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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月份世贸组织中国工作组日内瓦会议谈判破裂之后，农业补贴问题成为多方争议的焦点。曾为推动中国入世发挥了积极作用的凯恩斯（Cairns）集团（由经济高度依赖农业出口的18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组成），态度强硬地要求中方在农业补贴问题上接受比一般发展中国家更为严格的约束性承诺。对此，龙永图愤怒地表示：这将是近期结束14年谈判的真正障碍——谈判从此再陷僵局。
将近15年过去了，漫长而难熬的谈判岁月对多方更多的是一种心理上的考验和较量。按照初步的计划，多边谈判在3月可能重开，那时，会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
3月悬念
又到了一个关键时刻；又是一个僵局，一个变局。
2001年2月26日，海南博鳌亚洲论坛。在一场午餐演讲会上，面对各国来宾，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除了惯常表示“中国入世大局已定，时间不是最大的问题”外，针对外界对中国履行承诺的一些疑问，龙永图特别引用了成语“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言必信，行必果”来表达中国政府的决心——从技术谈判层面跳到执行的态度层面，这被外界视为是中国发出的最新友好信号，
在达成了许多双边协定之后，一直以来，在WTO一些成员国中关于中国会怎样履行某些承诺的争吵声不断——1月份的多边谈判就是在这样的阴影之下进行的。
3月4日，被视为中国政坛晴雨表的“两会”在北京召开。在首次新闻发布会上，大会新闻发言人曾建徽说，凡是违反世贸组织规则和我国承诺的法律法规规章将废除。目前准备修改的外贸法律法规规章有140多项，准备废止的有570多项，占中国立法部门以及各级政府制定的近9200项法律法规的约8％。变动幅度之大，态度之坚决，出乎外界的想像。
观察家认为，“两会”的表态也是为3月份即将在日内瓦召开的多边谈判放出的友好气球。
3月会否签下一揽子的多边协议，完成中国入世的技术谈判长征，这成了一个最大的悬念？
从技术上来看，几个变数不能不考虑：关于农业补贴问题如何打开僵局；美国新的谈判代表团名单还没有最后确定；具体的谈判时间还没有最后定下来等等。
外界和国内显然是对中国入世的具体时间更感兴趣，自从1999年年底中美两国达成加入WTO的双边协议之后，时间的概念就在不断地强化。但是，在这种压力之下，入世的障碍依然是一个接一个，同欧盟的几度谈判就是明证，而现在多边谈判中关于农业补贴问题更是让人觉得节外生枝。
在过去几周内，关于中国入世时间的一些言论也让人颇费思量。在欧盟贸易专员拉米说“中国在今年夏季前入世”之后不久，WTO候任总干事素帕猜·帕尼齐帕克迪回应说，中国的入世进程将在今年3月份见分晓。但这些言论很快消失，中国的传媒积极转述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的讲话：中国的入世最快只能在2001年10月或11月——一面是给乐观的人们降降温，一面似乎是为在即将到来的谈判中，掌握更大的主动权，更加灵活的时间把握。
高昂的时间成本
在分析时间问题的时候，我们不妨做这样的基本判断：时间成本是谁都不愿支付的，尤其是中国。由于时间概念直接影响到外来的投资动向，以及那些对中国今年加入WTO有把握而提前迈进的投资者。在国内目前的经济形势之下，稳定外来投资，加速入世进程是中方的本意。
由于增长强劲的外国投资和出口，中国去年扭转了连续7年的低速增长。不少经济学家担心，如果拖延入世的话，期望WTO市场开放措施而拥进中国的外国企业会失望，美国对中国商品需求的疲软会削弱中国的经济增长势头。另外，中国批准了一连串外国投资项目。如果贸易关系恶化，这些项目将无法启动。
另外一个可能的现实是：延迟取得成员资格的代价要大于国有产业因入世同更多国外企业竞争所承受的阵痛。
时间成本还体现在复杂的国际关系上。
美国总统更换，如果中国入世的时间往后拖延的话，美国国会可能还会对中国的贸易地位再次投票。另外，卡塔尔WTO部长级会议即将在11月召开，许多WTO成员希望，在启动新一轮贸易自由化谈判之前，中国能够成为WTO正式成员——中国必须直面重新制定全球贸易规则的机会。
