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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本文中，作者解释了戈夫曼对污名的开创性定义，以及其他学者对此提出的几个问题。1963年，戈夫曼将污名定义为“一种不光彩的属性”，其对污名概念的理解以及研究为这一领域做出了基础性的贡献，然而，由于时代变迁，一些学者开始对戈夫曼的污名理论提出质疑，本文不仅对戈夫曼的污名理论进行了解释，还对污名定义的局限性以及结构单一性等问题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戈夫曼;污名理论;污名化
戈夫曼对污名的定义
1963年，戈夫曼（Goffman）出版了《耻辱：对受损身份的管理注释》。在这本书中，戈夫曼探讨了被污名化的个体是如何在一个由“正常”个体组成的社会中社会化的。根据戈夫曼的观点，污名是“一种非常不光彩的属性”，必须在“关系，而不是属性”的背景下进行评估。他明确指出：“我们认为，带有污名的人不完全是人。根据这个假设，我们进行各种各样的歧视，通过这种歧视，我们可以有效地（即使常常是不加思索地）减少他的生活机会”（戈夫曼，1963）。
戈夫曼将污名分为三大类：身体畸形、个性缺陷、以及种族、国家、宗教的部落污名。第一种是身体畸形。这种污名是由身体或精神残疾造成的，例如视力障碍或听力障碍的人。第二种被认为是专横或不自然的激情，背叛和僵硬的信仰，以及不诚实的人格缺陷。最后一类是部落污名，可以通过血统传播，也可以传播给一个家庭的所有成员。当一个人的特征属于这些类别中的任何一种时，他们就会被认为是不同的，并被主流社会污名化。
戈夫曼还对污名是怎样产生的做出了解释，当一个人的虚拟社会身份与实际社会身份之间存在差距时，就会出现污名。 一个人的虚拟社会身份意味着别人对一个人的期望;而一个人的实际社会身份指的是这个人实际上能够被证明所拥有的范畴和属性。然而，仅仅具有不光彩的属性并不足以引起污名化：对属性的评估发生在社会交往中，视情况而定，可能会、也可能不会造成严重的污名化。每个人至少在某些情况下或人生的某些阶段都有“被污名化”和“正常化”的双重角色， “正常化和被污名化的不是人，而是观点。”（戈夫曼，1963）。因此，在很多情况下，那些因为拥有一种不光彩属性而被污名化的人往往会对那些因为拥有另一种负面属性而被污名化的人产生偏见。
对于污名定义的讨论
戈夫曼在我们对污名概念的理解以及该研究领域的建立方面做出了基础性的贡献。 通过对污名的描述，解释和分析，戈夫曼（1963）不仅解释了个人如何被定义为被污名化的人，而且还描述了被污名化的人与其他被视为“正常人”的人之间的相互作用。 然而，正如Neale等人（2011）的评价， 戈夫曼在50多年前写的书中使用的语言和示例已经过时了。
此外，在这本书出版后的几年里，学者们开始质疑戈夫曼关于污名化的理论。特别是，戈夫曼的三种污名分类有一定的局限性。这种分类过于强调不同类别之间的相似性，而不是如何区分差异（Spicker， 2011）。这导致了另一个问题：有时我们不确定某个污名属于哪个类别，或者某个污名是否可能同时属于两个类别。
戈夫曼专注于对不同类型的污名进行分类，这也意味着他很少谈论一个人可能具有多种形式的污名的可能性。在Vassenden和Lie（2013）的研究中，一个人可能同时拥有多个不光彩的身份，而个人与他人互動的方式会影响个人如何处理其中一个或所有身份。这项研究采访了27名在挪威无法获得住房的人，在挪威，“社会住房带有污名”。Vassenden和Lie（2013）探讨了这些无法获得房屋所有权的挪威人如何通过“信息控制”来管理其“住房状况”。他们的发现表明，如果一个人同时存在多个污名，则某些污名将被标记为“次要”，而其他污名将被标记为“主要污名”。例如，对于那些具有‘会丢脸的’属性的个人，无法获得住房可能是他们的主要污名;而对于具有‘丢脸的’属性的个人，例如那些带有与毒品使用相关的污名的人，无法获得住房则可能是次要的污名。
事实上，第三个关键点是，戈夫曼（1963）承认历史和社会结构的作用，特别是涉及到种族和文化群体时。他写道：“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与这些群体有关的中心问题是他们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这些人在面对面互动中遇到的突发事件只是问题的一部分，如果不参考历史、政治发展和当前的政策，就无法完全理解这些问题”（戈夫曼， 1963）。
然而，戈夫曼主要关注的是被污名化的人与其他人之间的互动。正如Kusow （2004）所评论的：“他的中心论点主要是关于对受污名化群体的经验的理论化”。因此，当我们生活在多元文化的社会结构中，当人们无法理解彼此的文化时，污名不是静态的，而是以一种动态的形式存在于不同的背景中。
