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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族地区的精准扶贫是中国精准扶贫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资本作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资本，在精准扶贫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文章以甘肃省临夏州和政县为例，以社会资本中的社会信任维度、社会网络维度和社会规范维度为出发点，运用问卷调查法和文献检索法，基于入户调查资料，对比分析了汉族、回族和东乡族地区社会资本投资与减贫效应的关系。研究发现，社会资本投资与农户的年龄、民族、性别等因素有很大关系，且在农户社会网络、规范和信任维度均具有明显的减贫效应。要實现农民收入结构优化、农民增收渠道拓宽，不仅需要外部相关政策以及农业结构调整的引导，还需要农户进行社会信任、社会网络、社会规范等社会资本的持久投入。农民自身也应该多和外界沟通，注重培育人与人之间及团体之间的良好信任，政府也应积极为当地服务组织和社团的发展提供资金及政策支持，促进各种资源及信息的流动，农户之间更要培育一定的互惠机制，使其为农户自身发展提供帮助。
关键词：精准扶贫;农户;社会资本;民族地区
贫困问题是许多国家长期面临的共同问题，也是中国政府正在努力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精准扶贫是国家扶贫开发和贫困治理能力的创新，它既是传统扶贫政策的发展，又是新贫困形势下的创新。由于受自然条件、发展基础、地理位置等因素的制约，少数民族地区普遍呈现出贫困程度大、程度深、扶贫难度大等特点，这已成为精准扶贫领域
中的重点领域。临夏回族自治州和政县作为临夏州扶贫工作的重点县，总人口约19.5万人，其中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57.4%。为了深度推进地区扶贫工作，县委、县政府运用建档立卡的方法，努力摸清摸准扶贫目标和对象的准确信息，为精准扶贫的顺利实施提供了可靠依据。
洛瑞提出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资本，社会资本是嵌入到区域中的，家庭内部与社会关系中广泛存在着社会资本。周烨欣提出，社会资本是自然资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必要补充，也是发展所不可或缺的，社会资本关注的是个体与个体间的关系，个体行为的嵌入性、个体对社会资源的拥有和动员能力以及个体在社会网络中的位置等方面。王志刚，张璟等提出社会资本是指能够促进合作与协调的网络、规范和信任，它可以通过促进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经济效率。综上所述，社会资本在民族地区的精准扶贫中起着极其关键性的作用，对于改善贫困地区农户的生产生活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本文在各学者研究学习和思考的基础上，基于对临夏回族自治州和政县的农户入户调查的数据，来研究分析民族地区精准扶贫中社会资本投资的减贫效应。
一、理论基础及指标体系
（一）社会资本投资的理论基础
社会资本作为一种资本形式，具有社会和经济的双重属性。社会属性是关系网络所提供的社会保障和经济支持，信任所提供的精神支持、规范提供的社会秩序保障等;经济属性是指社会网络所提供的信息、人际关系和其他资源形式来引导人力资本流动，降低交易成本，从而增加个人收入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陆迁，2012）。社会资本的这种“资本”功效使人们既可通过某种投资策略来维持和加强，也可能因负面影响而有意识地疏淡致使社会资本下降。格鲁特尔特（Gro-otaert，2001）研究发现，控制其他变量后，社会资本对家庭有正面影响，可以显著改善家庭经济状况，社会资本越丰富，物质资产积累越多，家庭应对风险的能力越强，与富裕家庭相比，社会资本对穷人家庭的作用更加明显，社会资本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来自于公共服务、社区合作和对信任的利用。社会资本可划分为三个层面，即关注社会网络和规范的微观层面，关注网络结构化的中观层面以及关注“外在”文化、政治和宏观经济的宏观层面。不同层次的社会资本形式反映出社会资本的多重经济效应，使社会资本对收农户入有现实影响。
