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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是指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中国问题的发动者、实施者和推进者。从主体角度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不同主体实践形成的力的平行四边形所产生的合力作用的结果。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上的探索及其成果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就是党的领袖主体和党的知识分子主体互动的结果。这一互动体现了党的领袖主体和党的知识分子主体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不同特点与作用。这主要表现在：党的一大至六大前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得到了党政治上的肯定，而党的领袖主体在近代中国社会性质探索上处于主导地位。六大后至六届六中全会之前，党的领袖主体参与并领导论战，知识分子主体则进行学术论证，二者共同推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得到学术肯定。六届六中全会至新中国成立前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通过党的领袖主体的系统阐述和党的知识分子主体的研究宣传，实现了从学术成果向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的转化，并随着新中国的建立而成为定论。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领袖主体;知识分子主体;近代中国社会性质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071（2019）02-0055-07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主体、理论客体（马克思主义）和实践客体（中国实际）等要素互动所构成的理论和实践运动过程。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客体系统中，主体是指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中国问题的发动者、实施者和推进者，主要包括知识分子、党的领袖和人民群众等。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是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的理论研究，如内涵、范围、作用和发展历程等;二是关于党的领袖个体或党的领袖群体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关于党的领袖个体的研究主要涉及的是党的几代领导核心如毛泽东、邓小平等，也包括党的其他重要领导人如周恩来、张闻天、陈独秀、李大钊等，以关于毛泽东的研究最为丰富。关于党的领袖群体的研究主要涉及的是延安时期党的领袖群体。三是关于知识分子主体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涉及到的是延安时期的知识分子群体。可见，关于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的研究，较多的侧重于主体理论本身或者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互动，却很少关注到不同主体之间的互动。不同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具有不同特点，处于不同的地位，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共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从这一意义上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不同主体实践形成的力的平行四边形所产生的合力作用的结果。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问题，党的领袖主体与党的知识分子主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代表性主体。本文力图以党的领袖主体和党的知识分子主体在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探索上的互动为例，展示不同主体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不同特点与作用。
一、一大至六大前后：党的领袖主体政治上肯定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并发挥主导作用
从1921年党的一大召开，至1928年党的六大召开前后，中国共产党仅有8年的发展历史，毕竟这时的党还是“幼年的党”[1]，“在思想上的准备、理论修养”“不够”、“比较幼稚”[2]，党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仅进行了初步的探索，但也有所收获。
（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得到了党政治上的肯定
从概念发展史的角度来讲，这一时期党的认识经历了从使用“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到使用“半殖民地半封建”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概念的过程。党的二大首次使用“半殖民地”概念[3]之后，党的领袖主体陈独秀、蔡和森也陆续沿用了这一概念，此后这一概念在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文件中基本上都有使用。尽管蔡和森于1922年就最早使用了“半封建”概念[4]，党的二大和党的四大也使用这一概念。但是这一概念直到1926年才得到中国共产党人的广泛使用。“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最早出现于1926年，分别出自蔡和森在莫斯科作的一个报告与莫斯科出版的一个中文刊物。这之后，便是1929年初发表的《中央通告第二十八号》正式使用这一概念。可以看出，党认识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核心概念已经具备，虽然这些概念的使用度和认可度不及后来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时期以及延安时期。
再来看这一时期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的发展脉络。1922年左右，党的二大以及陈独秀、蔡和森等人认定中国是半殖民地，蔡和森认定中国是半封建国家。1926年，蔡和森和《国际评论》周刊首次认定中国是“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中国”[5]或“半殖民地与半封建的中国”[6]。党的六大首次系统强调“中国现在的地位是半殖民地”、“现在的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是“半封建制度”[7];1929年初，《中央通告第二十八号》首次明确提出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关系”[8]。可见，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的基本框架已经具备，这一理论不仅得到党的领袖主体如陈独秀、蔡和森的认可，也逐渐得到了中共中央文件的政治肯定。
（二）党的领袖主体和党的知识分子主体的二位一体性以及前者的主导性
梳理党的一大至六大前后党探索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成绩可以发现，几乎所有判断都是出现在中共中央文件和党的领袖主体的讲话或文章中，尤其是出现在这一时期所召开的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会议文件上（大会所通过的文件几乎都是由陈独秀等党的领袖所起草的），鲜有党的知识分子对于这一问题展开论述，只有李达于1926年在《现代社会学》一书中略微涉及到一点[9]。这又是为何呢？