以加拿大的索马里移民为例，Kusow（2004）指出“当社会文化和结构背景脱节时，污名就不能被创造出来”。该研究基于对居住在多伦多的30名索马里移民的采访，探讨了索马里移民如何应对基于肤色的歧视。索马里移民通过建立独立的荣誉体系，重现了他们从祖国带来的文化和身份类别。索马里移民试图维持一个相对封闭和完整的文化社区，该社区不仅与加拿大主流社会分离，而且限制了他们与当地加拿大人的社会互动。此外，索马里移民通过拒绝其作为加拿大人的身份而忽略了基于肤色的歧视的存在。这项研究表明，加拿大的索马里移民不仅否认基于肤色的种族歧视，而且对加拿大社会施加了自己的歧视，从而抵制和扭转了这种污名。因为研究中的受访者表示“基于肤色给别人污名本身就是污名”（Kusow，2004年，第193页）。 加拿大人和索马里人的移民无法理解彼此的社会结构、历史和文化状况，导致这两个群体相互难以理解。在不同的文化信仰和不同的社会结构的背景下，污名变得不稳定并且不断变化。
鉴于这样的讨论，我认为我们必须首先将注意力从被污名化的人们转移到更宏观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以讨论污名的来历。正如Major和O 'Brien（2005） 所强调的那样：“ 污名是关系和情境的特定特征;它并不存在于人身上，而是存在于社会环境中”（394-395页）。如果污名存在于社会环境中，而不是存在于个体中，那么为什么某些个人或群体会遭受他人的污名化？Tyler和Slater（2018）的研究描述了现有对污名化概念理解的局限性。来自不同学科的学术讨论通常是关于污名产生于何处、由谁以及出于何种目的的质疑。他们认为，当我们讨论污名化在社会中的角色和功能时，我们必须对污名化作为一种文化和政治经济学有一个更丰富和更全面的理解。
参考文献
[1]Goffman，E.（1963）.Stigma： Notes on the management of spoiled identity.New York：J.Aronson 1974 c1963.
[2]Kusow，A.M.（2004）. Contesting stigma ：On Goffman ’ s assumptions of normative order. Symbolic Interaction， 27（2）， 179–197.
[3]Neale，J.，Nettleton，S.，& Pickering，L.（2011）. Recovery from problem drug use ： What can we learn from the sociologist Erving Goffman ？Drugs： Education， Prevention and Policy，18（1），3–9.
[4]Spicker，P.（2011）.Stigma and social welfare.OpenAIR@RGU.
◆关键词：戈夫曼;污名理论;污名化
戈夫曼对污名的定义
1963年，戈夫曼（Goffman）出版了《耻辱：对受损身份的管理注释》。在这本书中，戈夫曼探讨了被污名化的个体是如何在一个由“正常”个体组成的社会中社会化的。根据戈夫曼的观点，污名是“一种非常不光彩的属性”，必须在“关系，而不是属性”的背景下进行评估。他明确指出：“我们认为，带有污名的人不完全是人。根据这个假设，我们进行各种各样的歧视，通过这种歧视，我们可以有效地（即使常常是不加思索地）减少他的生活机会”（戈夫曼，1963）。
戈夫曼将污名分为三大类：身体畸形、个性缺陷、以及种族、国家、宗教的部落污名。第一种是身体畸形。这种污名是由身体或精神残疾造成的，例如视力障碍或听力障碍的人。第二种被认为是专横或不自然的激情，背叛和僵硬的信仰，以及不诚实的人格缺陷。最后一类是部落污名，可以通过血统传播，也可以传播给一个家庭的所有成员。当一个人的特征属于这些类别中的任何一种时，他们就会被认为是不同的，并被主流社会污名化。
戈夫曼还对污名是怎样产生的做出了解释，当一个人的虚拟社会身份与实际社会身份之间存在差距时，就会出现污名。 一个人的虚拟社会身份意味着别人对一个人的期望;而一个人的实际社会身份指的是这个人实际上能够被证明所拥有的范畴和属性。然而，仅仅具有不光彩的属性并不足以引起污名化：对属性的评估发生在社会交往中，视情况而定，可能会、也可能不会造成严重的污名化。每个人至少在某些情况下或人生的某些阶段都有“被污名化”和“正常化”的双重角色， “正常化和被污名化的不是人，而是观点。”（戈夫曼，1963）。因此，在很多情况下，那些因为拥有一种不光彩属性而被污名化的人往往会对那些因为拥有另一种负面属性而被污名化的人产生偏见。
对于污名定义的讨论
戈夫曼在我们对污名概念的理解以及该研究领域的建立方面做出了基础性的贡献。 通过对污名的描述，解释和分析，戈夫曼（1963）不仅解释了个人如何被定义为被污名化的人，而且还描述了被污名化的人与其他被视为“正常人”的人之间的相互作用。 然而，正如Neale等人（2011）的评价， 戈夫曼在50多年前写的书中使用的语言和示例已经过时了。
