国第一特区，当进入体制层面的改革之际，其探索的艰难程度，与内地任何一个地方不相上下。无庸讳言，八年前始于深圳，令全國关注的深圳“行政三分”改革，便以触礁搁浅而告终。
然而。当年那场不到半年便无疾而终，意在“建立健全决策、执行、监督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的改革，因它涉及到政府内部权力制衡，显然受到时任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副主任汪洋的注意。以至在2007年上任初始，汪洋便多次对深圳的干部说，“要允许失败，但不允许不改革”。
打破官本位
2009年7月31日，深圳启动大部门改革，从46个部门减少为31个部门，远低于中央规定大城市为40个左右机构的限额。
有细心的观察者注意到，在这次深圳的大部门改革中。隐约可见当年“行政三分”的影子——试图实现政府内部监督的最大化，但是，改革者的认识和具体制度的设计，已不同过去。
机构调整后。深圳市政府呈现“七委、十八局、六办”的部门架构：“委”主要承担决策和监督执行职能；“局”主要承担执行和监管职能；而“办”则主要协助市长办理专项事项。
当然，探索中还有争论，目前深圳J缺乏一些理论上的准备，甚至最基本的，为何要实现“一级政府、三级管理”?也没有人能够说清楚。但改革的目的很清楚，建立更有效率，更具管理水平的政府。这次改革，在汪洋的鼎力支持下，正在继续推进。
此次大部门改革，更在乎学习海外经验，尤其是学习深圳的近邻新加坡与香港的经验。把政策决策部门与执行机构分开，中间间杂以大量的法定机构。如新加坡，政府设有14个政策决策部，有60多个法定机构；香港政府架构分为3同11局，之下则是61个“署”、“处”，均为执行机构，另外还有大量官方、半官方或者纯民间的法定机构。
法定机构区别于事业单位，法定机构与政府主管部门之间是契约而非隶属关系。法定机构独立运作，政府向它购买服务。
当然深圳的改革，绝非大部制改革如此单一， 还涉及到改革的方方面面，如教育改革，目前正在筹办的南方科技大学，在全球范围内海选校长，以香港科技大学为标杆，将在该所大学实现真正的“教授治校”；如公务员改革，设想实行聘任制，让大量的公务员与行政职务级别脱钩，待遇和晋升重点考虑其年资积累和工作业绩。此举被认为有助于打破“官本位”。
公务员改革比大部门改革更具意义。因为它要打破国家的铁饭碗，就象当年的那句老话，改革到最后，就要改到自己头上了’这需要“非凡的勇气”。
2008年底，深圳大部制改革草案完成，汪洋曾亲自在方案上作文字修改。
体制改革再次走到台前
海外由此猜测，2009年下半年广东顺德与深圳的尝试，是否意味着新一轮改革运动?显然，它与中央设置大部委改革一样，具有鲜明的胡温特色。同样重要的是，30年的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可能再次走到一个关键点，就像北京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资深政经观察家所言，“它意味着体制改革再次走到台前。”经过30多年的中国式渐进改革之后，国家决策者们将再次察觉到“不解决体制问题，就不能使经济改革继续推进。”
当然“体制改革这个词甚至带有了某种意识形态色彩”，这位资深观察家说，“在过去二十年对于改革的探讨中，相当数量的知识分子与媒体陷入了“为改革而改革”的呐喊之中，而忽略了下面隐藏的、更复杂的问题”。
旅居海外却依然关注中国政坛变化的学者招嘉炽，他的海外观察视角仍然值得倾听：汪洋从解放思想入手，寻找改革的路径，寻找改革的第一推动力，不免让人联想到，执政者历往的政治经验，显而易见但又常常被放大成为一种习惯——招的意思是说，汪洋的改革思路，与十八年前在安徽铜陵搞改革舆论先行的思路如出一辙。“但是无论如何，值得赞许”。
其实，这何尝不是中国第一轮改革推动者们惯用的方式!
新一批体制改革的推动者们，对于今天的体制改革的理解是否与20年前对于体制改革的期待具有类似之处?即使我们都只在字面上理解体制改革的优势，却仍可能面对如何解开改革的“王安石难题”而不知所措。同样的，即使今天以网络而形成的民主政治已深入人心，我们是否就能借助其力量来推动改革三十年以来，我们一直期许的政治体制改革?能否期待改革中国的政治生态?
对此，旅居海外的学者招嘉炽非常乐观，这位上世纪八十年代毕业于中央党校的研究生评论说，中央党校始终有这样一批学員，一边是火热的激情，一边是高超的政治智慧。他们可能没有读过大学，但他们的领悟力却是一流的，他们能够始终保持着一种学习的姿态，与这个社会上第一流的科学家、第一流的经济学家交流，获取改革的养分，从中央党校这个“中共血库”里，获取改革的动力，他们往往会成为中国新一轮改革的领军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