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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九四六年春考入无锡国专的，当时，迁到广西去的无锡国专本校还未迁回来，为了争取时间，所以唐文治校长决定先在无锡原校址实行春季招生。
这时，距抗战胜利还不到半年，但国内形势已很紧张，内战一触即发，不过对我这个一直生长在农村，连无锡城里都未去过的人来说，对时局根本一无所知，连“共产党”也是此时才听说的，可见我当时闭塞到什么程度。
我现在回忆起母校来，真正怀着无限的感激之隋，可以说“生我者父母，长我者母校也”。
无锡国专，它决定了我这一辈子的人生道路。
我是在无锡国专逐步获得革命的知识，走上革命的道路的。一九四六年上半年，学校发生了两件事，一是大家对个别年轻教师讲课的不满意，二是学生对伙食的不满意，两件事愈闹愈大，发展到学生自动停课。当时临时主持校务的记得是蒋石渠先生，但教务长是上海的王蘧常先生，蒋先生就请王蘧常先生来锡处理此事，我被推为学生代表面向王蘧常先生陈述学生的要求。不想王蘧常先生完全理解学生的意见，作了两项决定：一是改善学生的伙食，学生交的伙食费和消费完全公开，二是更换教师。但王蘧常先生对更换教师的事作了解释，说年轻教师都有一个教学实践的过程，不要因此而对这位老师产生误解，因为每一位老师都有一个锻炼过程。同学们对王老师的处理都很满意，学校也就很快平静下来，而我就是在这一次认识王蘧常老师并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的。
没有想到我们的这场自发的学生运动，却对社会产生了影响。当时国内的形势是学生运动不断发生，国共双方内战—触即发。最先是因“沈崇事件”爆发出来的全国性的反美学生运动，接着是反饥饿、反内战等全国性的反国民党的学生运动。当时无锡的社会教育学院学生进步势力最强，无锡国专因为有了上述自发性的学生运动，尽管当时并无政治背景，但也引起了社会的注意。当“沈崇事件”等全国性的反美政治运动爆发后，教育学院的学生会立即就与无锡国专学生会取得联系，以教育学院和无锡国专两校为主，联合全市其他学校，掀起了全市性的学生大游行。后来的几次运动更是如此，我当时是无锡国专学生会会长，到一九四七年底，无锡国专的教务会议上，有—位姓王的老师提出来要开除我和高滁云同学，会上竟然引起另一位教授俞锺彦先生的强烈反对(俞锺彦是国民党资深人士，与李济深交厚，在国专开唐诗选的课)，把茶杯掷到王先生的桌面前，会议大乱。结果高滁云同学被开除，我被记二次大过、二次小过(仅免于开除)。之后，我和高滁云很快就接到地下组织的通知，要我们立即离开无锡，说国民党的城防指挥部要抓人。我因此即于一九四八年春转到上海无锡国专分校，高滁云则由我介绍到我家乡前洲小学去教书。上海无锡国专分校是由王蘧常先生负责的，我去上海，首先是得到王蘧常先生同意的。由于地下组织的通知，因此我才明白我们每次学生运动都是有地下党组织的支持的。当时上海无锡国专也有地下党组织，领导人是我的同班同学于廉。于廉是我的好朋友，但在当时也只是大家思想—致，非常友好，没有向对方公开自己的身份，不过于廉是知道我因学生运动从无锡转来的。
我还记得一九四七年夏天或一九四八年年初，具体时间我已经记不准了，为了呼吁释放因学生运动而被捕的大批学生，我曾与几位同学到上海拜见，过唐校长，地点是在唐校长府上。当时上海不少学生因游行示威被上海市府和警备司令部逮捕，无锡也同样有一部分学生被捕。我们向唐校长陈述了上述情况，唐校长听了我们的陈述，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我们的要求，之后，唐校长就带头与张菊生、陈叔通等十多位著名人士，致书上海市长吴国桢，要求释放因学生运动而被捕的学生，经过各方面的努力和斗争，终于被捕学生全部得到释放。
到了这学期末，我又得到无锡国专同学们的来信，要我回到无锡，说无锡国专的形势大变，进步势力剧增，所以我于一九四八年下学期又回到无锡国专本校，冯振教务长也认可了我在上海半年的学历(我去上海并未办过任何手续，但冯振先生一向是理解和关心我的)，终于我在本年年底在无锡国专本科毕业了。