这可以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主体的形成中找到答案。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潮的大量传入，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逐步接触到马克思主义，进而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到1920年前后，随着十月革命的爆发，尤其是五四运动的发生，社会上产生了一批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通过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力图“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来解决中国的问题[10]。这一批知识分子就成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早的主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主体的产生、存在及其壮大，为后来创建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条件和组织队伍。这之后，在这样一批先进知识分子中，有的继续学习、研究、宣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甚至发展成为杰出的知识分子即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这样一批以共产主义为志向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像毛泽东、陈独秀、李大钊等杰出知识分子的影响和推动下，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都站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赞成无产阶级专政，走上了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其中一部分人参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从而建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组织主体。这样一批参与中国共产党创建和后来入党的知识分子，就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党的知识分子主体。有的杰出知识分子后来逐步发展成为党的领袖如毛泽东、陈独秀等，从而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党的领袖主体。简而言之，具有初步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主体首先形成，在党成功创建之后，其中部分成员转化成为党的知识分子主体乃至是党的领袖主体。因此，这一段时期内发展而来的党的领袖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领袖主体，同时又有着知识分子主体的身份，从而具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多重主体的身份（即二位一体性）。毛泽东、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瞿秋白等就是这样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因此，在党的一大至六大期间，在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探索中，人们所注意到的是党的领袖主体发挥的重要作用，人们所看到的与此问题相关的文献也是以党的文件居多。 二、六大后至六届六中全会之前：党的领袖主体参与并领导论战和党的知识分子主体进行学术论证
大革命的失败促使了党开始自觉思索事关中国革命关键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的发生又为党提供了发声的舞台和机会。党的六大之后直到红军经过长征到达延安之前，李立三、张闻天、瞿秋白等党的领袖主体与王学文、潘东周、刘苏华、何干之等党的知识分子主体都参与了这一论战，并形成密切互动，共同推动着党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探索。
（一）党的领袖主体提出回答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任务，参与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并领导“新思潮派”等党的知识分子研究中国社会性质问题
从1928年初开始，国民党人通过创办的《新生命》杂志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文，挑起了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同时，中国共产党内部也发生了分裂，产生了托派。托派通过其创办的《动力》杂志，发表了一些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的文章。于是，中共中央被迫做出反应，提出了回答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任务，参与了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并领导“新思潮派”等党的知识分子进行学术研究。
第一，以李立三、张闻天、瞿秋白等为代表党的领袖主体写作并发表文章，批评托派和新生命派的错误理论，全面阐发党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理论。在论战中，直接参与论战的李立三、王明、张闻天、瞿秋白、博古和蔡和森等一共发表了8篇（部）与此直接相关的论著。从主要观点来看，以李立三、张闻天、瞿秋白的观点为代表。党的六大之后陆续递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长和组织部长的李立三，从1930年初开始将头年底撰写的《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发表在中共中央机关报《布尔什维克》上。他指出：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后支配着中国的经济政治生活，“使中國向着殖民地的道路”而非资本主义发展的方向前进;同时，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统治“依靠着中国的封建势力”，于是，“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势力”在政治上经济上“互相依靠不可分离的统治着中国”[11]。六届四中全会之后从苏联回国并陆续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兼任党报委员会书记等职务的张闻天，于1931年5月在《布尔什维克》上发表文章，批评了托派在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性质问题上的错误观点，否定了中国已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说法[12]。1932年4月，他还在中国社会史论战的重镇《读书杂志》上发表了批评性文章。他指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不是为了要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只能破坏”而不能使中国经济独立发展;中国乡村不是说“完全没有资本主义的关系”，但“封建的剥削占统治地位”[13]。六届四中全会之后“离开了中央政治局领导机关”[14]的瞿秋白也写作了三篇相关文章。他在文章中批判了方亦如关于“半殖民地上的衰落时期的封建社会”、托派关于资本主义阶级关系占着绝对优势、孙倬章关于“资本主义是根本”“半殖民地只是枝叶”、王礼锡关于“半殖民地的资本主义社会”等错误观点，并指出：目前“中国的经济性质”是“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中国社会”[15]。党的领袖主体这一时期的主要贡献在于：一是充分了解到认识中国经济性质问题是认识中国革命问题的前提和基础;二是初步认识到近代中国社会性质;三是依据对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判断，指明中国革命的出路就在于反帝反封的民主革命。
第二，党的领袖主体领导和支持“新思潮派”等党的知识分子主体参与中国社会性质论战。1929年10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成立了文化工作委员会，由潘汉年任书记（后朱镜我接任），主要成员包括潘汉年、吴亮平、李一氓、王学文等。一个多月后，《新思潮》创刊，该刊的编辑和主要撰稿人主要包括王学文、朱镜我、潘东周、吴亮平、李一氓、向省吾等。他们都是中共党员，大部分都是中央文委成员（向省吾除外），有的甚至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出版《新思潮》的江南书店负责人也是中央文委领导成员。因此，以《新思潮》杂志为阵地，形成了一个直接受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央文委领导并参与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群体，他们被称为“新思潮派”[16]。由于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是李立三，于是他们也被对手严灵峰称为“李立三新思潮派”[17]。其代表人物是中央文委委员王学文以及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和李立三得力助手的潘东周。可见，党正是通过《新思潮》杂志，组织党的知识分子就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发表论著，宣传党的正确观点和基本主张，驳斥托陈取消派和新生命派等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错误观点的。这一点，就连反对中共观点的孙倬章也是承认的。1932年5月底，瞿秋白在批判孙倬章关于土地问题的观点时摘引了孙倬章的一段话，尽管孙倬章是从批评党的角度来说的，但这段话却道出了“新思潮派”受中共领导的事实，孙倬章说：“中国现在的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分成极端相反的两派”，其中一派为“新思潮”[18]。
