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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袁宏道的后半生饱受疾病折磨，疾病也为其创作提供了特殊的体验。《去吴七牍》以“孝”以“病”以去官，不似《陈情表》柔滑，然步步衔接，由情及理，将一封公文写得绘声绘色，展现了中郎独特的情怀。与友人的书信各有妙处，给朱司理的尺牍不仅量多，且极尽夸张，目的性明显的同时却不使人感到厌烦，在与其他友人的尺牍，袁宏道更多地坦诚内心的脆弱与想法。其疾病书写善于描绘自身的痛苦，苦情之至，却也是内心情感的真实体现，尤能代表袁宏道的文学思想主张。
关键词：疾病书写；公文；尺牍；苦情
袁宏道被称为公安派实际上的领袖，才情为最之故，从已有文献看，袁宏道是一个乐于创作并有意识保存和传播其作品的文人，从其不同时期的作品可以窥见他的心路变化。进代钱伯城点校版《袁宏道集笺校》，大体以时间为序，为研究袁宏道文学思想之路提供了极大便利。
中郎一生，几经沉浮，辞官吴县，隐居柳浪，离任吏部，固追求“自适”之缘故，其身体的衰败也举足轻重。据袁中道《吏部验封司郎中中郎先生行状》，“先生偶病疟，又家中有书来云詹姑病危”，袁宏道初仕吴县，职位低而县务繁芜，期年之后，退意顿生，恰逢“病疟”，勉力处理县务，终不得行。又中郎《告病疏》：
二十八年，……于今六月，臣由水道复命，行至安庆，火病大作，胸膈烦闷，嗽喘弥月，肌肉尽销，仅余皮骨。剑戟支床，动转不得，日进数匕，呕吐者半。纔抵瓜、仪，适遇臣亡兄右春坊右庶子臣宗道柩还，一恸倒地，病势遂极。骨肉凋残，埋忧无地，肝肠荼毒，望死如乡，悲惨之极，病始不支。延仪真医生鲁明道等诊视，皆云火形可攻，心痾难拔，药饵徒伤，补克俱损。假之数月，万一有瘳。
兄长宗道死于任上，袁宏道受到不小打击，身体进一步受到摧残，难以复原，宏道终年疾病缠身，殁于火病，其文学创作受其影响颇深。
一、公文之“真”
《去吴七牍》的创作时间为万历二十四年至万历二十五年初，附于《锦帆集》之后，最早由吴郡袁无涯于万历三十年刊刻，集名和作者都按袁宏道原意，可见袁宏道对其的满意程度。《<去吴七牍>的修辞策略》评价其“声泪俱下，以情感人”、“态度坚决，方式灵活”，《乞归稿一》与《乞归稿二》以“孝”为中心，以庶祖母病中为由，字字凝情，句句含泪，将“独抒性灵”贯彻到极致。从《乞改稿一》始，中郎转变方式，重点阐释自己病重，无力县务，从情到理，在公文中也保持其“真”的本质。
李密一封《陈情表》，融情于事，从自身不幸命运出发，自小与祖母凄苦相依，而今祖母老迈，若不能侍药床前，实乃不孝，如此不堪为国之栋梁。其后明确表达自己忠君爱国的情节，表明自身立场，以孝感人，委婉情深。在《去吴七牍》中，《乞归稿一》与《乞归稿二》以庶祖母詹氏之病重而欲辞官，然袁宏道的成长历程相比李密可谓顺风顺水，对詹氏的情谊也未见有其言说的那般深，故在“情”之一字，袁不若李之深切感人也。袁宏道《乞改稿一》至《乞改稿五》则更多从自身病痛出发，言其“郁火焚心，渐至伤脾，药石强投，饮食顿减”，数月之后，毫无进展，《乞改稿四》与《乞改稿五》写作之时，袁宏道已经“将妻孥行李，移至前途，单身在宅，专候命下”。
