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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以其多姿多彩的地理风貌、丰富的人文奇景以及多样化的南国生灵成为祖国南陲的一颗明珠。形态万千的云山秀水、异彩纷呈的风物民情不仅吸引着海内外优秀的艺术家们前来采风体验，也为云南本土的艺术家们提供着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和独特的审美体验，袁晓岑便是其中的一位。
一、林泉烟霞之启蒙
1915年，袁晓岑出生在贵州省普定县一个偏僻的山村——独家村。其父袁树功支撑的小家也有房屋数间、薄田数亩，一家人自耕自食、自给自足。袁晓岑童年便在这烟云氤氲、山林幽深的环境中度过，“山花野卉四时不绝，飞禽走兽出没其间”（袁晓岑《袁晓岑国画雕塑选集自序》，《贵州文史丛刊》2000年11月）。大自然的幽美、朴实在他心中种下了艺术的种子，他时而用木炭画鸟兽，时而用黏土捏牛马，自得其乐，宛如身在童话世界一般。
1924年，9岁的袁晓岑人普定县沙家马场小学读书，用功读书之余，勤练书法与绘画，时而画出一些图案特别的窗心纸，受到同学的欢迎和老师的表扬，这时艺术的种子已经在渐渐萌芽。1930年，袁晓岑以优异成绩考入贵阳省立师范学校，老师给予他充分的肯定和极高的评价：“侃侃而谈，举重若轻，非操之有素，曷克臻此。”（殷双喜、汤静《大地之子——袁晓岑的艺术道路》，《美术研究》2001年2月）正规的学习环境培养了袁晓岑良好的学习习惯，因为各科成绩优异，袁晓岑得以将全部课余时间都投入到绘画中。这时他省吃俭用买来了任薰与任颐的画册，朝夕临摹不怠，渐渐发现绘画需从传统人手，遂又购入《芥子园画传》，从线条、造型上慢慢临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自学中亦悟出绘画理论的重要性，便着力研究传统绘画理论，以南齐谢赫《古画品录》中“六法”为准绳，朔古及今，奠定了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
这时期，贵阳有一裱画店，名“选文斋”。袁晓岑常常跑去观画，渐渐地与主人熟识，便从店中借出当时诸多名家原作，潜心临习，画艺精进。一些临摹中的佳品，便无偿送给了裱画店，遂与选文斋主结成了忘年交。每逢假日，斋主便邀袁晓岑雅聚，畅游名山古寺，遍览名士牌匾、题壁诗书，袁晓岑对前贤笔墨强而记之，乃至可以流畅背诵，这便是袁晓岑根植于文艺土壤之第一锄。
二、蛰伏的艺术之蝉
1935年，袁晓岑升人昆华高中学习，机缘巧合下得到一些岭南画派的画片，了解到“二高一陈”（高奇峰、高剑父、陈树人）的绘画风格，被岭南画派那种融贯中西、追求新意的画风所吸引，遂改学高氏兄弟，开始注重西洋写生技巧，对传统绘画技法去芜存菁，画风为之一变。折页也因此成为袁晓岑私淑岭南滥觞的开始。1938年，袁晓岑首次在昆明举办了个人画展，展出作品百余件，销售一空，受到书画前辈及社会名流赞许，崭露头角，这颗深埋在袁晓岑心中的艺术种子终于开出了耀眼的花朵。
1939年，抗日战争已经爆发，时局动荡，北方大部分土地遭到蹂躏，沉浸在血与火之中。诸所大学纷纷南迁，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均迁至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当时作为云南最高学府的云南大学也从省立改为国立，对外聘请了大批能人名士。大量的知识分子精英会集，使得昆明一时成为文化教育中心。此时的袁晓岑矢志终生从事美术事业，并深知文学修养对美术的重要性，遂考入云南大学文史系进一步学习，以卖画供自己上学。这时的美育体系以革新为主，抛弃传统绘画中的糟粕，吸收西方绘画所长，务求绘画所表现之精神能发挥救国图强的作用。袁晓岑深谙其中道理，在继承传统的同时，摒弃了不顾对象、因袭临摹的糟粕，着重写实，以形写神，对清代所谓正统派之“四王”的画加以抨击，对岭南派绘画十分推崇，走出了一条抒发性灵、中西结合的艺术道路。
