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亨利希·库诺夫是第二国际时期重要的思想理论家，以现代社会学为独特理论视角，对唯物史观进行专门的阐释与传播，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和运用打开了一个独特的窗口。当下重新审视他对唯物史观的理解，需要回到当时他所直面的理论危机：德国社会民主党从获得合法地位到出现分歧，直至最后走向分裂，以及由此折射出其党内出现的深层次严重的理论危机。立足当代中国，在历史视域中重新审视库诺夫的思想，對当下进一步深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不无启示。
[关键词]亨利希·库诺夫；历史唯物主义
[中图分类号]B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1071（2017）06-0006-05
正如理解马克思及其哲学与社会思想，最好的方法就是历史地“回到马克思”一样，当下重新审视库诺夫对唯物史观的理解，需要回到库诺夫本来的文本，回到他所生活的时代，回到当时处于世界资本主义发展格局中的德国，真正理解他解读的客观历史背景和方法论范式，了解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理论危机，才能深刻把握他建构唯物史观的历史起点。
自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来，随着人类社会向前推进，资本主义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和国际形势等方面，都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在近代历史中，德国是“一个受民族主义的瘴气所熏染和沙文主义毒素所麻醉的国家”[1]。库诺夫作为一位土生土长的德国学者，其理论研究不可能脱离德国历史和和德意志民族思想的浸染。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的崛起与英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争霸，以及战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德国和俄国在面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革命以及社会主义改良等道路的不同选择，这些都是《马克思的历史、社会和国家学说》的酝酿与创作时期，评析库诺夫对唯物史观的解读也不可能脱离对这两个欧洲大国的选择道路的反思。而写作此著作的最直接动因，就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的理论危机，面对德国发展的社会现实道路问题，和社会民主党的发展方向。库诺夫以实证社会学的视角切入唯物史观，认为从人类社会历史出发，以社会——国家为线索，系统阐述马克思有关社会学的基本要点，能够从理论根基上有力地回应党内的争论和危机。限于篇幅，本文仅就库诺夫当时所直面的理论危机进行探讨。
一、从“合法化”到出现“分歧”：德国社会民主主义阵营的发展
谈到库诺夫阐释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实践和历史背景，就离不开当时德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发展进程。德国社会民主党能够在十九世纪末获得合法地位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通过不懈努力和斗争才获得了政府和国家的认可。首先不得不说到“非常法”，即《反对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治安的法令》，它的颁布源于俾斯麦铁腕式的政治统治。俾斯麦为了巩固帝国的政治统治，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对社会主义运动始终采取了毫不留情的镇压，1878年5月和6月相继发生了对德国皇帝的行刺事件，这两次事件与社会民主党没有丝毫关系，而俾斯麦为了打击社会主义运动，将刺杀事件归咎于德国工人党，宣称这是“赤色危险”。同年10月10日，在帝国议会中投票通过了《反对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治安的法令》，通常简称为《非常法》，用以查禁报刊等出版物，解散工人组织，放逐社会民主党人，利用国家机器镇压工人运动。此后，俾斯麦利用自己的权力操纵帝国议会的决议，将《非常法》的实施时间一延再延。德国工人阶级在反“非常法”时期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并最终取得了成功，德国社会民主党成为当时世界工人运动的先锋和范例。对1889年成立的第二国际也发挥出举足轻重的作用。直至“非常法”取消后，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即社会民主党的前身）才终于重新获得了合法地位，摆脱了地下活动的状态，这一条件有力推动了党在工人阶级中开展工作的广度和深度。在反《非常法》阶段作为指导原则的社会民主主义，顺理成章地成为此后阶段的党的理论。
但是，倘若对“社会民主主义”的涵义追根究底，党内倒是存在分歧，即社会革命和社会改良。而社会改良派实质上是一种结局妥协。作为国际工人运动的指导者和德国工人阶级政党的“行为监护人”，恩格斯认为，社会民主主义首先是指革命的社会主义，旨在实现马克思理论中的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专政。与此同时，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德国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都不同程度地导致了社会剧变，社会民主党内的改良主义认为，应当通过和平、合法的途径走议会民主道路，显然这不是彻底的社会革命，只能算是一种阶级妥协。
这种分歧倾向日益明显，逐渐演化为一种“实实在在”分裂的重要危险因素。党内改良主义妥协派中，以格奥尔格·福尔马尔为首的政治集团，要求改变党的革命路线。他们声称德国皇帝及其政府对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态度“真正友好”，因此，社会民主党应当与政府妥协，将党的工作依照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精神开展，并限制在议会活动的范围内，支持政府对外扩张，甚至公开要求和资产阶级政党皆为联盟，停止对容克——资产阶级国家的敌视态度。福尔马尔的政治集团从实质上看，就是党内真正的反党宗派联盟，他们与工人阶级毫无共同之处。
