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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辽宁省政府需要创新城镇化融资模式。城镇化融资对新型城镇化建设起着推动作用，而城镇化融资效率是衡量这一作用的度量指标。本文运用回归系数法分析新型城镇化融资效率，实证结果表明，整体而言，辽宁省城镇化融资能够促进城镇化发展，并且融资对城镇化发展的促进效果具有区域差异。为更好地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辽宁省政府应当制定区别对待的原则，对弹性系数高的地市，应继续给予积极支持，对弹性系数低的地市，应调整城镇化融资结构，积极发展多种融资渠道。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融资模式；融资效率
中图分类号：F830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096（2014）06004206
新型城镇化建设是“十二五规划”的一大战略。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是辽宁省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任务。当前，我国城市现代化建设逐步推进，随着城镇大批住宅和城市基础设施项目的建成和投入使用，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拉动了经济增长。但与此同时，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基础建设逐渐加快，所需资金规模日益增长，而地方政府城建资金却相对不足，传统的融资模式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之间存在一定的冲突。十八大后，辽宁省新型城镇化建设加速发展，新型城镇化建设需要充足的资金支持，而单纯依赖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满足不了快速发展的现代化建设，因而只有对当前的城镇化融资问题采取合理有效的措施，积极探索国内外先进的融资模式，才能保证新型城镇化建设得以健康发展。通过深入调查、总结、分析和研究辽宁省新型城镇化中政府融资所面临的现状和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具体的政策建议，这对于辽宁省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解决融资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在加大城镇化投融资力度的同时，融资效率的考察是非常必要的，研究辽宁省各市城镇化融资效率及各市融资效率之间的差异对于辽宁省政府制定合理的投资结构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一、辽宁省城镇化政府融资模式现状
现阶段，新型城镇化建设是推动我国经济全面发展的一大动力，但改革的深入和世界经济局势的不断变化对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提出了严峻挑战。20世纪90年代的分税制改革使得地方政府不得不通过采取土地出让金、地方投融资平台等方式为新型城镇化建设集聚资金，而新世纪的金融危机更迫使个别地方政府通过发行地方债来融资。当前的改革和发展局势激发了外资和民间资本投资城镇化基础设施建设，这缓解了地方政府对财政收入的过度依赖问题。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辽宁省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推进，辽宁省政府摆脱了单纯由政府计划控制、过度依赖财政预算的融资模式，并逐渐形成了由财政资金来引导、市场资金积极参与的多元融资模式，在新型城镇化基础设施建设中，实现了社会各方资金的共同参与，政府不再是投资唯一主体[1]。
（一）分税制改革对地方融资的影响
现行的财税体制迫使城镇化融资模式不断变迁。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对1994年之前的中央和地方财权、事权进行了重新划分，在财政收入方面，这一改革使得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能力发生了变化，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支出责任却没有做出相应调整，使得财权不断上移而事权不断下降。税收收入是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现行的分税制体制使得这一收入在总财政收入中的份额下降，削弱了地方政府对地方企业税收的减免权利。