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美国社会学家古德纳认为知识分子由于自身所拥有的文化资本，正逐渐成为一个新阶级，本文通过对小说《卧底》的解读，揭示出转型期中国知识分子与底层的差异正逐渐扩大，甚至产生隔膜，中国的知识分子正在形成这样一个古德纳意义上的新阶级并日益失去为底层代言的合法性。
　　[关键词]文化研究　知识分子　底层　新阶级
　　
　　知识分子的立场和责任一个是个久远而富有争议的话题，自从近日看了刘庆邦的小说《卧底》之后，我长久以来对于知识分子的那些疑问又再次浮出水面。这篇小说完全颠覆了以前我对知识分子和底层的想象，对我是棒头一喝。故事很简单，可结局很出人意料。小说叙述的是一个名叫周水明的实习记者为了争取转正，决定深入到小煤窑里卧底，写出一篇轰动性的报导，从而为自己的职业道路增加砝码。他成功地混进了小煤窑，在里面所看到的条件的艰苦、非人的待遇大大出乎他的意料。他本以为体验一下生活，三五天后亮出记者身份就能带着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和为民伸张正义的成就感回到他原来的生活中，可是没想到身份提前暴露，被矿长戏耍一番之后，关进了黑暗的窑底。在底下。他想尽各种办法，笼络矿工给他送信。可是结果无一例外地被出卖了。最后由于邻近的煤窑发生矿难。他才得以重见天日。可是回到记者站后，他不仅没有得到预想中的英雄待遇，反而失去了工作。文章给我的震撼不仅是对周水明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自私、贪婪、软弱又有点卑微的描写。也不仅是矿工们面对艰苦的环境和非人的待遇所表现出来的麻木与顺从。而是他们之间，以他们为代表的两个阶层之间表现出来的深深的隔膜和对立。
　　作为一个实习记者，周水明利用自身所掌握的文化资源尝到了许多甜头。小说中多次提到周水明以记者身份捞到的种种好处。比如每次参加会议都会收到装着新闻稿和钱的信封：参加水晶产品的推介会时获赠的价值六百多元的眼镜：以及每到一处都受到热情而隆重的款待，甚至还包括一些特殊的服务：就连去小饭馆吃面，服务小姐听说他是记者后，也对他另眼相看。小说还借另一个记者井庆平的嘴很直接地说出：“你不知道，当记者的好处多着呢!”，在这里，知识分子已经脱去了那层羞答答的清高的面纱，也没有了以社会良心自居的理直气壮，而是赤裸裸的表现出自己的利益诉求。正如美国社会学家古德纳所说，知识分子由于自身所拥有的文化资本，正逐渐成为一个新阶级，他将其称为文化资产阶级。并且他预言，新阶级因为掌握了特殊的批判话语而成为整个社会利益的承载者，最终将取代旧的阶级成为统治阶级。在当下的中国，这样的一个新阶级正在逐渐崛起。
　　正是在这样的利益驱使下，周水明决定到小煤窑去卧底，写出一篇有分量的新闻稿，增加自己的职业砝码。明明是出于一己私利，他却时时要表现出那种正义感和责任心，可这种正义和责任最终又在真正的恶势力和金钱诱惑面前退缩。这里是对知识分子身上自以为是的那种精英意识的一种反讽。自古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有着胸怀天下的传统。从古时候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到近代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再到五四的“新文化运动”、“改造国民性”，直到80年代的“新启蒙”。不可否认，中国的知识分子身上有一种强烈的责任心和批判精神，这是值得我们一直传承下去的，哪怕是在已经碎片化了的后现代社会里。可是知识分子并不是一个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个具体的人，在这些时代的责任和使命背后。究竟有没有知识分子自身的利益诉求呢?随着资本主义商业化和后现代社会的到来．在当下的中国“一个漫长的文学休眠期已经开始。大部分公众已经从文学周围撤离。作家中心的文化图像成了一种过时的浪漫主义幻觉。一批精神领袖开始忍受形影相吊的煎熬。如果没有诺贝尔文学奖的定期颁布，如果不是充当某一部电视肥皂剧改编的原材料，文学已经波澜不惊。当然。文学出版物并没有减少。统计数字仍然节节攀升。但是，文学不再扮演文化先锋的角色。启蒙的口号再度受挫。”当那些所谓的精神力量已经被商业化消解。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已经变成一种顾影自怜时，其自身的利益诉求开始浮出水面。可是这又与传统所赋予知识分子的使命以及知识分子所特有的批判的话语文化相冲突，使得知识分子自身的精神危机也开始暴露出来。90年代初学术界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就是一个例子。虽然许多人怀念八十年代，许多人呼唤萨义德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他认为知识分子是一个具有特定公共角色的个人、是一个永远不断保持批判立场，代表弱势群体，敢于向权势说真话的人)，然而历史还是不可避免的改变了。在周水明的身上，正体现了转型时期这样一种传统和变化的背离。