对此，支持社会革命立场的理论家和政治家坚决予以反击。恩格斯洞悉到党内的分歧以及从分歧走向分裂的倾向，为了使广大党员和人们群众理解马克思的革命路线和政治实践的原则立场，他立刻着手于整理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手稿，公开发表在《新时代》上，对福尔马尔政治集团坚决予以反击。之后，他写下《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即《爱尔福特纲领批判》），明确指出，目前党内领袖（如倍倍尔）几乎完全没有意识到改良主义的滋生，还有部分领袖担心政府再次实施《非常法》而不敢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甚至避免提及民主共和国的建立。在恩格斯的敦促、指导和帮助下，倍倍尔终于意识到党内的危机，坚决回击福尔马尔政治集团。1891年10月，在爱尔福特召开党的代表大会，正式定名为德国社会民主党，通过了由考茨基起草的党纲。虽然新党纲中取消了拉萨尔的教义，表明了党在政治和经济上的要求，但是，对于无产阶级专政、推翻君主制、建立民主共和国等要求并没有提到。 社会民主党的正式更名并不能消除党内改良社会主义的思潮，这一思潮实际上反映了一定时代的特性，也有时代原因。首先，高速的工业化发展大力推进了资本主义经济迅猛发展，社会财富的急剧增长，使得统治阶级能够从超额利润的大蛋糕中，抽取一小部分用以对工人阶级的“糖果政策”，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工人阶级的革命信念和革命动力。其次，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进程中，城镇化脚步使得城乡小生产者大规模进入工人阶级队伍，但是他们从思想上和客观现实条件看，并非彻底的无产阶级。因此，他们并不完全认同社会主义革命方式和最终目标，往往满足于妥协后的改良。这种观念构成了德国反马克思主义最为广泛而深厚的阶级基础和思想氛围。最后，十九世纪晚期资产阶级内部产生的反马克思主义学派对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形成巨大的对抗性。例如，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在德国广泛流行的马堡学派，从数学和逻辑角度对康德哲学进行改造，将哲学归结为认识论，提出伦理社会主义。主要代表人物有柯亨、施达姆勒（通常也被译为“施穆勒”）等。同时期，新康德主义弗赖堡学派，试图将康德先验哲学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强调价值凌驾于一切存在之上，仿佛消除价值判断的差异就能解决社会基本矛盾了一样。代表人物有施穆勒、桑巴特、瓦格纳、布伦塔诺、韦贝尔等。
二、走向分裂：德国社会民主主义阵营的分化
在种种经济、政治和社会因素的影响下，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从分歧走向了分裂：出现了“左中右”三派。首先出现了右倾机会主义小宗派。例如，伯恩施坦和施拉姆、赫希伯尔格组成了苏黎世三人团。作为其中最主要成员的伯恩斯坦，他的思想理论的发展线索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资本主义研究中的焦点和热点问题。最初，伯恩斯坦主张以议会活动为主的合作式的改良道路。接着，他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严厉批判，在恩格斯的帮助下，迅速转变立场，开始从理论上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党内报刊上揭露政府对工人运动的“鞭子+糖果”的政策实质，同党内的拉萨尔主义思想坚决斗争，向广大工人阶级传播科学社会主义原理。而后，在英国费边社渐进主义思想和德国资产阶级现代经济学派的影响下，伯恩施坦走上了修正主义之路。他认为在新时代条件下，马克思主义革命原理已经过时，他以“自由批判”和必要的“修正”的形式，对马克思主义的灵魂进行了阉割。他俨然成为新时代条件下党内改良主义的代表人物，同列其中的还有福尔马尔、奥埃尔、达维德、希法亭等等。
伯恩施坦在摇摆中最终走向了修正主义之路，主要体现出他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判断和分析。一方面，他以“社会主义”为主题发表文章，声称垄断赋予资本主义更多的适应性，它具有比以往“更长的寿命”和“更强的弹性”，工业文明先进的国家中处于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开始走向民主。因此，在当前已然逐漸质变的主客观条件下，曾经需要流血革命才能实现的社会变革，现在只需要通过议会投票、示威游行等“威逼手段”即可实现。另一方面，在政党任务方面，他进而提出无产阶级政党的最重要的任务，不是取得政权，不是实现专政，而只需要进行“细小的工作”，只需要“运动”。在他看来，无产阶级的最终目的不足道哉，因为运动即一切。
面对右派的进攻，社会民主党内很快成立了以卡尔·李卜克内西、卢森堡、蔡特金、梅林等为代表的左派与此针锋相对，这些代表人物后来也成为第二国际中的左派领袖。卡尔·李卜克内西是一位革命斗士，他坚决反对修正主义，出版《军国主义和反军国主义》，明确反对军国主义，提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够战胜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唯有此方能争取德意志民族的繁荣昌盛。革命雄鹰——卢森堡忠于马克思主义革命立场，始终站在反对修正主义的最前沿阵线上。蔡特金在反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开辟了妇女工作。梅林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原则，撰写历史论著和政治批判文章，从而在社会历史和政治领域对右派予以有力批驳。