（二）社会资本的指标体系
近年来，社会资本已经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农户的社会资本投资对促进贫困地区农户的经济增长、缓解贫困等有显著作用。通过从文献的综述性概括中选取的依据，本文从社会网络、社会规范、社会信任等维度对社会资本进行测量，其中，选用与周围人的融洽程度、对周围人的信任度、对村委会的熟悉度及对村委会的信任度来衡量社会信任维度;以与外界的联系、是否使用网络以及上网的频率来衡量社会网络维度;选用是否参加村委会活动、不参加村委会活动是否会受到责罚、是否有人主动借钱、遇到困难是否会找村委会或向当地政府求助和是否参加当地社会服务组织或协会等来衡量社会规范维度。
社会信任是在同一个社会群体下，人们在基于共同的价值观体系的基础上建立的相互信任和认可。对于和政县农户来说，社会信任表现为对周围人的熟悉和信任、以及对村委会的熟悉及信任上，即农户在同一价值观体系下，对村委会及周围人的相互认可。
社会网络是在社会个体成员之间形成的相对稳定的联系和关系。就和政县而言，农户的社会网络指农户使用网络与外界的联系、使用网络的频率等作为参考指数来综合测量社会的网络。
社会规范是指调整人和人之间以一定的社会关系为内容、维护一定的社会秩序行为的规范。就农户而言，参加社会活动与不参加是否会受到责罚在其价值体系下反映农户之间的社会秩序，有人是否愿意借钱给你反映的是农户之间的社会关系，是否了解当地的社会服务组织或协会以及是否主动参加等可以很好的体现和政县农户的社会参与度，由此组成的指标体系将更好的反映社会规范。如表1所示。
二、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一）基本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重点抽样方法，在临夏回族自治州和政县从卜家庄乡和陈家集镇各抽取150名农户进行问卷调查，回收有效问卷分别为147份、144份，发放的300份问卷中有效问卷为291份，有效回收率为97%，其中男性174人，女性117人。少数民族为150人，占总体的51.55%，其中东乡族90人，占总体的30.93%，回族60人，占总体的20.62%（表2）。
（二）描述性指标分析
1. 农户年龄及知识水平分析
在此调查中，发现参与调查的农户年龄趋于年轻化，年龄18～29岁之间的有138人，占有效参与人数的47.4%;文化程度存在一定差距，其中小学及以下的有75人，占有效参与人数的25.77%，而大专及以上的占到了38.11%，具体数据如表3和图1。
本次接受调查的农户受教育程度与其年龄、民族、性别等有一定的对应性，例如文化程度在小学及以下有的占总体的25.77%，其中东乡族最多，为39人，占总体13.40%。由調查数据可知，在民族地区，少数民族接受小学教育的女性略多于男性，而接受初中、高中以及高等教育的人数中男性远多于女性，且汉族多于少数民族，说明男性的受教育程度总体高于女性，汉族受教育程度总体高于少数民族，这也直接影响了社会资本投资向男性和汉族倾斜。具体数据如表4所示。
2. 农户基础数据分析
从调查数据来看，农户家庭劳动力少，50.55%农户家庭只有两个劳动力，且有53.61%的农户健康状况一般;农户年收入偏低，47.42%的农户年收入在1万元以下，只有9.28%的农户年收入较高，在3万元以上;且农户收入来源绝大多数以务工和务农为主，另外也有一小部分农户的收入来源多元，以政府补贴、个体工商户、和其他收入为主;农户住房结构多元，以钢混结构、砖混结构、砖木结构和土木结构为主，其中砖木结构在接受调查的农户中所占比重最大，为43.3%，钢混结构所占比重最小，为8.25%（表5）。