此时，反法西斯斗争进入持续阶段，社会各界人士纷纷站出来以各种形式参与到抗日战争中。袁晓岑与一群热衷于艺术的年轻人成立了一个艺术团体——谷风画社，成员有熊秉明、刘文清、孙福熙、周霖、邵芳等等。他们组织了一次劳军画展，以卖画所得捐钱抗日。后又组织了一次义展，所得筹款为弥勒县造了一座大桥。两次展览都取得了空前的成功，而谷风画社成员后来大多成为云南近代美术行业中的领军人物。
1942年春，徐悲鸿出访印度、新加坡之后，经缅甸来到云南。在保山办了画展后来到昆明，经云南大学校长熊庆來安排，住进了云南大学的映秋院。袁晓岑对徐悲鸿仰慕已久，经熊庆来引荐，登门拜访了徐悲鸿。两人一见如故，很快就美术问题展开讨论。徐悲鸿教导袁晓岑要多画速写，多对实物写生，注意轮廓线条与光影的关系，还将自己的速写本借给袁晓岑拿回家慢慢琢磨。袁晓岑也拿出自己捏的小雕塑向徐悲鸿请教，徐悲鸿赞扬之余向袁晓岑介绍了罗丹、莲蓬、鲁德等法国雕塑家，讨论了西法写生与艺术理论，袁晓岑获益良多，并坚定了自己的艺术之路。从那之后，徐悲鸿的住所就成了袁晓岑最向往的地方，只要有合适的机会他就去拜访，聆听教诲，和徐悲鸿一起外出写生。一次，徐悲鸿做客袁晓岑家，看了袁晓岑画的孔雀后说：“自古以来画孔雀的人不多，你既能以造化为师，加上又有云南那么好的条件，只要坚持钻研，锲而不舍，将来会独树一帜，必然成功。”（黄光成、孙建东、张志禹《袁晓岑艺术传略》，云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12月）徐悲鸿这句话深深地刻在了袁晓岑心底，成为袁晓岑今后坚持探索孔雀画法不懈之动力。
1942年夏，袁晓岑刚从大学毕业便收到了父亲病逝的噩耗，他悲痛万分，决定去昭通与大哥会合后一同回贵州老家安葬父亲。这时袁晓岑大名早已经传遍家乡，一路上求画的人络绎不绝，同时也见到了一些故友，悲喜交集。为了凑足安葬父亲的钱，袁晓岑在贵阳和安顺各举办了一次画展，最后谢绝了安顺女子师范学校校长的职务，于1943年春回到了昆明，潜心于他所钟爱的艺术，创作了一批难得的雕塑作品。之后他走上了中学的讲台，在昆华中学、艺术师范学校和龙渊中学当了美术教员，在传授知识的同时提高自我，度过了解放前夕那一段艰难的岁月。
三、为艺术而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袁晓岑振奋精神，憧憬着美好的未来，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行列之中。1951年，袁晓岑参加土改工作队，到楚雄彝族自治州一个彝汉杂居的山区工作三个月，期间创作出了表现劳动者喜悦之情的《分到羊了》雕塑。不久又从民族学院扫盲班得到灵感，创作出《母女学文化》雕塑。1952年，袁晓岑国画《孔雀》和《小鸭》入选“全国第一届国画展览”，成为云南唯一入选全国美展的画家。其后，袁晓岑的作品多次入选国展，大批国画及雕塑在一些重要刊物上登载，袁晓岑的名字也在全国响了起来。后来，在著名画家华君武的介绍下，袁晓岑被中国美术家协会吸收为会员，成为新中国第一批专业画家。 1953年，袁曉岑随边疆工作队到边疆深入生活，与傣族老乡同吃、同住、同劳动，这成为袁晓岑绘画风格转变的一大关捩。这时期，袁晓岑时见孔雀三五成群，出没于林际草坪之上，闪烁于薄雾晨纱之间，他猛然悟得野生孔雀与豢养孔雀之不同，遂习得大自然中孔雀的野逸、苍茫之趣，画风由工笔趋于写意，以期气韵生动、笔墨潇洒，逐渐形成袁晓岑写意孔雀的自我面貌。同时边疆民族质朴热情的生活体验也给袁晓岑的雕塑艺术带来了全新的灵感，为其后来的创作积淀了深厚的情感内蕴。
1958年，袁晓岑受邀完成北京民族文化宫中的民族大团结浮雕，强大的创作热情与灵感从袁晓岑的内心迸发而出。1964年5月，中国美术家协会与云南分会联合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了“袁晓岑个人雕塑作品展览”，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第一个个人雕塑展览，展出袁晓岑雕塑作品42件，其意义非同一般。