　　一切都按照周水明的设想顺利的进行着，顺利得有点出乎他的意料，让他觉得少了那么一点戏剧性。在还没有进入煤矿之前，周水明已经设想好了一切。设想好了一个虚构的底层世界。然而，从他混到车站的民工堆里开始，事情发展的每一步都与他的设想有出入。一个真正的底层社会一点点展示开来，其问交织着周水明不断地想象、修正、再想象，一切充满了矛盾和背离。像许多自以为是的知识分子一样。在他的眼中，底层是受苦受难的，是蒙昧无知、但也是善良纯朴的，是等待拯救的。这种想法并没有脱离五四一直延续下来的启蒙话语。在周水明进入煤窑后，这种启蒙意识就不由自主的浮现在他的脑海里，于是他带着一种知识分子的优越感与一种冠冕堂皇的正义感和责任感进入了煤窑。然而在这里，真正的矛盾和冲突开始了。起初，他更像是一个有意识的演员和导演，以为随时能够回到自己原先生活中去的想法使他对当下的处境有了一种超脱，所以一些小小的意外都被原谅了，甚至还带着一种新鲜感。在他进入窑洞后，被一个矿工撒了一身的尿时，他才开始感受到这种冲突。小说这样描述道：“这有些过了，超出了周水明的想象太多了。以前，周水明总是把到小煤窑打工的人看成受苦的人，看成弱势群体，在他的报道中，总是对打工者充满同情。这次来卧底，他也是抱着这种心情，准备揭露窑主对窑工的剥削和压迫，好好为窑工说话。没想到他刚到这里。就受到了窑工的排斥和欺负。”所有以前那些都只是想象，只有这里才是真实的底层，也是从这里开始，我们感受到了一种真正的疏离和隔膜。
　　小说用周水明亲身经历的反差，刻画出了这个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巨大差异。文中有许多这样的描写。周水明经历长途跋涉到了煤矿，满身尘土、饿着肚子在窑洞里住下，这时他开始回忆自己以往优越的生活环境，作为一个记者到处受到的那些优待：在国矿长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后，为了试探他，设宴款待并在席间承诺给他一笔钱，等到看出他的贪财本性以及确信他不具有威胁时又将他关进黑暗的窑底，这一前一后的遭遇：以及他在窑底幻想自己重见天日后所受到的英雄待遇等等。小说 中这样写道：“以前他对人的三六九等也有体会，但没有在短时间内造成这样强烈的反差，没有体验得如此切肤，如此深刻。”在如此巨大的生存境遇的差异下，知识分子的启蒙还具有什么样的合法性?所谓的关注弱势群体在多大程度上只是无关痛痒地抛洒廉价的同情?甚至是一种利用?底层是沉默的，甚至也许是被虚构出来的。文中写道：“当事者肯定是有的，而当事者在信息传播中却是缺席者，不知道他们都消散到哪里去了”。
　　小说中的矿工是沉默的。没有任何关于他们的心理描写。我们无法知道他们到底在想什么。小说中有许多关于周水明的心理刻画，而矿工一直是作为他的“他者”出现的。这样的叙述策略更加深了这种隔阂感。最让人惊心动魄的一个场面是矿工老毕企图逃跑被抓回，受到惩罚的场景。在我们生活周围还存在着这么残酷的刑法已经使人震惊，然而更让人震撼的还是老毕的顺从，他用烧红的煤铲切掉了自己的小手指，并向奇老板下跪。“周水明和窑工们以为老毕会和窑上的人拼命，把煤铲劈向监工、二锅子和奇老板。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那样的话，老毕才不失为一条汉子，才算为大家出一口恶气。”然而。老毕已经不是那种革命话语中一无所有，只有砸碎身上锁链的无产阶级了。当初那些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打倒压迫是为了赢得整个世界，在他们的面前放着一个新世界的承诺。可是今天这些已经经历过革命神话破灭后的底层，清楚的知道世界永远不会属于他们。文中也多次使用这种革命话语，可是放在这样的语境中，只能是一种反讽。例如，周水明被困在窑底下时，想方设法的要逃出去。可是面对这个陌生的世界，他是软弱无力的。他只能回忆起许多革命小说中的情节，试图模仿。“想来想去，周水明总算想到了一个法宝，这个法宝就是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群众是个抽象的概念，谁是群众?当大家的利益趋同时，群众的力量是巨大的。可是，当各自的利益分化并产生了巨大差异时，你凭什么来依靠群众?群众凭什么要让你依靠?所以周水明的被出卖细想想一点都不意外。
　　底层不具备任何文化、经济、权力的资源，他们是沉默的。如果没有知识分子的关注和代言，他们也许永远也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可是在当下的中国，知识分子越来越成为一个利益团体，社会的分化日益扩大，各阶层之间的差距和隔阂也越来越深。在这种情形下，知识分子如何获得这种代言的合法性?或者只是在想象一个底层，像周水明那样，利用他们来追求自己的利益?我想这也许是小说所提出的一个拷问。
　　最后我想用古德纳在《知识分子的未来和新阶级的兴起》一书中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尾：“《共产党宣言》认为现存的社会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自由人与奴隶，贵族与平民，地主与农奴，行会师傅与雇工，然后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但在这个系列中，有一条未曾说明的规律：奴隶并没有继承奴隶主的财产，平民并未战胜贵族，农奴并没有推翻地主，雇工也没有打败行会师傅。地位最低的阶级从来没有获得过政权。今天看来，依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