我在无锡国专时，一直未与地下党组织发生过直接关系，我在一九四八年下半年，却与家乡(无锡前洲镇)的地下组织发生了直接关系，组织上安排我做发展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工作，同时，江阴的武工队队长王鹏还直接找到我，希望我参加他们的工作，我说明了我的情况后，才没有改变计划(王鹏于解放后任江阴县长)。等到我从无锡国专毕业后，很快我就接到前洲镇树德小学校长孙默军的聘请，于一九四九年二月到树德小学教书，孙默军也是地下组织的人，我到树小后他们就向我明确了。我到树小不久，突然，附近堰桥胶南中学的一位地下党员暴露了身份，连夜出走，我又被树小的组织安排到胶南中学去接替这位教师。我是一九四九年三月初到胶中的，到四月二十二日晚，解放军就突破江阴防线，直接进军无锡。当晚我在锡澄公路上带领学生迎接了解放军，四月二十三日一早即步行到无锡苏南行署政治教育处，与陶白处长接头后，随即办理入伍手续，正式参加解放军。与我同时参加解放军的，还有我的同班同学沈绍祖、张仁迪、陈志刚、陆振岳等等，同时还有来自其他单位的与我年龄差不多的一批知识青年。之后，我又被派到无锡市第一女中工作，于一九五０年二月入党。这是我从一个农村的普通青年，经过无锡国专地下党的培养，接受进步思想的熏陶，终于走上革命道路的简略过程。
我参加解放军，当时的目标是进军大西南，组织上是准备让我们随大军南下的，当时的口号也是“进军大西南，解放全中国”。但由于形势的急剧发展，也由于地方的需要，领导上又安排我们一批新入伍的知识青年做地方的教育工作和全国解放战争的形势宣传工作。所以一九四九年八月，我与沈绍祖兄又一起被安排到无锡市第一女中工作。当时我们都是属部队的编制，未脱军装。经一年以后，由于学校的要求，苏南行署才批准学校的要求让我们转业到教学战线上，同时也改变了编制，脱下了军装。到一九五四年八月，我又被调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担任大一国文课，不久又担任新创办的新闻系的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古代作品选的课程。对我来说，担任这几门课是力不胜任的，因为我当时只是一个中学教师，到北京未给备课时间，—个月后，就要起上大学讲坛，实在太匆促了，但已无法推辞，只能靠自己努力去克服困难。更困难的是当时新中国建立不久，各种教材都缺少，全要靠自己编著，《历代文选》就是当时由我主编，由教研室的同志共同注释的大一国文教材，不想后来竟会受到毛主席的赞扬，因此吴玉章校长还特地召见我，给我鼓励并赠我以他的著作。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八年上半年，我还独立编写了《中国文学史》讲稿。因为没有适用的教材，唯一的一部是李长之先生的《中国文学史纲》，但十分简略，也没有编完；还有一部是杨公骥先生的《中国文学》，讲得比较详细，但只写到先秦，以后就没有了。旧有的教材是刘大杰先生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和郑振铎先生的插图本文学史，但都较简，只能作为参考。所以我只能根据教学的需要自己动手来编写，我从一九五六年起到一九五八年上半 年，从文学史的开头一直编到明代，当时边写边由誊印社刻印成讲义，基本上完成了当时的教学任务。
回想起来，我从一九四六年考入无锡国专，开始接受进步思想的教育，参加各种进步运动，渐渐走到革命的队伍里。一九五四年八月调到北京，未经准备，就接任大一国文的课，接着又任文学史的课程和古代文学作品选的课程，又参加各种学术活动和学术论争，现实的工作，又把我送上学术工作的道路。我之所以勉强能把这样重的任务担下来，还得到领导的勉励，除了当时个人的勤奋外，我真正要感激我在无锡国专三年受诸位老师的栽培。如果没有无锡国专三年的苦学，我是无论如何担任不了这些课程的。
所以，从读书做学问这方面来说，无锡国专诸位老师，又领我走上了读书和从事学术研究的道路。其中，对我影响最大的除了唐文治校长外(唐校长当时亲来讲授《诗经》)，主要是王蘧常、钱仲联、冯振心、朱东润、童书业、吴白匐、周贻白、王佩诤和合众图书馆的顾廷龙诸先生。无锡国专除专业教授外，还有特聘来作专题讲演的老师，如著名的钱穆(宾四)先生，就曾来为全校作过关于如何治学的专题讲演，这次讲演使我终生难忘，他谆谆嘱咐，读书治学一定要“我见其大”。这是我终身不忘的—句名言。此外，王蘧常、钱仲联、朱东润、周贻白诸先生，除课堂上讲课外，还经常在课外的谈论中给学生以教导，我与以上诸位先生的交往，可以说直到诸位先生终身都未中断，而且王蘧常先生还为我介绍了词学大师龙沐勋(榆生)、夏承焘先生，金文大师唐兰先生等，所以，无锡国专的三年，又是我开始走上读书治学道路的三年。
总括起来，我从一个农村的求学青年，走上革命的和治学的道路，而且终身服膺，虽经种种艰难挫折，终未丝毫改变初衷，应该说都是无锡国专诸位恩师教导的结果，最难忘的是在“文革”的凶浪中，王蘧常先生还来信鼓励我“独立乱流中”，钱仲联先生在临终时还叫着我的名字!
