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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庆二年(822年)二月初二,刚刚就任不久的兵部侍郎韩愈,面临着一项棘手的使命。
镇州(今河北省正定县)发生叛乱。起因是朝廷派去镇州做节度使的田弘正,讲究奢侈排场,不知体恤部下。结果,引起镇州将士的极度不满。镇州兵马使王庭凑有心作乱,乘机激怒将士,把田弘正与他的幕僚,连同他们的家属一起杀了,要求朝廷正式委派王庭凑做节度使。这是中唐以来,大唐帝国的顽疾——藩镇割据自立的又一次活生生的复发。
此等武力威逼,朝廷当然不愿,也不能同意,于是,派遣15万大军讨伐。王庭凑只有1万多人的军队,却利用中央各军的内部不和,声东击西,不但将他们各个击破,还围困了重镇深州(今河北省深州市)。朝廷无力作战,只好暂且同意让王庭凑做节度使。随后,派年过半百的兵部侍郎韩愈,前往镇州“宣慰”——劝说王庭凑解除深州之围,放出城内的守将牛元翼。
为什么会派韩愈去宣慰王庭凑呢?这对韩愈的人生会有什么影响?
一人面对叛兵
据说,在韩愈奉命启程后,时任宰相的元稹对唐穆宗说:“韩愈可惜!”元稹可不是随便感慨的。那时的藩镇,极其跋扈与残暴,简直就是草菅人命。尤其是,他们根本没有把朝臣放在眼里。因此,韩愈的出使,的确冒着很大的危险。连唐穆宗也马上领悟到了这一点,于是连忙派人阻止。可是,为了维护朝廷的尊严,韩愈视死如归。他对皇帝的使者慨然说道:“止,君之仁;死,臣之义。岂有受君命,而可以逗留自顾的道理!”于是,疾驰而往。
一路上,因为皇命在身,韩愈格外警醒,恨不得马上就到镇州。日夜兼程之中,他两次写诗酬答旧日的上司裴度:“窜逐三年海上归,逢公复此著征衣。旋吟佳句还鞭马,恨不身先去鸟飞”(《奉使镇州行次承天行营奉酬裴司空相公》)“衔命山东抚乱师,日驰三百自嫌迟。风霜满面无人识,何处如今更有诗?”(《镇州路上谨酬裴司空相公重见寄》)可见韩愈一心完成使命的赤胆忠心。
那边,王庭凑已经严阵以待,领着全副武装的甲兵“夹道欢迎”韩愈这位钦差。甲兵们刀出鞘,箭上弦,一片杀气腾腾。进了镇州馆驿,韩愈、王庭凑落座堂上,甲兵布满庭下。韩愈早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面对充满敌意的叛乱之兵,毫无惧色。他的凛然正气,反倒使做贼心虚的王庭凑胆怯了三分。
王庭凑先是推脱责任,以试探口风。他说:“局面的纷纷扰扰,都是不听话的士兵造成的。”同时,庭下的甲兵按照王庭凑预先的布置,一起拥上堂来,气势汹汹,上前围住了韩愈。
韩愈不动声色,义正词严地对着这班甲兵说道:“儿郎们,且不要乱闹,听韩愈来说。我且同你们谈谈叛逆与忠顺的利害吧。姑且不需远引古事,只看今朝安禄山、史思明这些叛贼,他们的子孙还在吗?还有当官的吗?”
甲兵说:“没有。”
韩愈接下去说:“令公(指田弘正)忠义,封为节度使,又封中书令,子孙还在幼年,已经授了好官,其荣其宠,光耀天下。”
甲兵们喊道:“田弘正待我们刻薄,所以军心不安。”
韩愈说:“然而你们三军把他杀了,还说什么?”
