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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柴静参加了《北京“非典”狙击战》的拍摄，成为最早冒死深入非典第一线采访的记者之一。惊心动魄的现场气氛、摇晃的镜头、柴静身穿白色防护服的瘦弱身影和苍白的面容给观众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头一回进非典病房
2003年4月17日，到“新闻调查”的第一天，大概晚上9点，我给制片人张洁打了一个电话：“我来报到。”张洁说：“我们正在开关于非典的会。”我说：“我想做。”
那时，我家楼下卖煎饼的胖大姐都沉不住气了，车把上挂着一塑料袋板蓝根，看到我从自行车上一脚踩住，问：“你不是在电视台工作吗，这事到底怎么着啊？”我哑口无言，闷闷地想，将来我要有个孩子，他问我：“妈，非典的时候你干嘛呢？”我说：“你妈看电视呢。”这话实在说不出口。
挂了张洁电话，手机扔在沙发上，我又拽过来给他发了条短信：“我现在就去好吗？”没等他回，我电话打过去：“10分钟后到。”
推开门，一屋子人，来不及寒暄，我直接问：“现在到底什么情况？”“不知道。”“那怎么做？”“去现场。”
去跟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人缠：“让我们进去吧。”负责人看看录音杆：“这个毛茸茸的东西不能进。”“那好，录音师不进。”他再看摄像机：“这个没办法消毒，也不行。” “那让我进去，我可以消毒。”我说，“给我别一个麦克，别在衣服里面。”
我们跟着一位流行病学调查员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胸科医院，穿了他们的防护服。病区是一排平房，一进门就是病床的床尾，一个老人躺在床上，脸上烧得发亮，脖子肿得很粗，脸上的肉都堆了起来，眼睛下面有深紫色的半月形，呼吸的时候有一种奇怪的水声。
“哪儿人？”调查员问。“哈尔滨。” “家里人？”“老伴。”“电话？”“她也得了，昨天去世的。”说到这儿老人忽然剧烈地咳嗽起来，整个上半身耸动着，痰卡在喉咙深处呼噜作响。
我离他一米多远，想屏住，却在面罩后面急促地呼吸起来。口罩深深地一起一伏，贴在我的鼻子上，快吸不上气来。背后就是门，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身体不受控制，脚往后缩，想掉头就走。
那个三十多岁的调查员站在床头一动不动，他离老人的脸只有几十公分，为不妨碍在纸上记录，他的眼罩是摘掉的，只戴着眼镜。等老人咳嗽完，他继续询问，声音一点儿波动都没有。整整10分钟，我死死盯着他，才有勇气在那儿站下去。
出来后，我们站在门外边的空地上脱隔离服。抬头发现摄像陈威正拿机器对着我，红灯亮着，我才想起来得说点儿什么。边想边说我看到的情况，结结巴巴，没人怪我。
出病房后是“瘟神”
“五一”前，好像“轰”地一声，工作停了，学校停了，商店关了，娱乐业关了，整个日常生活被连底抽掉。我们只能守在急救中心，跟着他们转运病人。
22号，突然通知有临时转运任务，司机周师傅开金杯面包车载着我们，在长安街上开到了120迈。
到医院，看到两个医生推着一个蒙着白布的东西颠簸着跑过来，我吓了一跳。他们把它往救护车上抬的时候，我才发现，是个轮椅，一个老太太坐在上面，从头到脚被白布罩着。她是感染者，但没有穿隔离服，没有口罩，从普通客梯里推出来，身上的白布是病床上的床单，大概算是隔离手段。