我虽然是从无锡国专毕业的，但我对母校的历史并未研究过，所幸的是我的老师辈，有好多位都是无锡国专的早期毕业生，我还有幸听过唐文治校长亲自讲《诗经》，听过他最有名的唐调的朗诵，他来讲课，每次都由陆修祜先生陪讲(他那时双目已失明，腰间还挂一个尿袋)。唐校长和诸位师长的道德学问，无形中给我树立了永不磨灭的榜样。
无锡国专的办学特点，我未经研究，直觉的感受，觉得它是我国历史上书院制的继承和发展。唐校长是著名的经学大师，他完全可以像古代的书院一样来主持讲学，但是他却延聘全国名师来执教，包括经学在内，把我国传统的学术精华包罗无遗。更难得的是他思想开阔，除各种传统的学问外，学校还设戏曲、小说课。我在上海分校时，赵景深先生任戏曲课，我们还常到他家里去玩，听他讲有关戏曲小说的事。刘诗荪先生开《红楼梦》的课，一学期专讲《红楼梦》。我当时兴趣还不在《红楼梦》，所以只听了两次课，其他时间都花在诗词和撰写《蒋鹿谭年谱初稿》上。唐校长安排的课程设置和广聘名师讲学，这是既继承了书院讲学的传统而又大大扩大了书院的学术范围，适应了时代的进步发展。
无锡国专的另—特点，是课本都是用的原典，没有用什么选本、概论之类的教材，也没有文、史、哲等分科。尤其难能的是好多位老师讲课，都不带教材，全凭记忆背诵原著。如王蘧常先生讲《庄子·逍遥游》，从未带过书本，每次讲课都是听他背诵，我们手里拿着原书，一字不差，连各家的注疏他都能背出来，每当疏解完各家的注疏，评其得失，然后再讲自己的疏解，整个一学期，一篇《逍遥游》没有讲完，却给学生以最朴实的治学方法。特别是童书业先生讲秦汉史，也不用教材，有两位同学给他作记录，他所引各种典籍，全由他默记板书，而且写得极快。有一次他讲到秦代的物价，多少钱一石米，忽然插入一句“合现在的金圆券(国民党通货膨胀后的—种货币)多少万元”，引得学生哄堂大笑。他后来出版的《秦汉史》，就是在当时讲课记录的基础上整理出来的。朱东润先生讲《史记》、《杜诗》，也特别重视背诵，他要求我们《项羽本纪》要背诵，杜甫的《北征》、《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也要背诵，至于《秋兴》、《诸将》等律诗，更要背诵。而且每次上课，他总是低声朗诵，他的声调不高，但情韵特胜，大家都爱听他的朗诵。他的书法也特别好，正草隶篆都精，所以他上课的板书，学生都舍不得擦掉，他曾送给我多幅书法，我至今珍藏着。还有钱仲联先生，他的记忆力是惊人的，到他九十多岁，我去看望他时，谈论中所引古人诗篇，都是随口吟出，不假思索。冯振心先生教《说文》，有一次我去他书房里请教，他为《说文解字诂林》特做一个书柜，一格放一本，谈论时，要抽哪一本就抽哪一本，不用搬掉压在上面的书本，而且他对哪一个字在哪一本，都很清楚，随手就拿。我因为喜欢古文字，所以常到冯先生书房去。王蘧常先生也知道我喜欢古文字学，所以一九五四年我调到北京时，他特意为我写信给唐兰先生，我到京第一个拜见的就是唐兰先生。“文革”中，我的家乡出土了多件青铜器，都有铭文，最大的一件铜鑑体积很大，竟被放在猪圈里当猪食槽用，后来我的侄子用铅笔拓了十几个字寄来，我就到故宫拜见唐兰先生，最后辨认出这是一件大型楚器，还有几件器形较小，也有铭文。后来唐先生写信给我，让我想办法把它弄到北京来，但经过努力运来时，不幸唐先生已去世了。后来经过多位专家的研究，定名为“我阝陵君鑑”。虽然这件事已与当年的无锡国专没有关系了，但要不是冯振心先生教我《说文》，培养我对古文字的兴趣，要不是王蘧常先生特为我介绍唐兰先生，这几件名器，可能就会因农民无知而毁弃。据知，同时出土的还有一柄完整的宝剑，也有铭文，因为出土时不小心，断成三截，老百姓以为没有用了，就掷在土堆里了，等到我听说，托人去找时，当时是在挖河，河已开通，土堆也完全无法辨认了，终于未能再得。后来这件“我阝陵君鑑”和其他几件铜器，我都无偿捐赠给了南京博物院。
无锡国专的教学，特别重视敦品，即对学生的品德的培养。唐文治校长、王蘧常先生、冯振心先生等一大批教师，在抗日战争时期，历尽艰难，辗转办学。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支持学生运动，这许多可歌可泣的事实，令在校的学生无不为之肃然起敬。无锡国专对学生敦品的教学，一是老师们的身体力行，二是以所读的古籍以及古今英贤为楷模。我国的传统古籍，很多是把品德的培养寓于书本知识中的，尤其明显的是《论语》、《孟子》、《荀子》等等。学生学习这些古籍，也就渐渐认识到自己对国家、社会、民族所负的历史责任。还有古今英贤的事迹和名言，对学生也起着重要的教育作用。记得校内有一副对联，联语是“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还有一幅字是写的张西铭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些也都是对学生起着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所以在无锡国专所接受的教育，是品学俱重，品学同时进行的。