表5数据表明在临夏州和政县的农村中，农户收入不高，且劳动力以务工和务农为主，受教育程度有严重的倾斜趋势，少数民族和汉族的教育不平衡，这导致很多农户缺少自主创业的思维和能力，家庭经济状况一般，有的在政府补贴的帮扶下，仍处于贫困状态。
3. 扶贫数据分析
本文主要以享受过或正在享受政府扶贫项目的农户为主要调查对象，数据显示农户参加最普遍的社会保障项目是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分别占62.89%、81.44%，其次是最低生活保障和农村医疗救助，占到30.93%、19.59%，最低是农村“五保”政策补助，为6.19%;农户表示能从根本上解决困的措施是帮助贫困地区发展旅游业、帮助贫困地区销售滞销农产品、培训年轻人的电商思维、培训农业技术给予资金支持、加大教育投资及补贴以及提供小额贷款。在问及扶贫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时，农户表示帮扶渠道单一是主要问题，其次是农户认为贫困地区难以实现持久富裕和帮扶资金过少等。对于更好的实现脱贫，农户的意愿是加大农业技术培训投资及教育投资，坚持资金投资，重视人力投资和项目投资。具体数据如表6所示。
表6中数据是根据农户选择某一个选项的次数与总体参与人数的比重得出，表明农户在生产生活中仍处于贫困状态，且需要政府及先关部门重视是给予适当帮助，合理利用社会资本。
三、社会资本投资的减贫效应分析
（一）信任维度
在社会资本的社会信任这一维度中，本文通过农户与周围人的融洽程度、对周围人的信任度、对村委会的熟悉程度以及对村委会的信任度等角度来衡量信任维度，根据调查数据显示，与周围人相处好和较好的各占参与调查人数的41.24%、48.45%，对周围人比较信任的占参与调查人数的71.43%，与周围人关系融洽的农户对周围人的信任度较高。在对村委会的熟悉程度这一指标上，有46.39%的农户对村委会熟悉度高的农户表示一般，20.62%的农户表示不熟悉，仅有12.7%和20.62%的农户表示熟悉和比较熟悉，这一现象表明农户对村委会的信任度相对较低在社会信任维度，男性更多的熟悉村委会，与周围人关系融洽，在对村委会成员以及周围人的信任的人群中，年龄在30岁以下的男性的信任度更高。通过信任维度各指标的正相关指数均值得知，对村委会的熟悉度和信任度指数低，说明农户在平时生活中与村委会的接触较少，对村委会缺乏信任，这从侧面说明村委会工作需要进一步透明化，对农户需求的解决力度不够大。在调查中，与周围人的融洽度和信任度高，说明农户之间有较好的互惠机制，这将有利于提升农户间的信任、情感关注和团结程度，也会影响个体的态度以及行为。同时，信任维度对农户的减贫效应更多的表现在农户对政府扶贫措施和相关政策的拥护与支持，减轻扶贫措施的实施难度，提高农户和政府的配合度，有利于当地扶贫措施顺利开展，为农户的生产生活带来实际的帮助。
（二）网络维度
在社会资本的社会网络维度方面，本文通过农户与外界联系次数、渠道以及使用网络的频率等指标进行衡量。其中有21.65%和46.39%的农户与外界联系多和较多，4.12%和27.84%的农户与外界联系少和较少，有86.60%的农户与外界联系的渠道是通过网络与外界联系，且上网的频率多集中在每周或每天1～3次，其比例分别为22.68%和50.52%。近年来，随着社会技术的发展，农户的社会网络投资较高，但调查发现，男性对网络的利用度和使用频率远高于女性，30岁以下的农户对网络的使用度和频率高于30岁以上农户，汉族高于回族和东乡族，这表明社会网络维度的投资出现了性别、年龄以及民族间的不均等，网络更多的被农户接受并应用，也成为农户了解外界、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农户也普遍接受利用网络学习各种相关知识和政策，社会网络维度的投资将更有利于农户自身的发展，将进一步减少农户的知识贫困、收入贫困、信息贫困等，这对和政县的农户减贫有积极的作用，尤其是在汉族家庭中或者在少数民族家庭男性中作用更为突出。
（三）社会规范维度
