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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元杂剧《汉宫秋》对“昭君出塞”这一历史事件进行了改写，体现了历史的凝重性和现实的针对性，寄寓了剧作家马致远“以史为鉴”的悲恨情怀，折射出元代文人时代环境下普遍痛楚的文化心理。本文通过解析剧作对王昭君、毛延寿、汉元帝三个形象的改造，深刻透视作者思想的时代意义及局限性。
关键词：汉宫秋；改造；借古讽今；悲剧
元代剧作家马致远所著的《汉宫秋》，以昭君出塞这一历史事件为题材，通过一国之君汉元帝对文武大臣的谴责和自我感慨，以及他对昭君的思念，寄托了自己的忧伤和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注。同时揭露并鞭挞了贪生怕死、屈辱卖国的汉朝官吏；讴歌了具有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的王昭君。《汉宫秋》既对史实有吸收，又有所改造，作了大胆的超越。但他的超越不是随意的，而是从现实的时代要求出发，抓住古与今的契合点，使之既符合艺术规律，又实现借古讽今的目的，成为一部富有现实意义的历史悲剧。
王昭君和汉元帝的事迹，在《汉书·匈奴传》、《后汉书·南匈奴传》以及晋·葛洪《西京杂记》里皆有记载。将剧本与这些记载相比，我们会发现故事内容有很大的变动。
第一、对王昭君形象的改造。历史上的王昭君本是汉元帝后宫的宫女，当匈奴王呼韩邪单于来汉求婚时，王昭君因不满汉宫生活，自愿请行。入匈奴后，与呼韩邪单于生一子。呼韩邪单于死后，根据当时匈奴习俗，她又嫁于新的单于，又生二女。马致远不拘泥史实，将王昭君改为汉元帝的爱妃，并将昭君出塞放在匈奴武力胁迫下进行。为了汉室江山，昭君不得不出塞和番，最后在汉匈交界处投江而死。展现了一个热爱祖国，并在民族矛盾中保持崇高气节的女性形象，非常具有历史的凝重性和现实的悲剧意蕴。王昭君形象作为一个历史的参照和时代的寄托，成为元代历史文化环境下人们民族感情的集中体现。在民族矛盾冲突极为尖锐的现实条件下，《汉宫秋》无疑起到了宣泄心灵痛楚的作用。
第二、对毛延寿形象的改造。《汉宫秋》将毛延寿写成一个叛国的逆贼，作为被谴责的主要对象。最早把毛延寿与昭君出塞故事联系起来的记载见于《西京杂记》，其中说毛延寿是当时被杀的画工之一，并没有明确说明毛延寿向昭君索贿。更没有毛延寿将昭君图像献给匈奴单于，并唆使单于攻汉的记载。马致远经过创作加工，把矛头指向毛延寿和不能保家卫国的文臣武将们，其中寄寓着作者对历史上亡国之臣的痛恨与批判。
第三、对汉元帝形象的改造。历史上的汉元帝，还是皇太子时，最宠爱的姬妾是司马良娣。最心爱的“良娣”早逝后，使“曾经沧海难为水”的刘奭几乎对所有美女都丧失了兴趣。即使初见昭君，有所悔恨让其远嫁匈奴，但终究认为这次政治联姻可使“边陲长无兵革之事”，特意把年号改为“竟宁”，意即边境安宁之意。这完全是一个封建帝王国家重于一切的理性考虑。昭君的事迹在正史记载中仅有几十个字。《汉宫秋》中，作为一国之主的汉元帝，不能主持朝政，抵御外辱，在匈奴武力胁迫下，将自己最宠爱的明妃下嫁给呼韩邪单于，屈辱求和，以至酿成与昭君生离死别的人间悲剧。作者在汉元帝对王昭君的思念中渗入了浓重的哀思。特别是第四折戏，汉元帝于汉宫惊闻孤雁哀鸣的描写，极其凄婉幽怨。
