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不讲诚信、欠钱不还、想尽办法耍赖的“老赖”们，常常是法院执行判决的一大痛点。不过近几年，继续耍赖，要付出的代价正越来越大。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解决‘执行难’问题。不断完善顶层设计，推动最高法与公安部、人民银行等多家单位跨部门合作，各方形成合力挤压失信被执行人的活动空间，在这种形势下，长久以来困扰司法正义的‘最后一公里’问题有望逐渐化解。”西南政法大学教授程德安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顶层设计的压力

　　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法官王磊告诉本刊记者，这几年每逢节假日出行高峰，就会有一部分失信被执行人因为无法乘坐高铁、飞机等出行，主动联系法院履行义务，粗略统计大概占案件总数的10%。
　　这背后，首先是顶层设计对“老赖”施加了压力。
　　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建立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对失信被执行人进行联合惩戒。
　　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联合中央文明办等八部门对失信被执行人进行信用惩戒，特别是实现对失信被执行人乘坐飞机、高铁的自动比对、自动拦截，产生立竿见影的惩戒效果和极大的社会影响力。
　　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对《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費的若干规定》进行了修改并正式施行。
　　2016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与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共60家单位签署文件，采取惩戒措施11类37大项150项，对失信被执行人担任公职、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出行、购房、旅游、投资、招投标等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行限制。

“因地制宜”

　　除最高法在全国范围内对“老赖”进行限制外，各地还根据自身情况制定了压缩“老赖”活动空间的举措。
　　王磊告诉本刊记者，门头沟区人民法院已与20多个街道以及民政、建委、公安等多部门形成联动机制，压缩“老赖”的活动空间。
　　“比如，被北京地区的法院依法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将被限制参与北京市京牌小客车指标摇号配置。”王磊说，“另外，门头沟拆迁非常多，建委、拆迁办公室、村委会都会及时向法院提供财产线索，当失信被执行人所在的村子面临拆迁时，拆迁办公室会第一时间冻结其拆迁款，直接打到法院账户，这种案件至少有数十个。”王磊说。
　　目前，一些省市还大力推动各地方政府部门建立对“老赖”的联合惩戒机制，比如，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与市行政审批局共同会签《关于建立对失信被执行人联合惩戒机制的实施意见》，“老赖”的近二百项行政审批将受限。

新媒体与“土”办法

　　当失信被执行人所在的村子面临拆迁时，拆迁办公室会第一时间冻结其拆迁款，直接打到法院账户，这种案件至少有数十个。

　　除了严厉的惩戒，全国范围内各级人民法院还在想方设法曝光“老赖”，除了传统的电视、报纸，一些法院还通过微信朋友圈精准曝光“老赖”，或与联通、移动等通信公司合作。为“老赖”设置专属彩铃。
　　王磊介绍，近年来门头沟法院充分运用新媒体，加大对失信被执行人的曝光力度，依托第三方平台，推送被执行人信息，实现对失信被执行人的精准曝光。
　　本刊记者梳理发现，在短视频平台抖音上，至少已经有130家各级人民法院入驻，其中大部分法院都通过官方账号宣传打击“老赖”。
　　根据公开信息，相当一部分“老赖”还钱就是因为亲友在刷抖音、朋友圈时看到了曝光信息。
　　比如，广西南宁市民周某在刷抖音时刷出了自己父亲登上“老赖”名单的大头照，当事人马上联系当地法院，主动配合履行义务。
　　程德安认为，法院不仅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也要依靠社会的力量来实现司法正义。利用微信、抖音等社交媒体曝光，就是发动人民群众压缩“老赖”的空间，由此对失信被执行人起到监督以及震慑作用，英美等国家的执法机构也有类似应用。
　　在西部一些欠发达地区，法官也有自己惩治“老赖”的“土”办法。
　　陕西省安康旬阳县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孙廉锋告诉本刊记者，在西部乡镇，因为失信被执行人的高消费本就非常少，所以“限高令”惩戒力度有限。
　　“我们运用了红黑榜宣传‘老赖’。旬阳县每个村委会门口都有红黑榜，我们把失信被执行人归入黑榜。让他面子上挂不住，通过这种很原始的手段督促履行。目前，我们一年至少有50～100起案件都是通过红黑榜成功倒逼‘老赖’自动履行的。”孙廉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