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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0年《法治蓝皮书》称，“90后”犯罪率持续上升，已超过青少年犯罪总量的1／4，这个数据向我们的社会治安和法制教育亮了红牌。
一个19岁的大男孩绑架了一个180多天的小男孩；作案后20分钟就被警方抓获；小男孩被大男孩捂死了，5万元的敲诈计划变成了一副冰冷的手铐，这是6月初发生在哈密市二堡镇一桩命案的几个相关数字。
20分钟的悲剧
“我们家雇佣的挖掘机司机把我的儿子抱走了!”
11时36分，哈密市二堡镇直属农场村民姚燕(化名)拨通了110。
姚燕所说的那个开挖掘机的司机叫赵望(化名)，到11月20日，才是他19岁的生日。2010年3月16日，来自甘肃武威的赵望第三次受雇姚燕夫妇开挖掘机，而被赵望抱走的雇主儿子鹏鹏还有8天才满6个月。接警后，警方立即出动，20分钟后，就在姚燕房后葡萄地中找到了惊呆了的赵望和已经奄奄一息的孩子。
孩子的小脸蹩得发紫，经镇卫生院抢救无效死亡。前后不过20多分钟，一个弱小的生命就断送在了一个年轻人的手里。
赵望的供述就像这20分钟一样简短：“我前段时间和家里说想买个车好赚钱，家里父母就把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5万元打给了我，可我却和朋友去云南旅游花光了。车没买成，怕家里说，就想着赶紧凑点钱，可靠挣工资是来不及了，于是想到了绑架。之所以选择雇主，是因为熟悉，平时我常和那小孩逗着玩……6月8日11点半左右，我乘他们不注意的时候，我把小孩抱了出来，但那小孩却使劲哭，我就一次次用手捂他的嘴……”
姚燕抱着孩子的小衣服悲恸地哭喊着：“我们给他一个月3000元的工资，平时对他也不薄啊!这是为什么啊!”
而在看守所里的赵望，却还不知道那孩子已经死亡。
受害人印象里的赵望
7月1日中午，记者在哈密市二堡镇直属农场见到了失去孩子的姚燕及家人。
当时姚燕正坐在床上逗着侄儿，一会儿抱起来亲两口，一会儿大声唱儿歌，婆婆进去抱抱孙子，她就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生怕孩子被抱走一样。那侄儿和鹏鹏都是去年年底出生的，前后只相差一个月。
姚燕的小叔子回忆说，去年，赵望被朋友介绍来他家开挖掘机时，还是他亲自去镇上把他接来的。他们一家还专门收拾出靠东的一间房子给赵望住，管吃管住，工资3000元。
“赵望虽然年纪不大，但技术挺好，人灵活，干的活也很细致，我们还挺满意的。他喜欢说话，嘴很甜，平时对我们两兄弟也是哥哥长哥哥短地叫着，我父母像对待儿子一样对待他，平时吃饭啥的都在一起。在我们家干活期间，他也曾有过两次辞职不干了，其中一次就是去云南游玩。但每次都是一两个月他又主动找回来继续干。去年底，嫂子姚燕在哈密市生孩子的第二天，他还提了箱八宝粥去医院探望呢，空闲时，也常逗孩子玩……”
在朝夕相处中，雇主一家人也发现赵望花钱大手大脚，3000元的工资根本不够他花，总是要提前预支工资，一有钱就往哈密市跑，去逛街购物，去上网冲浪。后来还喜好上了喝啤酒，只要从外面回来，就总是提着一件子啤酒回来，躲在房子里一个人喝。
姚燕小叔子：“有一次，赵望拿出一部三星手机给我哥哥看，说是1000多才买的，因为急需用钱，说500块便宜卖给我哥哥。我哥真的给了他500元，但后来，我们到哈密市一询问才知道，那部手机就是仿货，市场价不超过400元。”
攀比心理的落差
近一时期，像赵望这样的新生代农民工成为媒体关注的对象，很多地方都出现了赵望类的案件。在网上搜索，只要键入“80、90后犯罪”关键词，就会有一大串子相关的新闻跃入眼帘。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0年《法治蓝皮书》称，“90后”犯罪率持续上升，已超过青少年犯罪总量的1／4，这个数据向我们的社会治安和法制教育亮了红牌。为此，记者采访了社会学和心理学专业人士。