无锡国专教学的特点之三，是重视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和写作实践的能力。我自身的体会，真正的做学问，是在出学校后的自学，在 学校主要是学会自学，打好基础。可以说古往今来的大学者，没有是在学校课堂上造就的，都是在长期的自学探索，长期的社会实践中成长起来的。
无锡国专当时很重视学生的作文课，每学期要写好几篇文章，有的比较好的文章，老师还拿到课堂上来表扬。
另外，学校还鼓励学生自办刊物。我与沈绍祖、梅鹤徵等几位同学发起成立“国风诗社”，创办“国风”诗词刊，是油印本。“国风”两字是王子畏老师题的，这个刊物，一直办到我毕业，记得毕业时还办过一期专刊，可惜出了几十期的油印刊物经过一场“文革”，已无法找到了。我与同学们还办过一个墙报，刊名《彻札》，这个名字也是王子畏老师题的，这个刊物主要是发表评论文章，也办了很长时间。这些刊物，实际上是给学生以写作实践的机会，培养学生的写作能力。
还有一种活动，就是学术性的讲演会或讨论会，有机会时，就请专家来讲演。记得学校有一次请钱穆先生来讲演，影响极大，前面已经提到了。还有一次，是田汉、洪舁带着他们的演剧九队到无锡来排《丽人行》，因为老师向培良、周贻白都与田汉、洪舁熟，所以带着我们不少学生，到他们住处(秦淮海祠堂)去拜访他们，听田汉他们讲排演的情况，之后，田汉还到学校来过，作过座谈。此外，本校的老师，也经常有学术讲演，我就听过朱东润先生的一次学术讲演。我在上海分校时，最感兴趣的是童书业先生与唐兰先生关于金文问题的论辩，童先生每次上课，总要先讲一段他们论辩的情况，客观上把学生带进了他们学术论辩的氛围，当然，两位先生的论辩，都是非常说理和实事求是的，记得这些文章，都是发表在《大公报》的专刊上，我至今还保存着当时的一本专刊合订本。我在上海分校的另一收获是由王蘧常先生介绍我与沈燮元兄一起到硕廷龙先生主持的合众图书馆看书，查阅资料，向他请教，当时顾老撰写的《明代版本图录》刚出版，在合众看书时，我也得到顾老关于版本学方面的教导。当时我正在撰写《蒋鹿谭年谱初稿》，顾老也给予我很多指点。而在这方面，我的同班同学好友沈燮元兄，更是后来数十年一直与顾老合作，成为顾老后的第一人。
在无锡国专时的以上这些活动，实际上也是培育我们初步走上学术研究道路的实践活动，学术的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实践，而不是空谈，无锡国专诸位老师的共同点，都是重视实践，不尚空谈，现在你只要去认真重读这些先生的著作，你就会确信这点。
我现在追忆自己数十年来的治学，不敢讲半句无凭无据的空话，即使有所推测，也要说明是推测而不是证实。这一点求实的精神和实践的精神我始终坚持不渝，直到二００五年我八十三岁的时候，还去帕米尔高原四千七百米处为玄奘入境的山口古道立碑(与当地政府和中央电视台一起)，还进罗布泊、楼兰、龙城、白龙堆、三陇沙入玉门关，以证实玄奘回归长安的最后一段路程，我们在大沙漠里整整十七天，终于得到了证实，印证了玄奘在《大唐西域记》里的记录。我的这种实地学术调查的爱好和求证的习惯，追溯往事，也是从无锡国专时就开始的，因为一九四七年，我上无锡国专第二年时，就在《大锡报》上发表习作《澄江八日记》，调查明末江阴抗清斗争的遗迹。这一实地调查的学术原则，从无锡国专到今天，我一直未曾改变。这也是我受母校诸老师之教的一点事实。
无锡国专在唐校长和诸师长的苦心经营下，确实造就了不少人才，但是至今却没有一部较为翔实的历史，现在有了刘桂秋先生撰著的这部《无锡国专编年事辑》，总算弥补了这—重大学术缺憾。
但是，无锡国专这样的教育机构，是否可以算是翻过了的一页历史，对今天已没有现实意义了呢?我却以为不然，当今天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成立已五周年之际，当今天山西太原姚奠中先生国学教育基金会隆重成立之际，当今天全国各地纷纷举办国学学习机构的时候，我认为像无锡国专这样的以中国传统思想学术传承和发扬为宗旨的教学，还并没有过时，非但没有过时，而且在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之后，我们自身的民族思想文化传统正面临着存亡续绝的历史危机，所以这样的教学，还是现实社会所非常必需的。
我们现在正处在伟大的民族复兴的历史时期，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有悠久的历史思想文化传统的民族，对全世界的文明发展，起过重大的推进作用。我们的民族复兴，当然是与民族的历史、思想、文化的复兴伴随而来的，一个没有自己的历史、思想、文化的民族，是不可能真正强大地独立于现代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是一句有深刻内涵的话，如果没有中国的历史、思想、文化，这个结合，就会缺少内涵。当此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时刻，刘桂秋先生的这部著作，我认为是非常有现实意义的适时之作。
只可惜我年老多病，眼睛已不大能看书，未能认认真真地细读全书，失去了很好的学习机会。我对以往许多事件的回忆，也可能有记错和失误的地方。好在还有许多学长在，如有误记，敬请指正，以免贻误读者，是所至盼至幸!