但是，问题的另一面是：即使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中国的立场不会做太大的更改。15年都谈过来了，什么样的大风大浪都挺过来了，不可能在最后关头晚节不保，从技术上看，多方都必然在此刻立场强硬。强硬有余，灵活不足可以说是多边谈判最后关头的基本特征。
大局已定，大的方向不会更改，问题仅仅在技术层面上如何打破僵局，而这，显然在考验政治家和谈判代表的智慧。
正如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所说的，中国早日加入WTO，这不仅对中国有利，对世贸组织各成员也都是有利的。
事关9亿农民
农业补贴问题的出现应该也是意料之中。从中美农业协议的争议和反复，可见农业问题是多方都极其关注的问题。特别在中国，农业问题不仅仅是一个产业的问题，更是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对此，中方不容有任何的差错。
中国总理朱鎔基在3月5日的《十五计划纲要报告》中强调，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始终是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中国将把全面贯彻农村的基本政策，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和增加农民收入，作为“十五”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
龙永图强调：“在农业方面，中国有9亿农业人口，保持农业的稳定，对于中国的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中国的农业自然条件差、劳动力水平低、技术落后，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与此同时，中国愿意通过开放农产品市场，促进农业结构调整并参与国际竞争。但中国政府需要在加入世贸组织后，保留符合世贸组织规定的农业支持手段，9亿农业人口的利益永远是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
从中方的发言来看，底线和立场已经是早早亮出。就如龙永图说的“他们应该知道底线”。在原则问题上是没有商量的余地，这是中方的基本态度。而其它对农业依赖性较强的国家在面对中方立场的时候，态度强硬也是可以理解的。
问题在于，中国的农业问题不是发达国家所理解的产业问题。在关于中国的农业补贴问题上，发达国家以及中国内部存在不少认识上的基本误区。具体而言，有以下几点：
WTO农业多边协议框架下，农业补贴具有两层含义：一种是广义补贴即政府对农业部门的所有投资或支持（Support），其中较大部分如对科技、水利、环保等方面的投资，由于不会对产出结构和农产品市场发生直接显著的扭曲性作用，因而是农业协议的“绿箱政策”所允许的。另一种是狭义补贴，如对粮食等农产品提供的价格，出口或其它形式补贴；这类补贴又称为保护（Protection）性补贴，通常会对产出结构和农产品市场造成直接明显的扭曲性影响。WTO在理念上不赞同保护性补贴，并试图通过多边贸易协议框架加以限制和削减。
关于农业补贴问题的定义，在发达国家看来，农业补贴是为了保证农业人口能够同城市居民的收入达到一致而采取的政策倾斜，属于硬补贴。是一个protection的问题。而在中国，农业补贴问题的出现更多是因为要保证占中国绝大部分人口的农民阶层不能在这轮开放中成为牺牲品，利益受损。这是根本的原则问题。于是，中国的农业补贴不是为了保证农民的固定收入达到怎样的一个水准，而仅仅是保护弱势群体和幼稚产业的问题。
就如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卢锋教授所分析的：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高价收购粮棉农产品政策，固然兼有提高农民收入的意图，但根本目的是控制1993～1995年的严重通货膨胀。基于当时“稻米减产导致粮价上涨，粮价上涨导致通货膨胀”的主流解释观点，政府试图通过价格干预刺激农产品供给以抑制通货膨胀。因而，我国90年代发生的农业补贴，本质上不是一个长期性部门政策措施，而是特定环境下短期性宏观稳定政策的一个构成部分。在通货膨胀不再是主要宏观问题之后，粮食价格干预虽仍保留“保护价”名称，但是实际收购价不断降低，目前已失去经济学意义上的保护含义——而外界了解的仅仅是对中国政府农业补贴的事实。
