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不抑不扬，不紧不慢，冒险而不冒进，望新而不忘旧，这是科里亚诺人生哲学与智慧的体现。在献给9·11十周年的作品《甜美的早晨》中，这位老者的睿智和博学，第一次在中国绽放。
5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上海音乐厅热闹非凡。这天音乐会的门票早早售罄。电视台的转播车停驻于音乐厅门外，数台摄像机早已在音乐厅各角落设置了机位拍录。前来的各界名流有上海市市长韩正，上海交响乐团艺术总监余隆、作曲家谭盾、名媛靳羽西、小提琴家黄蒙拉......场内衣香鬓影，各界名流和乐评人聚首，甚至有从北京、广州赶过来的乐迷......
这一切，都只为了一个人—约翰·科里亚诺。大家共同企盼的，是上海交响乐团与纽约爱乐乐团共同委约作品《甜美的早晨》的亚洲首演。
光环下的科里亚诺
音乐会无疑是成功的。在华裔指挥家水蓝的指挥棒下，上海交响乐团和次女高音萨沙·库克将《甜美的早晨》发挥得淋漓尽致。这首为纪念9·11十周年的委约作品难度极大，虽然说它有传统交响乐的外表，每个乐章也打着标题以及唱词，但是作曲家的写作手法是绝对的非主流。
在长达30分钟的乐曲里，大部分乐段绝非标题所示的“甜美”，更多的是展现暴风雨来临前的隐约不安，残酷战争杀戮场面的血腥，痛失家园和亲人的无助，就连乐曲最后该表达甜美之意时，旋律其实并非那么大团圆结局般的明亮，而是众多不和谐音将乐曲渐渐地消褪在一个美丽的场景：“玫瑰会开花......春天会绽放......和平会到来......在一个甜美的早晨”。
水蓝的手还停驻在空中尚未放下，此刻的观众席如时空静止般屏住呼吸。待作品结束时最神圣的那刻静谧过去后，如雷般掌声才久久响起。作曲家约翰·科里亚诺，身着深棕色皮夹克，一身黑衣黑鞋，稍白的头发，从容地从观众席走上舞台，用不抑不扬的语调，向独唱的萨沙·库克、水蓝、上海交响乐团和在场所有观众致谢。
如此简单而朴素的步伐，很难让人联想到科里亚诺头顶的光环：身为一位作曲家，科里亚诺把该拿的所有作曲奖项收入囊中—奥斯卡最佳电影配乐、格莱美最佳古典音乐当代作曲奖、普利策音乐奖和格劳梅耶作曲奖。他是当今世界上最多产、最独特、最广受赞誉的作曲家之一，在过去四十多年里作品无数，包括三首交响曲、八首协奏曲在内的一百多首室内乐、声乐、合唱和管弦乐曲，已被世界上最优秀的乐团、独奏家和室内乐演奏家多次演奏和录音。
为了让记忆不被遗忘
2001年9月11日的那个早晨，晴朗，天蓝。纽约依旧繁忙，人们早起上班，看电视，遛狗，一切看上去都是那么平静。世贸中心数公里以外的科里亚诺也不例外，他在煮心爱的意大利面—这是他多年来的爱好。友人急促的电话打断了这一切。扭开电视的那一刹那，他下意识地察觉，“这是走向万劫不复的开始”（It’s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他跑出去，街上的人神色凝重，一句话都不说，一反常态地完全没有交流。他说，同样的场景他只遇过一次，是肯尼迪被刺杀的那天。
待第二座高楼坍塌，他才彻底意识到，家园，已不再是往昔那片无忧无虑的土地。那一刻的他，坍塌了，无法写出任何与之相关的旋律。直到阿兰·吉尔伯邀请他为9·11十周年写点什么。
“写点什么呢？我实在不知道，我只知道不应该写什么—不该写一部抽象的管弦乐作品。而且我心中唯一能确定的，就是这部作品要以《绿野仙踪》、《彩虹仙子》等戏剧和电影的词作者—诗人E·Y·哈堡的标题诗《甜美的早晨》结束，因为它幻想了一个和平安详的美丽世界。可作品该怎么开始呢？”他问自己。
在诗歌中找寻灵魂安息
为了寻找这个答案，科里亚诺拜访了位于纽约第九十二街的诗词中心，请馆长给他推荐诗歌。他想要一个宁静却又不安的开始，一个最血腥的杀戮场景，一个悲凉的镜头，然后才是那个乌托邦般甜美的早晨。馆长给他发来数以千计的诗歌，他仔细地将各种诗歌分门别类，一份一份地阅读，去感受，足足用了两个多月才挑到最合适的诗歌：波兰流亡诗人切斯拉夫·米沃什的《关于世界末日的歌》，《伊利亚特》，以及中国唐代文学家李白的《战城南》。在挑选诗歌的时候，作品的结构已经渐渐成型，然而这短短30分钟的作品，却耗费了他将近一年时间。