二０一一年一月十七日夜一时于海南三亚养疴寓所
(责任编辑 袁剑)
这时，距抗战胜利还不到半年，但国内形势已很紧张，内战一触即发，不过对我这个一直生长在农村，连无锡城里都未去过的人来说，对时局根本一无所知，连“共产党”也是此时才听说的，可见我当时闭塞到什么程度。
我现在回忆起母校来，真正怀着无限的感激之隋，可以说“生我者父母，长我者母校也”。
无锡国专，它决定了我这一辈子的人生道路。
我是在无锡国专逐步获得革命的知识，走上革命的道路的。一九四六年上半年，学校发生了两件事，一是大家对个别年轻教师讲课的不满意，二是学生对伙食的不满意，两件事愈闹愈大，发展到学生自动停课。当时临时主持校务的记得是蒋石渠先生，但教务长是上海的王蘧常先生，蒋先生就请王蘧常先生来锡处理此事，我被推为学生代表面向王蘧常先生陈述学生的要求。不想王蘧常先生完全理解学生的意见，作了两项决定：一是改善学生的伙食，学生交的伙食费和消费完全公开，二是更换教师。但王蘧常先生对更换教师的事作了解释，说年轻教师都有一个教学实践的过程，不要因此而对这位老师产生误解，因为每一位老师都有一个锻炼过程。同学们对王老师的处理都很满意，学校也就很快平静下来，而我就是在这一次认识王蘧常老师并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的。
没有想到我们的这场自发的学生运动，却对社会产生了影响。当时国内的形势是学生运动不断发生，国共双方内战—触即发。最先是因“沈崇事件”爆发出来的全国性的反美学生运动，接着是反饥饿、反内战等全国性的反国民党的学生运动。当时无锡的社会教育学院学生进步势力最强，无锡国专因为有了上述自发性的学生运动，尽管当时并无政治背景，但也引起了社会的注意。当“沈崇事件”等全国性的反美政治运动爆发后，教育学院的学生会立即就与无锡国专学生会取得联系，以教育学院和无锡国专两校为主，联合全市其他学校，掀起了全市性的学生大游行。后来的几次运动更是如此，我当时是无锡国专学生会会长，到一九四七年底，无锡国专的教务会议上，有—位姓王的老师提出来要开除我和高滁云同学，会上竟然引起另一位教授俞锺彦先生的强烈反对(俞锺彦是国民党资深人士，与李济深交厚，在国专开唐诗选的课)，把茶杯掷到王先生的桌面前，会议大乱。结果高滁云同学被开除，我被记二次大过、二次小过(仅免于开除)。之后，我和高滁云很快就接到地下组织的通知，要我们立即离开无锡，说国民党的城防指挥部要抓人。我因此即于一九四八年春转到上海无锡国专分校，高滁云则由我介绍到我家乡前洲小学去教书。上海无锡国专分校是由王蘧常先生负责的，我去上海，首先是得到王蘧常先生同意的。由于地下组织的通知，因此我才明白我们每次学生运动都是有地下党组织的支持的。当时上海无锡国专也有地下党组织，领导人是我的同班同学于廉。于廉是我的好朋友，但在当时也只是大家思想—致，非常友好，没有向对方公开自己的身份，不过于廉是知道我因学生运动从无锡转来的。
我还记得一九四七年夏天或一九四八年年初，具体时间我已经记不准了，为了呼吁释放因学生运动而被捕的大批学生，我曾与几位同学到上海拜见，过唐校长，地点是在唐校长府上。当时上海不少学生因游行示威被上海市府和警备司令部逮捕，无锡也同样有一部分学生被捕。我们向唐校长陈述了上述情况，唐校长听了我们的陈述，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我们的要求，之后，唐校长就带头与张菊生、陈叔通等十多位著名人士，致书上海市长吴国桢，要求释放因学生运动而被捕的学生，经过各方面的努力和斗争，终于被捕学生全部得到释放。
到了这学期末，我又得到无锡国专同学们的来信，要我回到无锡，说无锡国专的形势大变，进步势力剧增，所以我于一九四八年下学期又回到无锡国专本校，冯振教务长也认可了我在上海半年的学历(我去上海并未办过任何手续，但冯振先生一向是理解和关心我的)，终于我在本年年底在无锡国专本科毕业了。