左派和右派在党内都仅仅是少数派，更多的党员和工人群众集中在中派。中派领袖考茨基不仅是社会民主党内的首席理论代表，而且是第二国际的主要领导人物。他在“不惜代价维护党的统一”的口号下，他没有就修正主义实质进行坚决斗争，反而时时处处调和左右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在1900年的第二国际巴黎代表大会上，社会民主党各派就身为法国社会主义者的米勒兰入阁一事进行针锋相对的论战。以卢森堡为代表的左派认为米勒兰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的行为，就是叛卖；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右派则认为这属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起步阶段。考茨基在维护国际社会主义政党统一的旗帜下，既不赞同任何一派的观点，也不批驳任何一方，而是提出了一个看似折中的决议草案，即加入资产阶级政府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非正常性开端，不能就此做原则性判断，因为这是一个政治策略。由于考茨基名字的德文Kautsky与橡皮一词Kautschuk非常相似，所以人们往往讽刺这次大会的议案是富有弹性的“橡皮决议案”。
正是在以考茨基为代表的中派的调和中，右派仿佛是在中派的掩护下，不断发展壮大，其代表人物日益占据了党内的领导岗位，逐渐排挤左派，而中派则与右派越走越近，这一切使得党内三派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1913年8月，随着德国社会民主党老一辈领袖倍倍尔的逝世，党内实际领导权落入了右派人物手中，党逐步在时代与革命主题上，从分歧走向分裂。
就本质而言，社会民主主义的所谓社会革命原则，已然被和平行动、合法斗争以及议会民主的外衣包裹住。面对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新阶段的形势，列宁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也是其最后阶段，必须用革命对抗国际资本和帝国主义。当时库诺夫所在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右派（包括最终几乎被右派消解的中派），坚持认为工业化——现代化阶段并非革命形势，不存在革命危机和革命胜利的机会，于是他们以民族工人运动为立场，试图走和平道路进入社会主义的终极目标。左派的立场不同，他们站在国际工人运动的立场上，始终遵循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原则，主张以革命为手段。两派力量悬殊，右派占了党员的多数，左派只有少部分党员。因此，有学者曾提出，当时带有中派倾向的党内领袖倍倍尔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他既不放弃议会民主，有能坚持革命原则，既顺应国际工人运动的潮流，又能兼顾到不放弃民族工人运动的利益，在批判党内错误思潮的同时，尽可能团结党内的所有成员，始终以党组织大局为重，不做无谓的组织决裂。如果倍倍尔不是在1913年逝世，也许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发展会有所不同。 三、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严重的理论危机
德国社会民主党从分歧走向分裂的局面恰恰反映出当时党内严重的理论危机。因此，库诺夫指出，“当前马克思主义正处在严重的危机之中，特别是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有别而通常称为社会哲学的马克思主义的那一部分。这一事实清楚地表现在：以往至少在形式上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今天分裂为一系列相互敌对的党派。”虽然这些敌对的党派都标榜自己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但是他们引证马克思主义学说时，都是“从五花八门的社会哲学的基本观点”出发的，作为根基的理论逻辑联系消散了，“形形色色的观点、原则和结论杂乱无章地混在一起”。马克思主义不在是党内的理论基础，而成了各党派在论战中信手拈来的“日用品”，其中充斥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和误读。于是，由此带来了一个严重后果，即面对世界大战引起的革命形势，党内制定的政治斗争策略“已完全变得莫衷一是”。政治实践的危机恰恰反映出了党内理论危机的严峻现实[10]。当时出现的各种对唯物史观的曲解和误读，论调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方面，对生产方式的曲解。马克思唯物史观在近数十年以来备受指责，甚至是攻击，虽然批评者也使用马克思所论述的生产方式，但是他们往往有各种各样的曲解和误读。第一种，将生产过程与技术混淆。他们常常用曲解后的概念来强加给马克思，将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是“黑格尔主义的穿凿附会”或是“犹太法典的繁文缛节”，将技术和生产方式“混为一谈”[11]。非马克思主义者中维纳·索姆巴特是将生产过程和技术混为一谈的典型；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中海尔曼·戈特是混淆生产过程和技术的代表人物。
第二种混淆和曲解，将经济结构理解为企业形式。以保尔·巴尔特教授为例。他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当时的一种社会哲学思潮。《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写道，“机器正像拖犁的牛一样，并不是一个经济范畴。机器只是一种生产力。以应用机器为基础的现代工厂才是社会生产关系，才是经济范畴。”[13]马克思关于经济结构的理论经过巴尔特的逻辑就改头换面成了：技术=企业形式=所有制。库诺夫打了个形象的比方，即鸡蛋可以孵出鸡，但是不能就因此而认为鸡和鸡蛋是一回事。
第三种，将生产关系理解为“技术关系”，或者“企业制度”，或者“技术企业关系的总和”，甚至“各工业部门的相互关系”、“取得原料和商品销售的方式”、“农业土质状况”、“耕作面积的分布”等等。这也往往使人们误以为生产关系、生产方式与生产技术是同类概念。还有一部分社会主义理论家也会对马克思的生产关系概念产生误解，例如麦克斯·阿德勒，他将人们生活区域中的土壤和自然状况也当作是生产关系。生产力与生产条件也往往会被误解。例如，马萨利克将马克思的三个术语等同，即认为生产力、生产条件、生产关系三者是同一概念。生产力时常被当作是一种“技术力量”，即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工具、机械的总和。这与马克思的界定完全不同。
