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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5年，英国人马嘉理到云南“探险”，与当地居民发生冲突被杀，是为“马嘉理事件”。英国政府借机滋事，迫使清政府与之签订了《烟台条约》。随后，英国政府又强迫清政府派大员亲赴英伦“道歉”。1875年8月，清政府无奈之下任命原福建按察使、兵部左侍郎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郭嵩焘为“谢罪”使臣。后来，清政府又命郭嵩焘出任驻英国公使。这样，近代中国第一位驻外使节就在这样的无奈与尴尬中产生了。
郭嵩焘（1818~1891），字伯琛，号筠仙，湖南湘阴人，道光二十七年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南书房行走，广东巡抚，礼部、兵部侍郎等职，中国近代首任驻英、法公使。是中国近代继魏源之后的又一位主张全面学习西方和对外开放的杰出启蒙思想家。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发生时，郭嵩焘正任浙江学政罗文俊的幕府。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郭嵩焘协助蒙古穆尔沁郡王憎格林沁办理天津防务。两次鸦片战争的亲身经历和惨痛结局，使他深刻认识到：如何同西方列强相处，能否正确地办理洋务，已成为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头号难题。
咸丰六年（1856）年初，他受曾国藩之托，去浙江、上海等地筹款，购买西洋武器。在这段时间中，他亲眼看到了西方的物质文明，参观了西洋传教士麦都事创办的墨海书馆，结识了著名科学家李善兰等人。郭嵩焘已清楚看到，西方各国之所长，不仅是在“坚船利炮”等武器方面，而是在医学、农学、数学、建筑学等各个方面。1859年2月，他给皇帝上疏，要求清政府创办学校，培养专门的外交人才。在中国最早的三所外国语学校中，他协办、主办了上海广方言馆和广州同文馆。
同治二年六月至同治五年（1863~1866）五月，郭嵩焘署理广东巡抚近三年。郭嵩焘本着“处置洋务以理求胜”的方针，在巡抚任上亲自处理了这样几件大事：一是处理伍崇曜借美国旗昌洋行贷款归还之事；二是同治三年五月开设广州同文馆之事；三是同治三年九月与荷兰使臣换约之事；四是同治四年四月从香港引渡候玉田（太平天国森王）之事；五是处理英国人入潮州城之事。这些“洋务”实践丰富了郭嵩焘的外交经验，使他获得“通晓洋务”的名声。
郭嵩焘出使英国的消息传出时，清政府内部有不少王公大臣与名士还抱着“天朝上国”的狭隘观念，在当时人的眼中，郭嵩焘的洋务主张就已经标新立异，令人侧目了，而这次，他竟自弃父母之邦，远赴夷人之国，简直是匪夷所思。他的一些湖南同乡更为他此行感到羞耻，甚至企图毁掉他的老宅。当时，有人竟然编写了这样一副极为尖刻的对联来羞辱他：“出乎其类，拔乎其草，不见容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1876年12月1日郭嵩焘在众人的争议和非议声中踏上了出使之路，1877年1月21日抵达伦敦。如果说林则徐、魏源是隔洋看世界的话，那么，郭嵩焘则是中国近代第一位走出国门、实地考察与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的杰出思想家。
在英国，郭嵩焘从容地参见英国女王，递交了国书，树立了中国外交官的良好形象，并对属员规定了五戒：一戒吸食洋烟，二戒嫖，三戒赌，四戒外出游荡，五戒口角喧嚷，被英人誉为“所见东方人中最有教养者”。他在开展正常外交工作、处理日常外交事务之余，主要就是考察英、法、德、瑞士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军事、外交、科学等各方面的情况，结识了英国国王、政府首相等社会各界的知名人士。1877年10月16日，郭嵩焘受厂主毕谛邀请访问了他在伦敦附近的电气厂办公地，并试用了刚发明不久的电话，这是中国人历史上第一次使用电话。
郭嵩焘曾把使英途中见闻逐日详记，编辑成《使西纪程》一书，将书寄回中国，呈总理衙门刊刻，顿时激起满朝士大夫公愤，要求将其撤职查办。翰林院编修何金寿参劾他“有二心于英国，想对英国称臣”，结果此书被清廷申斥毁版，严禁流行。
郭嵩焘的副手刘锡鸿也上书参劾，认为郭嵩焘最大的“罪状”有三：披外国人的衣物、向其他国君主起立致敬、听音乐会时效仿洋人索取节目单，由此足见当时国人愚昧之深。刘还秘密弹劾郭嵩焘“十款”罪状，极尽罗织诬陷之能事。刘锡鸿指责郭嵩焘的“罪状”，其实都合乎国际礼仪，这反而印证了英国人称郭嵩焘为“所见东方最有教养者”的赞誉。由于清朝守旧势力过于强大，从朝廷到京师大夫对郭嵩焘一片唾骂指责之声，他只得在任期未满（仅仅一年零七个月）之时，奏请因病销差，清政府立即同意并派曾纪泽接任。
从欧洲出使归来之后，郭嵩焘一直受到清朝廷的贬斥与冷遇，不仅其著述《使西纪程》被毁版封杀，而且再也没有起用过他，死后也没有赐谥。面对着世人的攻击与毁谤，郭嵩焘曾豁达地表示：“区区一时之毁誉，其犹飘风，须臾变灭，良亦无足计耳。”他坚信自己的主张，是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终究会被后人所认识与理解的。
