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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世界的衰落》是一部充满了理性批判和现实思考的厚重的学术著作。该书出版以来，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好评，对作者高德步教授的深刻思考给与高度评价。我们要说，这的确是一部好书，是一部精品力作。
作者的自序是一篇充满感情色彩的文章，不仅讲述了作者研究的初衷，也讲述了作者的学术追求和心路历程，很值得读者仔细品味。书的正文则完全是另一种非常“理性”的风格，全书自始至终体现着十分缜密的历史和逻辑思维。作者关于西方世界衰落这个主题的思考是从2000年就开始酝酿和构思了，当时正是美国刚刚结束将近十年的经济高涨，“永久繁荣”的神话再一次流行于世，美国霸权似乎永无动摇的时候。作者在这种历史节点上提出这样的假设，既需要一定的理论素养，更需要一定的学术远见和胆识。
我们知道，对西方世界的批判性思考从来没有停止过。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述了资本主义灭亡的必然趋势和帝国主义的腐朽性、垂死性特点；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史学家包括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等，从“文化形态史观”出发，提出西方衰落的悲观主义论点。而《西方世界的衰落》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历史与逻辑一致的科学方法，從西方世界兴起的历史与逻辑起点——理性出发，从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区别进行辨析，借助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二重性”分析方法，论述了理性在发展过程中工具理性的张扬和异化，导致工具理性凌驾于价值理性之上，导致科学主义和功利主义盛行的结果。这种工具理性主义，在经济史中的表现就是科学技术的极大发展和工业革命推动的现代化，而在经济学上的表现就是追求效率最大化的经济人成为“单向度的人”，致使自利驱动的市场经济大行其道。这种异化造成价值理性的严重缺失，人的意志和情感受到挤压，人的生命意义再次迷失。——这就是西方世界衰落的根源。
作者从古希腊的巴门尼德开始，向我们展示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将理性扩大到社会生活领域的思想进程。而近代以来使理性主义回归的思想巨匠是笛卡尔、康德和黑格尔，以及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们。他们建立了理性的霸权，使理性成为衡量一切和评价一切的标准。然而，使理性真正与资本主义历史结合还应归功于韦伯，他提出新教伦理是资本主义起源的观点。他认为，新教中的理性化包含了两个过程，一是世界的非迷信化的“祛魔”行为，二是目的论理性主导的“禁欲”行为。新教理性化的过程哺育了近代经济人，使历史从传统走向现代，市场成为配置资源的主要方式。在此基础上，斯密、李嘉图、帕累托、瓦尔拉斯等经济学家用理性的方法证明市场经济是一种最有效的制度设计，而自然法学和实证法学的法学家们则进一步证明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性。但另一方面，我们还可以看到，在理性成为标准、市场经济成为主流、资本主义合法性得到证明的过程中，一直不乏批评的声音。从空想社会主义者们开始，紧随其后的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还有一些“非主流”的资产阶级思想家。而在现代，波普尔、哈耶克、阿马蒂亚·森等对市场经济局限性的论述启迪着作者的思维，马尔库塞、霍克海默、哈贝马斯等人的思想成为作者用来解构理性的工具。不过，作者自始至终坚持的还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科学批判路径。
在这本书中，哲学、历史、经济学和法学在同一层面展开，将它们联系起来的是理性。作者认为，由于理性同时具备同化功能和异化功能的特性，西方世界的兴起是同化功能起作用，但是同时理性异化的功能也在起作用，随着同化过程的完成和异化功能的强化，西方世界逐渐走向衰落。
理性的同化功能首先表现为以市场交换为核心的经济的合理性和平等性；其次是科学技术的兴起和工业革命使专业程序化的合理性和技术操作的可行性向社会的各个方面渗透；再次是自然法和实证法的革命与继承证明了资本主义的合法性；最后，资本主义以合理性、科学性、效率性和合法性被推广到世界其他国家，催生出社会的一体化状态，即全球化。同化功能在经济、文化、政治、心理等领域，消解对立、抹平差别、清除否定性、遏制质变，播撒顺世论的种子。从近代以来，这种合理化进程实质上就是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的资本主义化过程。