另外，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支出责任划分仍然没有变化，地方政府仍需为地方基本公共品的提供和基础设施的建设承担责任，并未随税收体制改革而发生变化。这种财权与事权的不均衡决定了地方政府在城市基础设施领域存在巨大资金缺口，地方政府所承担的扩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加速地方区域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完善社会、教育和医疗保障制度等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保障民计民生的公共责任不断加大，这给地方财政带来了巨大经济压力和负担，使得地方财政逐渐捉襟见肘且缺口日益增大[2]。
（二）土地财政的弊端
随着分税制改革、取消农业税和试点房产税等一系列税制改革的推进，城镇化融资不断受到挑战。为突破城镇化融资困难的瓶颈，土地财政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城镇化融资的困境，并一度成为主要的融资模式。这一现象是从20世纪90年代末土地有偿使用制度的实施开始的，辽宁省各地逐步兴起了土地财政城镇化发展模式，也就是通过城镇化建设和地产开发来抬高土地价格，再把土地的变现资金投资于城镇化建设。土地出让金带来了丰厚的财政收入，这就诱发了地方政府的过度透支土地出让的“地根”现象。在城镇化进程中，土地财政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然而，土地财政也引发一些亟需解决的难题：（1）拆迁和征地激化了种种矛盾，甚至引发冲突，部分官员用权牟利。（2）土地财政模式不可持续。土地资源是有限的，单纯的土地交易不可持续，不利于经济的长远发展。土地财政使得政府融资低效率运行，所以政府要想提高效率必须创新融资模式[3]。
（三）地方融资平台风险重重
虽然地方融资平台在一定程度上能解决城镇化融资难题，但地方融资平台也存在着一些弊端：（1）较高的负债率和短缺的资本金使得地方融资平台承担较高的风险。（2）地方融资平台没有明确的责任主体，而且其对外界较少披露融资情况。（3）政府的独断决策影响项目的经济效益。地方融资平台形式比较单一，其债务融资多集中于银行贷款，并且这种膨胀使得融资风险不断加大。目前，由于金融经济法律规范的缺失，各地融资平台设立混乱，没有正规的担保措施和担保条例，银行等金融中介机构对融资债务的审查不够严，这可能造成银行不良资产，进而引发一系列金融问题。要想避免或降低这些风险，辽宁省政府必须创新融资模式。
二、辽宁省新型城镇化政府融资模式创新
随着新型城镇化对资金的需求日益增加，单纯的财政融资模式已经不能满足需要，因而必须要扩大非财政投资，即广泛吸收民间投资通过市场化方式提供公共品。与此相对应的地方政府融资方式也要做出重大调整，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目前，债券融资、股权融资膨胀可能引发金融风险，土地财政融资效率低下。在此背景下，项目融资模式为地方政府融资带来新的途径，本文将详述这种融资方式及部分融资方式在辽宁省的应用。项目融资方式是私人机构参与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并以项目资源的未来收益或资产转让价值收回私人机构的投资成本与合理利润，减少地方政府当前债务并提升举债能力，达到融资目的。项目融资模式包括：BOT、TOT、PPP、ABS等模式。以下几种融资模式是近期已在辽宁各级政府运用的或适合在辽宁省各地运用的项目融资模式。 （一）BOT（Build-Operate-Transfer）融资模式
即建设—经营—转让融资模式。在辽宁省，这一融资模式曾应用在抚顺市的污水处理厂建设上，另外大连市垃圾焚烧厂和老虎滩污水处理厂的建设也得宜于该融资模式，这些项目虽然比较成功，但这种融资模式也只局限于这些类似项目，并没有在全省得到普遍施行，更没有推广到其他领域，如能源和通讯等。十八大后，辽宁省加快加深新型城镇化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得到进一步强化，在这一大背景下，会有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上马，所以省政府应抓住这一契机，在高速公路、地铁和轻轨等城市基础建设领域有选择地运用这一融资模式，充分利用民间资本和外资推进城镇化建设[4]。
地方政府之所以选择这种模式，从融资的角度来看，是因为通过这种融资模式政府的政府的财政负担可以得到减轻。在BOT融资模式下，政府让外商或民企来筹资、建设和经营项目，责任得到转移，政府不用承担责任并且可以得到部分招标资金，政府可以集中资源投资那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项目。地方政府对这些项目拥有实际上的控制权，这可能也是BOT融资模式被广泛采用的重要原因。除此之外，采用BOT融资模式还能在引进外资的同时吸引国外的先进技术，改善和提高项目管理的水平，有利于提高项目的运作效率[5]。