另外，国内小麦、玉米、大米等粮食价格高出国际市场2至7成的确是事实，但其成本构成中，流通成本占有很大的比重，而“三提五统”同样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这两项几乎占粮食成本的一半），这些成本都有压缩的余地——如何理性地看待中国农业产品的竞争力，国内也必须调整惯性的思路。
如何向外界解释中国农业补贴的特殊情况，或者，如何确确实实从政策上给农民更大的support力度，成了谈判组和政府的一个挑战。
可以预料的是，在根本的原则之下，中方将会在“绿箱政策”支持上有所突破。
世界政府的马蜂窝问题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谈到农业补贴问题时说，在中美农业协议上，中国人是输了面子，赢了理智。
“中国的立场更多是一个姿态”，林毅夫说，“在发达国家，农业补贴已经成了一个马蜂窝的问题，其社会成本的高昂有目共睹。并且，政策的退出也已经成了一个颇令各国政府头痛的问题”——一味地输血补贴终究不是终极之道，而中国农民的基数也要求政府在政策设计上，必须考虑到整个产业的提升和退出之道。
从根本上讲，中国就不应该保护。政府补贴就像是吃吗啡一样，政策退出的成本太高。关键是如何通过加入WTO的机会，对现有的农业结构进行调整，并且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提供机会。
一直以来，农业的补贴包袱已经让中国政府颇感沉重（1998年粮食部门2000多亿元亏损挂账数字公布后，上上下下无不困惑不解），并且，这些补贴所收到的效果无疑又让政府和农民失望。在新条件下，研究新的农业发展举措，研究如何全面提高农业整体产业的竞争力，研究如何在新环境下保持农村社会的稳定等等问题才是着眼未来的明智之举。
问题在于，即使从我国自身利益考虑，不考虑外部约束因素，发展农业也并非只有价格补贴和保护主义一条路线可走。对此，卢锋教授分析说：无论就经济学原理上分析，抑或从国际比较经验上考量，又或对国内农业政策实践评价，我国未来农业政策的正确选择，是通过深化改革来建立和完善农业市场配置资源体制，为充分发挥我国农业竞争力创造稳定的政策环境。政府确实应当增加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但应主要采取科技，环保，水利建设等支持方式，特别是采取增加对农村义务教育投资的方式，而不应过多采取缺乏效率的价格补贴方式。一手深化农业市场化改革，一手增加农村“准公共品”供给，二者应是新世纪农业农村政策方针的基本要素。
而这，或许才是打破农业补贴僵局的新思路。引人注目的是，谈判代表如何在向外界解释清楚的同时，又如何向国内各方理性交代。
这在中国更是一门艺术。
入世“人人有责”
问题已经不仅仅是谈判桌上的争执，而在于我们是否有备无患。既然入世大局已定，既然在谈判桌上不可能出现一边倒全胜的谈判结果，留给我们的只能是认真做好准备，要不，其中的成本要比谈判桌上争取来的利益高昂得多。
龙永图曾经在一次谈话中说到，中国入世最大的风险在于不做准备。现实来看，入世在许多部门、企业、社会各方势力的眼里，是一个含糊的概念，似乎还是一个不能触摸、难以辨认的“未来时”。甚至就是叶公好WTO的心态——当WTO真正到来的时候，反而会措手不及。如何让WTO成为现实的一个部分，如何进行WTO的整体动员，成了考验中国社会转型能力的一个重要标本。我们看到一些优秀民族成功转型的例子，而在我们的历史上，这种社会集中转型的机会我们曾经擦肩而过好几次。
这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一方面政府有让社会充足知情，充分引导的义务，另一方面，社会有必要加强紧迫感，不能存在侥幸的心态，不能指望在世界贸易自由化的潮流之下，依然指望新的政府保护政策出笼。积极应战才是根本的出路，自立方能自强。
我们在抱怨企业不能跟上步伐的同时，作为政府，如何实现自己管理职能的转变，管理思维的提高；作为社会的普通一员，如何实现自我的转型，完成现代公民意识的养成；作为社会，如何培养开放的心态积极接受WTO的游戏规则；作为社会的种种中介组织，如何实现自己的发展和积极的引导等等；问题集中在一起，我们的关注点更应该在现实的执行层面，而非在情感层面上的得失考量。
3月之所以引人注目，从国内外的形势来看，是一个现实的问题，从中方的决策特点来看，也可以看出这种趋势。我们不敢妄言多边协议会在3月得到签署，但是，我们怀抱这样的愿望，尽早融入国际组织，完成我们的改革历程。
