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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自其产生之日起，便经历着各种矛盾、挣扎、商榷乃至冲突。波德莱尔、韦伯、哈贝马斯、吉登斯、利奥塔、福柯、霍尔、杰姆逊等学者均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过阐释。從某种程度上说，虽然现代性是一个无法达成统一认识的概念，但它似乎无处不在，构成了我们今天话语言说的前提和无法逃离的现实语境。恰如哈贝马斯在探讨现代性时所指出的，现代性“并非某种我们已经选择了的东西，因此我们就不能通过一个决定将其动摇甩掉”。[1]既然我们无法逃离现代性，那么又应该如何认识现代性？美国文化研究学者劳伦斯·格罗斯伯格在《文化研究的未来》一书中，从文化研究的视角，为我们解读和认识现代性提供了一种别样的视角。
一、现代性的话语危机
现代性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末期欧洲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但其最终实现对世界的统治则是与资本主义的文化霸权和意识形态霸权密切相关。在这一过程中，随着战后西方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日益推进，及其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使得现代性具有一种相对唯一的定义。劳伦斯·格罗斯伯格将西方视域中的现代性视为“欧式现代性”，或“自由现代性”，认为这种现代性是在美国重建时期和20世纪50年代之间出现并取得支配性地位的，并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美国和大部分北大西洋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
随着欧式现代性的东进西渐，它在20世纪强烈地影响了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关于这种影响，德里克曾指出：“欧美现代性在每一阶段的演变也带来了扩张的全球性，20世纪末的全球化就是最近一次扩张的表现。它的重要性在于使我们看到了这一趋势，而这一趋势所存在的历史与资本主义现代性自其被如此命名以来的历史一样久远。”[2]正是因为欧式现代的霸权与强势，现代性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消灭了各种他者，获得了一种较为稳固的地位。但是，在劳伦斯·格罗斯伯格看来，这种稳固的现代性仅是在“表面上已获得高度的成功”，而实质是已经陷入了种种危机。这种危机在“在殖民主义和反种族主义运动，在新生的青少年文化，在女性主义和其他社会运动，以及在各种宗教运动和新保守主义的发展中显而易见”，[3]尤其是近年来，中国、新加坡和南非等非欧式现代性体系的发展中国家经济所取得巨大成就，使得欧式现代性那种单一的由北大西洋工业化资本主义民主政治所提供的线性模式不再具有唯一性，而且2007年席卷世界的金融海啸，揭开了欧式现代性所拥有的社会和道德优越感的伪装。可以说，实践已经证明，现代性虽然源于西方，在非西方的俄罗斯、日本、中国，乃至伊斯兰世界中也能找到沿袭西方现代性的发展要素，但它们绝不是欧式现代性的翻版。现代性不能无视当今发展变化着的世界，而当固有的话语系统无法再阐释现实的发展之时，人们对欧式现代性的未来失去了信心，欧式现代性便面临合法化的危机。
这种危机伴随着各种新的社会运动以及批判学术的知识分子在全世界的崛起而日益深化。劳伦斯·格罗斯伯格认为，对欧式现代性的批判，以质疑欧式现代性的单一性和普遍性为特征。批判者要么开始关注欧式现代性的一些“内部”的复杂性，要么分析现代性之间的内部矛盾来推翻欧式现代性所声称的现代性具有的一致性论断。对现代性的批判开始集中到“欧式现代性从来不是完整的和和谐的”这一认识，意识到现代性始终处在发展的过程之中，一直在发生变化。在梳理了西方反对欧式现代性所形成的普遍认识的基础上，劳伦斯·格罗斯伯格指出：“这种普遍认识是指现代性是由多种要素、多样化的制度性结构、文化逻辑和社会经验接合而成的。”[3]76由于现代性是各种要素的“叠加综合”，而各种要素又没有固定的组合方案，因此，对欧式现代性的反对可以转译为混杂的或可选择的现代性。