（二）TOT（Transfer-Operate-Transfer）融资模式
即移交—经营—移交融资模式。辽宁省是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重点地区，其下辖各个地区已经有比较雄厚的城镇化基础设施，其基础设施建设迅速发展。各地区政府可以充分利用已建成基础设施，尝试运用TOT 融资模式，如此可以取得二三十年的项目特许经营权的转让费。一方面，这种融资模式可以提高这些基础设施的经营效率；另一方面，可以利用得到的转让费投入到其他更需要的项目中去。在辽宁省，沈海电厂曾利用这一融资模式通过转让股权的方式获取融通资金，另外，鞍山污水厂和旅顺污水处理厂也是运用这一融资模式建成并运营的。TOT 融资模式可以在准经营性项目领域运用，如跨海大桥和自来水等基础设施建设。需注意的是，要管理利用好经营所有权转让资金，使其更好地为其他基础设施建设服务。
（三）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s）融资模式
即政府与民企合作融资模式。虽然这一融资模式还没有在辽宁省得到推广，但未来可以在保障房建设中运用。在“十二五”期间，全省有一百多万套保障房建成，但地方财政资金有限，承建能力不足，所以可以通过PPP融资模式吸引民间资本进入这一领域。政府和民企共同参建保障房，一方面，政府可以充分利用民企的良好技术和充足资金；另一方面，民企可以获得税收优惠、贷款担保和土地优先开发等支持政策，最终确保保障房的及时供给。
（四）ABS（Asset-Backed-Securitization）融资模式
即资产证券化融资模式。虽然辽宁省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但还有很大发展空间。基础设施投资的经济效益可观，可预期的现金流收益稳定，但因基础设施建设周期长，资金周转率低，迫切需要长期稳定的资金来源，无法单纯依靠政府和银行，因此，ABS融资模式就成为一种重要融资模式。对基础设施进行证券化易于成功，因为其标的资产质量较好，因而它是资产证券化的首选对象。与BOT融资模式相比，证券化融资涉及的机构相对较少，从而减少了大量中间费用，使融资费用相对较低。ABS融资模式下，可以使政府保持对项目运营的控制，因而在基础设施领域，ABS融资模式的使用范围要比BOT融资模式广泛，但却不利于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ABS融资模式下，项目的投资者是资本市场上的债券购买者，数量众多，这就极大地分散了投资风险，也避免了项目被投资者控制[6]。
综上所述，为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辽宁省政府需要利用多种创新性融资工具和融资模式进行融资，积极为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和运营引进社会和民间资金。辽宁省政府应当结合本地区实际，充分发挥BOT、TOT、PPP和ABS等多种新型融资模式的优势，为辽宁省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筹集资金。另外，在实际操作这些创新性的融资模式时，要综合考虑风险、经济、法律以及工程技术等一系列的问题。
三、辽宁省新型城镇化政府融资效率实证分析
（一）变量、数据与计量模型
1被解释变量
考虑到模型的经济意义以及数据来源的有限性和统计口径经常变化等因素，在分析辽宁省各地级市的城乡总体融资效率时，本文采用14个地级市的“国内生产总值”作为被解释变量；而在分析辽宁省各个地级市的城镇化融资效率时，为考察投资对城镇居民生活水平的影响，用“各地区城镇居民平均每人全年可支配收入”作为衡量城镇化发展的指标。
2解释变量
因为《辽宁省统计年鉴》中各个地级市投资来源的数据只有2007—2012年的，因年限太短，所以无法做出正确的回归模型，所以本文不能分析各种投资模式的效率。为考察辽宁省各个地级市投融资效率的差异，本文选用1995—2012年《辽宁省统计年鉴》中的“总投资”作为计算依据；为研究各个地级市在城镇化过程中的投融资效率，本文选用2001—2012年《辽宁省统计年鉴》中的历年“各地区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作为指标。
3数据
本文共选取辽宁省的十四个地级市作为研究样本，因《辽宁省统计年鉴》中统计口径的变化和数据有限性，在分析辽宁省各个地级市投融资效率的差异时，时间跨度选择了从1995—2012年连续18年的数据，因为统计年鉴中没有2008—2012年的“总投资”数据，本文选用2008-2012年的“各地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在分析辽宁省各个地级市在城镇化过程中的总体投融资效率，时间跨度选择了从2001—2012年连续12年的数据。其中统计年鉴中没有2005年和2006年中“各地区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本文通过扣除“各地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农村集体单位投资”和“农村私人投资”来近似替代“各地区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本文采用Eviews60软件进行面板数据计量分析。在实际操作中，现将GDP与I和Y与K各自形成的面板数据自然对数化，对对数化后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 4投资效率指标