第二方面，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误读。马克思的批评者往往误将唯物史观理解为：“任何一种历史过程都可直接从经济结构中找出它的根源”。进而得出这样的结论，即马克思的观点就是，“在经济和任何一个时代的各个政治观点、道德观点与宗教观点之间，存在着一种直接的‘机械的’或‘机械主义’的关系”。与之同质的论调还有：“唯物史观排除了思想在历史中的影响”，“只知道经济事实对历史进程的‘机械的’或‘机械主义的’作用”[14]。库诺夫认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完全的误解”[15]。
以伯恩施坦为例，他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中明确提出，经济之外的那些因素越多，最终决定因素在质和量上所承受的局限就越大。显然，他没有理解社会经济与各种形式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和相互作用机制，所以，他将意识形态与社会经济因素两者相互对立的等质因素。实际上，马克思从来不曾否定意识形态对社会历史演进的影响力和推动作用，他和恩格斯一直强调，在一定時代，当经济发展在创造历史的人们头脑中转化为相应的意识形态，不同的意识形态发生冲突并推动人们实践时，意识形态才能够成为历史的推动力。所谓的观念形式的意识形态和社会经济本就不存在根本的对立，它们之间的区别仅仅在于前者是后者在人脑中的转化。因此，马克思称对历史进程产生作用的观念是“在人的头脑中转化了的物质”。伯恩施坦对马克思误解的根源还在于，他没能准确理解马克思对生产关系的界定，反而将它模糊成了纯生产技术——机械式的关系，和类似气候、土质、水源之类的自然关系。
伯恩施坦谈到的恩格斯书信，主要讨论的是：在一定社会中意识形态的状况，它们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经济结构，它们和社会经济结构之间存在着何种依存关系或因果关系，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意识形态是独自发挥作用，抑或是受制于社会经济，能否对社会经济反作用（推动或是阻碍、破坏），意识形态和社会经济之间是否存在着“不等式”，前者最终是否紧紧“跟随”社会经济发展。
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马克思主义者中分为两派。一派主要以“康德主义者”为主，以麦克斯·阿德勒和阿尔弗雷德·布劳恩塔尔（通常也译为布伦塔诺。）为代表，他们认为社会经济发展影响意识形态的形成，而后者一旦形成就外在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以相对独立的自身规律向前推进。另一派以考茨基、梅林、普列汉诺夫为代表，他们否认意识形态的独立性，坚持这些都可以追溯到社会经济生活之中，并最终取决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虽然两者之间会在一定时期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等式”，意识形态不能始终如一且完全无误地和社会经济结构“相匹配”，但是前者始终紧随后者，或快或慢地在后面“跛行”。
第三方面，对社会——国家视域中的误读。这主要围绕在阶级斗争和国家问题。关于解决斗争，当时出现三种论调：论调之一，马克思提出，随着社会的发展，最终阶级将消亡，这是“没有根据的”。因为“阶级的差别是建立在个人天赋和才能的先天的区别之上”，所以“社会内部总是不可避免地一再出现产生阶级的条件”[17]。论调之二：社会内部的利益总是有差别的，每个社会成员都有特殊的利益，因此根本就不存在阶级和阶级利益。论调三：完全误解马克思对阶级概念的界定，还是根据古老的划分方式——财产，将阶级划分为：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即“无产者”和“富人”。 关于国家问题，主要集中体现在国家的发展趋势。当时，在库诺夫看来的庸俗马克思主义流毒全国，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曲解到一种极端倾向，他们无视忽视了《共产党宣言》中有关消除国家政权的论述的修改，以及《哥达纲领批判》中的论述，没有理解马克思关于国家理论的精髓，而只是将无政府主义的国家虚无主义理论化了，仿佛只要工人阶级取得了政权，掌握国家权力，那么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便会得到保障。例如，考茨基在《新时代》第一卷《形形色色的革命者》中写道，“这两本小册子（《革命之前》与《革命之后》），归结为一句话，即夺取政权。无产阶级有了政权，那社会主义就会自动到来。没有政府权力，我们在消灭阶级和阶级矛盾方面就无法前进一步。”因此，“我们的任务恰恰就是要夺取国家政权，将它从一个有产阶级的机关变为一个无产阶级的机关，从一个压迫机关变为一个解放的机关”[18]。而安东·潘内奎克（通常也被译作“安东尼·潘涅库克”）虽然是社会主义理论家，但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观进行惊人的篡改，他无视国家是在社会发展中形成的史实，提出国家是统治阶级为了统治目的而创造出的组织。
结语
库诺夫在其代表作中，从社会整体性和系统化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解做了进一步的深化和发展，他反复强调：物质生产和再生产过程是社会生活的基础，经济过程与意识形态之间是一种“总和决定”的关系，并在上层建筑中进一步严格区分了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客观而言，这些都是他对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内严重的理论危机所进行的深刻思考和正面回应。从中国当下的发展进程看，我们的社会生活仍然建立在深厚丰实的经济基础之上，并在整体上决定了我们的精神家园，中华民族的强盛需要社会的同步发展和协同并进。因此，立足当代中国，重新审视库诺夫的思想，对进一步深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和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不无启示。
参考文献：
[1]丁建弘、陆世澄主编. 德国通史简编[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53-554.
