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中国现代文学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与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发端，这是略谙文学史的人们都熟知的。然而，恐怕没有多少人知道，中国文学观念中的现代性因素，却早在此之前即已出现。虽然这些观念还比较零散，处于萌芽状态，但已明确表现出了它们的现代性质，而与传统的文学观念有所区别。
本文力图追溯这一观念的源头，揭示现代性文学观念最早是如何在中国文学中出现并逐渐聚集的，又对五四时代中国新文学的形成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一
文学观念的核心是文学的价值观。传统的文学价值观是兴观群怨、文以载道，注重的是文学的实用价值。而现代的文学价值观认为文学是一种艺术，注重的是文学的审美价值。最早认识到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审美价值的是严复，时间是1904年。在《诗庐说》一文中，他曾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诗者，两间至无用之物也。饥者得之不可以为饱，寒者挟之不足以为温。国之弱者不以诗强，世之乱者不以诗治。……其为物之无用而鲜实乃如此。 这一段话曾长期受到人们的误解，认为严复是在宣扬“诗歌无用论”(杨正典《严复评传》)。认为这是“主张为艺术而艺术，认为诗不能为其他的目的服务，是片面而不正确的看法”(周振甫《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严复》)。其实，严复关于诗歌无用的看法涉及到文学价值观的问题，并不那么简单。因为在下文中，严复又写道：
虽然无用矣，而大地自生民以来，异种殊族，繁然杂居。较其所以为群者，他事或偏有偏无，至于诗歌，则莫不有。是故诗之于人，若草木之花类，若鸟兽之鸣啸，发于自然，而莫能自己。……且吾闻之，世之有所为而后为者，其物皆奴系而不足贵也。术焉，器焉，得其所蕲，则皆等诸蘧庐而已。然则诗之所以独贵者，非以其无所可用也邪?无所可用者，不可使有用，用则失其真甚焉。
这一段文字意在说明，文学虽无具体功用，而于人生不可或缺。文中关于诗“发于自然”与反对“有所为而后为”的提法，使人容易想到道家思想的影响。但严复此文的思想资源出处远不止于此。如从中得出诗因此“独贵”的结论，这就不是道家思想所能限制的了。在本文中，严复又说：诗是“又所谓美术之一也”。而“美术，意造而恒超夫事境之上。”这才是诗的价值不在具体功用而又“独贵”的关键所在。
清末民初的“美术”一语，系翻译名词，相当于今之“艺术”。鲁迅对此曾解释说：“美术为词，中国古所不道，此之所用，译自英之爱忒(art or fine art)。”(鲁迅《拟播布美术意见书》)art今译即艺术。严复此文，堪称是中国近代最早明确指出诗歌属于艺术的文字。而这种认为艺术的价值不在“术”、“器”等具体方面，而又为人生“不可无”的说法，虽然后半句还不够准确，但显然是出于西方现代文艺学，表现了一种现代纯文学体系的价值观，即审美价值观。在1906年译的《法意》按语中，严复对艺术与审美价值做了更明确的论述：
吾国有最乏而宜讲求，然猶未暇讲求者，则美术是也。夫美术者何?凡可以娱官神耳目。而所接在感情，不必关于理者是已。其在文也，为辞赋；其在听也，为乐，为歌诗；其在目也，为图画，为刻塑，为宫室，为城郭园亭之结构，为用器杂饰之百工，为五彩彰施玄黄浅深之相配，为道涂之平广，为表坊之崇闳。凡此皆中国盛时之所重，而西国今日犹争胜而不让人者也。而其事于吾国则何如?盖几几乎无一可称者矣。……东西古哲之言曰：人道之所贵者，一曰诚，二曰善，三曰美。或曰：支那人于诚伪善恶之辨，吾不具知。至于美丑，吾有以决其无能辨也。 这里对于包括文学在内的艺术的特点、功能，已经说得都很明确了。可以看出严复对中国文化中审美价值缺失的痛心疾首的感慨。也许正是有感于这种缺失，才使严复对那些意欲把作为艺术的文学与某种具体功用联系起来的观点深恶痛绝，坚决排拒。可以说，严复是最早从理论上认识到文学审美价值的近代作家之一。而只要想一想他的《本馆附印说部缘起》就可以明白，严复并不是看不到文学的社会作用的。