（二）以王学文、潘东周、刘苏华、何干之等为代表的党的知识分子主体参与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作出学术论证
党领导下的“新思潮”派主要以王学文、潘东周、吴亮平、李一氓、向省吾、朱镜我、邱祥霞等党员为主体力量。据高军所编《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辑）》所收录的文章及整理的相关文章目录，“新思潮派”发表了19篇与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直接相关的论文。“新思潮派”之后，则是主要以刘苏华、沈志远、何干之等党的知识分子为主体力量。他们一共发表或出版了7篇（部）相关论著。以上党的知识分子通过发表或出版论著，探讨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完成了对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学术“肯定”[19]，发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知识分子主体的作用。
从主要观点来看，主要是王学文、潘东周、刘苏华和何干之对此作出了突出的贡献。1937年何干之在总结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时，点名了论战中“新思潮派”的代表人物和代表文章。他认为“新思潮派”的代表人物王学文和潘东周“最先规定中国经济半殖民地性与半封建性”，从而描绘出“中国社会性质特点”的“雏形”[20]。“新思潮派”的理论贡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从“新思潮派”分析近代中国经济性质的方法来看，他们基本上是侧重于中国经济的半殖民性和半封建性的对比分析，然后得出结论。王学文就认为：中国经济形态主要是“封建的半封建的经济”，半封建经济“不断走向崩坏”，而半殖民地化“不断加强”;潘东周也认为：中国经济从发展趋势上看已“走向资本主义”，但“半封建关系仍然占着比较的优势”[21]。
另一方面，就概念使用而言，尽管“新思潮派”依然没有提出完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但他们已经非常接近使用这些概念了。比如，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概念，潘东周就使用了“目前中国经济的性质”这一表述。关于“中国社会性质”概念，王学文已经使用了“中国社会”的“两个特征”、“两个性质”或“两个方面”这样类似的表述。他们也多次使用中国经济的“半封建性”、“半殖民地性”等表述。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王学文也使用过“半殖民地的封建的经济”这样的论述[22]。可见，“新思潮派”在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探索上取得了很大成绩，确实如何干之说，描绘出“中国社会性质特点”的“雏形”。而沿着他们探索继续前进的是刘苏华和何干之。
在“新思潮派”探索的基础上，刘苏华和何干之继续深化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刘苏华并没有使用“半殖民地半封建”话语，他所使用的是“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经济”、“带有半殖民地性的半封建社会”这些表述。他还认为：“目前中国的经济”“特质是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经济”[23]。王学文和潘东周没有使用“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个合二为一的完整概念，这是由何干之来完成的。通读《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全书，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大量的使用“半殖民地”概念和“半封建”概念，并多次使用了“半殖民地性半封建”概念，尤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概念。更为重要的是，他提出了诸多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断。他指出：“目前中国社会性质”是“帝国主义支配下的半殖民地化的半封建社会”或“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经济是半殖民地性半封建经济”（引用沈志远语）;“中国社会的二重性质”或“中国社会结构”的两个“半面”是“半封建性”与“半殖民地性”[24]。
三、六届六中全会至新中国成立前后：党的领袖主体的系统阐述和党的知识分子主体的研究宣传促使学术成果转化为党的理论创新成果
中国社会性质论战时期最为重要的贡献就是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进行学术论证。不过，这一成果还有待于上升为党的理论创新成果，上升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高度才成为定论。这主要是到达延安之后的中共中共，尤其是党的领袖毛泽东的贡献了。
（一）从延安时期开始，党的领袖主体不断成熟，知识分子主体亦不断壮大
1949年以前，党发展迅速的两个时期分别是大革命时期和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但这两个时期又有着很大的不同。大革命时期，党的发展势头很快被1927年的反革命政变所切断，并迅速造成党组织发展的重大挫折（毛泽东所说的“两次失败”[25]的第一次）。这次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没有形成党的坚强的正确的领导集体和领导核心。从1937年开始，党的发展势头很不一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之后，党和红军力量不断壮大，到抗日战争结束之际便有了与国民党一较高下的军事实力。再加上民心所向，这才有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以摧枯拉朽之势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从而解放了全中国。这一时期党自身的发展壮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党的领袖群体的形成尤其是党的领导核心毛泽东的成熟。挫折和失败对于共产党人来说更是一种历练。正是经历了中央苏区的失败（这是毛泽东所说的“两次失败”的第二次）和两万五千里的长征，更加磨砺和锻炼了中国共产党人。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重新回到党和军队的主要领导岗位，并在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逐渐成为了最高军事领袖，而后在六届六中全会成为党事实上的最高领袖。于是，毛泽东也逐渐成长为党的第一代坚强领导核心。邓小平就指出：“从陈独秀起，一直到遵義会议”，党的历届“领导都是很不稳定的，也很不成熟的;“从毛刘周朱开始”，“才真正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成熟的领导集体”，而“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26]。这就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坚实的党的领袖主体基础。与此同时，知识分子主体也在不断壮大，包括陈伯达、胡乔木、胡绳、艾思奇、范文澜、何干之、杨松、张如心等。他们这段时期陆续来到延安，参与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与宣传，从而成长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党的知识分子主体。
（二）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的学术成果为党的领袖主体所接受并进行系统建构