理性同化的反面是理性的异化。而理性的异化首先体现为人与自身经济活动的异化，人把经济增长或物质财富的增加当成了发展的终极目标。他的价值不在于是什么(to be)而在于他拥有什么(to have)。结果是物质生活的日益丰富而精神生活的日益贫乏。理性的异化集中体现为科技的异化。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善了人们的生存条件和生活水准；但另一方面，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和控制又带来一系列未曾料到的恶果，人们从科学技术的主人变为科学技术的奴隶。由于科学技术被进一步作为价值理性来主导生活，一切符合技术合理性的生存方式被认定为一种合理的生存，这就使人生活在严重异化状态，逐渐丧失了理性批判的能力。理性的异化还表现为人与社会的异化。在个人主义方法论指导下，经济学认为，只要每个个体实现了最大的效益和发展，社会就实现了最大的效益和发展。但是个体成本的外化，往往造成社会利益的严重损害，这种以个人主义为核心价值的市场经济，通过竞争机制鼓励市场主体，在提高效率和扩大财富生产的同时，也产生与竞争原则相悖的垄断和导致社会分配的严重不公。在全球化的过程中，理性异化还体现出对西方中心论的反思和民族主义对全球化的抗争。可见，理性异化总体表现为促使西方兴起的理性的衰落，也就是西方的衰落。
作者指出，提出西方世界衰落这一命题，并不是说西方的社会和经济完全停滞了，不发展了，更不是说西方的GDP减少了，而是说西方理性主义的衰落，是市场理性的矛盾导致市场制度的衰落，是资本主义价值理性和意识形态的衰落。在这里，作者审慎地指出，这一命题是对西方制度文明和经济社会史的一个浪漫主义阐释。不过现在看来，西方世界的衰落不是将来时而是现在进行时，在理性兴起从而现代化的开始就出现了对兴盛的背离，这可以解释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经济危机、环境危机和社会危机，以及人们内心的矛盾与纠结和严重的道德危机等。所以西方世界的衰落并不仅仅是一个预言，完全可以摆脱证伪的困境，同时经受住逻辑的考验。事实上，作者所作出的大胆假设，已被“9·11事件”和2008年金融大危机所部分地证实。
西方世界的衰落过程，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经验的和逻辑的样本，令我们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反思自己。现代社会，一方面科学技术的进步促使生产力飞速发展，另一方面是功利主义盛行导致物欲横流。这种情况与工具理性盛行有因果关系。人们一味追求物质利益，经济效率成了衡量一切社会行为的主要标 尺。在物质利益的诱惑下，人们很少就良知而扪心自问，对彼岸世界也毫无恐惧，社会将所有的行为都用效益来衡量，包括公共行为，甚至纯粹的道德行为(善行)都与经济效益挂钩。这导致“一切向钱看”的社会风气，也是“黑心棉”和“苏丹红”、“问题奶”和“瘦肉精”，以及“黑砖窑”的根源。我们可以试想，现代科学技术在没有道德规范和引导下的结果会是什么?如果说核武器对人类的屠杀是取得战争胜利的必要手段，那么“蛋白精”(三聚氰胺)和“瘦肉精”这类科技“结晶”又能作何解释呢?在工具理性张扬的现代中国，兴盛和崛起是不争的事实，但是我们也要大声地呼唤人们价值理性的回归，呼唤人们良知的发现。一个民族的真正崛起，不仅要求科学技术，还要求道德自觉。
理性主义特别是工具理性带来的问题，对学术界的影响也极其广泛而深刻。随着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取得的成功，学者们也同样承受着现代化造成的环境污染和交通拥堵、社会不公和道德沦陷等问题。扑面而来的西方物质文明和先进科学技术，使中国部分知识分子一方面盲目地崇拜西方，对西方物质文明和文化顶礼膜拜：另一方面否定自己、否定传统，对自己的传统文化不仅自卑甚至自虐和自残。在刻意模仿西方和学习西方后，在理性异化的境遇中，有的人为了各种目的迎合世俗或依附权贵，宁可炮制媚俗的文字以博得简单的喝彩，也不愿踏踏实实地从事研究以流传后世。这种思想理念的世俗性和功利性，统一性和标准性，不仅掩盖了人们本能的情感与激情，还泯灭了人类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难怪作者感叹：今天的学术界“是一个学术繁荣而思想贫乏的时代”。
这绝不是夸大其词，而是活生生的现实。对学术界这种现状的担忧，更激起我们构建宁静校园的强烈愿望。大学的宁静，就是在高度市场化和商业化的社会背景下，形成这样一种氛围：学者们了解自身的历史使命和精神追求，具有远离功利、与世俗保持距离的道德自觉；学者们在引领社会的同时不被世俗社会所同化，服务社会的同时不为社会利益所牵引；学者们秉持追求真理、繁荣学术的崇高理想，忠诚学术、探索学术、发展学术，形成对大学精神的坚定信仰。
作者是一位潜心作学问的学者，大部分时光都是在办公室度过的。特别是晚上和周末，人民大學明德楼的办公区比较安静，没有人打扰，正可以独处、冥想，以致神思飞扬。我们欣赏作者耐得住寂寞的精神。耐得住寂寞意味着甘心从俗务中抽身而出，自愿沉潜于高深学问的研究之中。大学之所以可贵，就是有这样一批甘于寂寞的学者，他们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们真正承载得起所谓的“大学精神”。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责任编辑 袁剑)