本文通过农户参与社会活动的意愿、不参加是否受到责罚、是否愿意借钱给别人、是否会向村委会或政府求助以及对社会志愿服务组织的认知度、参与度等指标衡量社会规范维度。接受调查的农户中有39.18%的人表示偶尔会参加村委会的各项活动，12.37%表示只要有活动就参加，与之相反的是基本不参加和不参加的占到了38.14%和10.31%，并且有71.42%表示不参加且不会受到责罚，79.38%农户愿意借钱给别人，当被问到是否在有困难时求助村委会或当地政府，表示不会和基本自己解决的分别占到8.25%和37.11%，看困难大小决定和会的分别占46.39%和8.25%。农户表示不了解和完全没听说过当地的社会服务组织或协会人数有180人，占61.86%，据了解，当地的社会服务组织和协会经常组织一些利农的活动，了解和参加过社会组织或协会的农户表示这些利农活动有多种形式，例如种养殖业培训、相关就业培训、电商培训、劳务输出培训以及国家惠农政策知识讲座等，这些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对农户的生产和生活有较大影响。受当地的风俗习惯等影响，汉族的社会参与度远远高于少数民族，男性高于女性，社会参与度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农户的生产生活，有利于调动农户的积极性，在就业、种植、养殖等方面给农户为农户提供便利，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农户的负担。通过分析规范维度，和政县农户社会规范投资指数较低，说明农户缺乏相应的管理机制，农户的社会参与度与规范性不够，然而社会参与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农户的生产生活和就业等。就和政县而言，当地的社会服务组织或协会会经常举办一些利农利民的政策宣讲或相关技术培训，为农户提供就业信息等，这些活动提高了农户的社会资本投资同时，对减少农户贫困有积极的作用。 具体数据如表7、表8所示，社会信任、社会网络、社会规范的正相关指数均值为农户所选正向选项百分比的均等，社会资本总指数为三大要素的均值，且对于各要素的比较数据为各影响因素所占人数与三大要素的均值相乘得出。表中数据意在表明各资本指数的投资程度。
社会资本三个指标的共同作用对农户收入的影响高于单一指标对收入的影响，在新的发展形势中，培育和丰富和政县的社会资本，对贫困地区具有直接的减贫作用，通过对社会资本的投入能促进农户扶贫进程，改善贫困地区农户的生产和发展条件，增强贫困地区农户的自主发展能力。
四、对策
（一）扶贫的精准性有待提高
和政县作为民族地区贫困县，在扶贫过程中易出现贫困对象信息不精确，贫困农户的需求无法精确反馈，导致政府扶贫措施无法精准实施，若要减少和政县农户的贫困状况，就必须做好精准扶贫工作，提高扶贫对象的性精准、项目安排的精准性、资金使用的精准性、扶贫措施的精准性、脱贫成效的精准性，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切实保障农户利益，积极解决农户需求，充分发挥村委会的作用，及时登记更新农户信息，为精准扶贫工作打好基础。
（二）引导农户加大社会资本的投入
在新的贫困条件下，精准扶贫是扶贫致富的根本出路，社会资本的合理利用是一个关键性问题。农户社会资本同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等资本形态一样，对于农民家庭经济状况都具有一定的作用，是一种不可忽略的资本形式。也就是说，要优化农户收入结构和促进农户增收，不仅需要促进农村居民在粮食作物方面增收，更需要农户对社会信任、社会网络、社会规范等社会资本的投入。农民自身应该加强与外界的沟通，注重培养农户之间与团体之间的良好信任，政府也应该积极的为当地社会服务组织和协会的发展提供资金和政策支持，促进发展各种资源和信息的流动和变通，同时，和政县相关政府部门应提高贫困人口中农村居民的社会资本水平，作为提高减贫能力、建立贫困群体和其他群体的互助机制、建设包容、共享的社会组织与社会资本的重要举措。
（三）重视农村教育与技术培训
本研究也证实了和政县教育、民族、年龄结构等对扶贫社会资本投资的影响，因此要合理利用社会资本投资减少贫困、增加农民收入，还需大力发展农村教育，并加强实用技术的培训，增强农民发展能力。政府还应积极倡导本地区的少数民族农户在参加宗教活动时，应理性管理宗教费用的支出，注重积累物质资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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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甘肃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资助项目（10733082）;甘肃农业大学青年研究生指導教师扶持基金项目（GAU-QNDS-201705）;甘肃农业大学学科建设专项基金（GAU-XKJS-2018-235）。