然而劳伦斯·格罗斯伯格随即指出，尽管混杂的或可选择的现代性对于认识现代性具有一定的突破。但是，现代性的含义仍是由欧洲人指定或明确认定的。这就意味着现代性的欧洲起源和特定的主题本质界定着西方现代性的各种现象，混杂的或可选择的现代性是现代性的主题变形。尽管如此，许多论者仍然看到混杂的或可选择的现代性对欧式现代性的突破所具有的重大意义。S.N.艾森斯塔德、斯图亚特·霍尔、竹内等人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了混杂的或可选择的现代性具有的新内涵。认为混杂的或可选择的现代性虽然以欧式现代性为基础的参考点，但是在混杂的或可选择的现代性的实现过程中，是以具体的、非同质的现实为基础，在不同的历史瞬间，仍会以自身的方式体现自身与他者的差异，促进对旧体制的重建和新体制的生成。但是，这种对现代性的认识回避了进化论的逻辑，却表现出以一种破碎化的历史叙事模式，将历史的进程归结于一种偶然性的事件。
可以说，围绕着欧式现代性和混杂的或可选择的现代性问题，存在着很多争议。在此，劳伦斯·格罗斯伯格并没有纠结于存在的各种争议，而是指出混杂的或可选择的现代性所遵循的逻辑：“可选择的现代性的理论事实上将‘现代’视为理所当然，并且更重要的是，它们将这种对现代的理解视为其他可能现代性的一种限制。”[3]89这就意味着，可选择的现代性是以一种受压迫者的身份存在，只是创设一个遭受到权力的不公正待遇的活动主体，它仍然承认欧式现代性的存在，没有脱离现代性的限制，仍然是在已经存在的现代性的条件内思考问题。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可选择的现代性只是欧式现代性的一个补充，它束缚了人们对现代性的想象。
二、走向本体论的现代性
既然欧式现代性和混杂的或可选择的现代性并没有将现代真正地问题化，那么，究竟如何认识现代性？如何构建一个与以往理论不同的现代性？在此，劳伦斯·格罗斯伯格提出了一种本体论的现代性观点。本体论现代性的逻辑起点，就是欧式现代性和混杂或可选择现代性的断裂之处。在劳伦斯·格罗斯伯格看来，无论是欧式现代性，还是混杂的或可选择的现代性，要么从外部，要么从内部来思考现代性的方式，并没有直面现代性本身。
因此，探讨现代性就必须回答现代性缘何会产生，究竟什么是现代性。在对这一问题进行剖析时，劳伦斯·格罗斯伯格考察了雅克对两种现代性的区分：作为一段时期的时间意义上的现代性和作为现代的独特性的实质意义上的现代性，认为不能将两种现代性混淆，如果混淆这两种现代性，就意味着现代时期的所有一切就都是现代的，而这就必然忽略了事物在其独特时间段内的特有意义，如民主。基于此，劳伦斯·格罗斯伯格认为：“认识到这种区分可以让我们看到人们与变化之间复杂的关系，而这些变化既是现代性的特征同时又推动了现代性：我们经常并不是现代化力量的一部分，甚至并非乘坐着现代化的列车驶进未来；我们通常只是站在它们的旁边，评判着，抵抗着，或是不惜一切代价地回避它们。”[3]270所以，当直面现代性本身时，衡量现代性的标准便不再重要，现代性便成为一种存在于世的模式，或者“成为现代的方式”。在此，劳伦斯·格罗斯伯格认同塔拉德·阿萨德的观点，即“现代性主要不是认识这个真实世界而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中的问题。”[3]270也就是说，正因为现代性存在于世，存在于始终处在变化和流动的日常生活中，现代性才不能用某种社会和结构规范来衡量或鉴定。 劳伦斯·格罗斯伯格认为，现代性具有时空的本体论特征，这一特征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认识。一方面，在时间维度上现代性的时空体是层阶机器制造出的产品。在此，劳伦斯·格罗斯伯格明显借用了德勒兹的生产理论，认为每一个时空体都是形式和质料关系的接合，在这一过程中，机器总是在相称—不相称—再相称、分层—板结—再分层、编码—解码—再编码、辖域化—解辖域化—再辖域化地反复操作的，所以每一个层阶机器都具有无数生产的可能性，世界无时无刻不处在变化之中，而任何现代性的努力，都必须从理解世界这种存在方式开始。这也就意味着，现代性存在于非同质化的时间中，充满着变革与创新，且变革与创新从属于现代性本身。