袁宏道的《去吴七牍》乃上奏州府长官之公文，由亲情而苦情，到最后竟有几分无赖架势。而李密身份敏感，前朝之臣的身份使其在《陈情表》中谨小慎微，一言一语皆深思熟虑，未敢表露半分不愿的情绪。袁宏道另一篇告病公文《告病疏》，以病为由，又因其兄病逝的打击，“一恸倒地，病势遂极”，“心痾难拔，药饵徒伤”，“万不得已之情”与“万不可支之病”乃万历二十八年袁宏道辞职之由，全文结构严谨，写实为主，条理清晰。述以理，辅以情，虽不及李密《陈情表》感情充沛，柔肠百转，除却夸张叙事的成分，完美呈現了袁宏道对“自适”的渴求以及对辞官一事的坚决。
袁宏道万历二十八年告假归隐，疾病仅为很微小的原因，对政治的失望以及伯修死于任上才是真正的原因，时局暗淡，前途渺茫，而生死堪忧。中郎《答黄无凈祠部》云：“弟往在邸，尝语伯修曰：‘今时作官，遭横口横事者甚多，安知独不到我等也？今日吊同乡，明日吊同年，又明日吊某大老，鬼多于人，哭倍于贺，又安知不到我等也？’以是无会不极口劝伯修归，及警策身心事，盖深虑朝露之无常，石火之不待。不幸而不待者果不相待，痛哉！……以弟观之，眼前数十年内，所余几何，纵复得之，有何光景？若不力学，皆是添叶之日。程途有分，资梁早办，便为得计，去之迟速，可勿论也。”为官几载，却不在重位，伯修客死异乡给了袁宏道最直接的打击，“心痾”由此而生，再难拔除。
二、与诸友尺牍的差别对待
袁宏道在令吴时期广交好友，以尺牍交游，在萌发了辞官的念头之后，与友人的书信来往日渐频繁，其中诉苦尺牍引人注目，《笺校》卷五、卷六共收录此类尺牍20篇。
据袁小修《行状》，袁宏道在万历二十四年“偶病虐”，此外未多作赘述，可推测时年袁中郎虽病却未危及生命，袁宏道《乞改稿一》言：“医延三人，时踰数月，秋毫莫效，精血损耗，瘦骨如戟，愈补愈虚，转攻转盛。”可见夸张。在一系列写令吴苦病的尺牍中，袁宏道写与朱虞言的尺牍值得深思。
朱虞言与袁宏道属同科进士，而朱虞言当时在苏州府任推官一职，是袁宏道直接上司的近官。在与朱虞言的尺牍中，袁宏道极尽夸张之能事，因“连读不得请”，而“呕血症遂大作，近已作床褥中物，不知可得起否”，将病因归结到“连读不得请”之上，病情久久不得缓解，“畏风日如强敌，不知何日可得称人”，又以王子声、李丹阳之死恳求朱虞言以求去，到最后将自己的状况比作“鸟之在笼，羽翼皆胶，动转不得”，而“大抵病因于抑，抑因于官，官不去，病必不痊”，告知其妻孥行李已先行，与《乞改稿四》同步，表明了自己辞官的决心。
而与其他友人的尺牍中，袁宏道更多表达了自己对生命的珍视，如：
连日头眩目昏，呕血数斗，恐遂不能起，未免以墓文累大笔也，奈何哉，奈何哉！不肖此时唯首丘是望，报刘又属第二着矣。 走病疟，几无复人理。倏而雪窖冰霄，倏而烁石流金，南方之焰山，北方之冰国，一朝殆遍矣。夫司命可以罚此下土者良多，何必疟也，毒哉！
病人的心态往往较常人脆弱，心思亦更加敏感，“疾病之于作家的心态和心态及创作关系问题有着别样的关系，并在文学中形成各种特殊的表达意向和象征隐喻世界，且从独特性与整体性关系上表现出更为普遍的人学和文学意义”。袁宏道令吴所患“恶病”，“既病在身，更病在心”，唯有辞官，徜徉山水，方得痊。这段时期袁宏道的疾病描写前后反差明显，辞官之前如前文所述，消极哀伤，病痛渗于纸面，辞官之后则是完全相反的景象，此时的袁宏道摆脱了繁杂的县务，竟是感激起了这场“几乎夺取他性命的疾病”，并以为乐事，如尺牍《张幼于》篇：“以令致病，以病解令，令诚苦我，病不乐我耶？”又“疟病甚成就我，毕竟成就我去，快哉！” “病是苦事，以病去官，是极乐事。官是病因，苦为乐种。弟深得意此病，但恨害不早耳。”掷却乌纱，以求自适，达到目的之后，苦便不再是苦，而是“极乐”。