因为资本相对于产出增长的速度表现为资本的边际效率或者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因此可以用资本对产出的弹性系数可以衡量一定时期的投资效率，本文采用回归拟合的系数作为对投资效率的衡量指标，通过投入—产出弹性来判断政府投融资效率。如果投资对GDP的拟合系数越大，则投资的效率越高；否则，效率则越低。
5计量模型与实证分析步骤
本文采用省级面板模型分析辽宁省新型城镇化融资效率。实证分析步骤如下：第一，通过对原始数据进行面板单位根检验来考察宏观经济数据的平稳性。第二，考察各个宏观经济数据之间是否存在面板协整关系，如果数据是非平稳的并且存在协整关系，则可以估计变量之间的长期协整关系。[7]第三，面板数据模型回归需要判断所采取的模型，是混合模型还是随机模型或固定模型，还要判断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本文采取如下步骤：首先根据F检验判断是否接受建立混合模型的假设，如果拒绝则进一步采用Hausman检验判断是否接受采用随机效应模型的假设，如果拒绝则采用固定效应模型，然后利用冗余固定效应检验确定是单因素还是双因素效应。第四，对回归模型所得的残差项做单位根检验，若残差项平稳，则说明模型是变量的协整方程，描述了变量间的长期稳定关系，否则就不是。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第一，在城乡整体方面，投资能够显著拉动产出，而且这种拉动作用具有地区差异性。这种差异性和各地经济发展情况、人口、资源和地理环境等因素具有密切关系。这种差异性对于政府的投资政策具有借鉴意义，政府在分配投资资源时，考察指标是投资效率，而不是经济总量或地方政绩。对于效率较高的地区给予大力投资支持，对于效率较低的地区考虑调整融资模式，借鉴本文项目融资模式的分析，选择适合当地实际经济社会环境的融资模式，以提高融资效率。
第二，城镇化融资对城镇居民收入水平具有推动作用，但这种作用并不是非常明显，虽然城镇人口数量和比重不断增加使得这一推动作用不那么明显，但这种相对较低的效率背后隐藏的是目前省政府融资模式面临的一些问题。传统融资模式面临挑战，土地财政不可持续，地方融资平台蕴藏风险。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城镇化融资效率，所以要想提高城镇化融资效率，辽宁省政府需要利用多种创新性融资工具和融资模式进行融资，结合本地区实际，充分发挥BOT、TOT、PPP和ABS等新型融资模式的各自优势，为辽宁省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筹集资金。
第三，投资对产出的影响具有区域差异，除了体现在投资产出弹性系数上，还体现在个体固定效应方面。辽宁省各地级市的个体固定效应值的差异比较大，说明其地区性基础或所具备的禀赋对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很大影响。如个体固定效应值较大的沈阳市、大连市和鞍山市。沈阳市作为我国东北地区的政治、经济、金融和商贸中心，具有相对广阔的市场，而且地理位置毗邻钢铁基地鞍山市和煤炭基地抚顺市，丰富的资源供给对其经济发展具有巨大推动作用。大连市作为东北亚航运枢纽中心，市场广阔，各种资源丰富，这对其经济发展具有很大拉动作用。这些地区的固定效应值远远大于其它市。而经济基础相对落后的铁岭市、朝阳市和辽阳市等，其个体效应为负值。这些地区资源匮乏、人才流失且市场较小，这对其经济发展具有阻碍作用。
第四，在时间维度方面，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逐年增加，这从模型（1）和模型（2）的时间固定效应值呈现逐年增长趋势中可以看出。这说明，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各市的经济基础逐年好转，各市的资本积累对地区生产总值起到越来越强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随着城镇化融资过程中融资主体多元化的形成和多种融资模式的合理运用，融资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进一步提高了。
参考文献：
[1]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课题组. 城镇化进程中的地方政府融资研究[J]. 经济研究参考， 2013，（13）：3-25.