无论如何，我们都已经到了一个冲刺的时刻。不仅仅是关于WTO的多变协议什么时候签署的问题，在具体形式上，何时才能真正彻底完成入世的法律仪式，调整心态，积极准备，或许才是我们当今最为紧迫的问题。□
将近15年过去了，漫长而难熬的谈判岁月对多方更多的是一种心理上的考验和较量。按照初步的计划，多边谈判在3月可能重开，那时，会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
3月悬念
又到了一个关键时刻；又是一个僵局，一个变局。
2001年2月26日，海南博鳌亚洲论坛。在一场午餐演讲会上，面对各国来宾，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除了惯常表示“中国入世大局已定，时间不是最大的问题”外，针对外界对中国履行承诺的一些疑问，龙永图特别引用了成语“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言必信，行必果”来表达中国政府的决心——从技术谈判层面跳到执行的态度层面，这被外界视为是中国发出的最新友好信号，
在达成了许多双边协定之后，一直以来，在WTO一些成员国中关于中国会怎样履行某些承诺的争吵声不断——1月份的多边谈判就是在这样的阴影之下进行的。
3月4日，被视为中国政坛晴雨表的“两会”在北京召开。在首次新闻发布会上，大会新闻发言人曾建徽说，凡是违反世贸组织规则和我国承诺的法律法规规章将废除。目前准备修改的外贸法律法规规章有140多项，准备废止的有570多项，占中国立法部门以及各级政府制定的近9200项法律法规的约8％。变动幅度之大，态度之坚决，出乎外界的想像。
观察家认为，“两会”的表态也是为3月份即将在日内瓦召开的多边谈判放出的友好气球。
3月会否签下一揽子的多边协议，完成中国入世的技术谈判长征，这成了一个最大的悬念？
从技术上来看，几个变数不能不考虑：关于农业补贴问题如何打开僵局；美国新的谈判代表团名单还没有最后确定；具体的谈判时间还没有最后定下来等等。
外界和国内显然是对中国入世的具体时间更感兴趣，自从1999年年底中美两国达成加入WTO的双边协议之后，时间的概念就在不断地强化。但是，在这种压力之下，入世的障碍依然是一个接一个，同欧盟的几度谈判就是明证，而现在多边谈判中关于农业补贴问题更是让人觉得节外生枝。
在过去几周内，关于中国入世时间的一些言论也让人颇费思量。在欧盟贸易专员拉米说“中国在今年夏季前入世”之后不久，WTO候任总干事素帕猜·帕尼齐帕克迪回应说，中国的入世进程将在今年3月份见分晓。但这些言论很快消失，中国的传媒积极转述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的讲话：中国的入世最快只能在2001年10月或11月——一面是给乐观的人们降降温，一面似乎是为在即将到来的谈判中，掌握更大的主动权，更加灵活的时间把握。
高昂的时间成本
在分析时间问题的时候，我们不妨做这样的基本判断：时间成本是谁都不愿支付的，尤其是中国。由于时间概念直接影响到外来的投资动向，以及那些对中国今年加入WTO有把握而提前迈进的投资者。在国内目前的经济形势之下，稳定外来投资，加速入世进程是中方的本意。
由于增长强劲的外国投资和出口，中国去年扭转了连续7年的低速增长。不少经济学家担心，如果拖延入世的话，期望WTO市场开放措施而拥进中国的外国企业会失望，美国对中国商品需求的疲软会削弱中国的经济增长势头。另外，中国批准了一连串外国投资项目。如果贸易关系恶化，这些项目将无法启动。
另外一个可能的现实是：延迟取得成员资格的代价要大于国有产业因入世同更多国外企业竞争所承受的阵痛。
时间成本还体现在复杂的国际关系上。
美国总统更换，如果中国入世的时间往后拖延的话，美国国会可能还会对中国的贸易地位再次投票。另外，卡塔尔WTO部长级会议即将在11月召开，许多WTO成员希望，在启动新一轮贸易自由化谈判之前，中国能够成为WTO正式成员——中国必须直面重新制定全球贸易规则的机会。
但是，问题的另一面是：即使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中国的立场不会做太大的更改。15年都谈过来了，什么样的大风大浪都挺过来了，不可能在最后关头晚节不保，从技术上看，多方都必然在此刻立场强硬。强硬有余，灵活不足可以说是多边谈判最后关头的基本特征。
大局已定，大的方向不会更改，问题仅仅在技术层面上如何打破僵局，而这，显然在考验政治家和谈判代表的智慧。