（作者单位：祁永康、姜力玮，甘肃农业大学财经学院;吴新苗，甘肃农业大学 动物科学技术学院;陈强强，甘肃农业大学财经学院、甘肃省区域农业与产业组织研究中心。陈强强为通讯作者）
关键词：精准扶贫;农户;社会资本;民族地区
贫困问题是许多国家长期面临的共同问题，也是中国政府正在努力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精准扶贫是国家扶贫开发和贫困治理能力的创新，它既是传统扶贫政策的发展，又是新贫困形势下的创新。由于受自然条件、发展基础、地理位置等因素的制约，少数民族地区普遍呈现出贫困程度大、程度深、扶贫难度大等特点，这已成为精准扶贫领域
中的重点领域。临夏回族自治州和政县作为临夏州扶贫工作的重点县，总人口约19.5万人，其中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57.4%。为了深度推进地区扶贫工作，县委、县政府运用建档立卡的方法，努力摸清摸准扶贫目标和对象的准确信息，为精准扶贫的顺利实施提供了可靠依据。
洛瑞提出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资本，社会资本是嵌入到区域中的，家庭内部与社会关系中广泛存在着社会资本。周烨欣提出，社会资本是自然资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必要补充，也是发展所不可或缺的，社会资本关注的是个体与个体间的关系，个体行为的嵌入性、个体对社会资源的拥有和动员能力以及个体在社会网络中的位置等方面。王志刚，张璟等提出社会资本是指能够促进合作与协调的网络、规范和信任，它可以通过促进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经济效率。综上所述，社会资本在民族地区的精准扶贫中起着极其关键性的作用，对于改善贫困地区农户的生产生活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本文在各学者研究学习和思考的基础上，基于对临夏回族自治州和政县的农户入户调查的数据，来研究分析民族地区精准扶贫中社会资本投资的减贫效应。
一、理论基础及指标体系
（一）社会资本投资的理论基础
社会资本作为一种资本形式，具有社会和经济的双重属性。社会属性是关系网络所提供的社会保障和经济支持，信任所提供的精神支持、规范提供的社会秩序保障等;经济属性是指社会网络所提供的信息、人际关系和其他资源形式来引导人力资本流动，降低交易成本，从而增加个人收入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陆迁，2012）。社会资本的这种“资本”功效使人们既可通过某种投资策略来维持和加强，也可能因负面影响而有意识地疏淡致使社会资本下降。格鲁特尔特（Gro-otaert，2001）研究发现，控制其他变量后，社会资本对家庭有正面影响，可以显著改善家庭经济状况，社会资本越丰富，物质资产积累越多，家庭应对风险的能力越强，与富裕家庭相比，社会资本对穷人家庭的作用更加明显，社会资本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来自于公共服务、社区合作和对信任的利用。社会资本可划分为三个层面，即关注社会网络和规范的微观层面，关注网络结构化的中观层面以及关注“外在”文化、政治和宏观经济的宏观层面。不同层次的社会资本形式反映出社会资本的多重经济效应，使社会资本对收农户入有现实影响。
（二）社会资本的指标体系
