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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師范大学文学院，天津 300387）
【摘要】：《辛公平上仙》作为一篇传奇小说，与以“宫廷政变”主题的史料有着诸多相似之处。本文以这一小说与“神龙政变”相关文本，从叙事方法的对比来分析两者的相关性。
【关键词】：辛公平上仙；神龙政变；叙事
神龙政变，又称五王政变，是神龙元年正月二十二日癸卯（705年2月20日），凤阁侍郎张柬之、鸾台侍郎崔玄暐、右羽林将军桓彦范、左羽林将军敬晖、司刑少卿袁恕己等，为拥立李显为皇帝，逼迫武则天退位，复辟唐朝的宫廷政变。政变中武则天并没有被行刺，作为政变中丧生人物，武则天的男宠——麟台监张易之、司仆卿张昌宗，被禁军诛杀。关于“神龙政变”的记载主要集中在《唐中宗李显本纪》、《旧唐书·列传第四十一》、《资治通鉴》卷二O七《唐纪》。《旧唐书·列传第四十一》是桓彦范、敬晖、崔玄暐、张柬之、袁恕己五个人的合传。五个部分当中详略有别的陈述了相关传记主人在神龙政变当中作用以及他们在此之后受到的封赏。《敬晖传》“神龙元年，转右羽林将军。以诛张易之、昌宗功，加金紫光禄大夫，擢拜侍中，赐爵平阳郡公，食实封五百户。寻进封齐国公”[1]，只提出了政变时间，以及之后的封赏。《袁恕己传》记录了传主在政变中的作用“敬晖等将诛张易之兄弟，恕己预其谋议，又从相王统率南衙兵仗，以备非常。”[2]以及政变成功的封赏。《张柬之传》更简单的以“柬之首谋其事”，《崔玄暐传》以“预诛张易之功”几个字提及政变。《桓彦范传》是《旧唐书》所有章节中对神龙政变描述最为详细具体的。本文将以该部分作为主要的叙述文本，与“辛公平”的叙述观点、方式、结构等方面进行对比分析。
一.叙述观点和叙述方式的比较
叙述视点（ Point of View） 关注“说故事”的问题，也就是说，清楚一个叙事文本的叙事视角，是建构和了解一个叙事文本的基点。不论乔纳森·卡勒（ Jonathan D.Culler） 所认为的： “‘视角’这种用法把两个截然不同的问题混淆了： 谁在讲话？ 和所表述的是谁的看法？”[3]是否正确，明确当读者在某一叙述视角的引导下，会在接受文本的过程当中逐渐梳理出理解文章的脉络，了解叙述人讲述故事的角度和方式，才能够彻底地了解叙述里的人物、行动、情景和事件这种主张更加重要。从叙述观点来看，《辛公平上仙》一文采取了旁知的叙述观点。比起限制观点当中较为常见的第三人称观点，在该文章中很难从一而终的找到第三人称的叙述者，反而是像摄影机跟随着辛公平一路车马劳顿从泗州下邳县到达长安，再从旁拍摄了“上仙”的全过程。在全文“上仙之前，遭遇王臻”“上仙之中，从旁参与”“上仙之后，如愿升官”这三部分当中，都十分细致明确的体现了旁知观点的贯彻。
《旧唐书·桓彦范传》十分传统地运用了史家惯用的全知观点。“全知叙述视点”的叙述者以第三人称出现，具有上帝视角，全知全能，了解文本人物的内心活动，可以介入到作品中对事件和人物进行分析评论。《桓彦范传》以全知的叙述为依托，展现事件发生的前因后果。全知叙述观点根据叙述者的不同态度和叙述方式，分为“评论式”（ editorial） 叙述视点和“客观式”（ impartal） 叙述视点。作为《旧唐书·列传第四十一》叙述者的作者以及编订者等人对故事中的事件、人物采取中立态度，不做任何评价，采取了隐藏好恶的客观式叙述观点。当中，对于神龙政变的叙述，大致也可以分成三个阶段，政变之前的背景——对张易之兄弟“不臣”的铺垫，第二阶段是政变的经过，主要写了政变几方势力的情况和杀害张氏兄弟的事实，第三阶段陈述了武则天退位，皇太子继位以及后续对于政变成功的封赏。其中并没有“太史公曰”类型的具体评论，从中也看不出明确的褒贬倾向。
