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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管轶教授见面的地方，是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的一处办公室，挂着“香港大学新发传染病国家重点实验室深圳分室”的牌子，这里是管轶在内地的第二处科研基地，也是十年前SARS留下的遗产之一。
回顾十年前的SARS疫情，管轶是一个难以绕开的人物。在遭遇SARS之前，从美国到香港，他一直执著于禽流感的研究。当年身处SARS重灾区香港，加上在动物源传染病分子生物学研究上多年的积累，管轶在那个特殊的时间点上责无旁贷地担当起了寻找SARS病源和病毒宿主的重任。
SARS疫情是人类医学发展到分子层面后遇到的最严重的传染病疫情，在这之前，人类历史上出现的大规模传染病，往往是以牺牲上万或者数十万感染者为代价。但如今，人们期待科学家可以扼住传染病的咽喉。
同时，由于全球城市化和人员的世界性流动，SARS很快变成了公共卫生事件，一度影响到城市、国家甚至整个国际社会的正常运转。这个时候，像管轶这样利用生物技术破解传染病“密码”的科学家们，前所未有地受到社会的关注，他们的工作，决定了疫情的走向。
2003年到2004年，管轶因非典而生活在风口浪尖，最终，他以两项最重要的成果为疫情的控制做出了贡献。一项成果是参与寻找到SARS的病原——SARS冠状病毒，另一项是证明了果子狸是SARS病毒从动物传染到人的重要桥梁。他向政府疾呼关闭广州野生动物交易市场，在2004年1月，广州清剿了市场上的果子狸并将所有野生动物市场彻底关闭后，中国再也没有出现一例由动物传染的SARS病例，后来出现的新病人，都是从实验室感染的。
由于在控制SARS中的出色表現，管轶不仅赢得学术界的尊重，也变成了公众眼中的科学明星，数度成为美国《时代周刊》的报道对象。也因为与SARS的遭遇，管轶此后的科研道路，从禽流感扩展到动物疫源疾病，对新发传染病的监控和研究成为他的责任。
由于这样特殊的经历和身份，《新民周刊》选择管轶作为“非典十年”回顾的主人公，循着这位科学家的回忆，我们试图重新审视非典疫情给中国公共卫生系统、信息公开制度直至政府执政方式的带来的改变。
感染者是不幸的，但于整个社会，SARS给中国带来的影响，是正面和积极的。管轶说，最大的危险是“好了伤疤忘了痛”，因此，梳理非典“遗产”，并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医学界、科学界要警惕随时可能出现的新传染病，而社会管理者，则应该吸取疫情初期决策上的教训，在信息公开面前更加自信。
那一场“遭遇战”
如今回头看十年前的初春，很多普通人会有这样的感觉：就像黑夜里撞上一堵墙，危险来得太快，惶恐中连疼痛都来不及体会。中国内地大多数人，直到2003年的2月，才从新闻里得知中国南方出现一种传染病，这种病可能致人死亡。最初，信息只有这些，究竟是什么病，有多少人感染，多少人死亡，均没有确切的答案。
2003年春节，刚刚从江西老家回到香港的管轶，对新传染病的了解并不比普通人多多少。但凭借当过临床医生的经历和多年监控禽流感的经验，管轶比别人多知道的一点是，流行病疫情有可能变得更严峻，他最初的猜想是大流感爆发。
这个猜测与管轶的专业有关，更与SARS的临床症状极似禽流感有关。2001年和2002年香港都曾出现过禽流感疫情，而2003年2月香港又有2例输入性禽流感病例。因此，根据新感染者大多出现在华南，而症状又是高热、重症肺炎等禽流感病人的典型症状，管轶很容易作出这样的假设。
讲到这一点，管轶至今感到遗憾，与管轶一样，世界各国的科学家对这种从未遇到过的疾病一筹莫展，尽管已经掌握了分子生物技术这一“武器”，但破解病原之谜也还是需要时间。