三、“苦情”与书写“痛苦”
孟郊以“苦吟”著称，早年间动荡的政治局面，颠沛流离的生活，生命渐老而功业未成，给孟郊带来莫大的痛苦却无力改变，于是他将之宣泄到诗歌中，来缓解“国家动乱、名不聊生之痛，壮志难酬、知音难觅之伤，生活困顿、居无定所之愁，亲人离去、朋友凋零之悲，生命渐老、功业未成之哀”。有意识地将这种悲伤哀婉的情绪带入诗歌的创作中，形成孟郊“苦吟”的诗风。孟郊在《偷诗》中自述道：
饿犬齚枯骨，自吃馋饥涎。今文与古文，各各称可怜。亦如婴儿食，饧桃口旋旋。唯有一点味，岂见逃景延。绳床独坐翁，默览有所传。终当罢文字，别着逍遥篇，从来文字凈，君子不以贤。
而孟郊的“穷困”是造成其诗热衷于描写苦痛内容的重要因素，袁宏道的疾病文学创作则是表达苦痛。早年间的《病中短歌》诗，描绘自己病中憔悴可怜的样貌，“头发未长颠已朽”、“面貌如烟戟露肘”；《去吴七牍》向长官描绘自己的病状，“精血耗损，瘦骨如戟”；与诸友的尺牍更是将自己的痛苦展现地淋漓尽致，“走病疟，几无复人理。倏而雪窖冰霄，倏而烁石流金，南方之焰山，北方之冰国，一朝殆遍矣”， “一病五月，几往太山治鬼，徼福得少痊，然已面如烟，骨如系，肘如戟，移牍归矣”，“病来五月，鸡骨支床，面貌如烟，肘指如戟”。“戟”之一字，在袁宏道疾病书写中颇受偏爱，“戟”为武器，细长尖锐， 用于描写病中的形貌，不由让人联想到形销骨立、面目憔悴的病中形象。“戟”之一字，虽无“苦痛”却又饱含“苦痛”，苦情之至。
袁宏道疾病文学的“苦情”偏重于书写“痛苦”，以“诉苦”为主，以达到辞官解脱与心理解脱的目的。年少时诉苦于诗，《去吴七牍》向长官诉苦，以求達成辞官之愿，向朱虞言诉苦，旨在为其求情，向诸友人诉苦，得到友人的理解同情。独抒性灵，直接表达所求，即使目的性明显，依旧无法使他人对其产生功利映象。
注释：
①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二十三“士人張幼于”條言“主者以三人同列稍引嫌，為裁其一，則幼於也”。
②創作時間先于後同名者。
③ （明）袁宏道著，錢伯城箋校：《袁宏道集箋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87至188頁。
参考文献：
[1][唐]孟郊着 华忱之、喻学才校注.孟郊集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
[2][明]袁宏道着 钱伯城笺校.袁宏道集笺校[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3]易闻晓.公安派的文化阐释[M].山东：齐鲁书社，2003.
[4]周群.袁宏道评传[M].江苏：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
[5]熊礼汇.袁宏道<解脱集>散文艺术论[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3，6.
[6]邹忠民.疾病与文学[J].江西社会科学，2004，12.