同时，现代性的时空体还是经验上的时空体，它具体表现为正在发生的事情或者现时的事件。这里劳伦斯·格罗斯伯格借用了齐泽克、巴迪乌的事件理论，由于事件发生或停留在特定的时间点，所以事件具有瞬间性。但格罗斯伯格并没有完全沿着齐泽克、巴迪乌的思路进行分析，而是否定了事件具有的不连续性和偶然性，推崇海德格尔、德里达、福柯的观点，认为事件永远向未来开放，在面向未来的事件中存在着“双倍的在场”。“现在的现时包括它本身的发展方向，它本身的移动和自我批判的可能性，恰恰就像独特性、紧迫性、偶然性的事件一样。”[3]284事件中既包含着不连续、偶然和瞬间，又包含着永恒、內在和超越。事件在现实中，不仅包括事件现时的实现，也涵括即将形成的潜在因素。
现代性成为一种在世的模式，总是发生在一定的空间中。因此，现代性时空体的另一个维度是空间。格罗斯伯格指出，每一个时间都有空间效应，并且构成空间，事件的形成就是空间本身的形成，因此，时间与空间是相辅相成的。就空间而言，分为制度空间和日常生活空间。制度空间具有划分相对明确的界限，以永久性、单纯的辖域化和复杂的编码为特征。与制度空间相比，日常生活空间的概念则较为复杂。格罗斯伯格并不完全认同波德莱尔对日常生活具有的短暂性、瞬逝性和偶然性特征的理解，也不认同列斐伏尔将“日常”视为“每日生活”的认识，而是认为日常生活具有虚拟的空间性，用于指代那些每日生活中未列入的、习以为常的、具有日复一日生活的惯性活动，以简易编码和复杂的属地性为特征。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时间和空间仅是构成现代性时空本体的两个维度，现代性的构成是由生活瞬间（变化与事件）和生活空间（制度空间和日常生活）的特定接合及其彼此间的关系所共同决定的。那么，这也就意味着，不同时空中现代性的逻辑必不是简单而同一的，“现代的”本身是真实的，而多重现代性才是对现代性最为准确的描述。
三、复杂情势中的多重现代性
时间和空间是认识本体论现代性的两个维度，它以情势分析为基础。情势是劳伦斯·格罗斯伯格构建本体论现代性的重要概念，格罗斯伯格直言：“我在现代性这一问题上的诸多思考是以情势为基础的。”[3]73那么，何为情势，情势是如何构成的，这一概念与格罗斯伯格构建文化研究的整体理论观又有何关联？
劳伦斯·格罗斯伯格认为文化研究不应脱离具体的语境（context），语境是文化研究的主要研究对象，而它通常可以被理解为情势（con juncture）。情势是多种情形的交织，是不同形式语境的特定接合。情势存在于多种要素所共同营造的瞬时性空间中，是多种变化、接合和冲突且彼此相互交织形成一种暂时性平衡的结果。也就是说，情势的构成要素并不是不确定的，它表现为这样一种时刻。“情势是这样一种时刻，即当不稳定的矛盾出现于社会形态的任一节点之时，矛盾的斗争便显而易见，或成为一种自觉的行为。”[3]39由于情势中充满了各种矛盾，因此情势往往表现为一种危机。这种危机不仅仅是完全独立的两大阵营的战斗，而且是更大规模的政治冲突在多重语境力量博弈组合中爆发。
之所以强调多重语境，在于格罗斯伯格认为理解现代性就应对现代性做更多的情势分析。这种分析并非是要延续欧式现代性中将社会整体裂解为一系列彼此独立领域的做法，而是强调经济、文化、政治三者之间的融合与渗透，以避免将现代性归入一个特定领域化的逻辑空间。
经济层面的情势分析是理解现代性的重要内容。原有对经济的认识，总是赋予经济以特权，忽略掉经济体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使得经济主义决定论成为传统政治经济学回答现代性问题的方式。在认识文化经济这一新经济类别的问题上，大多数理论也只是“理所当然地把‘文化’当成一个经济部门，认为文化是孤立存在的”“经济学通常不考虑文化产品产生的各种作用，反而将其看作补充而不是重新发展的基础”，由此，对文化经济的认识仍“建立在相当传统的经济、政治经济的概念、方法和假设的基础之上”。[3]112劳伦斯·格罗斯伯格认为，这种认识经济和文化经济的方式，并没有将其置于更大的社会语境或情势中，以至于对它们的认识最终无法脱离经济决定论的色彩。由此，格罗斯伯格认为文化研究应介入经济学，以阐明经济现实是被话语建构的，经济与非经济事物之间存在着复杂的联系。为说明这一论断，格罗斯伯格从经济的多样性、经济的话语性、经济的语境性以及价值的多样性等四个层面进行论证，指出经济的本质是一种通约的实践，但由于财富积累的观念总处在变化之中，因此衡量价值的通约观念就必须是多元的。