[2]马庆斌，刘诚. 中国城镇化融资的现状与政策创新[J]. 中国市场， 2012， （16）：34-40.
[3]吴江，王斌，申丽娟. 中国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地方政府行为研究[J]. 中国行政管理， 2009， （3）：88-91.
[4]张霓. 辽宁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转型与融资方式创新[J]. 辽宁经济， 2012， （4）： 28-31.
[5]Petersen ，J. Creative Capital Financing in the State and Local Sector [J]. Public Budgeting and Finance， 1982， 2（4）：73-89.
[6]何静，戎爱萍. 城镇化进程中的金融创新研究[J]. 经济问题， 2012， （1）：126-129.
[7]王贵鹏. 基于非平稳面板数据的生产函数估计[J]. 生产力研究， 2007， （4）： 23-24.
（责任编辑：孙艳）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融资模式；融资效率
中图分类号：F830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096（2014）06004206
新型城镇化建设是“十二五规划”的一大战略。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是辽宁省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任务。当前，我国城市现代化建设逐步推进，随着城镇大批住宅和城市基础设施项目的建成和投入使用，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拉动了经济增长。但与此同时，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基础建设逐渐加快，所需资金规模日益增长，而地方政府城建资金却相对不足，传统的融资模式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之间存在一定的冲突。十八大后，辽宁省新型城镇化建设加速发展，新型城镇化建设需要充足的资金支持，而单纯依赖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满足不了快速发展的现代化建设，因而只有对当前的城镇化融资问题采取合理有效的措施，积极探索国内外先进的融资模式，才能保证新型城镇化建设得以健康发展。通过深入调查、总结、分析和研究辽宁省新型城镇化中政府融资所面临的现状和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具体的政策建议，这对于辽宁省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解决融资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在加大城镇化投融资力度的同时，融资效率的考察是非常必要的，研究辽宁省各市城镇化融资效率及各市融资效率之间的差异对于辽宁省政府制定合理的投资结构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一、辽宁省城镇化政府融资模式现状
现阶段，新型城镇化建设是推动我国经济全面发展的一大动力，但改革的深入和世界经济局势的不断变化对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提出了严峻挑战。20世纪90年代的分税制改革使得地方政府不得不通过采取土地出让金、地方投融资平台等方式为新型城镇化建设集聚资金，而新世纪的金融危机更迫使个别地方政府通过发行地方债来融资。当前的改革和发展局势激发了外资和民间资本投资城镇化基础设施建设，这缓解了地方政府对财政收入的过度依赖问题。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辽宁省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推进，辽宁省政府摆脱了单纯由政府计划控制、过度依赖财政预算的融资模式，并逐渐形成了由财政资金来引导、市场资金积极参与的多元融资模式，在新型城镇化基础设施建设中，实现了社会各方资金的共同参与，政府不再是投资唯一主体[1]。
（一）分税制改革对地方融资的影响