与此同时，不断有新的感染者出现，死亡人数也急速上升，从当年3月开始，恐慌从广州、香港、北京向全中国弥漫。
直到当年4月20日，公众才从中国卫生部得到较为准确的感染者人数和死亡人数。因为没有如实公布非典疫情，时任卫生部部长张文康被免职，官方的理由是“防治非典不力”。
可是，官员的辞职并不能换回感染者的生命，截至2003年8月16日10时，中国内地累计报告非典型肺炎临床诊断病例5327例，治愈出院4959例，死亡349例。
幸运生还的人，也未能完全恢复健康。疫情初期，在尚不清楚病原的情况下，医院对SARS感染者的治疗只能对症治疗，主要的方法是使用大量的激素来对抗重症肺炎。激素的过量使用在多年后显示出副作用，大多数非典患者患上了股骨头坏死的后遗症，导致残疾。
恐慌直到2003年6月才逐渐消散，从3月到6月，整个社会因为SARS几乎停止运转。为了控制病毒传播，所有的集体活动被取消，一些学校停课，一些单位停止上班。城市看上去就像是空城，记者2003年6月看到的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只有三五行人，长安街上车辆稀少。
在那一段特殊的时期，医院是最受关注的地方，特别是广州、北京等出现死亡病例的城市里，总有各种关于医院的悲情故事在民间传播。北京某中心医院一名医生家属告诉记者，SARS期间这家医院派出一辆救护车到居民家中接患者，后来此人被确诊为非典病人，接送的家属和救护车上的医护人员、司机均被感染，其中大多数死亡。后来，这辆救护车一直停在医院大院里好几个月，救护车周围空空荡荡，没有人敢接近。
当时，人们对医院的感情首先是恐惧，然后是对医务人员的崇敬，在感染者中医务人员占了很大比重。
寻找病原“真凶”
面对每日更新的死亡数字，科学家更加焦急。
2月11日，管轶与同事一起到广州，准备参与对疫情的研究，在通报内地疫情的新闻发布会后，管轶见到了钟南山院士。钟南山表示愿意与管轶在香港大学的实验室合作，一起寻找病原。第二天，管轶开始在钟南山的帮助下，到广州的医院里从患者身上取标本，他将这些标本用专业的方法密封隔离，然后带回港大的实验室进行研究。此后管轶又多次在广州取得标本。
回顾十年前的SARS疫情，管轶是一个难以绕开的人物。在遭遇SARS之前，从美国到香港，他一直执著于禽流感的研究。当年身处SARS重灾区香港，加上在动物源传染病分子生物学研究上多年的积累，管轶在那个特殊的时间点上责无旁贷地担当起了寻找SARS病源和病毒宿主的重任。
SARS疫情是人类医学发展到分子层面后遇到的最严重的传染病疫情，在这之前，人类历史上出现的大规模传染病，往往是以牺牲上万或者数十万感染者为代价。但如今，人们期待科学家可以扼住传染病的咽喉。
同时，由于全球城市化和人员的世界性流动，SARS很快变成了公共卫生事件，一度影响到城市、国家甚至整个国际社会的正常运转。这个时候，像管轶这样利用生物技术破解传染病“密码”的科学家们，前所未有地受到社会的关注，他们的工作，决定了疫情的走向。
2003年到2004年，管轶因非典而生活在风口浪尖，最终，他以两项最重要的成果为疫情的控制做出了贡献。一项成果是参与寻找到SARS的病原——SARS冠状病毒，另一项是证明了果子狸是SARS病毒从动物传染到人的重要桥梁。他向政府疾呼关闭广州野生动物交易市场，在2004年1月，广州清剿了市场上的果子狸并将所有野生动物市场彻底关闭后，中国再也没有出现一例由动物传染的SARS病例，后来出现的新病人，都是从实验室感染的。
由于在控制SARS中的出色表現，管轶不仅赢得学术界的尊重，也变成了公众眼中的科学明星，数度成为美国《时代周刊》的报道对象。也因为与SARS的遭遇，管轶此后的科研道路，从禽流感扩展到动物疫源疾病，对新发传染病的监控和研究成为他的责任。
由于这样特殊的经历和身份，《新民周刊》选择管轶作为“非典十年”回顾的主人公，循着这位科学家的回忆，我们试图重新审视非典疫情给中国公共卫生系统、信息公开制度直至政府执政方式的带来的改变。