《关于世界末日的歌》作于1944年的华沙，二战尚未结束之时，讲述在世界终结之日一个寂静的场景：一片宁静，蜜蜂在转圈，渔夫在修网，菜贩在吆喝，女人正打算穿过田间。唯独一位白发老人的预言让人胆寒：“没有人相信正在发生的事。”这和9·11发生之时如出一辙。科里亚诺给这首诗的音乐是轻声而静止的，音量和张力都没有增加，却是接踵而至的不和谐与弦乐撕扯的音让人寒颤。
击碎这份平静的是第二首诗《伊利亚特》。每一次击杀都有细节叙述，而音乐也格外残暴冷酷。科里亚诺不仅运用了大量打击乐器模仿各种血腥的刀光剑影，还利用分布在乐团左中右的嘹亮小号吹响了战争的号角，绝对能让人想起9·11飞机撞入大楼时整个美国的溃败坍塌。
难道他就不怕让美国人再次想起那份不忍回首的重创吗？“我就是希望他们不要遗忘，要揭开他们痛苦的回忆，唤醒他们对和平的向往。这首曲子并不是只写9·11，它描述着所有战争，呼唤的是世界和平。”科里亚诺说。
诚然，听着第三部分李白的《战城南》，没有人不为此动容。一个无助的妇女看着战火连绵之地哀叹，“昨日城上人，今日城下鬼。妾家夫与儿，俱在鼙声里。”这并不是李白最著名的诗，却无阻它对科里亚诺心灵上的深深触动。对话在弦乐与单簧管中交流，女高音的呢喃愈发伤感，音乐逐渐悲凉。
直到第四首诗《甜美的早晨》，这份悲凉被不断升高的唱词“一个甜美的早晨”取代，描述的是一个春天花会开，和平会到来的甜美早晨，就像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梦想着一个没有战争的世界—这个梦也许无法实现，但无疑值得留存，值得人们渴望。
冒险而不冒进，望新而不忘旧
科里亚诺看似辉煌的一生，其实走得并不顺畅，至少最开始他没有得到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担任纽约爱乐乐团首席长达26年之久的小提琴手父亲的首肯。 他的室内乐作品有一首《为小提琴和钢琴而作的奏鸣曲》，最初是献给父亲和弹钢琴极为出色的母亲的礼物。出生在音乐世家，父母亲对于科里亚诺音乐生涯的态度可谓恶劣，毫不关心，也没有任何鼓励。只有中学时期的老师贝拉·蒂里斯夫人在鼓励他，“你有天赋，你知道吗？”科里亚诺尝试着让父母点头，写了首奏鸣曲送给他们，可是父亲随即放进了抽屉不了了之，直至这首作品获得了意大利的作曲奖，他本人也被邀请至现场领奖与聆听首演，父亲也不为所动。后来这部作品在波士顿首演，父亲的朋友苦苦劝说，并给予了热情洋溢的赞美，父亲才缓缓从抽屉拿出谱子开始拉琴，这一拉，便成为了父亲余下演奏生涯中的保留曲目。
父亲的首肯来之不易，比所有奖项都显得更弥足珍贵，这也许也造就了他如今淡定从容的睿智。科里亚诺不冒进的人生哲学中，藏着的是一份冒险的心。他爱旅游，爱新鲜事物，爱各种冒险经历。他说，人生就是一场冒险。
【对话科里亚诺】
我永远不做重复的事情
记者：在中国你开始最广为人知的作品，应该是《红色小提琴》的配乐。
科里亚诺：我非常喜欢《红色小提琴》，它是一部非常优秀的电影，讲述了一把制造于17世纪晚期，有三百多年历史红色小提琴的故事。制造者呕心沥血将它完成，涂上了夫人难产而死后的鲜血。这把价值连城的琴漂洋过海，在数个国家流浪，从制造地意大利流落到奥地利的一座修道院，陪着优秀的拉琴男孩埋葬后被偷，又被吉普赛人带着横跨欧洲到了英国，新主人死后又被其男仆带到文革中的中国，成了当时被禁止演奏的乐器，数十年来藏着。每一段故事都是如此凄美，我在给电影配曲时要将这几百年跨地域的故事结合一起，而且要让观众感觉到这些曲子是围绕着一个整体。
记者：通常是什么激发了你作曲的灵感呢？