“十年浩劫”中，袁晓岑的雕塑作品悉数被毁，艺术生涯也受到了重创。乌云散去后，蛰伏了二十个春秋的《袁晓岑雕塑选集》终于在1983年底问世，为其留下了宝贵资料。袁晓岑感慨万千地于书卷端题诗道：“一生几见廿回春，劫后残灰幸见痕。岁月无情今老矣，心余力乏作泥人。”
然艺术之心未泯。1977年袁晓岑受邀赴京在颐和园藻鉴堂为中国驻国外的各使馆作画，同时受邀请的还有李可染、吴作人、黄永玉，黄胄、唐云、谢稚柳、陆俨少、亚明、宋文治等一批著名画家，众人还曾于春节期间饭后作画纪念，如此雅聚使人精神焕发，袁晓岑再一次畅游于艺术海洋之中，创作的泉源汩汩，心中的激流涌现，之后佳作不断。1979年创作的《森林孔雀》参加日本举办的“近代世界美术展览”;1984年国画《版纳林泉》、雕塑《牦牛》参加了“第六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并被评为优秀作品，后被中国美术馆购藏;同年创作的《白鹤》和《孔雀》两幅大型国画作品亦被人民大会堂所收藏。1985年应瑞士苏黎世邀请赴该市开展文化交流，举办个人画展，作品后被苏黎世政府和瑞士国家银行购藏。次年又赴美进行文化交流，经著名雕塑家乔治·兰丁引荐，加入美国雕塑家协会，成为了该协会第一位中国会员。
1986年12月，袁晓岑于云南艺术学院退休，时年71岁。退休后，袁晓岑并未放下对艺术的追求，仍然躬耕于这片他热爱的艺术之林。他动员全家上下齐力将历年所作雕塑精品浇铸成铜，此后作品不断，展览访问不绝。1999年，其创作的四米高《金沙水暖》雕塑竖立在了丽江石鼓镇的长江第一湾边，这里是当年红军巧渡金沙江的地方，雕塑的美感与主题有机地交融在一起，是思想性与艺术性高度结合的作品，同年，中国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在云南举行，袁晓岑受邀创作了3米高的《孔雀》雕塑，矗立在博览会的云南园中，一对孔雀翘首呼应，和谐美满，仿佛彰显着画家本人孜孜不倦的艺术追求。
2008年6月9日晚，袁晓岑与世长辞，享年93岁。袁晓岑一生获得的荣誉并没有使他自满和懈怠，在艺术的道路上他不断耕耘，留下了无数永恒的作品。袁晓岑精深的艺术造诣、不断追求的艺术理想不仅为20世纪中国小写意花鸟创作留下了丰厚的艺术财产，不断启发后人，而且在云南高原上精耕细作，让高原的生灵绽放出更为夺目的光彩。
责任编辑：陈春晓
一、林泉烟霞之启蒙
1915年，袁晓岑出生在贵州省普定县一个偏僻的山村——独家村。其父袁树功支撑的小家也有房屋数间、薄田数亩，一家人自耕自食、自给自足。袁晓岑童年便在这烟云氤氲、山林幽深的环境中度过，“山花野卉四时不绝，飞禽走兽出没其间”（袁晓岑《袁晓岑国画雕塑选集自序》，《贵州文史丛刊》2000年11月）。大自然的幽美、朴实在他心中种下了艺术的种子，他时而用木炭画鸟兽，时而用黏土捏牛马，自得其乐，宛如身在童话世界一般。
1924年，9岁的袁晓岑人普定县沙家马场小学读书，用功读书之余，勤练书法与绘画，时而画出一些图案特别的窗心纸，受到同学的欢迎和老师的表扬，这时艺术的种子已经在渐渐萌芽。1930年，袁晓岑以优异成绩考入贵阳省立师范学校，老师给予他充分的肯定和极高的评价：“侃侃而谈，举重若轻，非操之有素，曷克臻此。”（殷双喜、汤静《大地之子——袁晓岑的艺术道路》，《美术研究》2001年2月）正规的学习环境培养了袁晓岑良好的学习习惯，因为各科成绩优异，袁晓岑得以将全部课余时间都投入到绘画中。这时他省吃俭用买来了任薰与任颐的画册，朝夕临摹不怠，渐渐发现绘画需从传统人手，遂又购入《芥子园画传》，从线条、造型上慢慢临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自学中亦悟出绘画理论的重要性，便着力研究传统绘画理论，以南齐谢赫《古画品录》中“六法”为准绳，朔古及今，奠定了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
这时期，贵阳有一裱画店，名“选文斋”。袁晓岑常常跑去观画，渐渐地与主人熟识，便从店中借出当时诸多名家原作，潜心临习，画艺精进。一些临摹中的佳品，便无偿送给了裱画店，遂与选文斋主结成了忘年交。每逢假日，斋主便邀袁晓岑雅聚，畅游名山古寺，遍览名士牌匾、题壁诗书，袁晓岑对前贤笔墨强而记之，乃至可以流畅背诵，这便是袁晓岑根植于文艺土壤之第一锄。