心理咨询师古力认为：这和农村孩子来到城市后所产生的心理落差有关，在他们心灵的背后有一个扭曲了的“城市梦”。这些孩子来到城市后，所看到、听到、感受到的一切让他们出乎预料，比如他们看到一些同龄的孩子又有车、又有房，这一切并不是靠自己努力得来的，而是靠父母的施舍，而他们的父母干一辈子都不可能给他们这个满足，可靠自己打工，一辈子也不可能拥有这一切，于是，他们心理失衡了。“我想用最快的速度赚到最多的钱。”这是他们的愿望，他们也想有了钱就和城市同龄人一样，去买车、去买房、甚至是去孝敬父母。但他们慢慢发现，这个理想和愿望，却因为自己没有人脉、没有知识、没有支撑点，没有社会支持系统等等而不能达到，但是，他们的欲望却没有因为没有能力达到而减少，于是，他们会感到很失望。这种失望积累到一定程度就是不满和仇恨，达到极端，他们就会想到通过抢劫、绑架这样的非常手段作为实现目标的捷径。
这个赵望就是典型的一例，他很小时的就学会了开挖掘机，技术不错，以为就可以闯世界了。出来之后，他和城市孩子一样，上网、旅游、出入娱乐场所、追求时尚，5万元在一次旅游期间都能花光，虽然是同样的消费，但他会发现，这和城市的一些富贵的孩子还是有差距，因为，人家花完了父母还能再给，而他们不行，不满足和攀比心理让他们走上犯罪的道路。
新疆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吐尔文江：不仅是80后、90后农民工犯罪率上升，同样，城市的80、90后也一样，都面临着这个危险。
其实，这个结果并不意外，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正面临着传统道德观、价值观的颠覆，人格塑造功能也几乎丧失殆尽，他们接收到更多的是市场经济带来的思想冲击，可以说，接受到的“正气”教育少了；其次，他们没有艰苦生活的经历，虽然生长在农村，但很多已经不用下地干活，没有了像父辈那样通过劳动换来收获的体验，所以，就没有珍惜和感恩的概念；他们的文化程度都远远高于父辈，大部分能读到初中和高中，所以，他们接受新事物、新观念的能力很强，但他们通过网络这样的传媒，接受到的多是消费主义文化和思想，很少接受到积极向上的教育，也就是说，没有一个标杆的作用，思想和行动都失去方向，没有了辨别是非能力；农民工的就业范围基本都在“次属”劳动力市场，也就是说，他们所做的工作，多是一些劳动环境差、劳动强度大、危险性高、工资待遇低的城市人不愿做的工作，这使他们产生严重的不平衡感，特别容易受到同伴情绪的影响，也很容易跟从同伴做傻事、坏事。另外，他们离开家乡在外地打工，多是以老乡模式相处，行政管控空白，这种乡土情结也很容易聚众结伙行事。
陈警官是参加审讯赵望的专案组成员，他对这个案件背后所反映出来的原因和结果深有感触：就像赵望一样，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渴望在城市里面快捷地积累财富，他们不但在穿着打扮上模仿城里的同龄人，更刻意追求城里同龄人的消费方式。这种盲目攀比、盲目消费的观念，是他们走上犯罪道路的罪魁祸首之一。
再就是，城里人很难摘下有色眼镜来看待他们，而常常是居高临下地看他们，所以，尽管农民工在城市当中已经生活了二十多年，他们为城市人所做的一切也不可替代，但他们很少能真正被一个城市所接受。而新生代农民工和安分守己的父辈们不一样，对城市的陌生感和叛逆情绪会更加强烈，从这方面来讲，一些城里人的傲慢和偏见也激化了这种情绪的生成。
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率增高，这个令人忧虑的现象已经存在，既然我们已经无法回避，那就要正确面对。新生代农民工要觉悟起来，调节好自己的心态，正确认识城乡差距的形成历史和存在现实，让自己有一个健康的心理面对这种差距，然后转变成积极向上的动力。另外，城里人要意识到，尊重农民工，就是尊重自己。
一个19岁的大男孩绑架了一个180多天的小男孩；作案后20分钟就被警方抓获；小男孩被大男孩捂死了，5万元的敲诈计划变成了一副冰冷的手铐，这是6月初发生在哈密市二堡镇一桩命案的几个相关数字。
20分钟的悲剧
“我们家雇佣的挖掘机司机把我的儿子抱走了!”