[7]陈娟.<去吴七牍>的修辞策略[J].黄冈师范学院学报，2008，4.
[8]范新阳.论孟郊苦吟的心理机制[J].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4.
[9]聂广桥.孟郊的痛苦内容与解脱方式[J].宿州学院学报，2012，4.
作者简介：黄艳，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2015级硕士研究生。
关键词：疾病书写；公文；尺牍；苦情
袁宏道被称为公安派实际上的领袖，才情为最之故，从已有文献看，袁宏道是一个乐于创作并有意识保存和传播其作品的文人，从其不同时期的作品可以窥见他的心路变化。进代钱伯城点校版《袁宏道集笺校》，大体以时间为序，为研究袁宏道文学思想之路提供了极大便利。
中郎一生，几经沉浮，辞官吴县，隐居柳浪，离任吏部，固追求“自适”之缘故，其身体的衰败也举足轻重。据袁中道《吏部验封司郎中中郎先生行状》，“先生偶病疟，又家中有书来云詹姑病危”，袁宏道初仕吴县，职位低而县务繁芜，期年之后，退意顿生，恰逢“病疟”，勉力处理县务，终不得行。又中郎《告病疏》：
二十八年，……于今六月，臣由水道复命，行至安庆，火病大作，胸膈烦闷，嗽喘弥月，肌肉尽销，仅余皮骨。剑戟支床，动转不得，日进数匕，呕吐者半。纔抵瓜、仪，适遇臣亡兄右春坊右庶子臣宗道柩还，一恸倒地，病势遂极。骨肉凋残，埋忧无地，肝肠荼毒，望死如乡，悲惨之极，病始不支。延仪真医生鲁明道等诊视，皆云火形可攻，心痾难拔，药饵徒伤，补克俱损。假之数月，万一有瘳。
兄长宗道死于任上，袁宏道受到不小打击，身体进一步受到摧残，难以复原，宏道终年疾病缠身，殁于火病，其文学创作受其影响颇深。
一、公文之“真”
《去吴七牍》的创作时间为万历二十四年至万历二十五年初，附于《锦帆集》之后，最早由吴郡袁无涯于万历三十年刊刻，集名和作者都按袁宏道原意，可见袁宏道对其的满意程度。《<去吴七牍>的修辞策略》评价其“声泪俱下，以情感人”、“态度坚决，方式灵活”，《乞归稿一》与《乞归稿二》以“孝”为中心，以庶祖母病中为由，字字凝情，句句含泪，将“独抒性灵”贯彻到极致。从《乞改稿一》始，中郎转变方式，重点阐释自己病重，无力县务，从情到理，在公文中也保持其“真”的本质。
李密一封《陈情表》，融情于事，从自身不幸命运出发，自小与祖母凄苦相依，而今祖母老迈，若不能侍药床前，实乃不孝，如此不堪为国之栋梁。其后明确表达自己忠君爱国的情节，表明自身立场，以孝感人，委婉情深。在《去吴七牍》中，《乞归稿一》与《乞归稿二》以庶祖母詹氏之病重而欲辞官，然袁宏道的成长历程相比李密可谓顺风顺水，对詹氏的情谊也未见有其言说的那般深，故在“情”之一字，袁不若李之深切感人也。袁宏道《乞改稿一》至《乞改稿五》则更多从自身病痛出发，言其“郁火焚心，渐至伤脾，药石强投，饮食顿减”，数月之后，毫无进展，《乞改稿四》与《乞改稿五》写作之时，袁宏道已经“将妻孥行李，移至前途，单身在宅，专候命下”。
袁宏道的《去吴七牍》乃上奏州府长官之公文，由亲情而苦情，到最后竟有几分无赖架势。而李密身份敏感，前朝之臣的身份使其在《陈情表》中谨小慎微，一言一语皆深思熟虑，未敢表露半分不愿的情绪。袁宏道另一篇告病公文《告病疏》，以病为由，又因其兄病逝的打击，“一恸倒地，病势遂极”，“心痾难拔，药饵徒伤”，“万不得已之情”与“万不可支之病”乃万历二十八年袁宏道辞职之由，全文结构严谨，写实为主，条理清晰。述以理，辅以情，虽不及李密《陈情表》感情充沛，柔肠百转，除却夸张叙事的成分，完美呈現了袁宏道对“自适”的渴求以及对辞官一事的坚决。