毛泽东作为党的领袖主体不断成熟的时期，也是毛泽东理论创新的重要时期。到达延安的毛泽东，在吸收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时期党的知识分子主体学术成果的基础[27]上，形成一系列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基本文献，如《矛盾论》、《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等，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1937年8月，毛泽东指出：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28]。1938年，毛泽东首次系统分析了“中国社会性质”的两大特性即“半封建”性和“半殖民地”性，并提出后者是“最本质的东西”[29]。到1940年初，毛泽东不仅对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做出了总体判断，即“现时中国社会的性质”或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30]，而且还系统分析和阐述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过程，即由“封建的中国”变成“半封建的中国”、由独立的中国变成了“半殖民地与殖民地的中国”[31]。总之，毛泽东不仅多次使用“半殖民地”、“半封建”、“半殖民地半封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中国社会性质”等概念，而且还系统阐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从而完成了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的系统建构和权威诠释。
（三）知识分子主体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进行学术研究、文本建构、知识传播与具体运用 毛泽东在系统阐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的同时，时任毛泽东政治秘书的陈伯达、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秘书长的杨松、党的知识分子张如心、叶护生等也在研究、认可和传播毛泽东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理论，并以此为理论武器来分析中国社会，从而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进行学术研究、文本建构、知识传播与具体运用。1938年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的演讲中继续肯定“中国的半殖民地和半封建地位”，分析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的特点[32]。同年10月中旬，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使用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概念[33]。次年初，陈伯达在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上发表的文章中提到了毛泽东以上两篇文章，并运用了毛泽东所阐述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分析了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他指出：“现在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过渡社会形态”[34]。1940年初，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文章中系统阐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同年7月，杨松就在《中国文化》上发表了关于马列主义中国化的长文。该文在分析自建党二十年以来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成绩时，把党“对于中国社会经济性质方面”的成绩即“党确定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半殖民地性和半封建性占统治地位”列在了第一位[35]。1941年4月，张如心在《解放》杂志上发表了《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前进》一文。在谈到毛泽东“在中国问题上发展创造性马克思主义的几个显著的例证”问题时，他把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阶级关系及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特质”的观点，看做是毛泽东发展创造性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例证[36]。1941年5月，陈伯达又在《解放》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由封建的中国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的文章。该文运用马列主义分析了近代中国社会，描述了中国的社会由“封建的中国”，经过帝国主义的侵略而“一方面走向半殖民地化”，“另一方面则走向半封建化”，最终“完全形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状态”的历史过程[37]。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号召将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互相结合的伟大事业”更进一步，号召“研究历史”[38]。紧接着，叶护生就在《解放》上发表的文章中把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即“半封建半殖民地性”作为自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以来的十年里“中国用新史观研究历史”的功绩之一[39]。
（四）半殖民地封建社会理论上升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高度而成为定论
如上所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方面由毛泽东等党的领袖主体进行系统阐述和权威解释，另一方面由党的知识分子主体如陈伯达等进行研究、阐述、宣传和运用，共同促使这一理论在全党乃至知识界、思想界得到高度认同。正如1941年叶护生所说：“在今天谁也不会再去争辩中国的社会性质是否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性的了。”[40]最终，这一理论通过党的会议作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写入党的历史问题的决议，写入党章，从而将其提升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高度，并随着新中国的建立而成为定论。
1945年通过的《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继续使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概念，并肯定了“现阶段的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41]。紧接着召开的党的七大上，张闻天指出：毛泽东“关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思想”是“毛泽东路线与毛泽东思想”的内容之一[42];刘少奇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指出：毛泽东“关于现代世界情况及中国国情的分析”即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理论就是毛泽东思想的主要组成部分[43]。由于七大将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了大会通过的党章，那么毛泽东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理论也就正式上升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高度。大会通过的党章指出：“除了新民主主义的解放区外”，“中国现时的社会”“还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社会”[44]。最后，随着1949年新中国成立尤其是建國初《毛泽东选集》的出版而最终完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的建构并使之成为定论。
四、小结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客体相互作用的历史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能动主体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历史作用。其中，党的领袖主体和党的知识分子主体由于其特殊的地位和能力发挥着独特的历史作用。就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探索而言，党的领袖主体和党的知识分子主体发挥着不同作用，共同促进党对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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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卫令海）