二、蛰伏的艺术之蝉
1935年，袁晓岑升人昆华高中学习，机缘巧合下得到一些岭南画派的画片，了解到“二高一陈”（高奇峰、高剑父、陈树人）的绘画风格，被岭南画派那种融贯中西、追求新意的画风所吸引，遂改学高氏兄弟，开始注重西洋写生技巧，对传统绘画技法去芜存菁，画风为之一变。折页也因此成为袁晓岑私淑岭南滥觞的开始。1938年，袁晓岑首次在昆明举办了个人画展，展出作品百余件，销售一空，受到书画前辈及社会名流赞许，崭露头角，这颗深埋在袁晓岑心中的艺术种子终于开出了耀眼的花朵。
1939年，抗日战争已经爆发，时局动荡，北方大部分土地遭到蹂躏，沉浸在血与火之中。诸所大学纷纷南迁，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均迁至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当时作为云南最高学府的云南大学也从省立改为国立，对外聘请了大批能人名士。大量的知识分子精英会集，使得昆明一时成为文化教育中心。此时的袁晓岑矢志终生从事美术事业，并深知文学修养对美术的重要性，遂考入云南大学文史系进一步学习，以卖画供自己上学。这时的美育体系以革新为主，抛弃传统绘画中的糟粕，吸收西方绘画所长，务求绘画所表现之精神能发挥救国图强的作用。袁晓岑深谙其中道理，在继承传统的同时，摒弃了不顾对象、因袭临摹的糟粕，着重写实，以形写神，对清代所谓正统派之“四王”的画加以抨击，对岭南派绘画十分推崇，走出了一条抒发性灵、中西结合的艺术道路。
此时，反法西斯斗争进入持续阶段，社会各界人士纷纷站出来以各种形式参与到抗日战争中。袁晓岑与一群热衷于艺术的年轻人成立了一个艺术团体——谷风画社，成员有熊秉明、刘文清、孙福熙、周霖、邵芳等等。他们组织了一次劳军画展，以卖画所得捐钱抗日。后又组织了一次义展，所得筹款为弥勒县造了一座大桥。两次展览都取得了空前的成功，而谷风画社成员后来大多成为云南近代美术行业中的领军人物。
1942年春，徐悲鸿出访印度、新加坡之后，经缅甸来到云南。在保山办了画展后来到昆明，经云南大学校长熊庆來安排，住进了云南大学的映秋院。袁晓岑对徐悲鸿仰慕已久，经熊庆来引荐，登门拜访了徐悲鸿。两人一见如故，很快就美术问题展开讨论。徐悲鸿教导袁晓岑要多画速写，多对实物写生，注意轮廓线条与光影的关系，还将自己的速写本借给袁晓岑拿回家慢慢琢磨。袁晓岑也拿出自己捏的小雕塑向徐悲鸿请教，徐悲鸿赞扬之余向袁晓岑介绍了罗丹、莲蓬、鲁德等法国雕塑家，讨论了西法写生与艺术理论，袁晓岑获益良多，并坚定了自己的艺术之路。从那之后，徐悲鸿的住所就成了袁晓岑最向往的地方，只要有合适的机会他就去拜访，聆听教诲，和徐悲鸿一起外出写生。一次，徐悲鸿做客袁晓岑家，看了袁晓岑画的孔雀后说：“自古以来画孔雀的人不多，你既能以造化为师，加上又有云南那么好的条件，只要坚持钻研，锲而不舍，将来会独树一帜，必然成功。”（黄光成、孙建东、张志禹《袁晓岑艺术传略》，云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12月）徐悲鸿这句话深深地刻在了袁晓岑心底，成为袁晓岑今后坚持探索孔雀画法不懈之动力。
1942年夏，袁晓岑刚从大学毕业便收到了父亲病逝的噩耗，他悲痛万分，决定去昭通与大哥会合后一同回贵州老家安葬父亲。这时袁晓岑大名早已经传遍家乡，一路上求画的人络绎不绝，同时也见到了一些故友，悲喜交集。为了凑足安葬父亲的钱，袁晓岑在贵阳和安顺各举办了一次画展，最后谢绝了安顺女子师范学校校长的职务，于1943年春回到了昆明，潜心于他所钟爱的艺术，创作了一批难得的雕塑作品。之后他走上了中学的讲台，在昆华中学、艺术师范学校和龙渊中学当了美术教员，在传授知识的同时提高自我，度过了解放前夕那一段艰难的岁月。