[2][3][5][6][7][8][德]亨利希·库诺夫. 马克思的历史、社会和国家学说. 袁志英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1、516、161、538、538、414、340.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61.
（责任編辑：木杉）
[关键词]亨利希·库诺夫；历史唯物主义
[中图分类号]B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1071（2017）06-0006-05
正如理解马克思及其哲学与社会思想，最好的方法就是历史地“回到马克思”一样，当下重新审视库诺夫对唯物史观的理解，需要回到库诺夫本来的文本，回到他所生活的时代，回到当时处于世界资本主义发展格局中的德国，真正理解他解读的客观历史背景和方法论范式，了解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理论危机，才能深刻把握他建构唯物史观的历史起点。
自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来，随着人类社会向前推进，资本主义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和国际形势等方面，都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在近代历史中，德国是“一个受民族主义的瘴气所熏染和沙文主义毒素所麻醉的国家”[1]。库诺夫作为一位土生土长的德国学者，其理论研究不可能脱离德国历史和和德意志民族思想的浸染。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的崛起与英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争霸，以及战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德国和俄国在面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革命以及社会主义改良等道路的不同选择，这些都是《马克思的历史、社会和国家学说》的酝酿与创作时期，评析库诺夫对唯物史观的解读也不可能脱离对这两个欧洲大国的选择道路的反思。而写作此著作的最直接动因，就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的理论危机，面对德国发展的社会现实道路问题，和社会民主党的发展方向。库诺夫以实证社会学的视角切入唯物史观，认为从人类社会历史出发，以社会——国家为线索，系统阐述马克思有关社会学的基本要点，能够从理论根基上有力地回应党内的争论和危机。限于篇幅，本文仅就库诺夫当时所直面的理论危机进行探讨。
一、从“合法化”到出现“分歧”：德国社会民主主义阵营的发展
谈到库诺夫阐释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实践和历史背景，就离不开当时德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发展进程。德国社会民主党能够在十九世纪末获得合法地位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通过不懈努力和斗争才获得了政府和国家的认可。首先不得不说到“非常法”，即《反对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治安的法令》，它的颁布源于俾斯麦铁腕式的政治统治。俾斯麦为了巩固帝国的政治统治，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对社会主义运动始终采取了毫不留情的镇压，1878年5月和6月相继发生了对德国皇帝的行刺事件，这两次事件与社会民主党没有丝毫关系，而俾斯麦为了打击社会主义运动，将刺杀事件归咎于德国工人党，宣称这是“赤色危险”。同年10月10日，在帝国议会中投票通过了《反对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治安的法令》，通常简称为《非常法》，用以查禁报刊等出版物，解散工人组织，放逐社会民主党人，利用国家机器镇压工人运动。此后，俾斯麦利用自己的权力操纵帝国议会的决议，将《非常法》的实施时间一延再延。德国工人阶级在反“非常法”时期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并最终取得了成功，德国社会民主党成为当时世界工人运动的先锋和范例。对1889年成立的第二国际也发挥出举足轻重的作用。直至“非常法”取消后，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即社会民主党的前身）才终于重新获得了合法地位，摆脱了地下活动的状态，这一条件有力推动了党在工人阶级中开展工作的广度和深度。在反《非常法》阶段作为指导原则的社会民主主义，顺理成章地成为此后阶段的党的理论。
但是，倘若对“社会民主主义”的涵义追根究底，党内倒是存在分歧，即社会革命和社会改良。而社会改良派实质上是一种结局妥协。作为国际工人运动的指导者和德国工人阶级政党的“行为监护人”，恩格斯认为，社会民主主义首先是指革命的社会主义，旨在实现马克思理论中的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专政。与此同时，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德国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都不同程度地导致了社会剧变，社会民主党内的改良主义认为，应当通过和平、合法的途径走议会民主道路，显然这不是彻底的社会革命，只能算是一种阶级妥协。
这种分歧倾向日益明显，逐渐演化为一种“实实在在”分裂的重要危险因素。党内改良主义妥协派中，以格奥尔格·福尔马尔为首的政治集团，要求改变党的革命路线。他们声称德国皇帝及其政府对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态度“真正友好”，因此，社会民主党应当与政府妥协，将党的工作依照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精神开展，并限制在议会活动的范围内，支持政府对外扩张，甚至公开要求和资产阶级政党皆为联盟，停止对容克——资产阶级国家的敌视态度。福尔马尔的政治集团从实质上看，就是党内真正的反党宗派联盟，他们与工人阶级毫无共同之处。