作者的自序是一篇充满感情色彩的文章，不仅讲述了作者研究的初衷，也讲述了作者的学术追求和心路历程，很值得读者仔细品味。书的正文则完全是另一种非常“理性”的风格，全书自始至终体现着十分缜密的历史和逻辑思维。作者关于西方世界衰落这个主题的思考是从2000年就开始酝酿和构思了，当时正是美国刚刚结束将近十年的经济高涨，“永久繁荣”的神话再一次流行于世，美国霸权似乎永无动摇的时候。作者在这种历史节点上提出这样的假设，既需要一定的理论素养，更需要一定的学术远见和胆识。
我们知道，对西方世界的批判性思考从来没有停止过。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述了资本主义灭亡的必然趋势和帝国主义的腐朽性、垂死性特点；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史学家包括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等，从“文化形态史观”出发，提出西方衰落的悲观主义论点。而《西方世界的衰落》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历史与逻辑一致的科学方法，從西方世界兴起的历史与逻辑起点——理性出发，从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区别进行辨析，借助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二重性”分析方法，论述了理性在发展过程中工具理性的张扬和异化，导致工具理性凌驾于价值理性之上，导致科学主义和功利主义盛行的结果。这种工具理性主义，在经济史中的表现就是科学技术的极大发展和工业革命推动的现代化，而在经济学上的表现就是追求效率最大化的经济人成为“单向度的人”，致使自利驱动的市场经济大行其道。这种异化造成价值理性的严重缺失，人的意志和情感受到挤压，人的生命意义再次迷失。——这就是西方世界衰落的根源。
作者从古希腊的巴门尼德开始，向我们展示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将理性扩大到社会生活领域的思想进程。而近代以来使理性主义回归的思想巨匠是笛卡尔、康德和黑格尔，以及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们。他们建立了理性的霸权，使理性成为衡量一切和评价一切的标准。然而，使理性真正与资本主义历史结合还应归功于韦伯，他提出新教伦理是资本主义起源的观点。他认为，新教中的理性化包含了两个过程，一是世界的非迷信化的“祛魔”行为，二是目的论理性主导的“禁欲”行为。新教理性化的过程哺育了近代经济人，使历史从传统走向现代，市场成为配置资源的主要方式。在此基础上，斯密、李嘉图、帕累托、瓦尔拉斯等经济学家用理性的方法证明市场经济是一种最有效的制度设计，而自然法学和实证法学的法学家们则进一步证明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性。但另一方面，我们还可以看到，在理性成为标准、市场经济成为主流、资本主义合法性得到证明的过程中，一直不乏批评的声音。从空想社会主义者们开始，紧随其后的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还有一些“非主流”的资产阶级思想家。而在现代，波普尔、哈耶克、阿马蒂亚·森等对市场经济局限性的论述启迪着作者的思维，马尔库塞、霍克海默、哈贝马斯等人的思想成为作者用来解构理性的工具。不过，作者自始至终坚持的还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科学批判路径。
在这本书中，哲学、历史、经济学和法学在同一层面展开，将它们联系起来的是理性。作者认为，由于理性同时具备同化功能和异化功能的特性，西方世界的兴起是同化功能起作用，但是同时理性异化的功能也在起作用，随着同化过程的完成和异化功能的强化，西方世界逐渐走向衰落。
理性的同化功能首先表现为以市场交换为核心的经济的合理性和平等性；其次是科学技术的兴起和工业革命使专业程序化的合理性和技术操作的可行性向社会的各个方面渗透；再次是自然法和实证法的革命与继承证明了资本主义的合法性；最后，资本主义以合理性、科学性、效率性和合法性被推广到世界其他国家，催生出社会的一体化状态，即全球化。同化功能在经济、文化、政治、心理等领域，消解对立、抹平差别、清除否定性、遏制质变，播撒顺世论的种子。从近代以来，这种合理化进程实质上就是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的资本主义化过程。