感染者是不幸的，但于整个社会，SARS给中国带来的影响，是正面和积极的。管轶说，最大的危险是“好了伤疤忘了痛”，因此，梳理非典“遗产”，并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医学界、科学界要警惕随时可能出现的新传染病，而社会管理者，则应该吸取疫情初期决策上的教训，在信息公开面前更加自信。
那一场“遭遇战”
如今回头看十年前的初春，很多普通人会有这样的感觉：就像黑夜里撞上一堵墙，危险来得太快，惶恐中连疼痛都来不及体会。中国内地大多数人，直到2003年的2月，才从新闻里得知中国南方出现一种传染病，这种病可能致人死亡。最初，信息只有这些，究竟是什么病，有多少人感染，多少人死亡，均没有确切的答案。
2003年春节，刚刚从江西老家回到香港的管轶，对新传染病的了解并不比普通人多多少。但凭借当过临床医生的经历和多年监控禽流感的经验，管轶比别人多知道的一点是，流行病疫情有可能变得更严峻，他最初的猜想是大流感爆发。
这个猜测与管轶的专业有关，更与SARS的临床症状极似禽流感有关。2001年和2002年香港都曾出现过禽流感疫情，而2003年2月香港又有2例输入性禽流感病例。因此，根据新感染者大多出现在华南，而症状又是高热、重症肺炎等禽流感病人的典型症状，管轶很容易作出这样的假设。
讲到这一点，管轶至今感到遗憾，与管轶一样，世界各国的科学家对这种从未遇到过的疾病一筹莫展，尽管已经掌握了分子生物技术这一“武器”，但破解病原之谜也还是需要时间。
与此同时，不断有新的感染者出现，死亡人数也急速上升，从当年3月开始，恐慌从广州、香港、北京向全中国弥漫。
直到当年4月20日，公众才从中国卫生部得到较为准确的感染者人数和死亡人数。因为没有如实公布非典疫情，时任卫生部部长张文康被免职，官方的理由是“防治非典不力”。
可是，官员的辞职并不能换回感染者的生命，截至2003年8月16日10时，中国内地累计报告非典型肺炎临床诊断病例5327例，治愈出院4959例，死亡349例。
幸运生还的人，也未能完全恢复健康。疫情初期，在尚不清楚病原的情况下，医院对SARS感染者的治疗只能对症治疗，主要的方法是使用大量的激素来对抗重症肺炎。激素的过量使用在多年后显示出副作用，大多数非典患者患上了股骨头坏死的后遗症，导致残疾。
恐慌直到2003年6月才逐渐消散，从3月到6月，整个社会因为SARS几乎停止运转。为了控制病毒传播，所有的集体活动被取消，一些学校停课，一些单位停止上班。城市看上去就像是空城，记者2003年6月看到的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只有三五行人，长安街上车辆稀少。
在那一段特殊的时期，医院是最受关注的地方，特别是广州、北京等出现死亡病例的城市里，总有各种关于医院的悲情故事在民间传播。北京某中心医院一名医生家属告诉记者，SARS期间这家医院派出一辆救护车到居民家中接患者，后来此人被确诊为非典病人，接送的家属和救护车上的医护人员、司机均被感染，其中大多数死亡。后来，这辆救护车一直停在医院大院里好几个月，救护车周围空空荡荡，没有人敢接近。
当时，人们对医院的感情首先是恐惧，然后是对医务人员的崇敬，在感染者中医务人员占了很大比重。
寻找病原“真凶”
面对每日更新的死亡数字，科学家更加焦急。
2月11日，管轶与同事一起到广州，准备参与对疫情的研究，在通报内地疫情的新闻发布会后，管轶见到了钟南山院士。钟南山表示愿意与管轶在香港大学的实验室合作，一起寻找病原。第二天，管轶开始在钟南山的帮助下，到广州的医院里从患者身上取标本，他将这些标本用专业的方法密封隔离，然后带回港大的实验室进行研究。此后管轶又多次在广州取得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