科里亚诺：这可得要说上至少七小时了，因为我每次的灵感来源都不一样。我曾经为在纽约爱乐乐团担任首席的父亲写过一首曲子。当他去世后，我又写了一首单簧管协奏曲。在这首协奏曲的第二乐章，我特别安排了一段独奏和乐团首席的二重奏—因为我的父亲曾经是一位乐团首席。我还为一对挚友夫妇25周年结婚纪念写过曲子，却因为丈夫在首演之际去世，于是又加上了安魂曲的元素。所以说，写作的灵感来源是各种各样的。
记者：那你为鲍勃·迪伦写的那首曲子呢？
科里亚诺：那是很特别的一次经历！卡耐基音乐厅委托我为Sylvia McNair写一首大型歌曲作品，于是我想到了要用美国诗歌—悲伤的诗歌。但它们不仅要为美国诗歌爱好者所喜，还应该是全世界都耳熟能详，且深受爱戴的。那该选谁呢？当我毫无头绪时，好友建议我去看看鲍勃·迪伦的歌词。没人相信我从来没听过他的歌，你大概也不相信吧。
记者：确实难以置信。
科里亚诺：但这的确是事实，我从来没听过他的歌曲，因为乡村音乐并不能吸引我。所以我采取的办法是，从他厚厚的歌词本从中寻找灵感，这正如我为《甜美的早晨》做的准备工作一样。先是挑选出一批我喜欢的词，复印好整整齐齐地放在眼前。此刻，他的词在我眼中是优美的诗歌，我一首一首地阅读，从中编织串成一个故事。在作曲时，我完全不去听鲍勃·迪伦的版本，看着那些优美的文字，心中就有了节奏和旋律。最终，我写成的曲子与他的版本完全不一样。七首诗歌我选择了《铃鼓手先生》（Mr. Tambourine Man）、《晾衣绳》（Clothes Line）、《答案在风中飘扬》（Blowing in the Wind）、《战争的主人》（Masters of War）、《沿着了望塔》（All Along The Watchtower）、《自由的钟声》（Chimes of Freedom）和《永远年轻》（Forever Young），全是表达了对战争的厌恶，对和平的向往。
记者：你从来不听鲍勃·迪伦，那平时你都听些什么呢？
科里亚诺：你可以试着理解我为什么不听鲍勃·迪伦，因为当我最终听到他这些歌曲时，发现他通常只用三到四个和弦，而且架构都很近似，所以我的耳朵会受不了。但我很爱披头士，他们的音乐非常有趣，因为他们无论从和声还是节奏来看，都加入了许多新鲜元素，不断变化的配器，让音乐变得丰富多彩。我平时听的东西非常广泛，但老实说，在作曲的时候绝对不听任何曲子，因为那样会让我紧张且不知所措。我最喜欢听的是古典和浪漫派的室内乐作品。
记者：室内乐作品？
科里亚诺：像勃拉姆斯的钢琴四重曲，莫扎特的弦乐四重奏......给我带来了巨大的愉悦感，旋律是如此的美丽，以至于在听这些音乐时，我绝不会去分析它们的作品结构，因为早已烂熟于心。但在听现代音乐作品时我就会不自觉地想，这作曲家在这里意图是什么，那里为何要这样安排呢？我总是忍不住去想。但当我真的希望去享受音乐，寻求宁静，那么室内乐音乐绝对是首选。
记者：你最喜欢室内乐，也为乐团写了不少作品，例如你的三首交响乐作品。但你所采用的标题、题材都完全不一样。
科里亚诺：大多数情况是别人委托我写作。这三首交响乐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作品，我永远不会做重复的事情。这三首作品里我投入个人感情最深的是第一首，那是为了一位因艾滋病去世的友人而写。当时我的朋友已经处于垂死状态，我为他写了这首作品，投入了相当多的感情。他去听了作品在芝加哥的首演，并在一个星期后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这是个让人情绪波动相当大的一个漫长历程，能陪伴着好友走完了生命最后的道路，我感到没有遗憾了。
5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上海音乐厅热闹非凡。这天音乐会的门票早早售罄。电视台的转播车停驻于音乐厅门外，数台摄像机早已在音乐厅各角落设置了机位拍录。前来的各界名流有上海市市长韩正，上海交响乐团艺术总监余隆、作曲家谭盾、名媛靳羽西、小提琴家黄蒙拉......场内衣香鬓影，各界名流和乐评人聚首，甚至有从北京、广州赶过来的乐迷......