[基金项目]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学科项目“中国共产党的近代中国社会性质认知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GD17XMK14）。
[收稿日期]2018-10-11
[作者简介]李张容（1989-），男，湖北巴东人，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领袖主体;知识分子主体;近代中国社会性质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071（2019）02-0055-07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主体、理论客体（马克思主义）和实践客体（中国实际）等要素互动所构成的理论和实践运动过程。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客体系统中，主体是指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中国问题的发动者、实施者和推进者，主要包括知识分子、党的领袖和人民群众等。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是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的理论研究，如内涵、范围、作用和发展历程等;二是关于党的领袖个体或党的领袖群体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关于党的领袖个体的研究主要涉及的是党的几代领导核心如毛泽东、邓小平等，也包括党的其他重要领导人如周恩来、张闻天、陈独秀、李大钊等，以关于毛泽东的研究最为丰富。关于党的领袖群体的研究主要涉及的是延安时期党的领袖群体。三是关于知识分子主体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涉及到的是延安时期的知识分子群体。可见，关于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的研究，较多的侧重于主体理论本身或者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互动，却很少关注到不同主体之间的互动。不同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具有不同特点，处于不同的地位，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共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从这一意义上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不同主体实践形成的力的平行四边形所产生的合力作用的结果。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问题，党的领袖主体与党的知识分子主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代表性主体。本文力图以党的领袖主体和党的知识分子主体在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探索上的互动为例，展示不同主体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不同特点与作用。
一、一大至六大前后：党的领袖主体政治上肯定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并发挥主导作用
从1921年党的一大召开，至1928年党的六大召开前后，中国共产党仅有8年的发展历史，毕竟这时的党还是“幼年的党”[1]，“在思想上的准备、理论修养”“不够”、“比较幼稚”[2]，党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仅进行了初步的探索，但也有所收获。
（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得到了党政治上的肯定
从概念发展史的角度来讲，这一时期党的认识经历了从使用“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到使用“半殖民地半封建”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概念的过程。党的二大首次使用“半殖民地”概念[3]之后，党的领袖主体陈独秀、蔡和森也陆续沿用了这一概念，此后这一概念在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文件中基本上都有使用。尽管蔡和森于1922年就最早使用了“半封建”概念[4]，党的二大和党的四大也使用这一概念。但是这一概念直到1926年才得到中国共产党人的广泛使用。“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最早出现于1926年，分别出自蔡和森在莫斯科作的一个报告与莫斯科出版的一个中文刊物。这之后，便是1929年初发表的《中央通告第二十八号》正式使用这一概念。可以看出，党认识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核心概念已经具备，虽然这些概念的使用度和认可度不及后来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时期以及延安时期。
再来看这一时期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的发展脉络。1922年左右，党的二大以及陈独秀、蔡和森等人认定中国是半殖民地，蔡和森认定中国是半封建国家。1926年，蔡和森和《国际评论》周刊首次认定中国是“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中国”[5]或“半殖民地与半封建的中国”[6]。党的六大首次系统强调“中国现在的地位是半殖民地”、“现在的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是“半封建制度”[7];1929年初，《中央通告第二十八号》首次明确提出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关系”[8]。可见，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的基本框架已经具备，这一理论不仅得到党的领袖主体如陈独秀、蔡和森的认可，也逐渐得到了中共中央文件的政治肯定。
（二）党的领袖主体和党的知识分子主体的二位一体性以及前者的主导性
梳理党的一大至六大前后党探索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成绩可以发现，几乎所有判断都是出现在中共中央文件和党的领袖主体的讲话或文章中，尤其是出现在这一时期所召开的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会议文件上（大会所通过的文件几乎都是由陈独秀等党的领袖所起草的），鲜有党的知识分子对于这一问题展开论述，只有李达于1926年在《现代社会学》一书中略微涉及到一点[9]。这又是为何呢？
这可以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主体的形成中找到答案。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潮的大量传入，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逐步接触到马克思主义，进而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到1920年前后，随着十月革命的爆发，尤其是五四运动的发生，社会上产生了一批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通过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力图“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来解决中国的问题[10]。这一批知识分子就成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早的主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主体的产生、存在及其壮大，为后来创建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条件和组织队伍。