帝王作为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历来被看作是儒家思想最有力的贯彻者和封建制度的维护者，强调“三纲五常”，强调以理统情。而在《汉宫秋》里，作者大胆地突破了世俗观念中对帝王的敬畏心理，将其塑造成一个柔情无限的爱情主人公形象。突破了传统封建道德观念中君王以行政教化為重的那种严肃无情形象的禁锢，凸显了个人悲剧。个人悲剧越深，民族悲剧就越浓。汉元帝的无奈，是一国之主的无奈；他的相思，包含着对大好河山的思念。通过这样的嫁接，不但使元帝的形象生动丰满起来，也达到了借个人的悲剧写国家民族的兴衰的目的。
但是，也应当指出《汉宫秋》并没有正面触动民族矛盾，对昏弱无能的风流天子汉元帝虽有所嘲讽，但却充满了同情，只是把批判的矛头对准了朝廷里的文官武将，特别是对毛延寿一类的画师痛加指责。
历史的演变与历代文人的边塞豪情开了一个玩笑，也将汉唐宋金的守边努力改变为历史的谈资。撇开衣冠文化因素，元王朝的统一既是历史的必然，也有利于中华民族发展兴旺。但在当时，文人难以从这个高度理解，王昭君只是一个典型意象，是汉室衰微的表征，是易代之际妇女命运的体现，也是元代社会中妇女问题的暗示。只有理解了这个背景之下历史与现实比照，我们才不会惊讶于元代舞台上出现大量妇女问题的杂剧，才能真正理解王昭君形象对于墨客骚人痛楚心灵的表象意义，才能真正理解在塑造毛延寿、汉元帝等形象时，作者思想的时代意义和局限性。
参考文献：
[1]马致远著.王星琦校注.汉宫秋[M].台湾：三民书局，2015.
[2]周静.《汉宫秋》中的王昭君形象分析[J].名作欣赏，2015（12）.
[3]王方，王小琴.《汉宫秋》中汉元帝的平民形象[J].文学教育（下），2013（03）.
[4]王建平.痛斥奸佞之可恶悲叹忠贤之不幸——《汉宫秋》主题新论[J].湖北工程学院学报，2016（04）.
[5]郭英德.中外古典名剧鉴赏辞典[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2.
关键词：汉宫秋；改造；借古讽今；悲剧
元代剧作家马致远所著的《汉宫秋》，以昭君出塞这一历史事件为题材，通过一国之君汉元帝对文武大臣的谴责和自我感慨，以及他对昭君的思念，寄托了自己的忧伤和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注。同时揭露并鞭挞了贪生怕死、屈辱卖国的汉朝官吏；讴歌了具有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的王昭君。《汉宫秋》既对史实有吸收，又有所改造，作了大胆的超越。但他的超越不是随意的，而是从现实的时代要求出发，抓住古与今的契合点，使之既符合艺术规律，又实现借古讽今的目的，成为一部富有现实意义的历史悲剧。
王昭君和汉元帝的事迹，在《汉书·匈奴传》、《后汉书·南匈奴传》以及晋·葛洪《西京杂记》里皆有记载。将剧本与这些记载相比，我们会发现故事内容有很大的变动。
第一、对王昭君形象的改造。历史上的王昭君本是汉元帝后宫的宫女，当匈奴王呼韩邪单于来汉求婚时，王昭君因不满汉宫生活，自愿请行。入匈奴后，与呼韩邪单于生一子。呼韩邪单于死后，根据当时匈奴习俗，她又嫁于新的单于，又生二女。马致远不拘泥史实，将王昭君改为汉元帝的爱妃，并将昭君出塞放在匈奴武力胁迫下进行。为了汉室江山，昭君不得不出塞和番，最后在汉匈交界处投江而死。展现了一个热爱祖国，并在民族矛盾中保持崇高气节的女性形象，非常具有历史的凝重性和现实的悲剧意蕴。王昭君形象作为一个历史的参照和时代的寄托，成为元代历史文化环境下人们民族感情的集中体现。在民族矛盾冲突极为尖锐的现实条件下，《汉宫秋》无疑起到了宣泄心灵痛楚的作用。
