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人们在他书桌抽屉的夹层里发现了三封信，分别来自南斯拉夫的铁托、在大清洗中被处决的苏共领袖布哈林，以及列宁。铁托写道：“斯大林：不要再派人来杀我了。我们已经抓了五个人（中译本为‘500人’），其中一个带着炸弹，另一个拿着长枪如果你不停止派遣杀手，那我也将派一个去莫斯科，而我是不会派第二个的。”布哈林则以革命时期的名字相称：“柯巴，为什么我的死对你是必须的呢？”第三封信出自列宁临终前的口授，要求斯大林为粗言秽语向列宁夫人道歉：“您竟然粗暴地要我妻子接电话并辱骂了她因此，请您斟酌，您是同意收回您的话并且道歉，还是宁愿断绝我们之间的关系。”
　　斯大林为什么把这三封信留在身边？英国的俄苏史专家罗伯特·谢伟思分析，第一封宛如“黑帮之间的通信”——没有人敢像铁托这样和斯大林硬碰硬；第二封也许是为了重读时那一阵“满足的战栗”；而列宁的信伤他最重，也最让他耿耿于怀。
　　三封信出自三个不同时期，也许恰好反映出了斯大林的三个方面：他怎样获得权力，怎样巩固权力，以及怎样使用权力。
　　身为格鲁吉亚鞋匠的儿子，他童年经常遭到父亲的殴打，而洗衣妇母亲的溺爱，则进一步强化了他对父亲的仇视，虽然后来上了宗教学校，但很难想象他会成为神父。他矮小粗壮，两条胳膊长短不一，脸上带着天花留下的麻子，但最让他有别于同龄孩子的是，他眼睛里含着凶光。在街上打架，他不是最强壮的，却会“采用其他人避免采用的方法作为补偿”，这一点在日后登临最高权力宝座的道路上起了关键作用——其他革命领袖忙于演说、路线和纲领的时候，斯大林却在毫不起眼的地方，一砖一瓦地从事着党和政权的组织建设，难怪托洛茨基称他为“我们党内最杰出的庸才”，但无论盟友还是敌手，都大大低估了这个“亚洲人”的手段和决心。
　　斯大林是列宁用来对抗接班人托洛茨基的棋子，却得以在总书记的位置上，施展权谋，“拉一派打一派”，罢黜托洛茨基，再将盟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布哈林和李可夫统统灭除。所有这一切阴谋、背叛和杀戮，他做起来得心应手。加上集体化，大清洗和古拉格，今天已经很少有人挑战他是暴君的说法。但那些想从本书中读到他如何嗜血的读者恐怕会略感失望，因为谢伟思明确反对把斯大林简单地等同于“恶魔”——虽然他性格失衡，但决不是疯子，“斯大林所谓的疯狂中包含着条理”，是个“兢兢业业的统治者”。他保持着老革命在言行上的粗鲁，以及高加索人对复仇的迷恋，但同时也是知识分子，终其一生，他从未停止大量阅读。
　　谢伟思不仅试图将斯大林还原为一个普通人，而且更进一步，要将他塑造成一个“普通的统治者”。他说列宁和斯大林都受制于自己创造的政权，无法自由行事。他们建立的是一个在“资本家势力围困下的单一政党和单一意识形态的国家”，若不搞独裁，苏联便会解体，若搞言论自由和私营企业，便会受到反对派的猛烈攻击，不拼命发展工业和军事，便有遭到外国强权征服的危险。因此，斯大林的选择实际上是非常有限的。
　　我不认为这些话是要为斯大林脱罪，或刻意做到不偏不倚。事实上，斯大林越普通，越平庸，历史留下的记录就越可怕。
　　《斯大林传》
　　作者：[英]罗伯特·谢伟思
　　出版：华文出版社
　　定价：68元
　　《自由的权利》
　　作者：[德]阿克塞尔·霍耐特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定价：52元
　　正义论是当代哲学最活跃的领域，作者把它引入社会的现实这一应用范围，重新把正义论作为社会分析。
　　《疾驰的草原征服者：辽 西夏 金 元 》
　　作者：[日]杉山正明
　　出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定价：45元
　　在作者眼中，被很多人看做是阻断了本应由两宋来实现的国家统一大业的夏、辽与金，正是开启欧亚大陆世界史和中国史邂逅、交锋的六百年。
　　《你的权利从哪里来？》
　　作者：[美]艾伦·德肖维茨
　　出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定价：29.8元
　　权利产生于人类对非正义的经验。人类的权利是在与非正义做斗争的漫长过程中一步一步积累而成的，人类的权利是为了抵御各种各样的非正义行为而建立起来的。
　　《章乃器》
　　作者：李玉剛
　　出版：群言出版社
　　定价：56元
　　章乃器是救国会“七君子”之一。1949年后曾任粮食部长等职，1957年被打为右派。本书记载了章乃器一生经历，但1949年后所占篇幅不多。
　　《努尔哈赤全传》
　　作者：阎崇年
　　出版：江苏文艺出版社
　　定价：39.8元
　　作者努力呈现努尔哈赤的多面性，将其还原为一个普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