现行的财税体制迫使城镇化融资模式不断变迁。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对1994年之前的中央和地方财权、事权进行了重新划分，在财政收入方面，这一改革使得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能力发生了变化，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支出责任却没有做出相应调整，使得财权不断上移而事权不断下降。税收收入是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现行的分税制体制使得这一收入在总财政收入中的份额下降，削弱了地方政府对地方企业税收的减免权利。另外，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支出责任划分仍然没有变化，地方政府仍需为地方基本公共品的提供和基础设施的建设承担责任，并未随税收体制改革而发生变化。这种财权与事权的不均衡决定了地方政府在城市基础设施领域存在巨大资金缺口，地方政府所承担的扩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加速地方区域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完善社会、教育和医疗保障制度等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保障民计民生的公共责任不断加大，这给地方财政带来了巨大经济压力和负担，使得地方财政逐渐捉襟见肘且缺口日益增大[2]。
（二）土地财政的弊端
随着分税制改革、取消农业税和试点房产税等一系列税制改革的推进，城镇化融资不断受到挑战。为突破城镇化融资困难的瓶颈，土地财政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城镇化融资的困境，并一度成为主要的融资模式。这一现象是从20世纪90年代末土地有偿使用制度的实施开始的，辽宁省各地逐步兴起了土地财政城镇化发展模式，也就是通过城镇化建设和地产开发来抬高土地价格，再把土地的变现资金投资于城镇化建设。土地出让金带来了丰厚的财政收入，这就诱发了地方政府的过度透支土地出让的“地根”现象。在城镇化进程中，土地财政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然而，土地财政也引发一些亟需解决的难题：（1）拆迁和征地激化了种种矛盾，甚至引发冲突，部分官员用权牟利。（2）土地财政模式不可持续。土地资源是有限的，单纯的土地交易不可持续，不利于经济的长远发展。土地财政使得政府融资低效率运行，所以政府要想提高效率必须创新融资模式[3]。
（三）地方融资平台风险重重
虽然地方融资平台在一定程度上能解决城镇化融资难题，但地方融资平台也存在着一些弊端：（1）较高的负债率和短缺的资本金使得地方融资平台承担较高的风险。（2）地方融资平台没有明确的责任主体，而且其对外界较少披露融资情况。（3）政府的独断决策影响项目的经济效益。地方融资平台形式比较单一，其债务融资多集中于银行贷款，并且这种膨胀使得融资风险不断加大。目前，由于金融经济法律规范的缺失，各地融资平台设立混乱，没有正规的担保措施和担保条例，银行等金融中介机构对融资债务的审查不够严，这可能造成银行不良资产，进而引发一系列金融问题。要想避免或降低这些风险，辽宁省政府必须创新融资模式。
二、辽宁省新型城镇化政府融资模式创新
随着新型城镇化对资金的需求日益增加，单纯的财政融资模式已经不能满足需要，因而必须要扩大非财政投资，即广泛吸收民间投资通过市场化方式提供公共品。与此相对应的地方政府融资方式也要做出重大调整，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目前，债券融资、股权融资膨胀可能引发金融风险，土地财政融资效率低下。在此背景下，项目融资模式为地方政府融资带来新的途径，本文将详述这种融资方式及部分融资方式在辽宁省的应用。项目融资方式是私人机构参与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并以项目资源的未来收益或资产转让价值收回私人机构的投资成本与合理利润，减少地方政府当前债务并提升举债能力，达到融资目的。项目融资模式包括：BOT、TOT、PPP、ABS等模式。以下几种融资模式是近期已在辽宁各级政府运用的或适合在辽宁省各地运用的项目融资模式。 （一）BOT（Build-Operate-Transfer）融资模式
即建设—经营—转让融资模式。在辽宁省，这一融资模式曾应用在抚顺市的污水处理厂建设上，另外大连市垃圾焚烧厂和老虎滩污水处理厂的建设也得宜于该融资模式，这些项目虽然比较成功，但这种融资模式也只局限于这些类似项目，并没有在全省得到普遍施行，更没有推广到其他领域，如能源和通讯等。十八大后，辽宁省加快加深新型城镇化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得到进一步强化，在这一大背景下，会有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上马，所以省政府应抓住这一契机，在高速公路、地铁和轻轨等城市基础建设领域有选择地运用这一融资模式，充分利用民间资本和外资推进城镇化建设[4]。
地方政府之所以选择这种模式，从融资的角度来看，是因为通过这种融资模式政府的政府的财政负担可以得到减轻。在BOT融资模式下，政府让外商或民企来筹资、建设和经营项目，责任得到转移，政府不用承担责任并且可以得到部分招标资金，政府可以集中资源投资那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项目。地方政府对这些项目拥有实际上的控制权，这可能也是BOT融资模式被广泛采用的重要原因。除此之外，采用BOT融资模式还能在引进外资的同时吸引国外的先进技术，改善和提高项目管理的水平，有利于提高项目的运作效率[5]。