这之后，在这样一批先进知识分子中，有的继续学习、研究、宣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甚至发展成为杰出的知识分子即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这样一批以共产主义为志向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像毛泽东、陈独秀、李大钊等杰出知识分子的影响和推动下，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都站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赞成无产阶级专政，走上了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其中一部分人参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从而建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组织主体。这样一批参与中国共产党创建和后来入党的知识分子，就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党的知识分子主体。有的杰出知识分子后来逐步发展成为党的领袖如毛泽东、陈独秀等，从而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党的领袖主体。简而言之，具有初步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主体首先形成，在党成功创建之后，其中部分成员转化成为党的知识分子主体乃至是党的领袖主体。因此，这一段时期内发展而来的党的领袖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领袖主体，同时又有着知识分子主体的身份，从而具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多重主体的身份（即二位一体性）。毛泽东、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瞿秋白等就是这样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因此，在党的一大至六大期间，在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探索中，人们所注意到的是党的领袖主体发挥的重要作用，人们所看到的与此问题相关的文献也是以党的文件居多。 二、六大后至六届六中全会之前：党的领袖主体参与并领导论战和党的知识分子主体进行学术论证
大革命的失败促使了党开始自觉思索事关中国革命关键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的发生又为党提供了发声的舞台和机会。党的六大之后直到红军经过长征到达延安之前，李立三、张闻天、瞿秋白等党的领袖主体与王学文、潘东周、刘苏华、何干之等党的知识分子主体都参与了这一论战，并形成密切互动，共同推动着党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探索。
（一）党的领袖主体提出回答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任务，参与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并领导“新思潮派”等党的知识分子研究中国社会性质问题
从1928年初开始，国民党人通过创办的《新生命》杂志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文，挑起了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同时，中国共产党内部也发生了分裂，产生了托派。托派通过其创办的《动力》杂志，发表了一些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的文章。于是，中共中央被迫做出反应，提出了回答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任务，参与了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并领导“新思潮派”等党的知识分子进行学术研究。
第一，以李立三、张闻天、瞿秋白等为代表党的领袖主体写作并发表文章，批评托派和新生命派的错误理论，全面阐发党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理论。在论战中，直接参与论战的李立三、王明、张闻天、瞿秋白、博古和蔡和森等一共发表了8篇（部）与此直接相关的论著。从主要观点来看，以李立三、张闻天、瞿秋白的观点为代表。党的六大之后陆续递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长和组织部长的李立三，从1930年初开始将头年底撰写的《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发表在中共中央机关报《布尔什维克》上。他指出：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后支配着中国的经济政治生活，“使中國向着殖民地的道路”而非资本主义发展的方向前进;同时，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统治“依靠着中国的封建势力”，于是，“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势力”在政治上经济上“互相依靠不可分离的统治着中国”[11]。六届四中全会之后从苏联回国并陆续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兼任党报委员会书记等职务的张闻天，于1931年5月在《布尔什维克》上发表文章，批评了托派在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性质问题上的错误观点，否定了中国已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说法[12]。1932年4月，他还在中国社会史论战的重镇《读书杂志》上发表了批评性文章。他指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不是为了要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只能破坏”而不能使中国经济独立发展;中国乡村不是说“完全没有资本主义的关系”，但“封建的剥削占统治地位”[13]。六届四中全会之后“离开了中央政治局领导机关”[14]的瞿秋白也写作了三篇相关文章。他在文章中批判了方亦如关于“半殖民地上的衰落时期的封建社会”、托派关于资本主义阶级关系占着绝对优势、孙倬章关于“资本主义是根本”“半殖民地只是枝叶”、王礼锡关于“半殖民地的资本主义社会”等错误观点，并指出：目前“中国的经济性质”是“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中国社会”[15]。党的领袖主体这一时期的主要贡献在于：一是充分了解到认识中国经济性质问题是认识中国革命问题的前提和基础;二是初步认识到近代中国社会性质;三是依据对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判断，指明中国革命的出路就在于反帝反封的民主革命。
第二，党的领袖主体领导和支持“新思潮派”等党的知识分子主体参与中国社会性质论战。1929年10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成立了文化工作委员会，由潘汉年任书记（后朱镜我接任），主要成员包括潘汉年、吴亮平、李一氓、王学文等。一个多月后，《新思潮》创刊，该刊的编辑和主要撰稿人主要包括王学文、朱镜我、潘东周、吴亮平、李一氓、向省吾等。他们都是中共党员，大部分都是中央文委成员（向省吾除外），有的甚至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出版《新思潮》的江南书店负责人也是中央文委领导成员。因此，以《新思潮》杂志为阵地，形成了一个直接受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央文委领导并参与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群体，他们被称为“新思潮派”[16]。由于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是李立三，于是他们也被对手严灵峰称为“李立三新思潮派”[17]。其代表人物是中央文委委员王学文以及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和李立三得力助手的潘东周。可见，党正是通过《新思潮》杂志，组织党的知识分子就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发表论著，宣传党的正确观点和基本主张，驳斥托陈取消派和新生命派等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错误观点的。这一点，就连反对中共观点的孙倬章也是承认的。1932年5月底，瞿秋白在批判孙倬章关于土地问题的观点时摘引了孙倬章的一段话，尽管孙倬章是从批评党的角度来说的，但这段话却道出了“新思潮派”受中共领导的事实，孙倬章说：“中国现在的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分成极端相反的两派”，其中一派为“新思潮”[18]。
（二）以王学文、潘东周、刘苏华、何干之等为代表的党的知识分子主体参与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作出学术论证