甲兵们听了,只得道:“侍郎说的是。”
王庭凑一看军心动摇,苗头不对,担心部下被韩愈说动,便立即命令甲兵退出,对韩愈说道:“侍郎这次来,对庭凑有何指教?”韩愈答道:“军中像牛元翼这样的将领不少,朝廷不是特别爱惜他,但是为了顾全大局,还不能随便抛弃他,你又何必死死盯住他不放呢?”王庭凑见风使舵,马上说:“放!放!我马上放他走。” 韩愈说:“如真能这样,那自然好。”
于是,王庭凑摆好酒宴,款待韩愈,并答应解除深州之围。与此同时,牛元翼开始艰难突围,王庭凑听从韩愈的警告,不加追击。于是,一场干戈,暂时化为了玉帛。
镇州之行,韩愈在充满敌意的骄兵悍卒面前,在森严的兵甲环绕之中,镇静应付,以理服人,最后,不辱使命,为朝廷平息了一次叛乱,表现出大义凛然的气质和举重若轻的本领。宋代大文豪苏轼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称赞韩愈“勇夺三军之帅”,指的就是他这种一般文人所缺少的胆气。
最有成就的是文学
宣慰镇州、解救牛元翼的任务胜利完成,韩愈自己也颇为高兴。在《镇州初归》中,他写道:“别来杨柳街头树,摆弄春风只欲飞。还有小园桃李在,留花不发待郎归。”
唐穆宗听了凯旋回朝的韩愈的汇报,大喜过望,说:“看来,爱卿不仅是写文章的圣手,还是个灵敏机智的演说家。”对他极其赞许,准备重用。韩愈期待中的光明仕途终于到来。
韩愈从小就过着十分清苦的生活。他的运气极其不顺,20岁就赴长安应试,屡试不中。25岁时,好不容易考上进士,但又连着几年没有通过吏部的选拔考试。徒有功名,没有官做,只好流落到地方节度使的幕府里任职。35岁时,终于进入官场,又因与宦官、权要相对抗,长达十几年不得志,连生活费都要靠他人接济。
長庆四年(824年)夏,57岁的韩愈刚受重用不久,却突然生病,不得不请假到新置的城南别墅里休养。过了中秋节,病情突然加重,没过多久,溘然而逝。“古史散左右,诗书置后前。岂殊蠹书虫,生死文字间。”正如韩愈的这首自嘲诗——他编撰过史书,从军征淮西,对军事、思想、教育等各类大事,都表现出卓异的能力,但在各项事业中,最有成就的还应属文学事业。他是最恰如其分的“生死文字间”的文人。
韩愈认清了当时的文坛现状,明确地提出写作“古文”的主张,并以大量的创作实践来抵制流行的骈文,他的理论和实践得到了一批文人的拥护,因而形成了影响颇大的古文流派。他还主张,写诗不依傍前人,贵在独创;他热心写作雄奇、险怪的诗歌,并有意识地团结了一批诗人,形成了以他和孟郊为代表的韩孟诗派。
长庆四年(824年)8月,韩愈写信给门下弟子皇甫湜(音同“实”):“死能令我躬所以不随世磨灭者,惟子以为嘱。”十二月初二,也就是825年1月25日,早晨,在长安靖安里府第,韩愈已处于弥留之际,向家属和密友张籍等嘱咐后事。韩愈本来要张籍代写遗嘱,由于家人嚎啕痛哭,未能写成。他只得对妻子说:我的一位伯兄德行很高,精通医术,吃东西前必看《本草经》,结果40岁就去世了。我对养生、吃食没有任何禁忌,官及侍郎,还比伯兄多活了10多岁。还有什么不满足呢?地下见到先人,也不怕丢脸了!说完,溘然长逝。
每天吃一只“硫磺鸡”
对于韩愈缘何而死的争论,持续了1000多年。
据韩愈的女婿兼门生李汉说:“长庆四年冬,先生殁。”殁于何因?并未言明。可是,白居易在怀念好友元稹的《思旧》诗中却说:“退之(韩愈的字)服硫磺,一病讫不痊。”五代时期的陶榖(音同“谷”)对韩愈之死的前因后果作了说明,流传很广。他说韩愈晚年亲近女色,此外每天要吃一只喂了硫磺的雄鸡。
据记载,韩愈晚年,曾蓄买姬妾多人,有的善弹琵琶,有的长于调筝,其中还有名字可考的,一个叫绛桃,一个叫柳枝,皆能歌舞。与声色不离的生活,更需设法使精力旺盛,当时又流行炼丹吃药,韩愈吃的“硫磺鸡”,可能便是某种药方。当然,服食丹药及“晚年颇亲脂粉”,与吟诗写作一样,都是乐享晚年,在当时来看,不致有违情理,更无妨韩愈晚年的声誉。
不过,清代方崧卿、李季可、钱大昕等,都认为陶榖的说法是“诬谤前贤”。方崧卿据《卫府君墓志》说,当时也有一个人,叫卫中立,字“退之”,是因服食丹药而死,白居易说的是这个卫中立,不是韩愈。李季可、钱大昕更进一步提出,韩愈曾在去世前一年写过一篇《李干墓志》,批评了六七个人,都是因为炼丹服药而死的。韩愈不可能是表面上斥责别人,而暗里却自己“试祸”的人。
对卫中立之说,近代国学大师陈寅恪并不认可。他认为白居易和韩愈虽然只是泛泛之交,但是,毕竟还是有过一些交往的。据他考证,白居易和不是进士出身、到死都是边陲之地幕僚的卫中立根本毫无交往。白居易写《思旧》诗时,怎么会突然想到一个和自己毫无交往的人呢?说卫中立,更不合理。
既不是韩愈,又不是卫中立,那是谁呢?难道在白居易的“旧友至交”中,还有另外一个人叫“退之”吗?这实在是一个谜,一个千古之谜!