（二）TOT（Transfer-Operate-Transfer）融资模式
即移交—经营—移交融资模式。辽宁省是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重点地区，其下辖各个地区已经有比较雄厚的城镇化基础设施，其基础设施建设迅速发展。各地区政府可以充分利用已建成基础设施，尝试运用TOT 融资模式，如此可以取得二三十年的项目特许经营权的转让费。一方面，这种融资模式可以提高这些基础设施的经营效率；另一方面，可以利用得到的转让费投入到其他更需要的项目中去。在辽宁省，沈海电厂曾利用这一融资模式通过转让股权的方式获取融通资金，另外，鞍山污水厂和旅顺污水处理厂也是运用这一融资模式建成并运营的。TOT 融资模式可以在准经营性项目领域运用，如跨海大桥和自来水等基础设施建设。需注意的是，要管理利用好经营所有权转让资金，使其更好地为其他基础设施建设服务。
（三）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s）融资模式
即政府与民企合作融资模式。虽然这一融资模式还没有在辽宁省得到推广，但未来可以在保障房建设中运用。在“十二五”期间，全省有一百多万套保障房建成，但地方财政资金有限，承建能力不足，所以可以通过PPP融资模式吸引民间资本进入这一领域。政府和民企共同参建保障房，一方面，政府可以充分利用民企的良好技术和充足资金；另一方面，民企可以获得税收优惠、贷款担保和土地优先开发等支持政策，最终确保保障房的及时供给。
（四）ABS（Asset-Backed-Securitization）融资模式
即资产证券化融资模式。虽然辽宁省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但还有很大发展空间。基础设施投资的经济效益可观，可预期的现金流收益稳定，但因基础设施建设周期长，资金周转率低，迫切需要长期稳定的资金来源，无法单纯依靠政府和银行，因此，ABS融资模式就成为一种重要融资模式。对基础设施进行证券化易于成功，因为其标的资产质量较好，因而它是资产证券化的首选对象。与BOT融资模式相比，证券化融资涉及的机构相对较少，从而减少了大量中间费用，使融资费用相对较低。ABS融资模式下，可以使政府保持对项目运营的控制，因而在基础设施领域，ABS融资模式的使用范围要比BOT融资模式广泛，但却不利于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ABS融资模式下，项目的投资者是资本市场上的债券购买者，数量众多，这就极大地分散了投资风险，也避免了项目被投资者控制[6]。
综上所述，为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辽宁省政府需要利用多种创新性融资工具和融资模式进行融资，积极为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和运营引进社会和民间资金。辽宁省政府应当结合本地区实际，充分发挥BOT、TOT、PPP和ABS等多种新型融资模式的优势，为辽宁省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筹集资金。另外，在实际操作这些创新性的融资模式时，要综合考虑风险、经济、法律以及工程技术等一系列的问题。
三、辽宁省新型城镇化政府融资效率实证分析
（一）变量、数据与计量模型
1被解释变量
考虑到模型的经济意义以及数据来源的有限性和统计口径经常变化等因素，在分析辽宁省各地级市的城乡总体融资效率时，本文采用14个地级市的“国内生产总值”作为被解释变量；而在分析辽宁省各个地级市的城镇化融资效率时，为考察投资对城镇居民生活水平的影响，用“各地区城镇居民平均每人全年可支配收入”作为衡量城镇化发展的指标。
2解释变量
因为《辽宁省统计年鉴》中各个地级市投资来源的数据只有2007—2012年的，因年限太短，所以无法做出正确的回归模型，所以本文不能分析各种投资模式的效率。为考察辽宁省各个地级市投融资效率的差异，本文选用1995—2012年《辽宁省统计年鉴》中的“总投资”作为计算依据；为研究各个地级市在城镇化过程中的投融资效率，本文选用2001—2012年《辽宁省统计年鉴》中的历年“各地区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作为指标。
3数据
本文共选取辽宁省的十四个地级市作为研究样本，因《辽宁省统计年鉴》中统计口径的变化和数据有限性，在分析辽宁省各个地级市投融资效率的差异时，时间跨度选择了从1995—2012年连续18年的数据，因为统计年鉴中没有2008—2012年的“总投资”数据，本文选用2008-2012年的“各地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在分析辽宁省各个地级市在城镇化过程中的总体投融资效率，时间跨度选择了从2001—2012年连续12年的数据。其中统计年鉴中没有2005年和2006年中“各地区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本文通过扣除“各地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农村集体单位投资”和“农村私人投资”来近似替代“各地区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本文采用Eviews60软件进行面板数据计量分析。在实际操作中，现将GDP与I和Y与K各自形成的面板数据自然对数化，对对数化后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 4投资效率指标