党领导下的“新思潮”派主要以王学文、潘东周、吴亮平、李一氓、向省吾、朱镜我、邱祥霞等党员为主体力量。据高军所编《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辑）》所收录的文章及整理的相关文章目录，“新思潮派”发表了19篇与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直接相关的论文。“新思潮派”之后，则是主要以刘苏华、沈志远、何干之等党的知识分子为主体力量。他们一共发表或出版了7篇（部）相关论著。以上党的知识分子通过发表或出版论著，探讨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完成了对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学术“肯定”[19]，发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知识分子主体的作用。
从主要观点来看，主要是王学文、潘东周、刘苏华和何干之对此作出了突出的贡献。1937年何干之在总结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时，点名了论战中“新思潮派”的代表人物和代表文章。他认为“新思潮派”的代表人物王学文和潘东周“最先规定中国经济半殖民地性与半封建性”，从而描绘出“中国社会性质特点”的“雏形”[20]。“新思潮派”的理论贡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从“新思潮派”分析近代中国经济性质的方法来看，他们基本上是侧重于中国经济的半殖民性和半封建性的对比分析，然后得出结论。王学文就认为：中国经济形态主要是“封建的半封建的经济”，半封建经济“不断走向崩坏”，而半殖民地化“不断加强”;潘东周也认为：中国经济从发展趋势上看已“走向资本主义”，但“半封建关系仍然占着比较的优势”[21]。
另一方面，就概念使用而言，尽管“新思潮派”依然没有提出完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但他们已经非常接近使用这些概念了。比如，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概念，潘东周就使用了“目前中国经济的性质”这一表述。关于“中国社会性质”概念，王学文已经使用了“中国社会”的“两个特征”、“两个性质”或“两个方面”这样类似的表述。他们也多次使用中国经济的“半封建性”、“半殖民地性”等表述。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王学文也使用过“半殖民地的封建的经济”这样的论述[22]。可见，“新思潮派”在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探索上取得了很大成绩，确实如何干之说，描绘出“中国社会性质特点”的“雏形”。而沿着他们探索继续前进的是刘苏华和何干之。
在“新思潮派”探索的基础上，刘苏华和何干之继续深化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刘苏华并没有使用“半殖民地半封建”话语，他所使用的是“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经济”、“带有半殖民地性的半封建社会”这些表述。他还认为：“目前中国的经济”“特质是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经济”[23]。王学文和潘东周没有使用“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个合二为一的完整概念，这是由何干之来完成的。通读《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全书，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大量的使用“半殖民地”概念和“半封建”概念，并多次使用了“半殖民地性半封建”概念，尤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概念。更为重要的是，他提出了诸多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断。他指出：“目前中国社会性质”是“帝国主义支配下的半殖民地化的半封建社会”或“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经济是半殖民地性半封建经济”（引用沈志远语）;“中国社会的二重性质”或“中国社会结构”的两个“半面”是“半封建性”与“半殖民地性”[24]。
三、六届六中全会至新中国成立前后：党的领袖主体的系统阐述和党的知识分子主体的研究宣传促使学术成果转化为党的理论创新成果
中国社会性质论战时期最为重要的贡献就是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进行学术论证。不过，这一成果还有待于上升为党的理论创新成果，上升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高度才成为定论。这主要是到达延安之后的中共中共，尤其是党的领袖毛泽东的贡献了。
（一）从延安时期开始，党的领袖主体不断成熟，知识分子主体亦不断壮大
1949年以前，党发展迅速的两个时期分别是大革命时期和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但这两个时期又有着很大的不同。大革命时期，党的发展势头很快被1927年的反革命政变所切断，并迅速造成党组织发展的重大挫折（毛泽东所说的“两次失败”[25]的第一次）。这次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没有形成党的坚强的正确的领导集体和领导核心。从1937年开始，党的发展势头很不一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之后，党和红军力量不断壮大，到抗日战争结束之际便有了与国民党一较高下的军事实力。再加上民心所向，这才有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以摧枯拉朽之势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从而解放了全中国。这一时期党自身的发展壮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党的领袖群体的形成尤其是党的领导核心毛泽东的成熟。挫折和失败对于共产党人来说更是一种历练。正是经历了中央苏区的失败（这是毛泽东所说的“两次失败”的第二次）和两万五千里的长征，更加磨砺和锻炼了中国共产党人。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重新回到党和军队的主要领导岗位，并在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逐渐成为了最高军事领袖，而后在六届六中全会成为党事实上的最高领袖。于是，毛泽东也逐渐成长为党的第一代坚强领导核心。邓小平就指出：“从陈独秀起，一直到遵義会议”，党的历届“领导都是很不稳定的，也很不成熟的;“从毛刘周朱开始”，“才真正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成熟的领导集体”，而“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26]。这就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坚实的党的领袖主体基础。与此同时，知识分子主体也在不断壮大，包括陈伯达、胡乔木、胡绳、艾思奇、范文澜、何干之、杨松、张如心等。他们这段时期陆续来到延安，参与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与宣传，从而成长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党的知识分子主体。
（二）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的学术成果为党的领袖主体所接受并进行系统建构
毛泽东作为党的领袖主体不断成熟的时期，也是毛泽东理论创新的重要时期。到达延安的毛泽东，在吸收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时期党的知识分子主体学术成果的基础[27]上，形成一系列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基本文献，如《矛盾论》、《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等，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1937年8月，毛泽东指出：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28]。1938年，毛泽东首次系统分析了“中国社会性质”的两大特性即“半封建”性和“半殖民地”性，并提出后者是“最本质的东西”[29]。到1940年初，毛泽东不仅对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做出了总体判断，即“现时中国社会的性质”或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30]，而且还系统分析和阐述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过程，即由“封建的中国”变成“半封建的中国”、由独立的中国变成了“半殖民地与殖民地的中国”[31]。总之，毛泽东不仅多次使用“半殖民地”、“半封建”、“半殖民地半封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中国社会性质”等概念，而且还系统阐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从而完成了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的系统建构和权威诠释。