近年来，社会资本已经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农户的社会资本投资对促进贫困地区农户的经济增长、缓解贫困等有显著作用。通过从文献的综述性概括中选取的依据，本文从社会网络、社会规范、社会信任等维度对社会资本进行测量，其中，选用与周围人的融洽程度、对周围人的信任度、对村委会的熟悉度及对村委会的信任度来衡量社会信任维度;以与外界的联系、是否使用网络以及上网的频率来衡量社会网络维度;选用是否参加村委会活动、不参加村委会活动是否会受到责罚、是否有人主动借钱、遇到困难是否会找村委会或向当地政府求助和是否参加当地社会服务组织或协会等来衡量社会规范维度。
社会信任是在同一个社会群体下，人们在基于共同的价值观体系的基础上建立的相互信任和认可。对于和政县农户来说，社会信任表现为对周围人的熟悉和信任、以及对村委会的熟悉及信任上，即农户在同一价值观体系下，对村委会及周围人的相互认可。
社会网络是在社会个体成员之间形成的相对稳定的联系和关系。就和政县而言，农户的社会网络指农户使用网络与外界的联系、使用网络的频率等作为参考指数来综合测量社会的网络。
社会规范是指调整人和人之间以一定的社会关系为内容、维护一定的社会秩序行为的规范。就农户而言，参加社会活动与不参加是否会受到责罚在其价值体系下反映农户之间的社会秩序，有人是否愿意借钱给你反映的是农户之间的社会关系，是否了解当地的社会服务组织或协会以及是否主动参加等可以很好的体现和政县农户的社会参与度，由此组成的指标体系将更好的反映社会规范。如表1所示。
二、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一）基本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重点抽样方法，在临夏回族自治州和政县从卜家庄乡和陈家集镇各抽取150名农户进行问卷调查，回收有效问卷分别为147份、144份，发放的300份问卷中有效问卷为291份，有效回收率为97%，其中男性174人，女性117人。少数民族为150人，占总体的51.55%，其中东乡族90人，占总体的30.93%，回族60人，占总体的20.62%（表2）。
（二）描述性指标分析
1. 农户年龄及知识水平分析
在此调查中，发现参与调查的农户年龄趋于年轻化，年龄18～29岁之间的有138人，占有效参与人数的47.4%;文化程度存在一定差距，其中小学及以下的有75人，占有效参与人数的25.77%，而大专及以上的占到了38.11%，具体数据如表3和图1。
本次接受调查的农户受教育程度与其年龄、民族、性别等有一定的对应性，例如文化程度在小学及以下有的占总体的25.77%，其中东乡族最多，为39人，占总体13.40%。由調查数据可知，在民族地区，少数民族接受小学教育的女性略多于男性，而接受初中、高中以及高等教育的人数中男性远多于女性，且汉族多于少数民族，说明男性的受教育程度总体高于女性，汉族受教育程度总体高于少数民族，这也直接影响了社会资本投资向男性和汉族倾斜。具体数据如表4所示。
2. 农户基础数据分析
从调查数据来看，农户家庭劳动力少，50.55%农户家庭只有两个劳动力，且有53.61%的农户健康状况一般;农户年收入偏低，47.42%的农户年收入在1万元以下，只有9.28%的农户年收入较高，在3万元以上;且农户收入来源绝大多数以务工和务农为主，另外也有一小部分农户的收入来源多元，以政府补贴、个体工商户、和其他收入为主;农户住房结构多元，以钢混结构、砖混结构、砖木结构和土木结构为主，其中砖木结构在接受调查的农户中所占比重最大，为43.3%，钢混结构所占比重最小，为8.25%（表5）。
表5数据表明在临夏州和政县的农村中，农户收入不高，且劳动力以务工和务农为主，受教育程度有严重的倾斜趋势，少数民族和汉族的教育不平衡，这导致很多农户缺少自主创业的思维和能力，家庭经济状况一般，有的在政府补贴的帮扶下，仍处于贫困状态。
3. 扶贫数据分析
本文主要以享受过或正在享受政府扶贫项目的农户为主要调查对象，数据显示农户参加最普遍的社会保障项目是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分别占62.89%、81.44%，其次是最低生活保障和农村医疗救助，占到30.93%、19.59%，最低是农村“五保”政策补助，为6.19%;农户表示能从根本上解决困的措施是帮助贫困地区发展旅游业、帮助贫困地区销售滞销农产品、培训年轻人的电商思维、培训农业技术给予资金支持、加大教育投资及补贴以及提供小额贷款。在问及扶贫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时，农户表示帮扶渠道单一是主要问题，其次是农户认为贫困地区难以实现持久富裕和帮扶资金过少等。对于更好的实现脱贫，农户的意愿是加大农业技术培训投资及教育投资，坚持资金投资，重视人力投资和项目投资。具体数据如表6所示。