病人一个接一个地出来，很多人自己举着吊瓶，我数了一下，29个人。运送病人的医生居然没一个人穿隔离服，眼罩、手套也都没有，只是蓝色的普通外科手术服，同色的薄薄一层口罩。我拦住一个像是领导模样的人，慌忙中，他说了一句“天井出事了”。事后我才知道，他是北京大学附属人民医院副院长王吉善，一周后也发病了。
晚上回到酒店，大家都不做声。我们住在一个小酒店里，一进酒店大门，两条窄窄的绳子，专为我们几个拉出来一个通道，通往一个电梯。进了电梯，只有我们住的3楼的按钮能亮，其它楼层都用木板封死，怕我们乱跑。进了3楼，没有其他客人，空荡荡的长走廊里靠墙放着一溜紫外线消毒灯。
楼层的服务员给我房间打电话，说我们要撤了，以后你们自己照顾自己吧，给你们一人留了一个体温计，自己每天量量吧。
我家小区也知道我去过病房了，物业给我打电话：“挺好的吧？大家都挺关心你的……最近不回来吧？”我理解，拍完了我们也不回办公室，车开到南院门口，把带子放在门口传达室，会有人来取，把带子消毒后再编辑。
我妹来酒店给我送东西，我让她带只小音箱给我。晚上在空无一人的大街上，隔着三四米远，我让她站住：“放下，走吧。”去病房前我俩谈起过父母，我问她：“你觉得我应该去病房吗？”她说：“你可以选择不当记者，但你当了记者，就没有选择不去的权利。”
一天晚上，张洁莫名其妙地跑来酒店住，还带着一大束花。事后，我在媒体报道里看到张洁说：“他们几个早期的时候中央台央视南院来吃过一次饭，结果大家找我反映：你还注意不注意我们大家的安全？”他怕我们心里难受，所以来酒店陪我们。
每天早上醒来，我闭着眼从枕头边摸到体温计，往腋下一夹，再半睡半醒5分钟。有一天，我觉得鼻子里的气是烫的，热流直蹿到脑门上，觉得肯定是感染了。闭着眼睛想，怎么也得搞个DV进病房，不能白死。睁开眼看了看体温计，才36.5度。
台里给了我们5个免疫球蛋白针指标，这在当时极稀缺，是当保命的针来打的，但司机不是本台职工，没有指标，这5针被安排到当晚8点打，过后失效。“要么6个都去，要么都不去。”我们打各个电话争取，但台里也协调不了。
这时，录音刘昶说了句：“别争了。”7点半，他把门一锁，不出来了，敲也不开。陈威跟他多年好友，扯了扯我：“走吧，这样他安心。”
那个叫“天井”的地方
这期节目叫“非典阻击战”，播的时候，我们几个人坐在宾馆房间看。那期节目的收视率是5.74%，意思是超过7000万人在看。只看了前面的10分钟，大家就都埋头接电话和短信。短信里有个不认识的号码，说：“要是你感染了，我能不能娶你？”一瞬间确实一闪念，要是现在死了，总算不会浑身散发着失败的腐味儿。 我父母在山西，当时我妈学校停课，她在邻居家打麻将，一看见片子，手停了。邻居说我妈哭了，但她没跟我说，就问了我一句：“你接下去做什么？”
接下去，我要去人民医院，因为心里一直没放下那个叫“天井”的地方——这个有85年历史的三级甲等医院刚刚宣布整体隔离，人类与非典最大也最艰苦的一场遭遇战就发生在这里。
从4月5号开始，陆续有220人感染，包括93位医护人员，有将近一半的科室被污染。门诊大楼北侧的急诊科是当时疫情最重的地方，天井就在这里。我知道应该跟上次拍转运的那29个人有关系，我得知道这是为什么。
采访中，急诊科主任朱继红告诉我，当时这29个病人都是非典病人，世界卫生组织检查的时候，他们曾被装在救护车上在北京城里转。
朱继红带我走进急诊室门廊，他俯下身，打开链子锁，推开门，在右手墙上按一下，灯管一下亮了，惨白的光，蓝色的输液椅套上全是印的白字：4月17日，周四；4月17日，周四……每个床上都是拱起的凌乱的被褥，椅子翻倒在地，那是逃命的撤退。