袁宏道万历二十八年告假归隐，疾病仅为很微小的原因，对政治的失望以及伯修死于任上才是真正的原因，时局暗淡，前途渺茫，而生死堪忧。中郎《答黄无凈祠部》云：“弟往在邸，尝语伯修曰：‘今时作官，遭横口横事者甚多，安知独不到我等也？今日吊同乡，明日吊同年，又明日吊某大老，鬼多于人，哭倍于贺，又安知不到我等也？’以是无会不极口劝伯修归，及警策身心事，盖深虑朝露之无常，石火之不待。不幸而不待者果不相待，痛哉！……以弟观之，眼前数十年内，所余几何，纵复得之，有何光景？若不力学，皆是添叶之日。程途有分，资梁早办，便为得计，去之迟速，可勿论也。”为官几载，却不在重位，伯修客死异乡给了袁宏道最直接的打击，“心痾”由此而生，再难拔除。
二、与诸友尺牍的差别对待
袁宏道在令吴时期广交好友，以尺牍交游，在萌发了辞官的念头之后，与友人的书信来往日渐频繁，其中诉苦尺牍引人注目，《笺校》卷五、卷六共收录此类尺牍20篇。
据袁小修《行状》，袁宏道在万历二十四年“偶病虐”，此外未多作赘述，可推测时年袁中郎虽病却未危及生命，袁宏道《乞改稿一》言：“医延三人，时踰数月，秋毫莫效，精血损耗，瘦骨如戟，愈补愈虚，转攻转盛。”可见夸张。在一系列写令吴苦病的尺牍中，袁宏道写与朱虞言的尺牍值得深思。
朱虞言与袁宏道属同科进士，而朱虞言当时在苏州府任推官一职，是袁宏道直接上司的近官。在与朱虞言的尺牍中，袁宏道极尽夸张之能事，因“连读不得请”，而“呕血症遂大作，近已作床褥中物，不知可得起否”，将病因归结到“连读不得请”之上，病情久久不得缓解，“畏风日如强敌，不知何日可得称人”，又以王子声、李丹阳之死恳求朱虞言以求去，到最后将自己的状况比作“鸟之在笼，羽翼皆胶，动转不得”，而“大抵病因于抑，抑因于官，官不去，病必不痊”，告知其妻孥行李已先行，与《乞改稿四》同步，表明了自己辞官的决心。
而与其他友人的尺牍中，袁宏道更多表达了自己对生命的珍视，如：
连日头眩目昏，呕血数斗，恐遂不能起，未免以墓文累大笔也，奈何哉，奈何哉！不肖此时唯首丘是望，报刘又属第二着矣。 走病疟，几无复人理。倏而雪窖冰霄，倏而烁石流金，南方之焰山，北方之冰国，一朝殆遍矣。夫司命可以罚此下土者良多，何必疟也，毒哉！
病人的心态往往较常人脆弱，心思亦更加敏感，“疾病之于作家的心态和心态及创作关系问题有着别样的关系，并在文学中形成各种特殊的表达意向和象征隐喻世界，且从独特性与整体性关系上表现出更为普遍的人学和文学意义”。袁宏道令吴所患“恶病”，“既病在身，更病在心”，唯有辞官，徜徉山水，方得痊。这段时期袁宏道的疾病描写前后反差明显，辞官之前如前文所述，消极哀伤，病痛渗于纸面，辞官之后则是完全相反的景象，此时的袁宏道摆脱了繁杂的县务，竟是感激起了这场“几乎夺取他性命的疾病”，并以为乐事，如尺牍《张幼于》篇：“以令致病，以病解令，令诚苦我，病不乐我耶？”又“疟病甚成就我，毕竟成就我去，快哉！” “病是苦事，以病去官，是极乐事。官是病因，苦为乐种。弟深得意此病，但恨害不早耳。”掷却乌纱，以求自适，达到目的之后，苦便不再是苦，而是“极乐”。
三、“苦情”与书写“痛苦”
孟郊以“苦吟”著称，早年间动荡的政治局面，颠沛流离的生活，生命渐老而功业未成，给孟郊带来莫大的痛苦却无力改变，于是他将之宣泄到诗歌中，来缓解“国家动乱、名不聊生之痛，壮志难酬、知音难觅之伤，生活困顿、居无定所之愁，亲人离去、朋友凋零之悲，生命渐老、功业未成之哀”。有意识地将这种悲伤哀婉的情绪带入诗歌的创作中，形成孟郊“苦吟”的诗风。孟郊在《偷诗》中自述道：