表6中数据是根据农户选择某一个选项的次数与总体参与人数的比重得出，表明农户在生产生活中仍处于贫困状态，且需要政府及先关部门重视是给予适当帮助，合理利用社会资本。
三、社会资本投资的减贫效应分析
（一）信任维度
在社会资本的社会信任这一维度中，本文通过农户与周围人的融洽程度、对周围人的信任度、对村委会的熟悉程度以及对村委会的信任度等角度来衡量信任维度，根据调查数据显示，与周围人相处好和较好的各占参与调查人数的41.24%、48.45%，对周围人比较信任的占参与调查人数的71.43%，与周围人关系融洽的农户对周围人的信任度较高。在对村委会的熟悉程度这一指标上，有46.39%的农户对村委会熟悉度高的农户表示一般，20.62%的农户表示不熟悉，仅有12.7%和20.62%的农户表示熟悉和比较熟悉，这一现象表明农户对村委会的信任度相对较低在社会信任维度，男性更多的熟悉村委会，与周围人关系融洽，在对村委会成员以及周围人的信任的人群中，年龄在30岁以下的男性的信任度更高。通过信任维度各指标的正相关指数均值得知，对村委会的熟悉度和信任度指数低，说明农户在平时生活中与村委会的接触较少，对村委会缺乏信任，这从侧面说明村委会工作需要进一步透明化，对农户需求的解决力度不够大。在调查中，与周围人的融洽度和信任度高，说明农户之间有较好的互惠机制，这将有利于提升农户间的信任、情感关注和团结程度，也会影响个体的态度以及行为。同时，信任维度对农户的减贫效应更多的表现在农户对政府扶贫措施和相关政策的拥护与支持，减轻扶贫措施的实施难度，提高农户和政府的配合度，有利于当地扶贫措施顺利开展，为农户的生产生活带来实际的帮助。
（二）网络维度
在社会资本的社会网络维度方面，本文通过农户与外界联系次数、渠道以及使用网络的频率等指标进行衡量。其中有21.65%和46.39%的农户与外界联系多和较多，4.12%和27.84%的农户与外界联系少和较少，有86.60%的农户与外界联系的渠道是通过网络与外界联系，且上网的频率多集中在每周或每天1～3次，其比例分别为22.68%和50.52%。近年来，随着社会技术的发展，农户的社会网络投资较高，但调查发现，男性对网络的利用度和使用频率远高于女性，30岁以下的农户对网络的使用度和频率高于30岁以上农户，汉族高于回族和东乡族，这表明社会网络维度的投资出现了性别、年龄以及民族间的不均等，网络更多的被农户接受并应用，也成为农户了解外界、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农户也普遍接受利用网络学习各种相关知识和政策，社会网络维度的投资将更有利于农户自身的发展，将进一步减少农户的知识贫困、收入贫困、信息贫困等，这对和政县的农户减贫有积极的作用，尤其是在汉族家庭中或者在少数民族家庭男性中作用更为突出。
（三）社会规范维度
本文通过农户参与社会活动的意愿、不参加是否受到责罚、是否愿意借钱给别人、是否会向村委会或政府求助以及对社会志愿服务组织的认知度、参与度等指标衡量社会规范维度。接受调查的农户中有39.18%的人表示偶尔会参加村委会的各项活动，12.37%表示只要有活动就参加，与之相反的是基本不参加和不参加的占到了38.14%和10.31%，并且有71.42%表示不参加且不会受到责罚，79.38%农户愿意借钱给别人，当被问到是否在有困难时求助村委会或当地政府，表示不会和基本自己解决的分别占到8.25%和37.11%，看困难大小决定和会的分别占46.39%和8.25%。农户表示不了解和完全没听说过当地的社会服务组织或协会人数有180人，占61.86%，据了解，当地的社会服务组织和协会经常组织一些利农的活动，了解和参加过社会组织或协会的农户表示这些利农活动有多种形式，例如种养殖业培训、相关就业培训、电商培训、劳务输出培训以及国家惠农政策知识讲座等，这些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对农户的生产和生活有较大影响。