这就是我之前听说的天井。四周楼群间的一块空地，一个楼与楼之间的天井，加个盖，就成了个完全封闭的空间，成了输液室，发热的病人都集中到这里来输液。27张床几乎完全挨在一起，中间只有一只拳头的距离。没有通风，没有窗，只有一个中央空调的排气口。
病历胡乱地堆在桌上，像小山一样，已经发黄发脆。我犹豫了一秒钟。朱继红几乎是凄然地一笑，说：“我来吧。”病例被翻开，上面写的都是“肺炎”。“实际上都是SARS。”他说。
“那些不知情的因为别的病来打点滴的人呢？”“没有办法，都在这儿沤着。”——他和他的同事也沤在里面，人民医院有93名医护人员感染非典，急诊科62人中24人感染，2位医生殉职。
朱继红带我去看留观室改成的SARS病房，我只看到几间普通的病房，迟疑地问他：“你们的清洁区、污染区呢？”他指了指地上：“只能在这儿画一根线。”“那你们怎么区分清洁区和污染区？”朱继红沉默了一会儿，慢慢举起手，在胸口指了一下：“在这儿。”我问：“你们靠什么防护？”他面无表情：“我们靠精神防护。”
5月27日，急诊科的护士王晶去世。丈夫给我念妻子的手机短信，第一条是：“窗前的花儿开了，我会好起来的。”他不能探视妻子，只能每天站在地坛医院门口，在离她最近的地方守着。她写：“回去吧，你不能倒下，你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依靠。”再下来，她知道自己不好了，在短信里交代存折密码。最后一条，她要他系上红腰带：“本命年，你要平安。”他一边恸哭一边念，我的眼泪也满脸地流……
最后一天，我们在协和医院门口等待检查结果，确认是否有人感染。天贺的电话响了，他接起来说：“对，结果怎么样？哦，真的呀？谁？对，是有一个女孩……”我坐在最前面，没动，在心里说了句粗口。他挂了电话，戳一下我说：“喂，医生说你白血球很低，免疫不好。”
（待续）
摘自《看见》
柴静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定价：39.80元
头一回进非典病房
2003年4月17日，到“新闻调查”的第一天，大概晚上9点，我给制片人张洁打了一个电话：“我来报到。”张洁说：“我们正在开关于非典的会。”我说：“我想做。”
那时，我家楼下卖煎饼的胖大姐都沉不住气了，车把上挂着一塑料袋板蓝根，看到我从自行车上一脚踩住，问：“你不是在电视台工作吗，这事到底怎么着啊？”我哑口无言，闷闷地想，将来我要有个孩子，他问我：“妈，非典的时候你干嘛呢？”我说：“你妈看电视呢。”这话实在说不出口。
挂了张洁电话，手机扔在沙发上，我又拽过来给他发了条短信：“我现在就去好吗？”没等他回，我电话打过去：“10分钟后到。”
推开门，一屋子人，来不及寒暄，我直接问：“现在到底什么情况？”“不知道。”“那怎么做？”“去现场。”
去跟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人缠：“让我们进去吧。”负责人看看录音杆：“这个毛茸茸的东西不能进。”“那好，录音师不进。”他再看摄像机：“这个没办法消毒，也不行。” “那让我进去，我可以消毒。”我说，“给我别一个麦克，别在衣服里面。”
我们跟着一位流行病学调查员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胸科医院，穿了他们的防护服。病区是一排平房，一进门就是病床的床尾，一个老人躺在床上，脸上烧得发亮，脖子肿得很粗，脸上的肉都堆了起来，眼睛下面有深紫色的半月形，呼吸的时候有一种奇怪的水声。