文化是认识现代性的另一重要维度。劳伦斯·格罗斯伯格认为，“二战”之后，文化被提升至一个新的高度，这一方面在于冷战中文化和意识形态斗争所导致的全球文化发展不平衡，另一方面在于文化产业、大众媒介和大众传播等带来的社会突变，使得文化既可以被看作具有美学或抒情性的文本，又可以被看作被生产、被组织且能被体验到的文本形式。文化与权力、意识形态、民族国家、意义创造乃至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基于此，格罗斯伯格“将文化看作一系列不稳定的、变化的话语结构和情感机制的配置———作为调解或者接合的机构，集中牵涉即将到来的现代性的当代斗争、成为现代的可能方式。”[3]224因此，文化绝不是仅限在媒介和流行文化中的实践，而是在多种装置中运行，政治、制度、话语、技术、感官等以自主或不自主的方式接合到私密、隐蔽、公共、局部的配置中，成为事物的重要组成部分。 政治是现代性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与以往对政治的分析不同，劳伦斯·格罗斯伯格是在情势分析的框架内思考政治的问题。20世纪中期以来，对政治的认识或者基于从国家/政府分离（融合）的角度，或者基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但随着作为政治的政治和日常生活的政治的出现与分野，有关权力理论的激增，以及权力与政治理论间的关系日益复杂，权力和政治越来越多地偏离传统政治科学的规范。在此，劳伦斯·格罗斯伯格从国家、身体与日常生活阐释了政治领域的复杂性。格罗斯伯格借鉴德勒兹和加塔利的辖域化理论，认为国家是一个分层机器，支撑国家机器运行的技术就是国家的治理模式和形态，而这种模式和形态无疑是多元的。身体在政治的视域中并不是指生物学意义上的个体，在此格罗斯伯格从福柯生命政治的概念出发，认为身体体现了权力的效果，是权力配置的场所，围绕这一场所充满了各种冲突与斗争。而日常生活是实践和身体、资源和工具、价值和效果、权力和政治在空间与时间中的存在，它不仅能界定人们和实践归属的场所，也预见道路所能达到的地方。
在劳伦斯·格罗斯伯格的视野中，经济、文化、政治之间并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交织，使得多重情势中的现代性成为一个复杂多变的领域，正因为构成现代性的要素及其之间的接合复杂多变，所以现代性是多重的。承认现代性的多重性，意味着存在着与欧式现代性截然不同的现代性，这就要拒绝原来的对现代性的单一叙述，“不视历史为一个可能之物变为现实的发展过程……而要学会将现在———在说这话时我们所居住的现时———不简化地看作不是单一的”。[3]276因此，重构现代性需要我们超越欧式现代性的视野，在更为多元的声音、语境中展开有关现代性的对话。
但是必须认识到，现实中开展对话比我们想象中的会更加困难，这种困难不仅源于对话的过程需要出自我们真诚的意愿，且要求对话的翻译和通约，以能够准确反映对话者的地缘政治与知识背景，直面现实境遇对知识构成的挑战。知识的构成与更新与世界前进的道路不可分离。因此，对现代性的想象与认知，意味着对一个问题进行不断地重新界定。正如劳伦斯·格罗斯伯格在《文化研究的未来》一书结尾所指出的，“文化研究不是去教授跨学科，而是提倡在关联中和语境中进行思考。它重点在于学习如何去问问题（不是由自己学科环境界定的，而是对整个世界的回应）和如何使用———恰当和清楚的———理论、方法和知识，以尽可能找到最好的回答，讲述更好的故事。”[3]301-302
（國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项目批准号17CZW003。）
注释
[1]包亚明主编.现代性的地平线———哈贝马斯访谈录[M].李安东，段怀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123.