受当地的风俗习惯等影响，汉族的社会参与度远远高于少数民族，男性高于女性，社会参与度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农户的生产生活，有利于调动农户的积极性，在就业、种植、养殖等方面给农户为农户提供便利，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农户的负担。通过分析规范维度，和政县农户社会规范投资指数较低，说明农户缺乏相应的管理机制，农户的社会参与度与规范性不够，然而社会参与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农户的生产生活和就业等。就和政县而言，当地的社会服务组织或协会会经常举办一些利农利民的政策宣讲或相关技术培训，为农户提供就业信息等，这些活动提高了农户的社会资本投资同时，对减少农户贫困有积极的作用。 具体数据如表7、表8所示，社会信任、社会网络、社会规范的正相关指数均值为农户所选正向选项百分比的均等，社会资本总指数为三大要素的均值，且对于各要素的比较数据为各影响因素所占人数与三大要素的均值相乘得出。表中数据意在表明各资本指数的投资程度。
社会资本三个指标的共同作用对农户收入的影响高于单一指标对收入的影响，在新的发展形势中，培育和丰富和政县的社会资本，对贫困地区具有直接的减贫作用，通过对社会资本的投入能促进农户扶贫进程，改善贫困地区农户的生产和发展条件，增强贫困地区农户的自主发展能力。
四、对策
（一）扶贫的精准性有待提高
和政县作为民族地区贫困县，在扶贫过程中易出现贫困对象信息不精确，贫困农户的需求无法精确反馈，导致政府扶贫措施无法精准实施，若要减少和政县农户的贫困状况，就必须做好精准扶贫工作，提高扶贫对象的性精准、项目安排的精准性、资金使用的精准性、扶贫措施的精准性、脱贫成效的精准性，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切实保障农户利益，积极解决农户需求，充分发挥村委会的作用，及时登记更新农户信息，为精准扶贫工作打好基础。
（二）引导农户加大社会资本的投入
在新的贫困条件下，精准扶贫是扶贫致富的根本出路，社会资本的合理利用是一个关键性问题。农户社会资本同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等资本形态一样，对于农民家庭经济状况都具有一定的作用，是一种不可忽略的资本形式。也就是说，要优化农户收入结构和促进农户增收，不仅需要促进农村居民在粮食作物方面增收，更需要农户对社会信任、社会网络、社会规范等社会资本的投入。农民自身应该加强与外界的沟通，注重培养农户之间与团体之间的良好信任，政府也应该积极的为当地社会服务组织和协会的发展提供资金和政策支持，促进发展各种资源和信息的流动和变通，同时，和政县相关政府部门应提高贫困人口中农村居民的社会资本水平，作为提高减贫能力、建立贫困群体和其他群体的互助机制、建设包容、共享的社会组织与社会资本的重要举措。
（三）重视农村教育与技术培训
本研究也证实了和政县教育、民族、年龄结构等对扶贫社会资本投资的影响，因此要合理利用社会资本投资减少贫困、增加农民收入，还需大力发展农村教育，并加强实用技术的培训，增强农民发展能力。政府还应积极倡导本地区的少数民族农户在参加宗教活动时，应理性管理宗教费用的支出，注重积累物质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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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甘肃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资助项目（10733082）;甘肃农业大学青年研究生指導教师扶持基金项目（GAU-QNDS-201705）;甘肃农业大学学科建设专项基金（GAU-XKJS-2018-235）。
（作者单位：祁永康、姜力玮，甘肃农业大学财经学院;吴新苗，甘肃农业大学 动物科学技术学院;陈强强，甘肃农业大学财经学院、甘肃省区域农业与产业组织研究中心。陈强强为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