对于阅读文本的接受者，全知视角叙述者处于权威地位，使接受者处于一种等待被告知的状态，事情的几乎所有重要细节都会随着阅读进行而一一知晓。而限制观点和旁知观点则更能制造一种临场感，让读者身临其境，阅读感觉十分真实。志怪小说选取了这种让人感同身受如同大梦一场的“参与感”，而史传文学要求尽量客观全面地再现历史，不可能通篇以人物所见所闻为主。为了节省篇幅，梳理脉络，史家偏向运用概述，即全知观点进行叙事。尽管《辛公平上仙》与《旧唐书·桓彦范传》对于情节的叙述，采取了不同的叙述观点，两者都用更适合各自问题的方式记叙了两次政变的内容。虽然角度不同，但这是文体特色决定的，两者都恰当流畅的展现出两段惊心动魄的行刺过程，各具特色。
在叙述方式的选取上，两篇文章不约而同的采取了同样的语态和时序。语态方面，两篇文章都是采取“展示”的方式，依次交代背景，两次事件本身，和事件过后的影响。时序方面，也可以看做选取了相同的“顺序”方式。记录“神龙政变”的传记《旧唐书·列传第四十一》和《资治通鉴》卷二O七《唐纪》的“神龙元年条”，虽然是几人合传的形式，或者只选取部分内容，但单纯就相对详细描述政变细节的《桓彦范传》，两者也都采取了先交代背景，再叙述情节，最后追加封赏的解构。《辛公平上仙》则采取和神龙政变一样的顺序加评论或者顺序加补叙的方式来安排全文。
二.叙述结构的比较
从语言结构来分析这两篇文章，尤其从情节结构来看，则能看到更多相似之处。为了更加清晰的将两者的相互映照，采用图表作如上对比：
图表以文本时间顺序，记录了两次政变在情节方面的相似之处，情节主线，和几乎所有重要情节，都在一一印证。不管是两次政变的记录恰好十分明显的能够分为前中后三个部分，事实在准备活动、政变进行、和之后论功封赏的三大部分内部，陈兵、设计、发动还是加官进爵以及最终达成的目的，都完全对应。如果说作者李谅完全没有考虑或者参照史传文学进行写作，完全没有影射某段隐秘经历的想法实在是不太可能。
由于“上仙”的特殊性，以及与“神龙政变”的相关性，在意义结构上面也有着相似的意涵。上仙的故事情节完全就是按照古代宫廷政变的记录范本来写作的，假设我们把我国的描述宫廷政变的史料记载看做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小说，那么《辛公平上仙》完全可以被归入这类小说，因为它的故事情节、叙事结构、人物设计都符合这种特殊类型小说的范式。而且若是抛开真实性，纯粹以赏析小说的角度来看，《辛公平上仙》的意图十分明确，就是推翻现任统治者进行篡位，直接手段是杀害皇帝。它甚至是“政变史料小说”中不可多得的上乘之作，其环环相扣的情节、阴森可怖的氛围、强烈的电影画面感、血腥冷酷却又点到即止的动作描写，都让读者仿佛身临其境地经历了一场可怕的宫廷政变。“神龙政变”相关文本的意义结构当中的意图，也十分明确，就是记录政变过程以及之后的形象。两者唯一的不同在于“上仙”中丧生的最高统治者本人，而“神龙政变”当中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武则天皇帝并没有丧生，而是以妥协退位，还政于唐朝的方式淡出政治舞台。填补这个血腥被杀结局的角色是张易之兄弟——“枭首于天津桥南”、“脔割其肉”。对于张易之兄弟惨死这种结局，学者们的观点大多都是相近的，认为张易之兄弟作为男宠虽然行事专横引起不满，但不至于把持朝政或者密谋造反。综上结合《旧唐书》关于神龙政变的描述，以上从叙述观点、叙述方式、叙述结构等更为细致的几个方面来分析，得出“辛公平上仙”与“神龙政变”有着显而易见的相似性这一现象，可以初步认为从叙事的角度来看，《辛公平上仙》所“志”的恐怕不是怪，而是史。
[1]刘昫等：旧唐书·列传第四十一[M]，中华书局， 第1版 ，1975年5月
[2]刘昫等：旧唐书·列传第四十一[M]，中华书局， 第1版 ，1975年5月
[3]乔纳森·卡勒： 当代学术入门： 文学理论[M]，牛津大学出版社、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92 页
[4]李复言：续玄怪录[M]，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08月