对此，支持社会革命立场的理论家和政治家坚决予以反击。恩格斯洞悉到党内的分歧以及从分歧走向分裂的倾向，为了使广大党员和人们群众理解马克思的革命路线和政治实践的原则立场，他立刻着手于整理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手稿，公开发表在《新时代》上，对福尔马尔政治集团坚决予以反击。之后，他写下《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即《爱尔福特纲领批判》），明确指出，目前党内领袖（如倍倍尔）几乎完全没有意识到改良主义的滋生，还有部分领袖担心政府再次实施《非常法》而不敢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甚至避免提及民主共和国的建立。在恩格斯的敦促、指导和帮助下，倍倍尔终于意识到党内的危机，坚决回击福尔马尔政治集团。1891年10月，在爱尔福特召开党的代表大会，正式定名为德国社会民主党，通过了由考茨基起草的党纲。虽然新党纲中取消了拉萨尔的教义，表明了党在政治和经济上的要求，但是，对于无产阶级专政、推翻君主制、建立民主共和国等要求并没有提到。 社会民主党的正式更名并不能消除党内改良社会主义的思潮，这一思潮实际上反映了一定时代的特性，也有时代原因。首先，高速的工业化发展大力推进了资本主义经济迅猛发展，社会财富的急剧增长，使得统治阶级能够从超额利润的大蛋糕中，抽取一小部分用以对工人阶级的“糖果政策”，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工人阶级的革命信念和革命动力。其次，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进程中，城镇化脚步使得城乡小生产者大规模进入工人阶级队伍，但是他们从思想上和客观现实条件看，并非彻底的无产阶级。因此，他们并不完全认同社会主义革命方式和最终目标，往往满足于妥协后的改良。这种观念构成了德国反马克思主义最为广泛而深厚的阶级基础和思想氛围。最后，十九世纪晚期资产阶级内部产生的反马克思主义学派对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形成巨大的对抗性。例如，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在德国广泛流行的马堡学派，从数学和逻辑角度对康德哲学进行改造，将哲学归结为认识论，提出伦理社会主义。主要代表人物有柯亨、施达姆勒（通常也被译为“施穆勒”）等。同时期，新康德主义弗赖堡学派，试图将康德先验哲学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强调价值凌驾于一切存在之上，仿佛消除价值判断的差异就能解决社会基本矛盾了一样。代表人物有施穆勒、桑巴特、瓦格纳、布伦塔诺、韦贝尔等。
二、走向分裂：德国社会民主主义阵营的分化
在种种经济、政治和社会因素的影响下，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从分歧走向了分裂：出现了“左中右”三派。首先出现了右倾机会主义小宗派。例如，伯恩施坦和施拉姆、赫希伯尔格组成了苏黎世三人团。作为其中最主要成员的伯恩斯坦，他的思想理论的发展线索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资本主义研究中的焦点和热点问题。最初，伯恩斯坦主张以议会活动为主的合作式的改良道路。接着，他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严厉批判，在恩格斯的帮助下，迅速转变立场，开始从理论上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党内报刊上揭露政府对工人运动的“鞭子+糖果”的政策实质，同党内的拉萨尔主义思想坚决斗争，向广大工人阶级传播科学社会主义原理。而后，在英国费边社渐进主义思想和德国资产阶级现代经济学派的影响下，伯恩施坦走上了修正主义之路。他认为在新时代条件下，马克思主义革命原理已经过时，他以“自由批判”和必要的“修正”的形式，对马克思主义的灵魂进行了阉割。他俨然成为新时代条件下党内改良主义的代表人物，同列其中的还有福尔马尔、奥埃尔、达维德、希法亭等等。
伯恩施坦在摇摆中最终走向了修正主义之路，主要体现出他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判断和分析。一方面，他以“社会主义”为主题发表文章，声称垄断赋予资本主义更多的适应性，它具有比以往“更长的寿命”和“更强的弹性”，工业文明先进的国家中处于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开始走向民主。因此，在当前已然逐漸质变的主客观条件下，曾经需要流血革命才能实现的社会变革，现在只需要通过议会投票、示威游行等“威逼手段”即可实现。另一方面，在政党任务方面，他进而提出无产阶级政党的最重要的任务，不是取得政权，不是实现专政，而只需要进行“细小的工作”，只需要“运动”。在他看来，无产阶级的最终目的不足道哉，因为运动即一切。
面对右派的进攻，社会民主党内很快成立了以卡尔·李卜克内西、卢森堡、蔡特金、梅林等为代表的左派与此针锋相对，这些代表人物后来也成为第二国际中的左派领袖。卡尔·李卜克内西是一位革命斗士，他坚决反对修正主义，出版《军国主义和反军国主义》，明确反对军国主义，提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够战胜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唯有此方能争取德意志民族的繁荣昌盛。革命雄鹰——卢森堡忠于马克思主义革命立场，始终站在反对修正主义的最前沿阵线上。蔡特金在反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开辟了妇女工作。梅林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原则，撰写历史论著和政治批判文章，从而在社会历史和政治领域对右派予以有力批驳。
左派和右派在党内都仅仅是少数派，更多的党员和工人群众集中在中派。中派领袖考茨基不仅是社会民主党内的首席理论代表，而且是第二国际的主要领导人物。他在“不惜代价维护党的统一”的口号下，他没有就修正主义实质进行坚决斗争，反而时时处处调和左右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在1900年的第二国际巴黎代表大会上，社会民主党各派就身为法国社会主义者的米勒兰入阁一事进行针锋相对的论战。以卢森堡为代表的左派认为米勒兰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的行为，就是叛卖；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右派则认为这属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起步阶段。考茨基在维护国际社会主义政党统一的旗帜下，既不赞同任何一派的观点，也不批驳任何一方，而是提出了一个看似折中的决议草案，即加入资产阶级政府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非正常性开端，不能就此做原则性判断，因为这是一个政治策略。由于考茨基名字的德文Kautsky与橡皮一词Kautschuk非常相似，所以人们往往讽刺这次大会的议案是富有弹性的“橡皮决议案”。