我在无锡国专时，一直未与地下党组织发生过直接关系，我在一九四八年下半年，却与家乡(无锡前洲镇)的地下组织发生了直接关系，组织上安排我做发展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工作，同时，江阴的武工队队长王鹏还直接找到我，希望我参加他们的工作，我说明了我的情况后，才没有改变计划(王鹏于解放后任江阴县长)。等到我从无锡国专毕业后，很快我就接到前洲镇树德小学校长孙默军的聘请，于一九四九年二月到树德小学教书，孙默军也是地下组织的人，我到树小后他们就向我明确了。我到树小不久，突然，附近堰桥胶南中学的一位地下党员暴露了身份，连夜出走，我又被树小的组织安排到胶南中学去接替这位教师。我是一九四九年三月初到胶中的，到四月二十二日晚，解放军就突破江阴防线，直接进军无锡。当晚我在锡澄公路上带领学生迎接了解放军，四月二十三日一早即步行到无锡苏南行署政治教育处，与陶白处长接头后，随即办理入伍手续，正式参加解放军。与我同时参加解放军的，还有我的同班同学沈绍祖、张仁迪、陈志刚、陆振岳等等，同时还有来自其他单位的与我年龄差不多的一批知识青年。之后，我又被派到无锡市第一女中工作，于一九五０年二月入党。这是我从一个农村的普通青年，经过无锡国专地下党的培养，接受进步思想的熏陶，终于走上革命道路的简略过程。
我参加解放军，当时的目标是进军大西南，组织上是准备让我们随大军南下的，当时的口号也是“进军大西南，解放全中国”。但由于形势的急剧发展，也由于地方的需要，领导上又安排我们一批新入伍的知识青年做地方的教育工作和全国解放战争的形势宣传工作。所以一九四九年八月，我与沈绍祖兄又一起被安排到无锡市第一女中工作。当时我们都是属部队的编制，未脱军装。经一年以后，由于学校的要求，苏南行署才批准学校的要求让我们转业到教学战线上，同时也改变了编制，脱下了军装。到一九五四年八月，我又被调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担任大一国文课，不久又担任新创办的新闻系的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古代作品选的课程。对我来说，担任这几门课是力不胜任的，因为我当时只是一个中学教师，到北京未给备课时间，—个月后，就要起上大学讲坛，实在太匆促了，但已无法推辞，只能靠自己努力去克服困难。更困难的是当时新中国建立不久，各种教材都缺少，全要靠自己编著，《历代文选》就是当时由我主编，由教研室的同志共同注释的大一国文教材，不想后来竟会受到毛主席的赞扬，因此吴玉章校长还特地召见我，给我鼓励并赠我以他的著作。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八年上半年，我还独立编写了《中国文学史》讲稿。因为没有适用的教材，唯一的一部是李长之先生的《中国文学史纲》，但十分简略，也没有编完；还有一部是杨公骥先生的《中国文学》，讲得比较详细，但只写到先秦，以后就没有了。旧有的教材是刘大杰先生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和郑振铎先生的插图本文学史，但都较简，只能作为参考。所以我只能根据教学的需要自己动手来编写，我从一九五六年起到一九五八年上半 年，从文学史的开头一直编到明代，当时边写边由誊印社刻印成讲义，基本上完成了当时的教学任务。
回想起来，我从一九四六年考入无锡国专，开始接受进步思想的教育，参加各种进步运动，渐渐走到革命的队伍里。一九五四年八月调到北京，未经准备，就接任大一国文的课，接着又任文学史的课程和古代文学作品选的课程，又参加各种学术活动和学术论争，现实的工作，又把我送上学术工作的道路。我之所以勉强能把这样重的任务担下来，还得到领导的勉励，除了当时个人的勤奋外，我真正要感激我在无锡国专三年受诸位老师的栽培。如果没有无锡国专三年的苦学，我是无论如何担任不了这些课程的。
所以，从读书做学问这方面来说，无锡国专诸位老师，又领我走上了读书和从事学术研究的道路。其中，对我影响最大的除了唐文治校长外(唐校长当时亲来讲授《诗经》)，主要是王蘧常、钱仲联、冯振心、朱东润、童书业、吴白匐、周贻白、王佩诤和合众图书馆的顾廷龙诸先生。无锡国专除专业教授外，还有特聘来作专题讲演的老师，如著名的钱穆(宾四)先生，就曾来为全校作过关于如何治学的专题讲演，这次讲演使我终生难忘，他谆谆嘱咐，读书治学一定要“我见其大”。这是我终身不忘的—句名言。此外，王蘧常、钱仲联、朱东润、周贻白诸先生，除课堂上讲课外，还经常在课外的谈论中给学生以教导，我与以上诸位先生的交往，可以说直到诸位先生终身都未中断，而且王蘧常先生还为我介绍了词学大师龙沐勋(榆生)、夏承焘先生，金文大师唐兰先生等，所以，无锡国专的三年，又是我开始走上读书治学道路的三年。
总括起来，我从一个农村的求学青年，走上革命的和治学的道路，而且终身服膺，虽经种种艰难挫折，终未丝毫改变初衷，应该说都是无锡国专诸位恩师教导的结果，最难忘的是在“文革”的凶浪中，王蘧常先生还来信鼓励我“独立乱流中”，钱仲联先生在临终时还叫着我的名字!