此外，在这本书出版后的几年里，学者们开始质疑戈夫曼关于污名化的理论。特别是，戈夫曼的三种污名分类有一定的局限性。这种分类过于强调不同类别之间的相似性，而不是如何区分差异（Spicker， 2011）。这导致了另一个问题：有时我们不确定某个污名属于哪个类别，或者某个污名是否可能同时属于两个类别。
戈夫曼专注于对不同类型的污名进行分类，这也意味着他很少谈论一个人可能具有多种形式的污名的可能性。在Vassenden和Lie（2013）的研究中，一个人可能同时拥有多个不光彩的身份，而个人与他人互動的方式会影响个人如何处理其中一个或所有身份。这项研究采访了27名在挪威无法获得住房的人，在挪威，“社会住房带有污名”。Vassenden和Lie（2013）探讨了这些无法获得房屋所有权的挪威人如何通过“信息控制”来管理其“住房状况”。他们的发现表明，如果一个人同时存在多个污名，则某些污名将被标记为“次要”，而其他污名将被标记为“主要污名”。例如，对于那些具有‘会丢脸的’属性的个人，无法获得住房可能是他们的主要污名;而对于具有‘丢脸的’属性的个人，例如那些带有与毒品使用相关的污名的人，无法获得住房则可能是次要的污名。
事实上，第三个关键点是，戈夫曼（1963）承认历史和社会结构的作用，特别是涉及到种族和文化群体时。他写道：“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与这些群体有关的中心问题是他们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这些人在面对面互动中遇到的突发事件只是问题的一部分，如果不参考历史、政治发展和当前的政策，就无法完全理解这些问题”（戈夫曼， 1963）。
然而，戈夫曼主要关注的是被污名化的人与其他人之间的互动。正如Kusow （2004）所评论的：“他的中心论点主要是关于对受污名化群体的经验的理论化”。因此，当我们生活在多元文化的社会结构中，当人们无法理解彼此的文化时，污名不是静态的，而是以一种动态的形式存在于不同的背景中。
以加拿大的索马里移民为例，Kusow（2004）指出“当社会文化和结构背景脱节时，污名就不能被创造出来”。该研究基于对居住在多伦多的30名索马里移民的采访，探讨了索马里移民如何应对基于肤色的歧视。索马里移民通过建立独立的荣誉体系，重现了他们从祖国带来的文化和身份类别。索马里移民试图维持一个相对封闭和完整的文化社区，该社区不仅与加拿大主流社会分离，而且限制了他们与当地加拿大人的社会互动。此外，索马里移民通过拒绝其作为加拿大人的身份而忽略了基于肤色的歧视的存在。这项研究表明，加拿大的索马里移民不仅否认基于肤色的种族歧视，而且对加拿大社会施加了自己的歧视，从而抵制和扭转了这种污名。因为研究中的受访者表示“基于肤色给别人污名本身就是污名”（Kusow，2004年，第193页）。 加拿大人和索马里人的移民无法理解彼此的社会结构、历史和文化状况，导致这两个群体相互难以理解。在不同的文化信仰和不同的社会结构的背景下，污名变得不稳定并且不断变化。
鉴于这样的讨论，我认为我们必须首先将注意力从被污名化的人们转移到更宏观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以讨论污名的来历。正如Major和O 'Brien（2005） 所强调的那样：“ 污名是关系和情境的特定特征;它并不存在于人身上，而是存在于社会环境中”（394-395页）。如果污名存在于社会环境中，而不是存在于个体中，那么为什么某些个人或群体会遭受他人的污名化？Tyler和Slater（2018）的研究描述了现有对污名化概念理解的局限性。来自不同学科的学术讨论通常是关于污名产生于何处、由谁以及出于何种目的的质疑。他们认为，当我们讨论污名化在社会中的角色和功能时，我们必须对污名化作为一种文化和政治经济学有一个更丰富和更全面的理解。
参考文献
[1]Goffman，E.（1963）.Stigma： Notes on the management of spoiled identity.New York：J.Aronson 1974 c1963.
[2]Kusow，A.M.（2004）. Contesting stigma ：On Goffman ’ s assumptions of normative order. Symbolic Interaction， 27（2）， 179–197.
[3]Neale，J.，Nettleton，S.，& Pickering，L.（2011）. Recovery from problem drug use ： What can we learn from the sociologist Erving Goffman ？Drugs： Education， Prevention and Policy，18（1），3–9.
[4]Spicker，P.（2011）.Stigma and social welfare.OpenAIR@RG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