正如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所说的，中国早日加入WTO，这不仅对中国有利，对世贸组织各成员也都是有利的。
事关9亿农民
农业补贴问题的出现应该也是意料之中。从中美农业协议的争议和反复，可见农业问题是多方都极其关注的问题。特别在中国，农业问题不仅仅是一个产业的问题，更是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对此，中方不容有任何的差错。
中国总理朱鎔基在3月5日的《十五计划纲要报告》中强调，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始终是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中国将把全面贯彻农村的基本政策，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和增加农民收入，作为“十五”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
龙永图强调：“在农业方面，中国有9亿农业人口，保持农业的稳定，对于中国的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中国的农业自然条件差、劳动力水平低、技术落后，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与此同时，中国愿意通过开放农产品市场，促进农业结构调整并参与国际竞争。但中国政府需要在加入世贸组织后，保留符合世贸组织规定的农业支持手段，9亿农业人口的利益永远是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
从中方的发言来看，底线和立场已经是早早亮出。就如龙永图说的“他们应该知道底线”。在原则问题上是没有商量的余地，这是中方的基本态度。而其它对农业依赖性较强的国家在面对中方立场的时候，态度强硬也是可以理解的。
问题在于，中国的农业问题不是发达国家所理解的产业问题。在关于中国的农业补贴问题上，发达国家以及中国内部存在不少认识上的基本误区。具体而言，有以下几点：
WTO农业多边协议框架下，农业补贴具有两层含义：一种是广义补贴即政府对农业部门的所有投资或支持（Support），其中较大部分如对科技、水利、环保等方面的投资，由于不会对产出结构和农产品市场发生直接显著的扭曲性作用，因而是农业协议的“绿箱政策”所允许的。另一种是狭义补贴，如对粮食等农产品提供的价格，出口或其它形式补贴；这类补贴又称为保护（Protection）性补贴，通常会对产出结构和农产品市场造成直接明显的扭曲性影响。WTO在理念上不赞同保护性补贴，并试图通过多边贸易协议框架加以限制和削减。
关于农业补贴问题的定义，在发达国家看来，农业补贴是为了保证农业人口能够同城市居民的收入达到一致而采取的政策倾斜，属于硬补贴。是一个protection的问题。而在中国，农业补贴问题的出现更多是因为要保证占中国绝大部分人口的农民阶层不能在这轮开放中成为牺牲品，利益受损。这是根本的原则问题。于是，中国的农业补贴不是为了保证农民的固定收入达到怎样的一个水准，而仅仅是保护弱势群体和幼稚产业的问题。
就如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卢锋教授所分析的：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高价收购粮棉农产品政策，固然兼有提高农民收入的意图，但根本目的是控制1993～1995年的严重通货膨胀。基于当时“稻米减产导致粮价上涨，粮价上涨导致通货膨胀”的主流解释观点，政府试图通过价格干预刺激农产品供给以抑制通货膨胀。因而，我国90年代发生的农业补贴，本质上不是一个长期性部门政策措施，而是特定环境下短期性宏观稳定政策的一个构成部分。在通货膨胀不再是主要宏观问题之后，粮食价格干预虽仍保留“保护价”名称，但是实际收购价不断降低，目前已失去经济学意义上的保护含义——而外界了解的仅仅是对中国政府农业补贴的事实。
另外，国内小麦、玉米、大米等粮食价格高出国际市场2至7成的确是事实，但其成本构成中，流通成本占有很大的比重，而“三提五统”同样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这两项几乎占粮食成本的一半），这些成本都有压缩的余地——如何理性地看待中国农业产品的竞争力，国内也必须调整惯性的思路。