[2][美]阿里夫·德里克.全球现代性之窗：社会科学文集[M].连煦等译.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2.
[3][美]劳伦斯·格罗斯伯格.文化研究的未来[M].庄鹏涛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69.
作者单位：北京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
一、现代性的话语危机
现代性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末期欧洲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但其最终实现对世界的统治则是与资本主义的文化霸权和意识形态霸权密切相关。在这一过程中，随着战后西方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日益推进，及其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使得现代性具有一种相对唯一的定义。劳伦斯·格罗斯伯格将西方视域中的现代性视为“欧式现代性”，或“自由现代性”，认为这种现代性是在美国重建时期和20世纪50年代之间出现并取得支配性地位的，并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美国和大部分北大西洋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
随着欧式现代性的东进西渐，它在20世纪强烈地影响了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关于这种影响，德里克曾指出：“欧美现代性在每一阶段的演变也带来了扩张的全球性，20世纪末的全球化就是最近一次扩张的表现。它的重要性在于使我们看到了这一趋势，而这一趋势所存在的历史与资本主义现代性自其被如此命名以来的历史一样久远。”[2]正是因为欧式现代的霸权与强势，现代性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消灭了各种他者，获得了一种较为稳固的地位。但是，在劳伦斯·格罗斯伯格看来，这种稳固的现代性仅是在“表面上已获得高度的成功”，而实质是已经陷入了种种危机。这种危机在“在殖民主义和反种族主义运动，在新生的青少年文化，在女性主义和其他社会运动，以及在各种宗教运动和新保守主义的发展中显而易见”，[3]尤其是近年来，中国、新加坡和南非等非欧式现代性体系的发展中国家经济所取得巨大成就，使得欧式现代性那种单一的由北大西洋工业化资本主义民主政治所提供的线性模式不再具有唯一性，而且2007年席卷世界的金融海啸，揭开了欧式现代性所拥有的社会和道德优越感的伪装。可以说，实践已经证明，现代性虽然源于西方，在非西方的俄罗斯、日本、中国，乃至伊斯兰世界中也能找到沿袭西方现代性的发展要素，但它们绝不是欧式现代性的翻版。现代性不能无视当今发展变化着的世界，而当固有的话语系统无法再阐释现实的发展之时，人们对欧式现代性的未来失去了信心，欧式现代性便面临合法化的危机。
这种危机伴随着各种新的社会运动以及批判学术的知识分子在全世界的崛起而日益深化。劳伦斯·格罗斯伯格认为，对欧式现代性的批判，以质疑欧式现代性的单一性和普遍性为特征。批判者要么开始关注欧式现代性的一些“内部”的复杂性，要么分析现代性之间的内部矛盾来推翻欧式现代性所声称的现代性具有的一致性论断。对现代性的批判开始集中到“欧式现代性从来不是完整的和和谐的”这一认识，意识到现代性始终处在发展的过程之中，一直在发生变化。在梳理了西方反对欧式现代性所形成的普遍认识的基础上，劳伦斯·格罗斯伯格指出：“这种普遍认识是指现代性是由多种要素、多样化的制度性结构、文化逻辑和社会经验接合而成的。”[3]76由于现代性是各种要素的“叠加综合”，而各种要素又没有固定的组合方案，因此，对欧式现代性的反对可以转译为混杂的或可选择的现代性。