第二、对毛延寿形象的改造。《汉宫秋》将毛延寿写成一个叛国的逆贼，作为被谴责的主要对象。最早把毛延寿与昭君出塞故事联系起来的记载见于《西京杂记》，其中说毛延寿是当时被杀的画工之一，并没有明确说明毛延寿向昭君索贿。更没有毛延寿将昭君图像献给匈奴单于，并唆使单于攻汉的记载。马致远经过创作加工，把矛头指向毛延寿和不能保家卫国的文臣武将们，其中寄寓着作者对历史上亡国之臣的痛恨与批判。
第三、对汉元帝形象的改造。历史上的汉元帝，还是皇太子时，最宠爱的姬妾是司马良娣。最心爱的“良娣”早逝后，使“曾经沧海难为水”的刘奭几乎对所有美女都丧失了兴趣。即使初见昭君，有所悔恨让其远嫁匈奴，但终究认为这次政治联姻可使“边陲长无兵革之事”，特意把年号改为“竟宁”，意即边境安宁之意。这完全是一个封建帝王国家重于一切的理性考虑。昭君的事迹在正史记载中仅有几十个字。《汉宫秋》中，作为一国之主的汉元帝，不能主持朝政，抵御外辱，在匈奴武力胁迫下，将自己最宠爱的明妃下嫁给呼韩邪单于，屈辱求和，以至酿成与昭君生离死别的人间悲剧。作者在汉元帝对王昭君的思念中渗入了浓重的哀思。特别是第四折戏，汉元帝于汉宫惊闻孤雁哀鸣的描写，极其凄婉幽怨。
帝王作为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历来被看作是儒家思想最有力的贯彻者和封建制度的维护者，强调“三纲五常”，强调以理统情。而在《汉宫秋》里，作者大胆地突破了世俗观念中对帝王的敬畏心理，将其塑造成一个柔情无限的爱情主人公形象。突破了传统封建道德观念中君王以行政教化為重的那种严肃无情形象的禁锢，凸显了个人悲剧。个人悲剧越深，民族悲剧就越浓。汉元帝的无奈，是一国之主的无奈；他的相思，包含着对大好河山的思念。通过这样的嫁接，不但使元帝的形象生动丰满起来，也达到了借个人的悲剧写国家民族的兴衰的目的。
但是，也应当指出《汉宫秋》并没有正面触动民族矛盾，对昏弱无能的风流天子汉元帝虽有所嘲讽，但却充满了同情，只是把批判的矛头对准了朝廷里的文官武将，特别是对毛延寿一类的画师痛加指责。
历史的演变与历代文人的边塞豪情开了一个玩笑，也将汉唐宋金的守边努力改变为历史的谈资。撇开衣冠文化因素，元王朝的统一既是历史的必然，也有利于中华民族发展兴旺。但在当时，文人难以从这个高度理解，王昭君只是一个典型意象，是汉室衰微的表征，是易代之际妇女命运的体现，也是元代社会中妇女问题的暗示。只有理解了这个背景之下历史与现实比照，我们才不会惊讶于元代舞台上出现大量妇女问题的杂剧，才能真正理解王昭君形象对于墨客骚人痛楚心灵的表象意义，才能真正理解在塑造毛延寿、汉元帝等形象时，作者思想的时代意义和局限性。
参考文献：
[1]马致远著.王星琦校注.汉宫秋[M].台湾：三民书局，2015.
[2]周静.《汉宫秋》中的王昭君形象分析[J].名作欣赏，2015（12）.
[3]王方，王小琴.《汉宫秋》中汉元帝的平民形象[J].文学教育（下），2013（03）.
[4]王建平.痛斥奸佞之可恶悲叹忠贤之不幸——《汉宫秋》主题新论[J].湖北工程学院学报，2016（04）.
[5]郭英德.中外古典名剧鉴赏辞典[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