改革开放以后，学术界开始对洋务运动的重新讨论与评价，郭嵩焘越来越受到重视。《郭嵩焘诗文集》、《郭嵩焘奏稿》、《使西纪程》、《礼记质疑》等过去刊刻过的著作重新出版，被尘封近100年之久的《郭嵩焘日记》，也被整理为四大卷相继公开出版了。历史终于给予了郭嵩焘应有的评价，正如郭嵩焘晚年在其《戏书小像》诗两首中说：“流芳百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
（作者单位：唐山师院玉田分校）
郭嵩焘（1818~1891），字伯琛，号筠仙，湖南湘阴人，道光二十七年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南书房行走，广东巡抚，礼部、兵部侍郎等职，中国近代首任驻英、法公使。是中国近代继魏源之后的又一位主张全面学习西方和对外开放的杰出启蒙思想家。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发生时，郭嵩焘正任浙江学政罗文俊的幕府。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郭嵩焘协助蒙古穆尔沁郡王憎格林沁办理天津防务。两次鸦片战争的亲身经历和惨痛结局，使他深刻认识到：如何同西方列强相处，能否正确地办理洋务，已成为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头号难题。
咸丰六年（1856）年初，他受曾国藩之托，去浙江、上海等地筹款，购买西洋武器。在这段时间中，他亲眼看到了西方的物质文明，参观了西洋传教士麦都事创办的墨海书馆，结识了著名科学家李善兰等人。郭嵩焘已清楚看到，西方各国之所长，不仅是在“坚船利炮”等武器方面，而是在医学、农学、数学、建筑学等各个方面。1859年2月，他给皇帝上疏，要求清政府创办学校，培养专门的外交人才。在中国最早的三所外国语学校中，他协办、主办了上海广方言馆和广州同文馆。
同治二年六月至同治五年（1863~1866）五月，郭嵩焘署理广东巡抚近三年。郭嵩焘本着“处置洋务以理求胜”的方针，在巡抚任上亲自处理了这样几件大事：一是处理伍崇曜借美国旗昌洋行贷款归还之事；二是同治三年五月开设广州同文馆之事；三是同治三年九月与荷兰使臣换约之事；四是同治四年四月从香港引渡候玉田（太平天国森王）之事；五是处理英国人入潮州城之事。这些“洋务”实践丰富了郭嵩焘的外交经验，使他获得“通晓洋务”的名声。
郭嵩焘出使英国的消息传出时，清政府内部有不少王公大臣与名士还抱着“天朝上国”的狭隘观念，在当时人的眼中，郭嵩焘的洋务主张就已经标新立异，令人侧目了，而这次，他竟自弃父母之邦，远赴夷人之国，简直是匪夷所思。他的一些湖南同乡更为他此行感到羞耻，甚至企图毁掉他的老宅。当时，有人竟然编写了这样一副极为尖刻的对联来羞辱他：“出乎其类，拔乎其草，不见容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1876年12月1日郭嵩焘在众人的争议和非议声中踏上了出使之路，1877年1月21日抵达伦敦。如果说林则徐、魏源是隔洋看世界的话，那么，郭嵩焘则是中国近代第一位走出国门、实地考察与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的杰出思想家。
在英国，郭嵩焘从容地参见英国女王，递交了国书，树立了中国外交官的良好形象，并对属员规定了五戒：一戒吸食洋烟，二戒嫖，三戒赌，四戒外出游荡，五戒口角喧嚷，被英人誉为“所见东方人中最有教养者”。他在开展正常外交工作、处理日常外交事务之余，主要就是考察英、法、德、瑞士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军事、外交、科学等各方面的情况，结识了英国国王、政府首相等社会各界的知名人士。1877年10月16日，郭嵩焘受厂主毕谛邀请访问了他在伦敦附近的电气厂办公地，并试用了刚发明不久的电话，这是中国人历史上第一次使用电话。
郭嵩焘曾把使英途中见闻逐日详记，编辑成《使西纪程》一书，将书寄回中国，呈总理衙门刊刻，顿时激起满朝士大夫公愤，要求将其撤职查办。翰林院编修何金寿参劾他“有二心于英国，想对英国称臣”，结果此书被清廷申斥毁版，严禁流行。
郭嵩焘的副手刘锡鸿也上书参劾，认为郭嵩焘最大的“罪状”有三：披外国人的衣物、向其他国君主起立致敬、听音乐会时效仿洋人索取节目单，由此足见当时国人愚昧之深。刘还秘密弹劾郭嵩焘“十款”罪状，极尽罗织诬陷之能事。刘锡鸿指责郭嵩焘的“罪状”，其实都合乎国际礼仪，这反而印证了英国人称郭嵩焘为“所见东方最有教养者”的赞誉。由于清朝守旧势力过于强大，从朝廷到京师大夫对郭嵩焘一片唾骂指责之声，他只得在任期未满（仅仅一年零七个月）之时，奏请因病销差，清政府立即同意并派曾纪泽接任。
从欧洲出使归来之后，郭嵩焘一直受到清朝廷的贬斥与冷遇，不仅其著述《使西纪程》被毁版封杀，而且再也没有起用过他，死后也没有赐谥。面对着世人的攻击与毁谤，郭嵩焘曾豁达地表示：“区区一时之毁誉，其犹飘风，须臾变灭，良亦无足计耳。”他坚信自己的主张，是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终究会被后人所认识与理解的。
改革开放以后，学术界开始对洋务运动的重新讨论与评价，郭嵩焘越来越受到重视。《郭嵩焘诗文集》、《郭嵩焘奏稿》、《使西纪程》、《礼记质疑》等过去刊刻过的著作重新出版，被尘封近100年之久的《郭嵩焘日记》，也被整理为四大卷相继公开出版了。历史终于给予了郭嵩焘应有的评价，正如郭嵩焘晚年在其《戏书小像》诗两首中说：“流芳百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
（作者单位：唐山师院玉田分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