如何向外界解释中国农业补贴的特殊情况，或者，如何确确实实从政策上给农民更大的support力度，成了谈判组和政府的一个挑战。
可以预料的是，在根本的原则之下，中方将会在“绿箱政策”支持上有所突破。
世界政府的马蜂窝问题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谈到农业补贴问题时说，在中美农业协议上，中国人是输了面子，赢了理智。
“中国的立场更多是一个姿态”，林毅夫说，“在发达国家，农业补贴已经成了一个马蜂窝的问题，其社会成本的高昂有目共睹。并且，政策的退出也已经成了一个颇令各国政府头痛的问题”——一味地输血补贴终究不是终极之道，而中国农民的基数也要求政府在政策设计上，必须考虑到整个产业的提升和退出之道。
从根本上讲，中国就不应该保护。政府补贴就像是吃吗啡一样，政策退出的成本太高。关键是如何通过加入WTO的机会，对现有的农业结构进行调整，并且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提供机会。
一直以来，农业的补贴包袱已经让中国政府颇感沉重（1998年粮食部门2000多亿元亏损挂账数字公布后，上上下下无不困惑不解），并且，这些补贴所收到的效果无疑又让政府和农民失望。在新条件下，研究新的农业发展举措，研究如何全面提高农业整体产业的竞争力，研究如何在新环境下保持农村社会的稳定等等问题才是着眼未来的明智之举。
问题在于，即使从我国自身利益考虑，不考虑外部约束因素，发展农业也并非只有价格补贴和保护主义一条路线可走。对此，卢锋教授分析说：无论就经济学原理上分析，抑或从国际比较经验上考量，又或对国内农业政策实践评价，我国未来农业政策的正确选择，是通过深化改革来建立和完善农业市场配置资源体制，为充分发挥我国农业竞争力创造稳定的政策环境。政府确实应当增加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但应主要采取科技，环保，水利建设等支持方式，特别是采取增加对农村义务教育投资的方式，而不应过多采取缺乏效率的价格补贴方式。一手深化农业市场化改革，一手增加农村“准公共品”供给，二者应是新世纪农业农村政策方针的基本要素。
而这，或许才是打破农业补贴僵局的新思路。引人注目的是，谈判代表如何在向外界解释清楚的同时，又如何向国内各方理性交代。
这在中国更是一门艺术。
入世“人人有责”
问题已经不仅仅是谈判桌上的争执，而在于我们是否有备无患。既然入世大局已定，既然在谈判桌上不可能出现一边倒全胜的谈判结果，留给我们的只能是认真做好准备，要不，其中的成本要比谈判桌上争取来的利益高昂得多。
龙永图曾经在一次谈话中说到，中国入世最大的风险在于不做准备。现实来看，入世在许多部门、企业、社会各方势力的眼里，是一个含糊的概念，似乎还是一个不能触摸、难以辨认的“未来时”。甚至就是叶公好WTO的心态——当WTO真正到来的时候，反而会措手不及。如何让WTO成为现实的一个部分，如何进行WTO的整体动员，成了考验中国社会转型能力的一个重要标本。我们看到一些优秀民族成功转型的例子，而在我们的历史上，这种社会集中转型的机会我们曾经擦肩而过好几次。
这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一方面政府有让社会充足知情，充分引导的义务，另一方面，社会有必要加强紧迫感，不能存在侥幸的心态，不能指望在世界贸易自由化的潮流之下，依然指望新的政府保护政策出笼。积极应战才是根本的出路，自立方能自强。
我们在抱怨企业不能跟上步伐的同时，作为政府，如何实现自己管理职能的转变，管理思维的提高；作为社会的普通一员，如何实现自我的转型，完成现代公民意识的养成；作为社会，如何培养开放的心态积极接受WTO的游戏规则；作为社会的种种中介组织，如何实现自己的发展和积极的引导等等；问题集中在一起，我们的关注点更应该在现实的执行层面，而非在情感层面上的得失考量。
3月之所以引人注目，从国内外的形势来看，是一个现实的问题，从中方的决策特点来看，也可以看出这种趋势。我们不敢妄言多边协议会在3月得到签署，但是，我们怀抱这样的愿望，尽早融入国际组织，完成我们的改革历程。
无论如何，我们都已经到了一个冲刺的时刻。不仅仅是关于WTO的多变协议什么时候签署的问题，在具体形式上，何时才能真正彻底完成入世的法律仪式，调整心态，积极准备，或许才是我们当今最为紧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