然而劳伦斯·格罗斯伯格随即指出，尽管混杂的或可选择的现代性对于认识现代性具有一定的突破。但是，现代性的含义仍是由欧洲人指定或明确认定的。这就意味着现代性的欧洲起源和特定的主题本质界定着西方现代性的各种现象，混杂的或可选择的现代性是现代性的主题变形。尽管如此，许多论者仍然看到混杂的或可选择的现代性对欧式现代性的突破所具有的重大意义。S.N.艾森斯塔德、斯图亚特·霍尔、竹内等人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了混杂的或可选择的现代性具有的新内涵。认为混杂的或可选择的现代性虽然以欧式现代性为基础的参考点，但是在混杂的或可选择的现代性的实现过程中，是以具体的、非同质的现实为基础，在不同的历史瞬间，仍会以自身的方式体现自身与他者的差异，促进对旧体制的重建和新体制的生成。但是，这种对现代性的认识回避了进化论的逻辑，却表现出以一种破碎化的历史叙事模式，将历史的进程归结于一种偶然性的事件。
可以说，围绕着欧式现代性和混杂的或可选择的现代性问题，存在着很多争议。在此，劳伦斯·格罗斯伯格并没有纠结于存在的各种争议，而是指出混杂的或可选择的现代性所遵循的逻辑：“可选择的现代性的理论事实上将‘现代’视为理所当然，并且更重要的是，它们将这种对现代的理解视为其他可能现代性的一种限制。”[3]89这就意味着，可选择的现代性是以一种受压迫者的身份存在，只是创设一个遭受到权力的不公正待遇的活动主体，它仍然承认欧式现代性的存在，没有脱离现代性的限制，仍然是在已经存在的现代性的条件内思考问题。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可选择的现代性只是欧式现代性的一个补充，它束缚了人们对现代性的想象。
二、走向本体论的现代性
既然欧式现代性和混杂的或可选择的现代性并没有将现代真正地问题化，那么，究竟如何认识现代性？如何构建一个与以往理论不同的现代性？在此，劳伦斯·格罗斯伯格提出了一种本体论的现代性观点。本体论现代性的逻辑起点，就是欧式现代性和混杂或可选择现代性的断裂之处。在劳伦斯·格罗斯伯格看来，无论是欧式现代性，还是混杂的或可选择的现代性，要么从外部，要么从内部来思考现代性的方式，并没有直面现代性本身。
因此，探讨现代性就必须回答现代性缘何会产生，究竟什么是现代性。在对这一问题进行剖析时，劳伦斯·格罗斯伯格考察了雅克对两种现代性的区分：作为一段时期的时间意义上的现代性和作为现代的独特性的实质意义上的现代性，认为不能将两种现代性混淆，如果混淆这两种现代性，就意味着现代时期的所有一切就都是现代的，而这就必然忽略了事物在其独特时间段内的特有意义，如民主。基于此，劳伦斯·格罗斯伯格认为：“认识到这种区分可以让我们看到人们与变化之间复杂的关系，而这些变化既是现代性的特征同时又推动了现代性：我们经常并不是现代化力量的一部分，甚至并非乘坐着现代化的列车驶进未来；我们通常只是站在它们的旁边，评判着，抵抗着，或是不惜一切代价地回避它们。”[3]270所以，当直面现代性本身时，衡量现代性的标准便不再重要，现代性便成为一种存在于世的模式，或者“成为现代的方式”。在此，劳伦斯·格罗斯伯格认同塔拉德·阿萨德的观点，即“现代性主要不是认识这个真实世界而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中的问题。”[3]270也就是说，正因为现代性存在于世，存在于始终处在变化和流动的日常生活中，现代性才不能用某种社会和结构规范来衡量或鉴定。 劳伦斯·格罗斯伯格认为，现代性具有时空的本体论特征，这一特征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认识。一方面，在时间维度上现代性的时空体是层阶机器制造出的产品。在此，劳伦斯·格罗斯伯格明显借用了德勒兹的生产理论，认为每一个时空体都是形式和质料关系的接合，在这一过程中，机器总是在相称—不相称—再相称、分层—板结—再分层、编码—解码—再编码、辖域化—解辖域化—再辖域化地反复操作的，所以每一个层阶机器都具有无数生产的可能性，世界无时无刻不处在变化之中，而任何现代性的努力，都必须从理解世界这种存在方式开始。这也就意味着，现代性存在于非同质化的时间中，充满着变革与创新，且变革与创新从属于现代性本身。