二
与严复几乎同时，另一个汲汲于西方近现代美学和文艺学，并思索着文学价值观的人，是王国维。1904～1907年间，王国维发表了一系列论文，以审美的眼光，对文学的本体、价值、功能、范围等进行了深入的考察。从康德、叔本华的美学理论中，王国维找到了艺术之美的价值独立存在的依据。在写于1904年的《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一文中，王国维开宗明义即指出：
天下有最神圣、最尊贵，而无与于当世之用者。哲学与美术而已。天下之人嚣然谓之曰“无用”，无损于哲学、美术之价值也。
在下文中，他又再三举例，说明传统文学中的忠君爱国、劝善惩恶之类，并非文学价值的真谛：
“自谓颇腾达，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非杜子美之抱负乎?“胡不上书自荐达，坐令四海如虞唐”非韩退之之忠告乎?“寂寞已甘千古笑。驰驱犹望两河平”非陆务观之悲愤乎?如此者，世谓之大诗人。……呜呼!美术之无独立价值也久矣。此无怪历代诗人多托于忠君爱国、劝善惩恶之意，以自解免，而纯粹美术上之著述。往往受世之迫害，而无人为之昭雪也。此亦我国哲学美术不发达之一原因也。
杜甫、韩愈、陆游的上述诗句，在我国传统的文学观念中，向来都被认为是忠君爱国的典范而受到肯定。然而王国维却用“如此者”三字，表达了对此类诗句的不以为然，并将其作为“美术之无独立价值也久矣”的例子。既然文学的价值不在传统文学观中的忠君爱国、劝善惩恶之类具体用途，那它必定另有所在。王国维在再三宣示文学艺术“无用”之后，道出了他心中艺术(包括文学)的真正价值：
夫哲学与美术所志者，真理也。
王国维拈出真理二字，遂使一切文以载道、兴观群怨、忠爱劝惩之类的传统文学价值观念，顿失光辉。同时，他又指出：“美术中以诗歌、戏曲、小说为其顶点，以其目的在描写人生故。”(王国维《红楼梦评论》)艺术的追求真理，是通过自己的独特方式来进行的，那就是“描写人生”即审美的方式。这就告诉人们，艺术的“独立价值”就是审美价值。
王国维的人生观是消极的，他的政治态度也是守旧的。这种审美的文学价值观与消极的人生观和守旧的政治立场结合在一个人身上，因此往往容易被人们误解。其实，如果我们实事求是地分析，就会看到文学观并不简单地等同于人生观，更不等同于政治立场。政治守旧的王国维却是开创现代性文学观念的先驱者。近代文学中这种错综复杂的现象，值得我们去认真思索。
三
比严复和王国维稍晚，从另一个角度开始了现代性文学观念探索的，是留学日本的鲁迅和周作人两兄弟。他们对文学审美价值观的论述，也是从文学的“无用”开始的。在发表于1908年的《摩罗诗力说》中，鲁 迅对文学的审美价值有过精到的论述：
由纯文学上言之，则一切美术之性质，皆在使观听之人，为之兴感怡悦。文章为美术之一，质当亦然，与个人暨邦国之存，无所系属。实利离尽，究理弗存。故其为效。益智不如史乘，诫人不如格言，致富不如工商，弋功名不如卒业之券。特世有文章，而人乃以几于具足。英人道覃(E·Dowden)有言曰：“美术文章之杰出于世者，观诵而后，似无裨于人间者，往往有之。然吾人乐于观诵，如游巨浸，前临渺茫，浮游波际，游泳既已，神质悉移。而彼之大海，实仅波起涛飞，绝无情愫，未始以一教训一格言相授，顾游者之元气体力，则为之陡增也。”……所以者何?以能涵养人之神思耳。涵养人之神思，即文章之职与用也。
在与严复、王国维一样描述了文学的“无用”之后，正是鲁迅最先明确地从价值观上，正面揭示了文学的审美价值，指出文学是艺术的一种，其本质在于“使观听之人，为之兴感怡悦”，即得到审美的享受。周作人也指出：“文章一科，后当别为孤宗，不为它物所统。”(周作人《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近时论文之失》)文学自有独立的审美价值，而不是什么载道之具。周氏兄弟在文学价值观这个文学观念的核心领域高扬起审美价值的旗帜，为中国文学观念的现代性变革奠定了理论基础。