三、为艺术而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袁晓岑振奋精神，憧憬着美好的未来，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行列之中。1951年，袁晓岑参加土改工作队，到楚雄彝族自治州一个彝汉杂居的山区工作三个月，期间创作出了表现劳动者喜悦之情的《分到羊了》雕塑。不久又从民族学院扫盲班得到灵感，创作出《母女学文化》雕塑。1952年，袁晓岑国画《孔雀》和《小鸭》入选“全国第一届国画展览”，成为云南唯一入选全国美展的画家。其后，袁晓岑的作品多次入选国展，大批国画及雕塑在一些重要刊物上登载，袁晓岑的名字也在全国响了起来。后来，在著名画家华君武的介绍下，袁晓岑被中国美术家协会吸收为会员，成为新中国第一批专业画家。 1953年，袁曉岑随边疆工作队到边疆深入生活，与傣族老乡同吃、同住、同劳动，这成为袁晓岑绘画风格转变的一大关捩。这时期，袁晓岑时见孔雀三五成群，出没于林际草坪之上，闪烁于薄雾晨纱之间，他猛然悟得野生孔雀与豢养孔雀之不同，遂习得大自然中孔雀的野逸、苍茫之趣，画风由工笔趋于写意，以期气韵生动、笔墨潇洒，逐渐形成袁晓岑写意孔雀的自我面貌。同时边疆民族质朴热情的生活体验也给袁晓岑的雕塑艺术带来了全新的灵感，为其后来的创作积淀了深厚的情感内蕴。
1958年，袁晓岑受邀完成北京民族文化宫中的民族大团结浮雕，强大的创作热情与灵感从袁晓岑的内心迸发而出。1964年5月，中国美术家协会与云南分会联合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了“袁晓岑个人雕塑作品展览”，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第一个个人雕塑展览，展出袁晓岑雕塑作品42件，其意义非同一般。
“十年浩劫”中，袁晓岑的雕塑作品悉数被毁，艺术生涯也受到了重创。乌云散去后，蛰伏了二十个春秋的《袁晓岑雕塑选集》终于在1983年底问世，为其留下了宝贵资料。袁晓岑感慨万千地于书卷端题诗道：“一生几见廿回春，劫后残灰幸见痕。岁月无情今老矣，心余力乏作泥人。”
然艺术之心未泯。1977年袁晓岑受邀赴京在颐和园藻鉴堂为中国驻国外的各使馆作画，同时受邀请的还有李可染、吴作人、黄永玉，黄胄、唐云、谢稚柳、陆俨少、亚明、宋文治等一批著名画家，众人还曾于春节期间饭后作画纪念，如此雅聚使人精神焕发，袁晓岑再一次畅游于艺术海洋之中，创作的泉源汩汩，心中的激流涌现，之后佳作不断。1979年创作的《森林孔雀》参加日本举办的“近代世界美术展览”;1984年国画《版纳林泉》、雕塑《牦牛》参加了“第六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并被评为优秀作品，后被中国美术馆购藏;同年创作的《白鹤》和《孔雀》两幅大型国画作品亦被人民大会堂所收藏。1985年应瑞士苏黎世邀请赴该市开展文化交流，举办个人画展，作品后被苏黎世政府和瑞士国家银行购藏。次年又赴美进行文化交流，经著名雕塑家乔治·兰丁引荐，加入美国雕塑家协会，成为了该协会第一位中国会员。
1986年12月，袁晓岑于云南艺术学院退休，时年71岁。退休后，袁晓岑并未放下对艺术的追求，仍然躬耕于这片他热爱的艺术之林。他动员全家上下齐力将历年所作雕塑精品浇铸成铜，此后作品不断，展览访问不绝。1999年，其创作的四米高《金沙水暖》雕塑竖立在了丽江石鼓镇的长江第一湾边，这里是当年红军巧渡金沙江的地方，雕塑的美感与主题有机地交融在一起，是思想性与艺术性高度结合的作品，同年，中国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在云南举行，袁晓岑受邀创作了3米高的《孔雀》雕塑，矗立在博览会的云南园中，一对孔雀翘首呼应，和谐美满，仿佛彰显着画家本人孜孜不倦的艺术追求。
2008年6月9日晚，袁晓岑与世长辞，享年93岁。袁晓岑一生获得的荣誉并没有使他自满和懈怠，在艺术的道路上他不断耕耘，留下了无数永恒的作品。袁晓岑精深的艺术造诣、不断追求的艺术理想不仅为20世纪中国小写意花鸟创作留下了丰厚的艺术财产，不断启发后人，而且在云南高原上精耕细作，让高原的生灵绽放出更为夺目的光彩。
责任编辑：陈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