“哪儿人？”调查员问。“哈尔滨。” “家里人？”“老伴。”“电话？”“她也得了，昨天去世的。”说到这儿老人忽然剧烈地咳嗽起来，整个上半身耸动着，痰卡在喉咙深处呼噜作响。
我离他一米多远，想屏住，却在面罩后面急促地呼吸起来。口罩深深地一起一伏，贴在我的鼻子上，快吸不上气来。背后就是门，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身体不受控制，脚往后缩，想掉头就走。
那个三十多岁的调查员站在床头一动不动，他离老人的脸只有几十公分，为不妨碍在纸上记录，他的眼罩是摘掉的，只戴着眼镜。等老人咳嗽完，他继续询问，声音一点儿波动都没有。整整10分钟，我死死盯着他，才有勇气在那儿站下去。
出来后，我们站在门外边的空地上脱隔离服。抬头发现摄像陈威正拿机器对着我，红灯亮着，我才想起来得说点儿什么。边想边说我看到的情况，结结巴巴，没人怪我。
出病房后是“瘟神”
“五一”前，好像“轰”地一声，工作停了，学校停了，商店关了，娱乐业关了，整个日常生活被连底抽掉。我们只能守在急救中心，跟着他们转运病人。
22号，突然通知有临时转运任务，司机周师傅开金杯面包车载着我们，在长安街上开到了120迈。
到医院，看到两个医生推着一个蒙着白布的东西颠簸着跑过来，我吓了一跳。他们把它往救护车上抬的时候，我才发现，是个轮椅，一个老太太坐在上面，从头到脚被白布罩着。她是感染者，但没有穿隔离服，没有口罩，从普通客梯里推出来，身上的白布是病床上的床单，大概算是隔离手段。
病人一个接一个地出来，很多人自己举着吊瓶，我数了一下，29个人。运送病人的医生居然没一个人穿隔离服，眼罩、手套也都没有，只是蓝色的普通外科手术服，同色的薄薄一层口罩。我拦住一个像是领导模样的人，慌忙中，他说了一句“天井出事了”。事后我才知道，他是北京大学附属人民医院副院长王吉善，一周后也发病了。
晚上回到酒店，大家都不做声。我们住在一个小酒店里，一进酒店大门，两条窄窄的绳子，专为我们几个拉出来一个通道，通往一个电梯。进了电梯，只有我们住的3楼的按钮能亮，其它楼层都用木板封死，怕我们乱跑。进了3楼，没有其他客人，空荡荡的长走廊里靠墙放着一溜紫外线消毒灯。
楼层的服务员给我房间打电话，说我们要撤了，以后你们自己照顾自己吧，给你们一人留了一个体温计，自己每天量量吧。
我家小区也知道我去过病房了，物业给我打电话：“挺好的吧？大家都挺关心你的……最近不回来吧？”我理解，拍完了我们也不回办公室，车开到南院门口，把带子放在门口传达室，会有人来取，把带子消毒后再编辑。
我妹来酒店给我送东西，我让她带只小音箱给我。晚上在空无一人的大街上，隔着三四米远，我让她站住：“放下，走吧。”去病房前我俩谈起过父母，我问她：“你觉得我应该去病房吗？”她说：“你可以选择不当记者，但你当了记者，就没有选择不去的权利。”
一天晚上，张洁莫名其妙地跑来酒店住，还带着一大束花。事后，我在媒体报道里看到张洁说：“他们几个早期的时候中央台央视南院来吃过一次饭，结果大家找我反映：你还注意不注意我们大家的安全？”他怕我们心里难受，所以来酒店陪我们。
每天早上醒来，我闭着眼从枕头边摸到体温计，往腋下一夹，再半睡半醒5分钟。有一天，我觉得鼻子里的气是烫的，热流直蹿到脑门上，觉得肯定是感染了。闭着眼睛想，怎么也得搞个DV进病房，不能白死。睁开眼看了看体温计，才36.5度。
台里给了我们5个免疫球蛋白针指标，这在当时极稀缺，是当保命的针来打的，但司机不是本台职工，没有指标，这5针被安排到当晚8点打，过后失效。“要么6个都去，要么都不去。”我们打各个电话争取，但台里也协调不了。