周氏兄弟与王国维一样，都在论述中反复强调审美价值的不可或缺与不可替代性，抵制把文学当作政治或经济工具的倾向。鲁迅曾坚决驳斥“笃守功利，摈斥歌诗”的行为，认为“黄金黑铁，断不足以兴国家。”(《摩罗诗力说》)周作人则指出，中国古代“文章之士，非以是为致君尧舜之方，即以为弋誉求荣之道，孜孜者唯实利之图，至不惜折其天赋之性灵以自渎樊鞅。”(《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近时论文之失》)然而，尽管周氏兄弟坚持把文学的审美价值放在首位，但并不像王国维那样消极地看待人生。他们认为，既然文学发自内心，一个民族的文学就是一个民族的“心声”，“文章之中可見国民之心意”(同上)。因此，文学的功用不在具体方面，而在改造人的精神方面。“文章为国民精神之所寄。精神而盛，文章即因以发煌；精神而衰，文章亦足以补救。文章虽非实用，但却有远功。”(同上)周氏兄弟这些观点，在当时虽没有激起大的回响，但为“五四”新文学作了思想上的准备，可以说是“五四”时代“改造国民性”与“为人生的文学”的先声。
综观严复、王国维和周氏兄弟在20世纪初关于文学观念的一系列论述，可以说，以审美价值观为核心的现代性因素，早在1904～1908年间即已出现。严复、王国维和周氏兄弟在政治取向上完全不同，但他们对文学的本体、价值、功能等等的看法却惊人地相似。他们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途径接触到了西方现代美学和文艺学，而以此来观照和审视中国传统文学观念时，却得出了殊途同归的结论。但由于他们这些文学观念的超前性与当时陈腐僵化的国内文学界的巨大差距，使他们的主张在当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严复、王国维后来都放弃了文学创作。周氏兄弟也沉默十年之久，然而他们郁结于胸中的火种终于在“五四”文学革命中爆发。20世纪初先驱者们对文!学观念中现代性因素的探索，为“五四”准备了思想武器。虽然他们这些见解曾一度被历史遗忘，但仍值得后人去重新发掘、思考。
本文力图追溯这一观念的源头，揭示现代性文学观念最早是如何在中国文学中出现并逐渐聚集的，又对五四时代中国新文学的形成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一
文学观念的核心是文学的价值观。传统的文学价值观是兴观群怨、文以载道，注重的是文学的实用价值。而现代的文学价值观认为文学是一种艺术，注重的是文学的审美价值。最早认识到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审美价值的是严复，时间是1904年。在《诗庐说》一文中，他曾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诗者，两间至无用之物也。饥者得之不可以为饱，寒者挟之不足以为温。国之弱者不以诗强，世之乱者不以诗治。……其为物之无用而鲜实乃如此。 这一段话曾长期受到人们的误解，认为严复是在宣扬“诗歌无用论”(杨正典《严复评传》)。认为这是“主张为艺术而艺术，认为诗不能为其他的目的服务，是片面而不正确的看法”(周振甫《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严复》)。其实，严复关于诗歌无用的看法涉及到文学价值观的问题，并不那么简单。因为在下文中，严复又写道：
虽然无用矣，而大地自生民以来，异种殊族，繁然杂居。较其所以为群者，他事或偏有偏无，至于诗歌，则莫不有。是故诗之于人，若草木之花类，若鸟兽之鸣啸，发于自然，而莫能自己。……且吾闻之，世之有所为而后为者，其物皆奴系而不足贵也。术焉，器焉，得其所蕲，则皆等诸蘧庐而已。然则诗之所以独贵者，非以其无所可用也邪?无所可用者，不可使有用，用则失其真甚焉。