编辑:王晶晶 美编:王迪偲 编审:吴迎春
镇州(今河北省正定县)发生叛乱。起因是朝廷派去镇州做节度使的田弘正,讲究奢侈排场,不知体恤部下。结果,引起镇州将士的极度不满。镇州兵马使王庭凑有心作乱,乘机激怒将士,把田弘正与他的幕僚,连同他们的家属一起杀了,要求朝廷正式委派王庭凑做节度使。这是中唐以来,大唐帝国的顽疾——藩镇割据自立的又一次活生生的复发。
此等武力威逼,朝廷当然不愿,也不能同意,于是,派遣15万大军讨伐。王庭凑只有1万多人的军队,却利用中央各军的内部不和,声东击西,不但将他们各个击破,还围困了重镇深州(今河北省深州市)。朝廷无力作战,只好暂且同意让王庭凑做节度使。随后,派年过半百的兵部侍郎韩愈,前往镇州“宣慰”——劝说王庭凑解除深州之围,放出城内的守将牛元翼。
为什么会派韩愈去宣慰王庭凑呢?这对韩愈的人生会有什么影响?
一人面对叛兵
据说,在韩愈奉命启程后,时任宰相的元稹对唐穆宗说:“韩愈可惜!”元稹可不是随便感慨的。那时的藩镇,极其跋扈与残暴,简直就是草菅人命。尤其是,他们根本没有把朝臣放在眼里。因此,韩愈的出使,的确冒着很大的危险。连唐穆宗也马上领悟到了这一点,于是连忙派人阻止。可是,为了维护朝廷的尊严,韩愈视死如归。他对皇帝的使者慨然说道:“止,君之仁;死,臣之义。岂有受君命,而可以逗留自顾的道理!”于是,疾驰而往。
一路上,因为皇命在身,韩愈格外警醒,恨不得马上就到镇州。日夜兼程之中,他两次写诗酬答旧日的上司裴度:“窜逐三年海上归,逢公复此著征衣。旋吟佳句还鞭马,恨不身先去鸟飞”(《奉使镇州行次承天行营奉酬裴司空相公》)“衔命山东抚乱师,日驰三百自嫌迟。风霜满面无人识,何处如今更有诗?”(《镇州路上谨酬裴司空相公重见寄》)可见韩愈一心完成使命的赤胆忠心。
那边,王庭凑已经严阵以待,领着全副武装的甲兵“夹道欢迎”韩愈这位钦差。甲兵们刀出鞘,箭上弦,一片杀气腾腾。进了镇州馆驿,韩愈、王庭凑落座堂上,甲兵布满庭下。韩愈早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面对充满敌意的叛乱之兵,毫无惧色。他的凛然正气,反倒使做贼心虚的王庭凑胆怯了三分。
王庭凑先是推脱责任,以试探口风。他说:“局面的纷纷扰扰,都是不听话的士兵造成的。”同时,庭下的甲兵按照王庭凑预先的布置,一起拥上堂来,气势汹汹,上前围住了韩愈。
韩愈不动声色,义正词严地对着这班甲兵说道:“儿郎们,且不要乱闹,听韩愈来说。我且同你们谈谈叛逆与忠顺的利害吧。姑且不需远引古事,只看今朝安禄山、史思明这些叛贼,他们的子孙还在吗?还有当官的吗?”
甲兵说:“没有。”
韩愈接下去说:“令公(指田弘正)忠义,封为节度使,又封中书令,子孙还在幼年,已经授了好官,其荣其宠,光耀天下。”
甲兵们喊道:“田弘正待我们刻薄,所以军心不安。”
韩愈说:“然而你们三军把他杀了,还说什么?”