因为资本相对于产出增长的速度表现为资本的边际效率或者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因此可以用资本对产出的弹性系数可以衡量一定时期的投资效率，本文采用回归拟合的系数作为对投资效率的衡量指标，通过投入—产出弹性来判断政府投融资效率。如果投资对GDP的拟合系数越大，则投资的效率越高；否则，效率则越低。
5计量模型与实证分析步骤
本文采用省级面板模型分析辽宁省新型城镇化融资效率。实证分析步骤如下：第一，通过对原始数据进行面板单位根检验来考察宏观经济数据的平稳性。第二，考察各个宏观经济数据之间是否存在面板协整关系，如果数据是非平稳的并且存在协整关系，则可以估计变量之间的长期协整关系。[7]第三，面板数据模型回归需要判断所采取的模型，是混合模型还是随机模型或固定模型，还要判断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本文采取如下步骤：首先根据F检验判断是否接受建立混合模型的假设，如果拒绝则进一步采用Hausman检验判断是否接受采用随机效应模型的假设，如果拒绝则采用固定效应模型，然后利用冗余固定效应检验确定是单因素还是双因素效应。第四，对回归模型所得的残差项做单位根检验，若残差项平稳，则说明模型是变量的协整方程，描述了变量间的长期稳定关系，否则就不是。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第一，在城乡整体方面，投资能够显著拉动产出，而且这种拉动作用具有地区差异性。这种差异性和各地经济发展情况、人口、资源和地理环境等因素具有密切关系。这种差异性对于政府的投资政策具有借鉴意义，政府在分配投资资源时，考察指标是投资效率，而不是经济总量或地方政绩。对于效率较高的地区给予大力投资支持，对于效率较低的地区考虑调整融资模式，借鉴本文项目融资模式的分析，选择适合当地实际经济社会环境的融资模式，以提高融资效率。
第二，城镇化融资对城镇居民收入水平具有推动作用，但这种作用并不是非常明显，虽然城镇人口数量和比重不断增加使得这一推动作用不那么明显，但这种相对较低的效率背后隐藏的是目前省政府融资模式面临的一些问题。传统融资模式面临挑战，土地财政不可持续，地方融资平台蕴藏风险。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城镇化融资效率，所以要想提高城镇化融资效率，辽宁省政府需要利用多种创新性融资工具和融资模式进行融资，结合本地区实际，充分发挥BOT、TOT、PPP和ABS等新型融资模式的各自优势，为辽宁省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筹集资金。
第三，投资对产出的影响具有区域差异，除了体现在投资产出弹性系数上，还体现在个体固定效应方面。辽宁省各地级市的个体固定效应值的差异比较大，说明其地区性基础或所具备的禀赋对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很大影响。如个体固定效应值较大的沈阳市、大连市和鞍山市。沈阳市作为我国东北地区的政治、经济、金融和商贸中心，具有相对广阔的市场，而且地理位置毗邻钢铁基地鞍山市和煤炭基地抚顺市，丰富的资源供给对其经济发展具有巨大推动作用。大连市作为东北亚航运枢纽中心，市场广阔，各种资源丰富，这对其经济发展具有很大拉动作用。这些地区的固定效应值远远大于其它市。而经济基础相对落后的铁岭市、朝阳市和辽阳市等，其个体效应为负值。这些地区资源匮乏、人才流失且市场较小，这对其经济发展具有阻碍作用。
第四，在时间维度方面，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逐年增加，这从模型（1）和模型（2）的时间固定效应值呈现逐年增长趋势中可以看出。这说明，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各市的经济基础逐年好转，各市的资本积累对地区生产总值起到越来越强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随着城镇化融资过程中融资主体多元化的形成和多种融资模式的合理运用，融资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进一步提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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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孙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