同时，现代性的时空体还是经验上的时空体，它具体表现为正在发生的事情或者现时的事件。这里劳伦斯·格罗斯伯格借用了齐泽克、巴迪乌的事件理论，由于事件发生或停留在特定的时间点，所以事件具有瞬间性。但格罗斯伯格并没有完全沿着齐泽克、巴迪乌的思路进行分析，而是否定了事件具有的不连续性和偶然性，推崇海德格尔、德里达、福柯的观点，认为事件永远向未来开放，在面向未来的事件中存在着“双倍的在场”。“现在的现时包括它本身的发展方向，它本身的移动和自我批判的可能性，恰恰就像独特性、紧迫性、偶然性的事件一样。”[3]284事件中既包含着不连续、偶然和瞬间，又包含着永恒、內在和超越。事件在现实中，不仅包括事件现时的实现，也涵括即将形成的潜在因素。
现代性成为一种在世的模式，总是发生在一定的空间中。因此，现代性时空体的另一个维度是空间。格罗斯伯格指出，每一个时间都有空间效应，并且构成空间，事件的形成就是空间本身的形成，因此，时间与空间是相辅相成的。就空间而言，分为制度空间和日常生活空间。制度空间具有划分相对明确的界限，以永久性、单纯的辖域化和复杂的编码为特征。与制度空间相比，日常生活空间的概念则较为复杂。格罗斯伯格并不完全认同波德莱尔对日常生活具有的短暂性、瞬逝性和偶然性特征的理解，也不认同列斐伏尔将“日常”视为“每日生活”的认识，而是认为日常生活具有虚拟的空间性，用于指代那些每日生活中未列入的、习以为常的、具有日复一日生活的惯性活动，以简易编码和复杂的属地性为特征。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时间和空间仅是构成现代性时空本体的两个维度，现代性的构成是由生活瞬间（变化与事件）和生活空间（制度空间和日常生活）的特定接合及其彼此间的关系所共同决定的。那么，这也就意味着，不同时空中现代性的逻辑必不是简单而同一的，“现代的”本身是真实的，而多重现代性才是对现代性最为准确的描述。
三、复杂情势中的多重现代性
时间和空间是认识本体论现代性的两个维度，它以情势分析为基础。情势是劳伦斯·格罗斯伯格构建本体论现代性的重要概念，格罗斯伯格直言：“我在现代性这一问题上的诸多思考是以情势为基础的。”[3]73那么，何为情势，情势是如何构成的，这一概念与格罗斯伯格构建文化研究的整体理论观又有何关联？
劳伦斯·格罗斯伯格认为文化研究不应脱离具体的语境（context），语境是文化研究的主要研究对象，而它通常可以被理解为情势（con juncture）。情势是多种情形的交织，是不同形式语境的特定接合。情势存在于多种要素所共同营造的瞬时性空间中，是多种变化、接合和冲突且彼此相互交织形成一种暂时性平衡的结果。也就是说，情势的构成要素并不是不确定的，它表现为这样一种时刻。“情势是这样一种时刻，即当不稳定的矛盾出现于社会形态的任一节点之时，矛盾的斗争便显而易见，或成为一种自觉的行为。”[3]39由于情势中充满了各种矛盾，因此情势往往表现为一种危机。这种危机不仅仅是完全独立的两大阵营的战斗，而且是更大规模的政治冲突在多重语境力量博弈组合中爆发。
之所以强调多重语境，在于格罗斯伯格认为理解现代性就应对现代性做更多的情势分析。这种分析并非是要延续欧式现代性中将社会整体裂解为一系列彼此独立领域的做法，而是强调经济、文化、政治三者之间的融合与渗透，以避免将现代性归入一个特定领域化的逻辑空间。
经济层面的情势分析是理解现代性的重要内容。原有对经济的认识，总是赋予经济以特权，忽略掉经济体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使得经济主义决定论成为传统政治经济学回答现代性问题的方式。在认识文化经济这一新经济类别的问题上，大多数理论也只是“理所当然地把‘文化’当成一个经济部门，认为文化是孤立存在的”“经济学通常不考虑文化产品产生的各种作用，反而将其看作补充而不是重新发展的基础”，由此，对文化经济的认识仍“建立在相当传统的经济、政治经济的概念、方法和假设的基础之上”。[3]112劳伦斯·格罗斯伯格认为，这种认识经济和文化经济的方式，并没有将其置于更大的社会语境或情势中，以至于对它们的认识最终无法脱离经济决定论的色彩。由此，格罗斯伯格认为文化研究应介入经济学，以阐明经济现实是被话语建构的，经济与非经济事物之间存在着复杂的联系。为说明这一论断，格罗斯伯格从经济的多样性、经济的话语性、经济的语境性以及价值的多样性等四个层面进行论证，指出经济的本质是一种通约的实践，但由于财富积累的观念总处在变化之中，因此衡量价值的通约观念就必须是多元的。