这一切，都只为了一个人—约翰·科里亚诺。大家共同企盼的，是上海交响乐团与纽约爱乐乐团共同委约作品《甜美的早晨》的亚洲首演。
光环下的科里亚诺
音乐会无疑是成功的。在华裔指挥家水蓝的指挥棒下，上海交响乐团和次女高音萨沙·库克将《甜美的早晨》发挥得淋漓尽致。这首为纪念9·11十周年的委约作品难度极大，虽然说它有传统交响乐的外表，每个乐章也打着标题以及唱词，但是作曲家的写作手法是绝对的非主流。
在长达30分钟的乐曲里，大部分乐段绝非标题所示的“甜美”，更多的是展现暴风雨来临前的隐约不安，残酷战争杀戮场面的血腥，痛失家园和亲人的无助，就连乐曲最后该表达甜美之意时，旋律其实并非那么大团圆结局般的明亮，而是众多不和谐音将乐曲渐渐地消褪在一个美丽的场景：“玫瑰会开花......春天会绽放......和平会到来......在一个甜美的早晨”。
水蓝的手还停驻在空中尚未放下，此刻的观众席如时空静止般屏住呼吸。待作品结束时最神圣的那刻静谧过去后，如雷般掌声才久久响起。作曲家约翰·科里亚诺，身着深棕色皮夹克，一身黑衣黑鞋，稍白的头发，从容地从观众席走上舞台，用不抑不扬的语调，向独唱的萨沙·库克、水蓝、上海交响乐团和在场所有观众致谢。
如此简单而朴素的步伐，很难让人联想到科里亚诺头顶的光环：身为一位作曲家，科里亚诺把该拿的所有作曲奖项收入囊中—奥斯卡最佳电影配乐、格莱美最佳古典音乐当代作曲奖、普利策音乐奖和格劳梅耶作曲奖。他是当今世界上最多产、最独特、最广受赞誉的作曲家之一，在过去四十多年里作品无数，包括三首交响曲、八首协奏曲在内的一百多首室内乐、声乐、合唱和管弦乐曲，已被世界上最优秀的乐团、独奏家和室内乐演奏家多次演奏和录音。
为了让记忆不被遗忘
2001年9月11日的那个早晨，晴朗，天蓝。纽约依旧繁忙，人们早起上班，看电视，遛狗，一切看上去都是那么平静。世贸中心数公里以外的科里亚诺也不例外，他在煮心爱的意大利面—这是他多年来的爱好。友人急促的电话打断了这一切。扭开电视的那一刹那，他下意识地察觉，“这是走向万劫不复的开始”（It’s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他跑出去，街上的人神色凝重，一句话都不说，一反常态地完全没有交流。他说，同样的场景他只遇过一次，是肯尼迪被刺杀的那天。
待第二座高楼坍塌，他才彻底意识到，家园，已不再是往昔那片无忧无虑的土地。那一刻的他，坍塌了，无法写出任何与之相关的旋律。直到阿兰·吉尔伯邀请他为9·11十周年写点什么。
“写点什么呢？我实在不知道，我只知道不应该写什么—不该写一部抽象的管弦乐作品。而且我心中唯一能确定的，就是这部作品要以《绿野仙踪》、《彩虹仙子》等戏剧和电影的词作者—诗人E·Y·哈堡的标题诗《甜美的早晨》结束，因为它幻想了一个和平安详的美丽世界。可作品该怎么开始呢？”他问自己。
在诗歌中找寻灵魂安息
为了寻找这个答案，科里亚诺拜访了位于纽约第九十二街的诗词中心，请馆长给他推荐诗歌。他想要一个宁静却又不安的开始，一个最血腥的杀戮场景，一个悲凉的镜头，然后才是那个乌托邦般甜美的早晨。馆长给他发来数以千计的诗歌，他仔细地将各种诗歌分门别类，一份一份地阅读，去感受，足足用了两个多月才挑到最合适的诗歌：波兰流亡诗人切斯拉夫·米沃什的《关于世界末日的歌》，《伊利亚特》，以及中国唐代文学家李白的《战城南》。在挑选诗歌的时候，作品的结构已经渐渐成型，然而这短短30分钟的作品，却耗费了他将近一年时间。