（三）知识分子主体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进行学术研究、文本建构、知识传播与具体运用 毛泽东在系统阐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的同时，时任毛泽东政治秘书的陈伯达、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秘书长的杨松、党的知识分子张如心、叶护生等也在研究、认可和传播毛泽东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理论，并以此为理论武器来分析中国社会，从而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进行学术研究、文本建构、知识传播与具体运用。1938年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的演讲中继续肯定“中国的半殖民地和半封建地位”，分析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的特点[32]。同年10月中旬，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使用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概念[33]。次年初，陈伯达在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上发表的文章中提到了毛泽东以上两篇文章，并运用了毛泽东所阐述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分析了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他指出：“现在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过渡社会形态”[34]。1940年初，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文章中系统阐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同年7月，杨松就在《中国文化》上发表了关于马列主义中国化的长文。该文在分析自建党二十年以来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成绩时，把党“对于中国社会经济性质方面”的成绩即“党确定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半殖民地性和半封建性占统治地位”列在了第一位[35]。1941年4月，张如心在《解放》杂志上发表了《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前进》一文。在谈到毛泽东“在中国问题上发展创造性马克思主义的几个显著的例证”问题时，他把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阶级关系及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特质”的观点，看做是毛泽东发展创造性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例证[36]。1941年5月，陈伯达又在《解放》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由封建的中国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的文章。该文运用马列主义分析了近代中国社会，描述了中国的社会由“封建的中国”，经过帝国主义的侵略而“一方面走向半殖民地化”，“另一方面则走向半封建化”，最终“完全形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状态”的历史过程[37]。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号召将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互相结合的伟大事业”更进一步，号召“研究历史”[38]。紧接着，叶护生就在《解放》上发表的文章中把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即“半封建半殖民地性”作为自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以来的十年里“中国用新史观研究历史”的功绩之一[39]。
（四）半殖民地封建社会理论上升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高度而成为定论
如上所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方面由毛泽东等党的领袖主体进行系统阐述和权威解释，另一方面由党的知识分子主体如陈伯达等进行研究、阐述、宣传和运用，共同促使这一理论在全党乃至知识界、思想界得到高度认同。正如1941年叶护生所说：“在今天谁也不会再去争辩中国的社会性质是否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性的了。”[40]最终，这一理论通过党的会议作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写入党的历史问题的决议，写入党章，从而将其提升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高度，并随着新中国的建立而成为定论。
1945年通过的《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继续使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概念，并肯定了“现阶段的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41]。紧接着召开的党的七大上，张闻天指出：毛泽东“关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思想”是“毛泽东路线与毛泽东思想”的内容之一[42];刘少奇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指出：毛泽东“关于现代世界情况及中国国情的分析”即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理论就是毛泽东思想的主要组成部分[43]。由于七大将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了大会通过的党章，那么毛泽东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理论也就正式上升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高度。大会通过的党章指出：“除了新民主主义的解放区外”，“中国现时的社会”“还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社会”[44]。最后，随着1949年新中国成立尤其是建國初《毛泽东选集》的出版而最终完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的建构并使之成为定论。
四、小结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客体相互作用的历史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能动主体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历史作用。其中，党的领袖主体和党的知识分子主体由于其特殊的地位和能力发挥着独特的历史作用。就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探索而言，党的领袖主体和党的知识分子主体发挥着不同作用，共同促进党对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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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卫令海）
[基金项目]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学科项目“中国共产党的近代中国社会性质认知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GD17XMK14）。
[收稿日期]2018-10-11
[作者简介]李张容（1989-），男，湖北巴东人，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