这时，录音刘昶说了句：“别争了。”7点半，他把门一锁，不出来了，敲也不开。陈威跟他多年好友，扯了扯我：“走吧，这样他安心。”
那个叫“天井”的地方
这期节目叫“非典阻击战”，播的时候，我们几个人坐在宾馆房间看。那期节目的收视率是5.74%，意思是超过7000万人在看。只看了前面的10分钟，大家就都埋头接电话和短信。短信里有个不认识的号码，说：“要是你感染了，我能不能娶你？”一瞬间确实一闪念，要是现在死了，总算不会浑身散发着失败的腐味儿。 我父母在山西，当时我妈学校停课，她在邻居家打麻将，一看见片子，手停了。邻居说我妈哭了，但她没跟我说，就问了我一句：“你接下去做什么？”
接下去，我要去人民医院，因为心里一直没放下那个叫“天井”的地方——这个有85年历史的三级甲等医院刚刚宣布整体隔离，人类与非典最大也最艰苦的一场遭遇战就发生在这里。
从4月5号开始，陆续有220人感染，包括93位医护人员，有将近一半的科室被污染。门诊大楼北侧的急诊科是当时疫情最重的地方，天井就在这里。我知道应该跟上次拍转运的那29个人有关系，我得知道这是为什么。
采访中，急诊科主任朱继红告诉我，当时这29个病人都是非典病人，世界卫生组织检查的时候，他们曾被装在救护车上在北京城里转。
朱继红带我走进急诊室门廊，他俯下身，打开链子锁，推开门，在右手墙上按一下，灯管一下亮了，惨白的光，蓝色的输液椅套上全是印的白字：4月17日，周四；4月17日，周四……每个床上都是拱起的凌乱的被褥，椅子翻倒在地，那是逃命的撤退。
这就是我之前听说的天井。四周楼群间的一块空地，一个楼与楼之间的天井，加个盖，就成了个完全封闭的空间，成了输液室，发热的病人都集中到这里来输液。27张床几乎完全挨在一起，中间只有一只拳头的距离。没有通风，没有窗，只有一个中央空调的排气口。
病历胡乱地堆在桌上，像小山一样，已经发黄发脆。我犹豫了一秒钟。朱继红几乎是凄然地一笑，说：“我来吧。”病例被翻开，上面写的都是“肺炎”。“实际上都是SARS。”他说。
“那些不知情的因为别的病来打点滴的人呢？”“没有办法，都在这儿沤着。”——他和他的同事也沤在里面，人民医院有93名医护人员感染非典，急诊科62人中24人感染，2位医生殉职。
朱继红带我去看留观室改成的SARS病房，我只看到几间普通的病房，迟疑地问他：“你们的清洁区、污染区呢？”他指了指地上：“只能在这儿画一根线。”“那你们怎么区分清洁区和污染区？”朱继红沉默了一会儿，慢慢举起手，在胸口指了一下：“在这儿。”我问：“你们靠什么防护？”他面无表情：“我们靠精神防护。”
5月27日，急诊科的护士王晶去世。丈夫给我念妻子的手机短信，第一条是：“窗前的花儿开了，我会好起来的。”他不能探视妻子，只能每天站在地坛医院门口，在离她最近的地方守着。她写：“回去吧，你不能倒下，你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依靠。”再下来，她知道自己不好了，在短信里交代存折密码。最后一条，她要他系上红腰带：“本命年，你要平安。”他一边恸哭一边念，我的眼泪也满脸地流……
最后一天，我们在协和医院门口等待检查结果，确认是否有人感染。天贺的电话响了，他接起来说：“对，结果怎么样？哦，真的呀？谁？对，是有一个女孩……”我坐在最前面，没动，在心里说了句粗口。他挂了电话，戳一下我说：“喂，医生说你白血球很低，免疫不好。”
（待续）
摘自《看见》
柴静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定价：39.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