正是在以考茨基为代表的中派的调和中，右派仿佛是在中派的掩护下，不断发展壮大，其代表人物日益占据了党内的领导岗位，逐渐排挤左派，而中派则与右派越走越近，这一切使得党内三派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1913年8月，随着德国社会民主党老一辈领袖倍倍尔的逝世，党内实际领导权落入了右派人物手中，党逐步在时代与革命主题上，从分歧走向分裂。
就本质而言，社会民主主义的所谓社会革命原则，已然被和平行动、合法斗争以及议会民主的外衣包裹住。面对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新阶段的形势，列宁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也是其最后阶段，必须用革命对抗国际资本和帝国主义。当时库诺夫所在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右派（包括最终几乎被右派消解的中派），坚持认为工业化——现代化阶段并非革命形势，不存在革命危机和革命胜利的机会，于是他们以民族工人运动为立场，试图走和平道路进入社会主义的终极目标。左派的立场不同，他们站在国际工人运动的立场上，始终遵循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原则，主张以革命为手段。两派力量悬殊，右派占了党员的多数，左派只有少部分党员。因此，有学者曾提出，当时带有中派倾向的党内领袖倍倍尔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他既不放弃议会民主，有能坚持革命原则，既顺应国际工人运动的潮流，又能兼顾到不放弃民族工人运动的利益，在批判党内错误思潮的同时，尽可能团结党内的所有成员，始终以党组织大局为重，不做无谓的组织决裂。如果倍倍尔不是在1913年逝世，也许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发展会有所不同。 三、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严重的理论危机
德国社会民主党从分歧走向分裂的局面恰恰反映出当时党内严重的理论危机。因此，库诺夫指出，“当前马克思主义正处在严重的危机之中，特别是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有别而通常称为社会哲学的马克思主义的那一部分。这一事实清楚地表现在：以往至少在形式上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今天分裂为一系列相互敌对的党派。”虽然这些敌对的党派都标榜自己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但是他们引证马克思主义学说时，都是“从五花八门的社会哲学的基本观点”出发的，作为根基的理论逻辑联系消散了，“形形色色的观点、原则和结论杂乱无章地混在一起”。马克思主义不在是党内的理论基础，而成了各党派在论战中信手拈来的“日用品”，其中充斥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和误读。于是，由此带来了一个严重后果，即面对世界大战引起的革命形势，党内制定的政治斗争策略“已完全变得莫衷一是”。政治实践的危机恰恰反映出了党内理论危机的严峻现实[10]。当时出现的各种对唯物史观的曲解和误读，论调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方面，对生产方式的曲解。马克思唯物史观在近数十年以来备受指责，甚至是攻击，虽然批评者也使用马克思所论述的生产方式，但是他们往往有各种各样的曲解和误读。第一种，将生产过程与技术混淆。他们常常用曲解后的概念来强加给马克思，将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是“黑格尔主义的穿凿附会”或是“犹太法典的繁文缛节”，将技术和生产方式“混为一谈”[11]。非马克思主义者中维纳·索姆巴特是将生产过程和技术混为一谈的典型；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中海尔曼·戈特是混淆生产过程和技术的代表人物。
第二种混淆和曲解，将经济结构理解为企业形式。以保尔·巴尔特教授为例。他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当时的一种社会哲学思潮。《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写道，“机器正像拖犁的牛一样，并不是一个经济范畴。机器只是一种生产力。以应用机器为基础的现代工厂才是社会生产关系，才是经济范畴。”[13]马克思关于经济结构的理论经过巴尔特的逻辑就改头换面成了：技术=企业形式=所有制。库诺夫打了个形象的比方，即鸡蛋可以孵出鸡，但是不能就因此而认为鸡和鸡蛋是一回事。
第三种，将生产关系理解为“技术关系”，或者“企业制度”，或者“技术企业关系的总和”，甚至“各工业部门的相互关系”、“取得原料和商品销售的方式”、“农业土质状况”、“耕作面积的分布”等等。这也往往使人们误以为生产关系、生产方式与生产技术是同类概念。还有一部分社会主义理论家也会对马克思的生产关系概念产生误解，例如麦克斯·阿德勒，他将人们生活区域中的土壤和自然状况也当作是生产关系。生产力与生产条件也往往会被误解。例如，马萨利克将马克思的三个术语等同，即认为生产力、生产条件、生产关系三者是同一概念。生产力时常被当作是一种“技术力量”，即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工具、机械的总和。这与马克思的界定完全不同。
第二方面，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误读。马克思的批评者往往误将唯物史观理解为：“任何一种历史过程都可直接从经济结构中找出它的根源”。进而得出这样的结论，即马克思的观点就是，“在经济和任何一个时代的各个政治观点、道德观点与宗教观点之间，存在着一种直接的‘机械的’或‘机械主义’的关系”。与之同质的论调还有：“唯物史观排除了思想在历史中的影响”，“只知道经济事实对历史进程的‘机械的’或‘机械主义的’作用”[14]。库诺夫认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完全的误解”[15]。