我虽然是从无锡国专毕业的，但我对母校的历史并未研究过，所幸的是我的老师辈，有好多位都是无锡国专的早期毕业生，我还有幸听过唐文治校长亲自讲《诗经》，听过他最有名的唐调的朗诵，他来讲课，每次都由陆修祜先生陪讲(他那时双目已失明，腰间还挂一个尿袋)。唐校长和诸位师长的道德学问，无形中给我树立了永不磨灭的榜样。
无锡国专的办学特点，我未经研究，直觉的感受，觉得它是我国历史上书院制的继承和发展。唐校长是著名的经学大师，他完全可以像古代的书院一样来主持讲学，但是他却延聘全国名师来执教，包括经学在内，把我国传统的学术精华包罗无遗。更难得的是他思想开阔，除各种传统的学问外，学校还设戏曲、小说课。我在上海分校时，赵景深先生任戏曲课，我们还常到他家里去玩，听他讲有关戏曲小说的事。刘诗荪先生开《红楼梦》的课，一学期专讲《红楼梦》。我当时兴趣还不在《红楼梦》，所以只听了两次课，其他时间都花在诗词和撰写《蒋鹿谭年谱初稿》上。唐校长安排的课程设置和广聘名师讲学，这是既继承了书院讲学的传统而又大大扩大了书院的学术范围，适应了时代的进步发展。
无锡国专的另—特点，是课本都是用的原典，没有用什么选本、概论之类的教材，也没有文、史、哲等分科。尤其难能的是好多位老师讲课，都不带教材，全凭记忆背诵原著。如王蘧常先生讲《庄子·逍遥游》，从未带过书本，每次讲课都是听他背诵，我们手里拿着原书，一字不差，连各家的注疏他都能背出来，每当疏解完各家的注疏，评其得失，然后再讲自己的疏解，整个一学期，一篇《逍遥游》没有讲完，却给学生以最朴实的治学方法。特别是童书业先生讲秦汉史，也不用教材，有两位同学给他作记录，他所引各种典籍，全由他默记板书，而且写得极快。有一次他讲到秦代的物价，多少钱一石米，忽然插入一句“合现在的金圆券(国民党通货膨胀后的—种货币)多少万元”，引得学生哄堂大笑。他后来出版的《秦汉史》，就是在当时讲课记录的基础上整理出来的。朱东润先生讲《史记》、《杜诗》，也特别重视背诵，他要求我们《项羽本纪》要背诵，杜甫的《北征》、《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也要背诵，至于《秋兴》、《诸将》等律诗，更要背诵。而且每次上课，他总是低声朗诵，他的声调不高，但情韵特胜，大家都爱听他的朗诵。他的书法也特别好，正草隶篆都精，所以他上课的板书，学生都舍不得擦掉，他曾送给我多幅书法，我至今珍藏着。还有钱仲联先生，他的记忆力是惊人的，到他九十多岁，我去看望他时，谈论中所引古人诗篇，都是随口吟出，不假思索。冯振心先生教《说文》，有一次我去他书房里请教，他为《说文解字诂林》特做一个书柜，一格放一本，谈论时，要抽哪一本就抽哪一本，不用搬掉压在上面的书本，而且他对哪一个字在哪一本，都很清楚，随手就拿。我因为喜欢古文字，所以常到冯先生书房去。王蘧常先生也知道我喜欢古文字学，所以一九五四年我调到北京时，他特意为我写信给唐兰先生，我到京第一个拜见的就是唐兰先生。“文革”中，我的家乡出土了多件青铜器，都有铭文，最大的一件铜鑑体积很大，竟被放在猪圈里当猪食槽用，后来我的侄子用铅笔拓了十几个字寄来，我就到故宫拜见唐兰先生，最后辨认出这是一件大型楚器，还有几件器形较小，也有铭文。后来唐先生写信给我，让我想办法把它弄到北京来，但经过努力运来时，不幸唐先生已去世了。后来经过多位专家的研究，定名为“我阝陵君鑑”。虽然这件事已与当年的无锡国专没有关系了，但要不是冯振心先生教我《说文》，培养我对古文字的兴趣，要不是王蘧常先生特为我介绍唐兰先生，这几件名器，可能就会因农民无知而毁弃。据知，同时出土的还有一柄完整的宝剑，也有铭文，因为出土时不小心，断成三截，老百姓以为没有用了，就掷在土堆里了，等到我听说，托人去找时，当时是在挖河，河已开通，土堆也完全无法辨认了，终于未能再得。后来这件“我阝陵君鑑”和其他几件铜器，我都无偿捐赠给了南京博物院。
无锡国专的教学，特别重视敦品，即对学生的品德的培养。唐文治校长、王蘧常先生、冯振心先生等一大批教师，在抗日战争时期，历尽艰难，辗转办学。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支持学生运动，这许多可歌可泣的事实，令在校的学生无不为之肃然起敬。无锡国专对学生敦品的教学，一是老师们的身体力行，二是以所读的古籍以及古今英贤为楷模。我国的传统古籍，很多是把品德的培养寓于书本知识中的，尤其明显的是《论语》、《孟子》、《荀子》等等。学生学习这些古籍，也就渐渐认识到自己对国家、社会、民族所负的历史责任。还有古今英贤的事迹和名言，对学生也起着重要的教育作用。记得校内有一副对联，联语是“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还有一幅字是写的张西铭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些也都是对学生起着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所以在无锡国专所接受的教育，是品学俱重，品学同时进行的。
无锡国专教学的特点之三，是重视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和写作实践的能力。我自身的体会，真正的做学问，是在出学校后的自学，在 学校主要是学会自学，打好基础。可以说古往今来的大学者，没有是在学校课堂上造就的，都是在长期的自学探索，长期的社会实践中成长起来的。