饿犬齚枯骨，自吃馋饥涎。今文与古文，各各称可怜。亦如婴儿食，饧桃口旋旋。唯有一点味，岂见逃景延。绳床独坐翁，默览有所传。终当罢文字，别着逍遥篇，从来文字凈，君子不以贤。
而孟郊的“穷困”是造成其诗热衷于描写苦痛内容的重要因素，袁宏道的疾病文学创作则是表达苦痛。早年间的《病中短歌》诗，描绘自己病中憔悴可怜的样貌，“头发未长颠已朽”、“面貌如烟戟露肘”；《去吴七牍》向长官描绘自己的病状，“精血耗损，瘦骨如戟”；与诸友的尺牍更是将自己的痛苦展现地淋漓尽致，“走病疟，几无复人理。倏而雪窖冰霄，倏而烁石流金，南方之焰山，北方之冰国，一朝殆遍矣”， “一病五月，几往太山治鬼，徼福得少痊，然已面如烟，骨如系，肘如戟，移牍归矣”，“病来五月，鸡骨支床，面貌如烟，肘指如戟”。“戟”之一字，在袁宏道疾病书写中颇受偏爱，“戟”为武器，细长尖锐， 用于描写病中的形貌，不由让人联想到形销骨立、面目憔悴的病中形象。“戟”之一字，虽无“苦痛”却又饱含“苦痛”，苦情之至。
袁宏道疾病文学的“苦情”偏重于书写“痛苦”，以“诉苦”为主，以达到辞官解脱与心理解脱的目的。年少时诉苦于诗，《去吴七牍》向长官诉苦，以求達成辞官之愿，向朱虞言诉苦，旨在为其求情，向诸友人诉苦，得到友人的理解同情。独抒性灵，直接表达所求，即使目的性明显，依旧无法使他人对其产生功利映象。
注释：
①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二十三“士人張幼于”條言“主者以三人同列稍引嫌，為裁其一，則幼於也”。
②創作時間先于後同名者。
③ （明）袁宏道著，錢伯城箋校：《袁宏道集箋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87至188頁。
参考文献：
[1][唐]孟郊着 华忱之、喻学才校注.孟郊集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
[2][明]袁宏道着 钱伯城笺校.袁宏道集笺校[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3]易闻晓.公安派的文化阐释[M].山东：齐鲁书社，2003.
[4]周群.袁宏道评传[M].江苏：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
[5]熊礼汇.袁宏道<解脱集>散文艺术论[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3，6.
[6]邹忠民.疾病与文学[J].江西社会科学，2004，12.
[7]陈娟.<去吴七牍>的修辞策略[J].黄冈师范学院学报，2008，4.
[8]范新阳.论孟郊苦吟的心理机制[J].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4.
[9]聂广桥.孟郊的痛苦内容与解脱方式[J].宿州学院学报，2012，4.
作者简介：黄艳，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2015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