以伯恩施坦为例，他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中明确提出，经济之外的那些因素越多，最终决定因素在质和量上所承受的局限就越大。显然，他没有理解社会经济与各种形式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和相互作用机制，所以，他将意识形态与社会经济因素两者相互对立的等质因素。实际上，马克思从来不曾否定意识形态对社会历史演进的影响力和推动作用，他和恩格斯一直强调，在一定時代，当经济发展在创造历史的人们头脑中转化为相应的意识形态，不同的意识形态发生冲突并推动人们实践时，意识形态才能够成为历史的推动力。所谓的观念形式的意识形态和社会经济本就不存在根本的对立，它们之间的区别仅仅在于前者是后者在人脑中的转化。因此，马克思称对历史进程产生作用的观念是“在人的头脑中转化了的物质”。伯恩施坦对马克思误解的根源还在于，他没能准确理解马克思对生产关系的界定，反而将它模糊成了纯生产技术——机械式的关系，和类似气候、土质、水源之类的自然关系。
伯恩施坦谈到的恩格斯书信，主要讨论的是：在一定社会中意识形态的状况，它们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经济结构，它们和社会经济结构之间存在着何种依存关系或因果关系，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意识形态是独自发挥作用，抑或是受制于社会经济，能否对社会经济反作用（推动或是阻碍、破坏），意识形态和社会经济之间是否存在着“不等式”，前者最终是否紧紧“跟随”社会经济发展。
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马克思主义者中分为两派。一派主要以“康德主义者”为主，以麦克斯·阿德勒和阿尔弗雷德·布劳恩塔尔（通常也译为布伦塔诺。）为代表，他们认为社会经济发展影响意识形态的形成，而后者一旦形成就外在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以相对独立的自身规律向前推进。另一派以考茨基、梅林、普列汉诺夫为代表，他们否认意识形态的独立性，坚持这些都可以追溯到社会经济生活之中，并最终取决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虽然两者之间会在一定时期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等式”，意识形态不能始终如一且完全无误地和社会经济结构“相匹配”，但是前者始终紧随后者，或快或慢地在后面“跛行”。
第三方面，对社会——国家视域中的误读。这主要围绕在阶级斗争和国家问题。关于解决斗争，当时出现三种论调：论调之一，马克思提出，随着社会的发展，最终阶级将消亡，这是“没有根据的”。因为“阶级的差别是建立在个人天赋和才能的先天的区别之上”，所以“社会内部总是不可避免地一再出现产生阶级的条件”[17]。论调之二：社会内部的利益总是有差别的，每个社会成员都有特殊的利益，因此根本就不存在阶级和阶级利益。论调三：完全误解马克思对阶级概念的界定，还是根据古老的划分方式——财产，将阶级划分为：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即“无产者”和“富人”。 关于国家问题，主要集中体现在国家的发展趋势。当时，在库诺夫看来的庸俗马克思主义流毒全国，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曲解到一种极端倾向，他们无视忽视了《共产党宣言》中有关消除国家政权的论述的修改，以及《哥达纲领批判》中的论述，没有理解马克思关于国家理论的精髓，而只是将无政府主义的国家虚无主义理论化了，仿佛只要工人阶级取得了政权，掌握国家权力，那么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便会得到保障。例如，考茨基在《新时代》第一卷《形形色色的革命者》中写道，“这两本小册子（《革命之前》与《革命之后》），归结为一句话，即夺取政权。无产阶级有了政权，那社会主义就会自动到来。没有政府权力，我们在消灭阶级和阶级矛盾方面就无法前进一步。”因此，“我们的任务恰恰就是要夺取国家政权，将它从一个有产阶级的机关变为一个无产阶级的机关，从一个压迫机关变为一个解放的机关”[18]。而安东·潘内奎克（通常也被译作“安东尼·潘涅库克”）虽然是社会主义理论家，但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观进行惊人的篡改，他无视国家是在社会发展中形成的史实，提出国家是统治阶级为了统治目的而创造出的组织。
结语
库诺夫在其代表作中，从社会整体性和系统化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解做了进一步的深化和发展，他反复强调：物质生产和再生产过程是社会生活的基础，经济过程与意识形态之间是一种“总和决定”的关系，并在上层建筑中进一步严格区分了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客观而言，这些都是他对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内严重的理论危机所进行的深刻思考和正面回应。从中国当下的发展进程看，我们的社会生活仍然建立在深厚丰实的经济基础之上，并在整体上决定了我们的精神家园，中华民族的强盛需要社会的同步发展和协同并进。因此，立足当代中国，重新审视库诺夫的思想，对进一步深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和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不无启示。
参考文献：
[1]丁建弘、陆世澄主编. 德国通史简编[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53-554.
[2][3][5][6][7][8][德]亨利希·库诺夫. 马克思的历史、社会和国家学说. 袁志英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1、516、161、538、538、414、340.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61.
（责任編辑：木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