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孝萱（1924—2009）是位自学成才的文史大家，成果丰硕，晚年在文史学界有盛誉。他早年高中毕业之后，因条件限制，没有再上大学，十八岁就独自到上海谋生，就职于一家小银行。1949年，卞孝萱到北京的银行工作。他靠刻苦自学，在近代史研究上颇有成绩。范文澜发现后，将其调入中国科学院（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协助他编《中国通史简编》（这是卞先生接受记者采访时自己说的）。早期他学术研究的重心在近代史，调入中科院后，重心转移至古代文史，这是后话。
　　卞孝萱比钱锺书小十四岁，两人在经历和学术上有些交集。他们为江苏同乡（一为扬州，一在无锡），同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同事。只是钱锺书在文学所工作，他在近代史所工作。“文革”中，他们还曾一起下放到河南的一所干校。在当时的中科院，卞孝萱属于“第二梯队”的学者。他研究文史的兴趣、方法及学术背景等与钱锺书差异很大。二人其实也并无深交，相识缘于钱锺书的父亲钱基博。
　　卞孝萱自言“钱锺书也是我的前辈”，“与钱（锺书）先生是世交”，“因钱老先生而识钱先生，所以说是世交”。当时刚解放不久，卞孝萱在北京一家银行工作，在收集近代碑传资料时与钱基博相识，始有联系。其回忆：认识钱基博“可以说是志同道合却未曾谋面”。新中国成立初期，钱基博在武汉华中师范大学任教（学校曾几次更名），因研究之需，常托卞孝萱到北京琉璃厂为其买书。当时琉璃厂私营古旧书店营业不佳，线装书售价低廉。卞孝萱遇到好书，就买了寄给钱老先生。钱老收到书后，便把买书的钱汇给他。有一次，钱老先生手头不便，就嘱钱锺书把买书的钱送到银行给卞孝萱。他就是这样认识钱锺书的。钱基博后来还送了卞几本收藏的清代线装书，上面留有老夫子读书时留下的圈点。卞孝萱一直将这些书当作“压箱底”的宝贝。
　　卞孝萱与钱锺书相识之后，始有书信和赠书往来。“我那时每出版一本书就会送一本让他指教，他也是每出一本书就送我一本”。1980年，《元稹年谱》出版后，他送了一册给钱锺书，请其指正，得评语“真积力久”。此时，正值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围城》，钱锺书就送了一册给他，题“孝萱先生哂存，钱锺书奉”，钤印一方。
　　晚年，卞孝萱似乎对“钱学”产生了浓厚兴趣，较密集地发表了多篇有关钱锺书的论文，如《诗坛前辈咏钱锺书》、《钱基厚笔下的钱锺书》、《怎样解读钱锺书〈沉吟〉》、《钱锺书冒效鲁诗案——兼论〈围城〉人物董斜川及其他》、《钱锺书、乔曾劬唱和考》、《成名前之钱锺书——〈孙庵老人自订五十以前年谱〉选注》、《〈慎园诗选〉中所见之钱基博、钱锺书》、《钱锺书评李详》及《钱锺书以杜诗、禅语评印》等。他最早开始撰写有关钱锺书的文章时，钱还在世，并且给予过评价。大约在1991年，有学生到他家中，请他谈谈钱锺书，他就写了《诗坛前辈咏钱锺书》一文。发表后，文章被认为是“最先揭示李宣龚《硕果亭诗续》赋钱先生”，钱锺书读之欢喜，覆编者函有“卞孝萱文皆实录，弟早岁蒙拔翁辈过爱”云云。卞孝萱涉钱论文扎堆发表还是在去世前几年。对自己这些“钱研”论文，他多有自评：
　　2006年7月，我在“中国诗学学术研讨会”上宣读《钱（锺书）冒（效鲁）诗案——兼论〈围城〉董斜川》一文，在介绍钱锺书、冒效鲁“文字定交”，从相识到成为密友的实况之后，首次提出二人既是诗友，又是论敌，互相尊重，“盍各异同”的关系，以二人对陈三立、陈衍、冒广生三诗翁的不同态度进行论证。同时指出《围城》以董斜川影射冒效鲁，是借冒效鲁之口讽刺陈三立、冒广生，与陈衍、锺书之论诗宗旨相呼应。文末附录三则，首次揭出钱锺书先生生于亦儒亦商家庭，首次披露叶恭绰先生评“钱学”如“散钱无串”，可为了解钱锺书先生之家世和学术之参考。我又在《寻根》发表《钱基厚笔下的钱锺书》一文，据钱锺书叔父钱基厚《孙庵老人自订五十以前年谱》中述及钱锺书早年生活的四条，加以注释，多为不为人知的细节。再如《怎样解读钱锺书〈沉吟〉》一文，通过《沉吟》诗中用全祖望《七贤传》之冷典，指出该诗着眼于群体而非个人，不是歌颂当时父兄为汉奸而子弟不同流合污者，而是叹息父兄为汉奸，子弟又同流合污者，认为1942年在沦陷区上海隐居的钱锺书，目睹一群熟识的人失节，尤其是父子、兄弟俱附逆，不胜感慨而作《沉吟》。所有这些，都可供海内外治“钱学”者参考。
　　卞孝萱的钱锺书研究侧重史实考证，这也是他作为史家擅长的地方。他的“钱学”研究，已有博士作过专文研究，认为其“钱锺书研究是先生晚年学术园地里的一片新栽，虽然浇灌未多，但枝叶扶疏，亦可使后学有所取庇。特别是其中体现出来的敏锐的问题意识与深刻的创新意识，文史互证的学术特点，都有春风化雨、澡雪精神的陶育之功，对推进‘钱学’或其他学问的研究均有一定的影响与意义”。撇开他对钱学研究的贡献不谈，其对钱锺书个性也是比较了解的。对钱锺书的神形风貌，他曾用四个字形容：“风度翩翩。”通过比较钱锺书的信札与著作，他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我从大量的现象中，领悟到钱锺书的一个特点：在信札中，他常常对人谦恭;而在著作中，笔下毫不留情。前者是他的处事之术，后者是他的治学之方，要全面理解。”这个发现本身并不新奇，但最后的结论却很精辟。私下他对钱锺书为人处世的评价就更直接，更能看出他的真实想法。其学生武黎嵩曾忆：“师与钱锺书之父钱基博为忘年之交，师母段夫人与杨绛亦为同事，余因问先生与钱锺书交往情形。师云，钱锺书才气大，为人也尖酸刻薄，一旦被他骂了也不得了。故而，与钱锺书交往不能太密切，近则招谤矣，我对钱锺书也是敬而远之。”这“尖酸刻薄”四字，直有惊心骇人之感。近时读到金克木私下谈钱锺书语也有同感。他说钱锺书“太做作，是个俗人”。金克木显然反感的是钱氏的“处事之术”。钱锺书与同辈学人的相互不见容，也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杨绛先生曾为钱锺书辩解过：“能和锺书对等玩的人不多，不相投的就会嫌锺书刻薄了。我们和不相投的人保持距离，又好像是骄傲了。”理解者如向达，言钱锺书：“人家口蜜腹剑，你却是口剑腹蜜。”但是退一步来说，以钱氏对青年学人的态度观之，他岂会对以“晚辈”自居的卞孝萱“近则招谤”？这又是卞孝萱对钱锺书不能理解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