[5]刘昫等：旧唐书·列传第四十一[M]，中华书局， 第1版 ，1975年5月1日
【摘要】：《辛公平上仙》作为一篇传奇小说，与以“宫廷政变”主题的史料有着诸多相似之处。本文以这一小说与“神龙政变”相关文本，从叙事方法的对比来分析两者的相关性。
【关键词】：辛公平上仙；神龙政变；叙事
神龙政变，又称五王政变，是神龙元年正月二十二日癸卯（705年2月20日），凤阁侍郎张柬之、鸾台侍郎崔玄暐、右羽林将军桓彦范、左羽林将军敬晖、司刑少卿袁恕己等，为拥立李显为皇帝，逼迫武则天退位，复辟唐朝的宫廷政变。政变中武则天并没有被行刺，作为政变中丧生人物，武则天的男宠——麟台监张易之、司仆卿张昌宗，被禁军诛杀。关于“神龙政变”的记载主要集中在《唐中宗李显本纪》、《旧唐书·列传第四十一》、《资治通鉴》卷二O七《唐纪》。《旧唐书·列传第四十一》是桓彦范、敬晖、崔玄暐、张柬之、袁恕己五个人的合传。五个部分当中详略有别的陈述了相关传记主人在神龙政变当中作用以及他们在此之后受到的封赏。《敬晖传》“神龙元年，转右羽林将军。以诛张易之、昌宗功，加金紫光禄大夫，擢拜侍中，赐爵平阳郡公，食实封五百户。寻进封齐国公”[1]，只提出了政变时间，以及之后的封赏。《袁恕己传》记录了传主在政变中的作用“敬晖等将诛张易之兄弟，恕己预其谋议，又从相王统率南衙兵仗，以备非常。”[2]以及政变成功的封赏。《张柬之传》更简单的以“柬之首谋其事”，《崔玄暐传》以“预诛张易之功”几个字提及政变。《桓彦范传》是《旧唐书》所有章节中对神龙政变描述最为详细具体的。本文将以该部分作为主要的叙述文本，与“辛公平”的叙述观点、方式、结构等方面进行对比分析。
一.叙述观点和叙述方式的比较
叙述视点（ Point of View） 关注“说故事”的问题，也就是说，清楚一个叙事文本的叙事视角，是建构和了解一个叙事文本的基点。不论乔纳森·卡勒（ Jonathan D.Culler） 所认为的： “‘视角’这种用法把两个截然不同的问题混淆了： 谁在讲话？ 和所表述的是谁的看法？”[3]是否正确，明确当读者在某一叙述视角的引导下，会在接受文本的过程当中逐渐梳理出理解文章的脉络，了解叙述人讲述故事的角度和方式，才能够彻底地了解叙述里的人物、行动、情景和事件这种主张更加重要。从叙述观点来看，《辛公平上仙》一文采取了旁知的叙述观点。比起限制观点当中较为常见的第三人称观点，在该文章中很难从一而终的找到第三人称的叙述者，反而是像摄影机跟随着辛公平一路车马劳顿从泗州下邳县到达长安，再从旁拍摄了“上仙”的全过程。在全文“上仙之前，遭遇王臻”“上仙之中，从旁参与”“上仙之后，如愿升官”这三部分当中，都十分细致明确的体现了旁知观点的贯彻。
《旧唐书·桓彦范传》十分传统地运用了史家惯用的全知观点。“全知叙述视点”的叙述者以第三人称出现，具有上帝视角，全知全能，了解文本人物的内心活动，可以介入到作品中对事件和人物进行分析评论。《桓彦范传》以全知的叙述为依托，展现事件发生的前因后果。全知叙述观点根据叙述者的不同态度和叙述方式，分为“评论式”（ editorial） 叙述视点和“客观式”（ impartal） 叙述视点。作为《旧唐书·列传第四十一》叙述者的作者以及编订者等人对故事中的事件、人物采取中立态度，不做任何评价，采取了隐藏好恶的客观式叙述观点。当中，对于神龙政变的叙述，大致也可以分成三个阶段，政变之前的背景——对张易之兄弟“不臣”的铺垫，第二阶段是政变的经过，主要写了政变几方势力的情况和杀害张氏兄弟的事实，第三阶段陈述了武则天退位，皇太子继位以及后续对于政变成功的封赏。其中并没有“太史公曰”类型的具体评论，从中也看不出明确的褒贬倾向。
对于阅读文本的接受者，全知视角叙述者处于权威地位，使接受者处于一种等待被告知的状态，事情的几乎所有重要细节都会随着阅读进行而一一知晓。而限制观点和旁知观点则更能制造一种临场感，让读者身临其境，阅读感觉十分真实。志怪小说选取了这种让人感同身受如同大梦一场的“参与感”，而史传文学要求尽量客观全面地再现历史，不可能通篇以人物所见所闻为主。为了节省篇幅，梳理脉络，史家偏向运用概述，即全知观点进行叙事。尽管《辛公平上仙》与《旧唐书·桓彦范传》对于情节的叙述，采取了不同的叙述观点，两者都用更适合各自问题的方式记叙了两次政变的内容。虽然角度不同，但这是文体特色决定的，两者都恰当流畅的展现出两段惊心动魄的行刺过程，各具特色。