《关于世界末日的歌》作于1944年的华沙，二战尚未结束之时，讲述在世界终结之日一个寂静的场景：一片宁静，蜜蜂在转圈，渔夫在修网，菜贩在吆喝，女人正打算穿过田间。唯独一位白发老人的预言让人胆寒：“没有人相信正在发生的事。”这和9·11发生之时如出一辙。科里亚诺给这首诗的音乐是轻声而静止的，音量和张力都没有增加，却是接踵而至的不和谐与弦乐撕扯的音让人寒颤。
击碎这份平静的是第二首诗《伊利亚特》。每一次击杀都有细节叙述，而音乐也格外残暴冷酷。科里亚诺不仅运用了大量打击乐器模仿各种血腥的刀光剑影，还利用分布在乐团左中右的嘹亮小号吹响了战争的号角，绝对能让人想起9·11飞机撞入大楼时整个美国的溃败坍塌。
难道他就不怕让美国人再次想起那份不忍回首的重创吗？“我就是希望他们不要遗忘，要揭开他们痛苦的回忆，唤醒他们对和平的向往。这首曲子并不是只写9·11，它描述着所有战争，呼唤的是世界和平。”科里亚诺说。
诚然，听着第三部分李白的《战城南》，没有人不为此动容。一个无助的妇女看着战火连绵之地哀叹，“昨日城上人，今日城下鬼。妾家夫与儿，俱在鼙声里。”这并不是李白最著名的诗，却无阻它对科里亚诺心灵上的深深触动。对话在弦乐与单簧管中交流，女高音的呢喃愈发伤感，音乐逐渐悲凉。
直到第四首诗《甜美的早晨》，这份悲凉被不断升高的唱词“一个甜美的早晨”取代，描述的是一个春天花会开，和平会到来的甜美早晨，就像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梦想着一个没有战争的世界—这个梦也许无法实现，但无疑值得留存，值得人们渴望。
冒险而不冒进，望新而不忘旧
科里亚诺看似辉煌的一生，其实走得并不顺畅，至少最开始他没有得到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担任纽约爱乐乐团首席长达26年之久的小提琴手父亲的首肯。 他的室内乐作品有一首《为小提琴和钢琴而作的奏鸣曲》，最初是献给父亲和弹钢琴极为出色的母亲的礼物。出生在音乐世家，父母亲对于科里亚诺音乐生涯的态度可谓恶劣，毫不关心，也没有任何鼓励。只有中学时期的老师贝拉·蒂里斯夫人在鼓励他，“你有天赋，你知道吗？”科里亚诺尝试着让父母点头，写了首奏鸣曲送给他们，可是父亲随即放进了抽屉不了了之，直至这首作品获得了意大利的作曲奖，他本人也被邀请至现场领奖与聆听首演，父亲也不为所动。后来这部作品在波士顿首演，父亲的朋友苦苦劝说，并给予了热情洋溢的赞美，父亲才缓缓从抽屉拿出谱子开始拉琴，这一拉，便成为了父亲余下演奏生涯中的保留曲目。
父亲的首肯来之不易，比所有奖项都显得更弥足珍贵，这也许也造就了他如今淡定从容的睿智。科里亚诺不冒进的人生哲学中，藏着的是一份冒险的心。他爱旅游，爱新鲜事物，爱各种冒险经历。他说，人生就是一场冒险。
【对话科里亚诺】
我永远不做重复的事情
记者：在中国你开始最广为人知的作品，应该是《红色小提琴》的配乐。
科里亚诺：我非常喜欢《红色小提琴》，它是一部非常优秀的电影，讲述了一把制造于17世纪晚期，有三百多年历史红色小提琴的故事。制造者呕心沥血将它完成，涂上了夫人难产而死后的鲜血。这把价值连城的琴漂洋过海，在数个国家流浪，从制造地意大利流落到奥地利的一座修道院，陪着优秀的拉琴男孩埋葬后被偷，又被吉普赛人带着横跨欧洲到了英国，新主人死后又被其男仆带到文革中的中国，成了当时被禁止演奏的乐器，数十年来藏着。每一段故事都是如此凄美，我在给电影配曲时要将这几百年跨地域的故事结合一起，而且要让观众感觉到这些曲子是围绕着一个整体。
记者：通常是什么激发了你作曲的灵感呢？