理性同化的反面是理性的异化。而理性的异化首先体现为人与自身经济活动的异化，人把经济增长或物质财富的增加当成了发展的终极目标。他的价值不在于是什么(to be)而在于他拥有什么(to have)。结果是物质生活的日益丰富而精神生活的日益贫乏。理性的异化集中体现为科技的异化。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善了人们的生存条件和生活水准；但另一方面，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和控制又带来一系列未曾料到的恶果，人们从科学技术的主人变为科学技术的奴隶。由于科学技术被进一步作为价值理性来主导生活，一切符合技术合理性的生存方式被认定为一种合理的生存，这就使人生活在严重异化状态，逐渐丧失了理性批判的能力。理性的异化还表现为人与社会的异化。在个人主义方法论指导下，经济学认为，只要每个个体实现了最大的效益和发展，社会就实现了最大的效益和发展。但是个体成本的外化，往往造成社会利益的严重损害，这种以个人主义为核心价值的市场经济，通过竞争机制鼓励市场主体，在提高效率和扩大财富生产的同时，也产生与竞争原则相悖的垄断和导致社会分配的严重不公。在全球化的过程中，理性异化还体现出对西方中心论的反思和民族主义对全球化的抗争。可见，理性异化总体表现为促使西方兴起的理性的衰落，也就是西方的衰落。
作者指出，提出西方世界衰落这一命题，并不是说西方的社会和经济完全停滞了，不发展了，更不是说西方的GDP减少了，而是说西方理性主义的衰落，是市场理性的矛盾导致市场制度的衰落，是资本主义价值理性和意识形态的衰落。在这里，作者审慎地指出，这一命题是对西方制度文明和经济社会史的一个浪漫主义阐释。不过现在看来，西方世界的衰落不是将来时而是现在进行时，在理性兴起从而现代化的开始就出现了对兴盛的背离，这可以解释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经济危机、环境危机和社会危机，以及人们内心的矛盾与纠结和严重的道德危机等。所以西方世界的衰落并不仅仅是一个预言，完全可以摆脱证伪的困境，同时经受住逻辑的考验。事实上，作者所作出的大胆假设，已被“9·11事件”和2008年金融大危机所部分地证实。
西方世界的衰落过程，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经验的和逻辑的样本，令我们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反思自己。现代社会，一方面科学技术的进步促使生产力飞速发展，另一方面是功利主义盛行导致物欲横流。这种情况与工具理性盛行有因果关系。人们一味追求物质利益，经济效率成了衡量一切社会行为的主要标 尺。在物质利益的诱惑下，人们很少就良知而扪心自问，对彼岸世界也毫无恐惧，社会将所有的行为都用效益来衡量，包括公共行为，甚至纯粹的道德行为(善行)都与经济效益挂钩。这导致“一切向钱看”的社会风气，也是“黑心棉”和“苏丹红”、“问题奶”和“瘦肉精”，以及“黑砖窑”的根源。我们可以试想，现代科学技术在没有道德规范和引导下的结果会是什么?如果说核武器对人类的屠杀是取得战争胜利的必要手段，那么“蛋白精”(三聚氰胺)和“瘦肉精”这类科技“结晶”又能作何解释呢?在工具理性张扬的现代中国，兴盛和崛起是不争的事实，但是我们也要大声地呼唤人们价值理性的回归，呼唤人们良知的发现。一个民族的真正崛起，不仅要求科学技术，还要求道德自觉。
理性主义特别是工具理性带来的问题，对学术界的影响也极其广泛而深刻。随着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取得的成功，学者们也同样承受着现代化造成的环境污染和交通拥堵、社会不公和道德沦陷等问题。扑面而来的西方物质文明和先进科学技术，使中国部分知识分子一方面盲目地崇拜西方，对西方物质文明和文化顶礼膜拜：另一方面否定自己、否定传统，对自己的传统文化不仅自卑甚至自虐和自残。在刻意模仿西方和学习西方后，在理性异化的境遇中，有的人为了各种目的迎合世俗或依附权贵，宁可炮制媚俗的文字以博得简单的喝彩，也不愿踏踏实实地从事研究以流传后世。这种思想理念的世俗性和功利性，统一性和标准性，不仅掩盖了人们本能的情感与激情，还泯灭了人类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难怪作者感叹：今天的学术界“是一个学术繁荣而思想贫乏的时代”。
这绝不是夸大其词，而是活生生的现实。对学术界这种现状的担忧，更激起我们构建宁静校园的强烈愿望。大学的宁静，就是在高度市场化和商业化的社会背景下，形成这样一种氛围：学者们了解自身的历史使命和精神追求，具有远离功利、与世俗保持距离的道德自觉；学者们在引领社会的同时不被世俗社会所同化，服务社会的同时不为社会利益所牵引；学者们秉持追求真理、繁荣学术的崇高理想，忠诚学术、探索学术、发展学术，形成对大学精神的坚定信仰。
作者是一位潜心作学问的学者，大部分时光都是在办公室度过的。特别是晚上和周末，人民大學明德楼的办公区比较安静，没有人打扰，正可以独处、冥想，以致神思飞扬。我们欣赏作者耐得住寂寞的精神。耐得住寂寞意味着甘心从俗务中抽身而出，自愿沉潜于高深学问的研究之中。大学之所以可贵，就是有这样一批甘于寂寞的学者，他们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们真正承载得起所谓的“大学精神”。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责任编辑 袁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