在叙述方式的选取上，两篇文章不约而同的采取了同样的语态和时序。语态方面，两篇文章都是采取“展示”的方式，依次交代背景，两次事件本身，和事件过后的影响。时序方面，也可以看做选取了相同的“顺序”方式。记录“神龙政变”的传记《旧唐书·列传第四十一》和《资治通鉴》卷二O七《唐纪》的“神龙元年条”，虽然是几人合传的形式，或者只选取部分内容，但单纯就相对详细描述政变细节的《桓彦范传》，两者也都采取了先交代背景，再叙述情节，最后追加封赏的解构。《辛公平上仙》则采取和神龙政变一样的顺序加评论或者顺序加补叙的方式来安排全文。
二.叙述结构的比较
从语言结构来分析这两篇文章，尤其从情节结构来看，则能看到更多相似之处。为了更加清晰的将两者的相互映照，采用图表作如上对比：
图表以文本时间顺序，记录了两次政变在情节方面的相似之处，情节主线，和几乎所有重要情节，都在一一印证。不管是两次政变的记录恰好十分明显的能够分为前中后三个部分，事实在准备活动、政变进行、和之后论功封赏的三大部分内部，陈兵、设计、发动还是加官进爵以及最终达成的目的，都完全对应。如果说作者李谅完全没有考虑或者参照史传文学进行写作，完全没有影射某段隐秘经历的想法实在是不太可能。
由于“上仙”的特殊性，以及与“神龙政变”的相关性，在意义结构上面也有着相似的意涵。上仙的故事情节完全就是按照古代宫廷政变的记录范本来写作的，假设我们把我国的描述宫廷政变的史料记载看做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小说，那么《辛公平上仙》完全可以被归入这类小说，因为它的故事情节、叙事结构、人物设计都符合这种特殊类型小说的范式。而且若是抛开真实性，纯粹以赏析小说的角度来看，《辛公平上仙》的意图十分明确，就是推翻现任统治者进行篡位，直接手段是杀害皇帝。它甚至是“政变史料小说”中不可多得的上乘之作，其环环相扣的情节、阴森可怖的氛围、强烈的电影画面感、血腥冷酷却又点到即止的动作描写，都让读者仿佛身临其境地经历了一场可怕的宫廷政变。“神龙政变”相关文本的意义结构当中的意图，也十分明确，就是记录政变过程以及之后的形象。两者唯一的不同在于“上仙”中丧生的最高统治者本人，而“神龙政变”当中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武则天皇帝并没有丧生，而是以妥协退位，还政于唐朝的方式淡出政治舞台。填补这个血腥被杀结局的角色是张易之兄弟——“枭首于天津桥南”、“脔割其肉”。对于张易之兄弟惨死这种结局，学者们的观点大多都是相近的，认为张易之兄弟作为男宠虽然行事专横引起不满，但不至于把持朝政或者密谋造反。综上结合《旧唐书》关于神龙政变的描述，以上从叙述观点、叙述方式、叙述结构等更为细致的几个方面来分析，得出“辛公平上仙”与“神龙政变”有着显而易见的相似性这一现象，可以初步认为从叙事的角度来看，《辛公平上仙》所“志”的恐怕不是怪，而是史。
[1]刘昫等：旧唐书·列传第四十一[M]，中华书局， 第1版 ，1975年5月
[2]刘昫等：旧唐书·列传第四十一[M]，中华书局， 第1版 ，1975年5月
[3]乔纳森·卡勒： 当代学术入门： 文学理论[M]，牛津大学出版社、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92 页
[4]李复言：续玄怪录[M]，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08月
[5]刘昫等：旧唐书·列传第四十一[M]，中华书局， 第1版 ，1975年5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