这一段文字意在说明，文学虽无具体功用，而于人生不可或缺。文中关于诗“发于自然”与反对“有所为而后为”的提法，使人容易想到道家思想的影响。但严复此文的思想资源出处远不止于此。如从中得出诗因此“独贵”的结论，这就不是道家思想所能限制的了。在本文中，严复又说：诗是“又所谓美术之一也”。而“美术，意造而恒超夫事境之上。”这才是诗的价值不在具体功用而又“独贵”的关键所在。
清末民初的“美术”一语，系翻译名词，相当于今之“艺术”。鲁迅对此曾解释说：“美术为词，中国古所不道，此之所用，译自英之爱忒(art or fine art)。”(鲁迅《拟播布美术意见书》)art今译即艺术。严复此文，堪称是中国近代最早明确指出诗歌属于艺术的文字。而这种认为艺术的价值不在“术”、“器”等具体方面，而又为人生“不可无”的说法，虽然后半句还不够准确，但显然是出于西方现代文艺学，表现了一种现代纯文学体系的价值观，即审美价值观。在1906年译的《法意》按语中，严复对艺术与审美价值做了更明确的论述：
吾国有最乏而宜讲求，然猶未暇讲求者，则美术是也。夫美术者何?凡可以娱官神耳目。而所接在感情，不必关于理者是已。其在文也，为辞赋；其在听也，为乐，为歌诗；其在目也，为图画，为刻塑，为宫室，为城郭园亭之结构，为用器杂饰之百工，为五彩彰施玄黄浅深之相配，为道涂之平广，为表坊之崇闳。凡此皆中国盛时之所重，而西国今日犹争胜而不让人者也。而其事于吾国则何如?盖几几乎无一可称者矣。……东西古哲之言曰：人道之所贵者，一曰诚，二曰善，三曰美。或曰：支那人于诚伪善恶之辨，吾不具知。至于美丑，吾有以决其无能辨也。 这里对于包括文学在内的艺术的特点、功能，已经说得都很明确了。可以看出严复对中国文化中审美价值缺失的痛心疾首的感慨。也许正是有感于这种缺失，才使严复对那些意欲把作为艺术的文学与某种具体功用联系起来的观点深恶痛绝，坚决排拒。可以说，严复是最早从理论上认识到文学审美价值的近代作家之一。而只要想一想他的《本馆附印说部缘起》就可以明白，严复并不是看不到文学的社会作用的。
二
与严复几乎同时，另一个汲汲于西方近现代美学和文艺学，并思索着文学价值观的人，是王国维。1904～1907年间，王国维发表了一系列论文，以审美的眼光，对文学的本体、价值、功能、范围等进行了深入的考察。从康德、叔本华的美学理论中，王国维找到了艺术之美的价值独立存在的依据。在写于1904年的《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一文中，王国维开宗明义即指出：
天下有最神圣、最尊贵，而无与于当世之用者。哲学与美术而已。天下之人嚣然谓之曰“无用”，无损于哲学、美术之价值也。
在下文中，他又再三举例，说明传统文学中的忠君爱国、劝善惩恶之类，并非文学价值的真谛：
“自谓颇腾达，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非杜子美之抱负乎?“胡不上书自荐达，坐令四海如虞唐”非韩退之之忠告乎?“寂寞已甘千古笑。驰驱犹望两河平”非陆务观之悲愤乎?如此者，世谓之大诗人。……呜呼!美术之无独立价值也久矣。此无怪历代诗人多托于忠君爱国、劝善惩恶之意，以自解免，而纯粹美术上之著述。往往受世之迫害，而无人为之昭雪也。此亦我国哲学美术不发达之一原因也。
杜甫、韩愈、陆游的上述诗句，在我国传统的文学观念中，向来都被认为是忠君爱国的典范而受到肯定。然而王国维却用“如此者”三字，表达了对此类诗句的不以为然，并将其作为“美术之无独立价值也久矣”的例子。既然文学的价值不在传统文学观中的忠君爱国、劝善惩恶之类具体用途，那它必定另有所在。王国维在再三宣示文学艺术“无用”之后，道出了他心中艺术(包括文学)的真正价值：
夫哲学与美术所志者，真理也。
王国维拈出真理二字，遂使一切文以载道、兴观群怨、忠爱劝惩之类的传统文学价值观念，顿失光辉。同时，他又指出：“美术中以诗歌、戏曲、小说为其顶点，以其目的在描写人生故。”(王国维《红楼梦评论》)艺术的追求真理，是通过自己的独特方式来进行的，那就是“描写人生”即审美的方式。这就告诉人们，艺术的“独立价值”就是审美价值。