无锡国专当时很重视学生的作文课，每学期要写好几篇文章，有的比较好的文章，老师还拿到课堂上来表扬。
另外，学校还鼓励学生自办刊物。我与沈绍祖、梅鹤徵等几位同学发起成立“国风诗社”，创办“国风”诗词刊，是油印本。“国风”两字是王子畏老师题的，这个刊物，一直办到我毕业，记得毕业时还办过一期专刊，可惜出了几十期的油印刊物经过一场“文革”，已无法找到了。我与同学们还办过一个墙报，刊名《彻札》，这个名字也是王子畏老师题的，这个刊物主要是发表评论文章，也办了很长时间。这些刊物，实际上是给学生以写作实践的机会，培养学生的写作能力。
还有一种活动，就是学术性的讲演会或讨论会，有机会时，就请专家来讲演。记得学校有一次请钱穆先生来讲演，影响极大，前面已经提到了。还有一次，是田汉、洪舁带着他们的演剧九队到无锡来排《丽人行》，因为老师向培良、周贻白都与田汉、洪舁熟，所以带着我们不少学生，到他们住处(秦淮海祠堂)去拜访他们，听田汉他们讲排演的情况，之后，田汉还到学校来过，作过座谈。此外，本校的老师，也经常有学术讲演，我就听过朱东润先生的一次学术讲演。我在上海分校时，最感兴趣的是童书业先生与唐兰先生关于金文问题的论辩，童先生每次上课，总要先讲一段他们论辩的情况，客观上把学生带进了他们学术论辩的氛围，当然，两位先生的论辩，都是非常说理和实事求是的，记得这些文章，都是发表在《大公报》的专刊上，我至今还保存着当时的一本专刊合订本。我在上海分校的另一收获是由王蘧常先生介绍我与沈燮元兄一起到硕廷龙先生主持的合众图书馆看书，查阅资料，向他请教，当时顾老撰写的《明代版本图录》刚出版，在合众看书时，我也得到顾老关于版本学方面的教导。当时我正在撰写《蒋鹿谭年谱初稿》，顾老也给予我很多指点。而在这方面，我的同班同学好友沈燮元兄，更是后来数十年一直与顾老合作，成为顾老后的第一人。
在无锡国专时的以上这些活动，实际上也是培育我们初步走上学术研究道路的实践活动，学术的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实践，而不是空谈，无锡国专诸位老师的共同点，都是重视实践，不尚空谈，现在你只要去认真重读这些先生的著作，你就会确信这点。
我现在追忆自己数十年来的治学，不敢讲半句无凭无据的空话，即使有所推测，也要说明是推测而不是证实。这一点求实的精神和实践的精神我始终坚持不渝，直到二００五年我八十三岁的时候，还去帕米尔高原四千七百米处为玄奘入境的山口古道立碑(与当地政府和中央电视台一起)，还进罗布泊、楼兰、龙城、白龙堆、三陇沙入玉门关，以证实玄奘回归长安的最后一段路程，我们在大沙漠里整整十七天，终于得到了证实，印证了玄奘在《大唐西域记》里的记录。我的这种实地学术调查的爱好和求证的习惯，追溯往事，也是从无锡国专时就开始的，因为一九四七年，我上无锡国专第二年时，就在《大锡报》上发表习作《澄江八日记》，调查明末江阴抗清斗争的遗迹。这一实地调查的学术原则，从无锡国专到今天，我一直未曾改变。这也是我受母校诸老师之教的一点事实。
无锡国专在唐校长和诸师长的苦心经营下，确实造就了不少人才，但是至今却没有一部较为翔实的历史，现在有了刘桂秋先生撰著的这部《无锡国专编年事辑》，总算弥补了这—重大学术缺憾。
但是，无锡国专这样的教育机构，是否可以算是翻过了的一页历史，对今天已没有现实意义了呢?我却以为不然，当今天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成立已五周年之际，当今天山西太原姚奠中先生国学教育基金会隆重成立之际，当今天全国各地纷纷举办国学学习机构的时候，我认为像无锡国专这样的以中国传统思想学术传承和发扬为宗旨的教学，还并没有过时，非但没有过时，而且在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之后，我们自身的民族思想文化传统正面临着存亡续绝的历史危机，所以这样的教学，还是现实社会所非常必需的。
我们现在正处在伟大的民族复兴的历史时期，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有悠久的历史思想文化传统的民族，对全世界的文明发展，起过重大的推进作用。我们的民族复兴，当然是与民族的历史、思想、文化的复兴伴随而来的，一个没有自己的历史、思想、文化的民族，是不可能真正强大地独立于现代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是一句有深刻内涵的话，如果没有中国的历史、思想、文化，这个结合，就会缺少内涵。当此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时刻，刘桂秋先生的这部著作，我认为是非常有现实意义的适时之作。
只可惜我年老多病，眼睛已不大能看书，未能认认真真地细读全书，失去了很好的学习机会。我对以往许多事件的回忆，也可能有记错和失误的地方。好在还有许多学长在，如有误记，敬请指正，以免贻误读者，是所至盼至幸!
二０一一年一月十七日夜一时于海南三亚养疴寓所
(责任编辑 袁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