科里亚诺：这可得要说上至少七小时了，因为我每次的灵感来源都不一样。我曾经为在纽约爱乐乐团担任首席的父亲写过一首曲子。当他去世后，我又写了一首单簧管协奏曲。在这首协奏曲的第二乐章，我特别安排了一段独奏和乐团首席的二重奏—因为我的父亲曾经是一位乐团首席。我还为一对挚友夫妇25周年结婚纪念写过曲子，却因为丈夫在首演之际去世，于是又加上了安魂曲的元素。所以说，写作的灵感来源是各种各样的。
记者：那你为鲍勃·迪伦写的那首曲子呢？
科里亚诺：那是很特别的一次经历！卡耐基音乐厅委托我为Sylvia McNair写一首大型歌曲作品，于是我想到了要用美国诗歌—悲伤的诗歌。但它们不仅要为美国诗歌爱好者所喜，还应该是全世界都耳熟能详，且深受爱戴的。那该选谁呢？当我毫无头绪时，好友建议我去看看鲍勃·迪伦的歌词。没人相信我从来没听过他的歌，你大概也不相信吧。
记者：确实难以置信。
科里亚诺：但这的确是事实，我从来没听过他的歌曲，因为乡村音乐并不能吸引我。所以我采取的办法是，从他厚厚的歌词本从中寻找灵感，这正如我为《甜美的早晨》做的准备工作一样。先是挑选出一批我喜欢的词，复印好整整齐齐地放在眼前。此刻，他的词在我眼中是优美的诗歌，我一首一首地阅读，从中编织串成一个故事。在作曲时，我完全不去听鲍勃·迪伦的版本，看着那些优美的文字，心中就有了节奏和旋律。最终，我写成的曲子与他的版本完全不一样。七首诗歌我选择了《铃鼓手先生》（Mr. Tambourine Man）、《晾衣绳》（Clothes Line）、《答案在风中飘扬》（Blowing in the Wind）、《战争的主人》（Masters of War）、《沿着了望塔》（All Along The Watchtower）、《自由的钟声》（Chimes of Freedom）和《永远年轻》（Forever Young），全是表达了对战争的厌恶，对和平的向往。
记者：你从来不听鲍勃·迪伦，那平时你都听些什么呢？
科里亚诺：你可以试着理解我为什么不听鲍勃·迪伦，因为当我最终听到他这些歌曲时，发现他通常只用三到四个和弦，而且架构都很近似，所以我的耳朵会受不了。但我很爱披头士，他们的音乐非常有趣，因为他们无论从和声还是节奏来看，都加入了许多新鲜元素，不断变化的配器，让音乐变得丰富多彩。我平时听的东西非常广泛，但老实说，在作曲的时候绝对不听任何曲子，因为那样会让我紧张且不知所措。我最喜欢听的是古典和浪漫派的室内乐作品。
记者：室内乐作品？
科里亚诺：像勃拉姆斯的钢琴四重曲，莫扎特的弦乐四重奏......给我带来了巨大的愉悦感，旋律是如此的美丽，以至于在听这些音乐时，我绝不会去分析它们的作品结构，因为早已烂熟于心。但在听现代音乐作品时我就会不自觉地想，这作曲家在这里意图是什么，那里为何要这样安排呢？我总是忍不住去想。但当我真的希望去享受音乐，寻求宁静，那么室内乐音乐绝对是首选。
记者：你最喜欢室内乐，也为乐团写了不少作品，例如你的三首交响乐作品。但你所采用的标题、题材都完全不一样。
科里亚诺：大多数情况是别人委托我写作。这三首交响乐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作品，我永远不会做重复的事情。这三首作品里我投入个人感情最深的是第一首，那是为了一位因艾滋病去世的友人而写。当时我的朋友已经处于垂死状态，我为他写了这首作品，投入了相当多的感情。他去听了作品在芝加哥的首演，并在一个星期后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这是个让人情绪波动相当大的一个漫长历程，能陪伴着好友走完了生命最后的道路，我感到没有遗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