甲兵们听了,只得道:“侍郎说的是。”
王庭凑一看军心动摇,苗头不对,担心部下被韩愈说动,便立即命令甲兵退出,对韩愈说道:“侍郎这次来,对庭凑有何指教?”韩愈答道:“军中像牛元翼这样的将领不少,朝廷不是特别爱惜他,但是为了顾全大局,还不能随便抛弃他,你又何必死死盯住他不放呢?”王庭凑见风使舵,马上说:“放!放!我马上放他走。” 韩愈说:“如真能这样,那自然好。”
于是,王庭凑摆好酒宴,款待韩愈,并答应解除深州之围。与此同时,牛元翼开始艰难突围,王庭凑听从韩愈的警告,不加追击。于是,一场干戈,暂时化为了玉帛。
镇州之行,韩愈在充满敌意的骄兵悍卒面前,在森严的兵甲环绕之中,镇静应付,以理服人,最后,不辱使命,为朝廷平息了一次叛乱,表现出大义凛然的气质和举重若轻的本领。宋代大文豪苏轼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称赞韩愈“勇夺三军之帅”,指的就是他这种一般文人所缺少的胆气。
最有成就的是文学
宣慰镇州、解救牛元翼的任务胜利完成,韩愈自己也颇为高兴。在《镇州初归》中,他写道:“别来杨柳街头树,摆弄春风只欲飞。还有小园桃李在,留花不发待郎归。”
唐穆宗听了凯旋回朝的韩愈的汇报,大喜过望,说:“看来,爱卿不仅是写文章的圣手,还是个灵敏机智的演说家。”对他极其赞许,准备重用。韩愈期待中的光明仕途终于到来。
韩愈从小就过着十分清苦的生活。他的运气极其不顺,20岁就赴长安应试,屡试不中。25岁时,好不容易考上进士,但又连着几年没有通过吏部的选拔考试。徒有功名,没有官做,只好流落到地方节度使的幕府里任职。35岁时,终于进入官场,又因与宦官、权要相对抗,长达十几年不得志,连生活费都要靠他人接济。
長庆四年(824年)夏,57岁的韩愈刚受重用不久,却突然生病,不得不请假到新置的城南别墅里休养。过了中秋节,病情突然加重,没过多久,溘然而逝。“古史散左右,诗书置后前。岂殊蠹书虫,生死文字间。”正如韩愈的这首自嘲诗——他编撰过史书,从军征淮西,对军事、思想、教育等各类大事,都表现出卓异的能力,但在各项事业中,最有成就的还应属文学事业。他是最恰如其分的“生死文字间”的文人。
韩愈认清了当时的文坛现状,明确地提出写作“古文”的主张,并以大量的创作实践来抵制流行的骈文,他的理论和实践得到了一批文人的拥护,因而形成了影响颇大的古文流派。他还主张,写诗不依傍前人,贵在独创;他热心写作雄奇、险怪的诗歌,并有意识地团结了一批诗人,形成了以他和孟郊为代表的韩孟诗派。
长庆四年(824年)8月,韩愈写信给门下弟子皇甫湜(音同“实”):“死能令我躬所以不随世磨灭者,惟子以为嘱。”十二月初二,也就是825年1月25日,早晨,在长安靖安里府第,韩愈已处于弥留之际,向家属和密友张籍等嘱咐后事。韩愈本来要张籍代写遗嘱,由于家人嚎啕痛哭,未能写成。他只得对妻子说:我的一位伯兄德行很高,精通医术,吃东西前必看《本草经》,结果40岁就去世了。我对养生、吃食没有任何禁忌,官及侍郎,还比伯兄多活了10多岁。还有什么不满足呢?地下见到先人,也不怕丢脸了!说完,溘然长逝。
每天吃一只“硫磺鸡”
对于韩愈缘何而死的争论,持续了1000多年。
据韩愈的女婿兼门生李汉说:“长庆四年冬,先生殁。”殁于何因?并未言明。可是,白居易在怀念好友元稹的《思旧》诗中却说:“退之(韩愈的字)服硫磺,一病讫不痊。”五代时期的陶榖(音同“谷”)对韩愈之死的前因后果作了说明,流传很广。他说韩愈晚年亲近女色,此外每天要吃一只喂了硫磺的雄鸡。
据记载,韩愈晚年,曾蓄买姬妾多人,有的善弹琵琶,有的长于调筝,其中还有名字可考的,一个叫绛桃,一个叫柳枝,皆能歌舞。与声色不离的生活,更需设法使精力旺盛,当时又流行炼丹吃药,韩愈吃的“硫磺鸡”,可能便是某种药方。当然,服食丹药及“晚年颇亲脂粉”,与吟诗写作一样,都是乐享晚年,在当时来看,不致有违情理,更无妨韩愈晚年的声誉。
不过,清代方崧卿、李季可、钱大昕等,都认为陶榖的说法是“诬谤前贤”。方崧卿据《卫府君墓志》说,当时也有一个人,叫卫中立,字“退之”,是因服食丹药而死,白居易说的是这个卫中立,不是韩愈。李季可、钱大昕更进一步提出,韩愈曾在去世前一年写过一篇《李干墓志》,批评了六七个人,都是因为炼丹服药而死的。韩愈不可能是表面上斥责别人,而暗里却自己“试祸”的人。
对卫中立之说,近代国学大师陈寅恪并不认可。他认为白居易和韩愈虽然只是泛泛之交,但是,毕竟还是有过一些交往的。据他考证,白居易和不是进士出身、到死都是边陲之地幕僚的卫中立根本毫无交往。白居易写《思旧》诗时,怎么会突然想到一个和自己毫无交往的人呢?说卫中立,更不合理。
既不是韩愈,又不是卫中立,那是谁呢?难道在白居易的“旧友至交”中,还有另外一个人叫“退之”吗?这实在是一个谜,一个千古之谜!
编辑:王晶晶 美编:王迪偲 编审:吴迎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