文化是认识现代性的另一重要维度。劳伦斯·格罗斯伯格认为，“二战”之后，文化被提升至一个新的高度，这一方面在于冷战中文化和意识形态斗争所导致的全球文化发展不平衡，另一方面在于文化产业、大众媒介和大众传播等带来的社会突变，使得文化既可以被看作具有美学或抒情性的文本，又可以被看作被生产、被组织且能被体验到的文本形式。文化与权力、意识形态、民族国家、意义创造乃至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基于此，格罗斯伯格“将文化看作一系列不稳定的、变化的话语结构和情感机制的配置———作为调解或者接合的机构，集中牵涉即将到来的现代性的当代斗争、成为现代的可能方式。”[3]224因此，文化绝不是仅限在媒介和流行文化中的实践，而是在多种装置中运行，政治、制度、话语、技术、感官等以自主或不自主的方式接合到私密、隐蔽、公共、局部的配置中，成为事物的重要组成部分。 政治是现代性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与以往对政治的分析不同，劳伦斯·格罗斯伯格是在情势分析的框架内思考政治的问题。20世纪中期以来，对政治的认识或者基于从国家/政府分离（融合）的角度，或者基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但随着作为政治的政治和日常生活的政治的出现与分野，有关权力理论的激增，以及权力与政治理论间的关系日益复杂，权力和政治越来越多地偏离传统政治科学的规范。在此，劳伦斯·格罗斯伯格从国家、身体与日常生活阐释了政治领域的复杂性。格罗斯伯格借鉴德勒兹和加塔利的辖域化理论，认为国家是一个分层机器，支撑国家机器运行的技术就是国家的治理模式和形态，而这种模式和形态无疑是多元的。身体在政治的视域中并不是指生物学意义上的个体，在此格罗斯伯格从福柯生命政治的概念出发，认为身体体现了权力的效果，是权力配置的场所，围绕这一场所充满了各种冲突与斗争。而日常生活是实践和身体、资源和工具、价值和效果、权力和政治在空间与时间中的存在，它不仅能界定人们和实践归属的场所，也预见道路所能达到的地方。
在劳伦斯·格罗斯伯格的视野中，经济、文化、政治之间并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交织，使得多重情势中的现代性成为一个复杂多变的领域，正因为构成现代性的要素及其之间的接合复杂多变，所以现代性是多重的。承认现代性的多重性，意味着存在着与欧式现代性截然不同的现代性，这就要拒绝原来的对现代性的单一叙述，“不视历史为一个可能之物变为现实的发展过程……而要学会将现在———在说这话时我们所居住的现时———不简化地看作不是单一的”。[3]276因此，重构现代性需要我们超越欧式现代性的视野，在更为多元的声音、语境中展开有关现代性的对话。
但是必须认识到，现实中开展对话比我们想象中的会更加困难，这种困难不仅源于对话的过程需要出自我们真诚的意愿，且要求对话的翻译和通约，以能够准确反映对话者的地缘政治与知识背景，直面现实境遇对知识构成的挑战。知识的构成与更新与世界前进的道路不可分离。因此，对现代性的想象与认知，意味着对一个问题进行不断地重新界定。正如劳伦斯·格罗斯伯格在《文化研究的未来》一书结尾所指出的，“文化研究不是去教授跨学科，而是提倡在关联中和语境中进行思考。它重点在于学习如何去问问题（不是由自己学科环境界定的，而是对整个世界的回应）和如何使用———恰当和清楚的———理论、方法和知识，以尽可能找到最好的回答，讲述更好的故事。”[3]301-302
（國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项目批准号17CZW003。）
注释
[1]包亚明主编.现代性的地平线———哈贝马斯访谈录[M].李安东，段怀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123.
[2][美]阿里夫·德里克.全球现代性之窗：社会科学文集[M].连煦等译.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2.
[3][美]劳伦斯·格罗斯伯格.文化研究的未来[M].庄鹏涛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69.
作者单位：北京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