11时36分，哈密市二堡镇直属农场村民姚燕(化名)拨通了110。
姚燕所说的那个开挖掘机的司机叫赵望(化名)，到11月20日，才是他19岁的生日。2010年3月16日，来自甘肃武威的赵望第三次受雇姚燕夫妇开挖掘机，而被赵望抱走的雇主儿子鹏鹏还有8天才满6个月。接警后，警方立即出动，20分钟后，就在姚燕房后葡萄地中找到了惊呆了的赵望和已经奄奄一息的孩子。
孩子的小脸蹩得发紫，经镇卫生院抢救无效死亡。前后不过20多分钟，一个弱小的生命就断送在了一个年轻人的手里。
赵望的供述就像这20分钟一样简短：“我前段时间和家里说想买个车好赚钱，家里父母就把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5万元打给了我，可我却和朋友去云南旅游花光了。车没买成，怕家里说，就想着赶紧凑点钱，可靠挣工资是来不及了，于是想到了绑架。之所以选择雇主，是因为熟悉，平时我常和那小孩逗着玩……6月8日11点半左右，我乘他们不注意的时候，我把小孩抱了出来，但那小孩却使劲哭，我就一次次用手捂他的嘴……”
姚燕抱着孩子的小衣服悲恸地哭喊着：“我们给他一个月3000元的工资，平时对他也不薄啊!这是为什么啊!”
而在看守所里的赵望，却还不知道那孩子已经死亡。
受害人印象里的赵望
7月1日中午，记者在哈密市二堡镇直属农场见到了失去孩子的姚燕及家人。
当时姚燕正坐在床上逗着侄儿，一会儿抱起来亲两口，一会儿大声唱儿歌，婆婆进去抱抱孙子，她就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生怕孩子被抱走一样。那侄儿和鹏鹏都是去年年底出生的，前后只相差一个月。
姚燕的小叔子回忆说，去年，赵望被朋友介绍来他家开挖掘机时，还是他亲自去镇上把他接来的。他们一家还专门收拾出靠东的一间房子给赵望住，管吃管住，工资3000元。
“赵望虽然年纪不大，但技术挺好，人灵活，干的活也很细致，我们还挺满意的。他喜欢说话，嘴很甜，平时对我们两兄弟也是哥哥长哥哥短地叫着，我父母像对待儿子一样对待他，平时吃饭啥的都在一起。在我们家干活期间，他也曾有过两次辞职不干了，其中一次就是去云南游玩。但每次都是一两个月他又主动找回来继续干。去年底，嫂子姚燕在哈密市生孩子的第二天，他还提了箱八宝粥去医院探望呢，空闲时，也常逗孩子玩……”
在朝夕相处中，雇主一家人也发现赵望花钱大手大脚，3000元的工资根本不够他花，总是要提前预支工资，一有钱就往哈密市跑，去逛街购物，去上网冲浪。后来还喜好上了喝啤酒，只要从外面回来，就总是提着一件子啤酒回来，躲在房子里一个人喝。
姚燕小叔子：“有一次，赵望拿出一部三星手机给我哥哥看，说是1000多才买的，因为急需用钱，说500块便宜卖给我哥哥。我哥真的给了他500元，但后来，我们到哈密市一询问才知道，那部手机就是仿货，市场价不超过400元。”
攀比心理的落差
近一时期，像赵望这样的新生代农民工成为媒体关注的对象，很多地方都出现了赵望类的案件。在网上搜索，只要键入“80、90后犯罪”关键词，就会有一大串子相关的新闻跃入眼帘。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0年《法治蓝皮书》称，“90后”犯罪率持续上升，已超过青少年犯罪总量的1／4，这个数据向我们的社会治安和法制教育亮了红牌。为此，记者采访了社会学和心理学专业人士。