王国维的人生观是消极的，他的政治态度也是守旧的。这种审美的文学价值观与消极的人生观和守旧的政治立场结合在一个人身上，因此往往容易被人们误解。其实，如果我们实事求是地分析，就会看到文学观并不简单地等同于人生观，更不等同于政治立场。政治守旧的王国维却是开创现代性文学观念的先驱者。近代文学中这种错综复杂的现象，值得我们去认真思索。
三
比严复和王国维稍晚，从另一个角度开始了现代性文学观念探索的，是留学日本的鲁迅和周作人两兄弟。他们对文学审美价值观的论述，也是从文学的“无用”开始的。在发表于1908年的《摩罗诗力说》中，鲁 迅对文学的审美价值有过精到的论述：
由纯文学上言之，则一切美术之性质，皆在使观听之人，为之兴感怡悦。文章为美术之一，质当亦然，与个人暨邦国之存，无所系属。实利离尽，究理弗存。故其为效。益智不如史乘，诫人不如格言，致富不如工商，弋功名不如卒业之券。特世有文章，而人乃以几于具足。英人道覃(E·Dowden)有言曰：“美术文章之杰出于世者，观诵而后，似无裨于人间者，往往有之。然吾人乐于观诵，如游巨浸，前临渺茫，浮游波际，游泳既已，神质悉移。而彼之大海，实仅波起涛飞，绝无情愫，未始以一教训一格言相授，顾游者之元气体力，则为之陡增也。”……所以者何?以能涵养人之神思耳。涵养人之神思，即文章之职与用也。
在与严复、王国维一样描述了文学的“无用”之后，正是鲁迅最先明确地从价值观上，正面揭示了文学的审美价值，指出文学是艺术的一种，其本质在于“使观听之人，为之兴感怡悦”，即得到审美的享受。周作人也指出：“文章一科，后当别为孤宗，不为它物所统。”(周作人《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近时论文之失》)文学自有独立的审美价值，而不是什么载道之具。周氏兄弟在文学价值观这个文学观念的核心领域高扬起审美价值的旗帜，为中国文学观念的现代性变革奠定了理论基础。
周氏兄弟与王国维一样，都在论述中反复强调审美价值的不可或缺与不可替代性，抵制把文学当作政治或经济工具的倾向。鲁迅曾坚决驳斥“笃守功利，摈斥歌诗”的行为，认为“黄金黑铁，断不足以兴国家。”(《摩罗诗力说》)周作人则指出，中国古代“文章之士，非以是为致君尧舜之方，即以为弋誉求荣之道，孜孜者唯实利之图，至不惜折其天赋之性灵以自渎樊鞅。”(《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近时论文之失》)然而，尽管周氏兄弟坚持把文学的审美价值放在首位，但并不像王国维那样消极地看待人生。他们认为，既然文学发自内心，一个民族的文学就是一个民族的“心声”，“文章之中可見国民之心意”(同上)。因此，文学的功用不在具体方面，而在改造人的精神方面。“文章为国民精神之所寄。精神而盛，文章即因以发煌；精神而衰，文章亦足以补救。文章虽非实用，但却有远功。”(同上)周氏兄弟这些观点，在当时虽没有激起大的回响，但为“五四”新文学作了思想上的准备，可以说是“五四”时代“改造国民性”与“为人生的文学”的先声。
综观严复、王国维和周氏兄弟在20世纪初关于文学观念的一系列论述，可以说，以审美价值观为核心的现代性因素，早在1904～1908年间即已出现。严复、王国维和周氏兄弟在政治取向上完全不同，但他们对文学的本体、价值、功能等等的看法却惊人地相似。他们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途径接触到了西方现代美学和文艺学，而以此来观照和审视中国传统文学观念时，却得出了殊途同归的结论。但由于他们这些文学观念的超前性与当时陈腐僵化的国内文学界的巨大差距，使他们的主张在当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严复、王国维后来都放弃了文学创作。周氏兄弟也沉默十年之久，然而他们郁结于胸中的火种终于在“五四”文学革命中爆发。20世纪初先驱者们对文!学观念中现代性因素的探索，为“五四”准备了思想武器。虽然他们这些见解曾一度被历史遗忘，但仍值得后人去重新发掘、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