心理咨询师古力认为：这和农村孩子来到城市后所产生的心理落差有关，在他们心灵的背后有一个扭曲了的“城市梦”。这些孩子来到城市后，所看到、听到、感受到的一切让他们出乎预料，比如他们看到一些同龄的孩子又有车、又有房，这一切并不是靠自己努力得来的，而是靠父母的施舍，而他们的父母干一辈子都不可能给他们这个满足，可靠自己打工，一辈子也不可能拥有这一切，于是，他们心理失衡了。“我想用最快的速度赚到最多的钱。”这是他们的愿望，他们也想有了钱就和城市同龄人一样，去买车、去买房、甚至是去孝敬父母。但他们慢慢发现，这个理想和愿望，却因为自己没有人脉、没有知识、没有支撑点，没有社会支持系统等等而不能达到，但是，他们的欲望却没有因为没有能力达到而减少，于是，他们会感到很失望。这种失望积累到一定程度就是不满和仇恨，达到极端，他们就会想到通过抢劫、绑架这样的非常手段作为实现目标的捷径。
这个赵望就是典型的一例，他很小时的就学会了开挖掘机，技术不错，以为就可以闯世界了。出来之后，他和城市孩子一样，上网、旅游、出入娱乐场所、追求时尚，5万元在一次旅游期间都能花光，虽然是同样的消费，但他会发现，这和城市的一些富贵的孩子还是有差距，因为，人家花完了父母还能再给，而他们不行，不满足和攀比心理让他们走上犯罪的道路。
新疆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吐尔文江：不仅是80后、90后农民工犯罪率上升，同样，城市的80、90后也一样，都面临着这个危险。
其实，这个结果并不意外，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正面临着传统道德观、价值观的颠覆，人格塑造功能也几乎丧失殆尽，他们接收到更多的是市场经济带来的思想冲击，可以说，接受到的“正气”教育少了；其次，他们没有艰苦生活的经历，虽然生长在农村，但很多已经不用下地干活，没有了像父辈那样通过劳动换来收获的体验，所以，就没有珍惜和感恩的概念；他们的文化程度都远远高于父辈，大部分能读到初中和高中，所以，他们接受新事物、新观念的能力很强，但他们通过网络这样的传媒，接受到的多是消费主义文化和思想，很少接受到积极向上的教育，也就是说，没有一个标杆的作用，思想和行动都失去方向，没有了辨别是非能力；农民工的就业范围基本都在“次属”劳动力市场，也就是说，他们所做的工作，多是一些劳动环境差、劳动强度大、危险性高、工资待遇低的城市人不愿做的工作，这使他们产生严重的不平衡感，特别容易受到同伴情绪的影响，也很容易跟从同伴做傻事、坏事。另外，他们离开家乡在外地打工，多是以老乡模式相处，行政管控空白，这种乡土情结也很容易聚众结伙行事。
陈警官是参加审讯赵望的专案组成员，他对这个案件背后所反映出来的原因和结果深有感触：就像赵望一样，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渴望在城市里面快捷地积累财富，他们不但在穿着打扮上模仿城里的同龄人，更刻意追求城里同龄人的消费方式。这种盲目攀比、盲目消费的观念，是他们走上犯罪道路的罪魁祸首之一。
再就是，城里人很难摘下有色眼镜来看待他们，而常常是居高临下地看他们，所以，尽管农民工在城市当中已经生活了二十多年，他们为城市人所做的一切也不可替代，但他们很少能真正被一个城市所接受。而新生代农民工和安分守己的父辈们不一样，对城市的陌生感和叛逆情绪会更加强烈，从这方面来讲，一些城里人的傲慢和偏见也激化了这种情绪的生成。
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率增高，这个令人忧虑的现象已经存在，既然我们已经无法回避，那就要正确面对。新生代农民工要觉悟起来，调节好自己的心态，正确认识城乡差距的形成历史和存在现实，让自己有一个健康的心理面对这种差距，然后转变成积极向上的动力。另外，城里人要意识到，尊重农民工，就是尊重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