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珠峰的追逐开始于上世纪二十年代。当时的人们被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阴影所笼罩着，在英国的一些小村庄里，从前的生活可以数百年毫无变化，但世界大战改变了一切，因此，人们就对生活产生了深切的恐惧。登山家兼电影人约翰·诺尔拍摄了两部有关珠峰的探险电影，都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让珠峰逐渐成为了那一代英国年轻人的终极愿望，他们热烈地将“高山本身带来的挑战转换为国家使命，以期救赎这个残破的国家”。
　　讽刺的是，说出“因为它就等在那里”的马洛里本来是因为对周遭的世界不怎么感兴趣才热衷于登山的，他在1921年、1922年和1924年都参加了征服珠峰的探险队。但在电影的宣传下，他成为了一个时代的传奇，其影响力远远超出了登山界本身，他甚至被认为是在“治疗帝国的创伤”。 　　在此之后，珠穆朗玛峰就成为了流行文化中的一个标志，甚至是一个形容词，意味着至高无上的权威，也意味着极难完成的任务，所以一旦登顶成功，便是至高无上的荣耀。
　　人们将登顶珠峰视为勇敢者的勋章，并热衷于在珠峰创造各种各样的纪录：最年轻的、最老的，并且不介意在这个“最”之前再套上其他的定语，比如说，《Q》节目组在给井本绚子布置任务时就说，倘若她成功了的话，她将成为最年轻的日本女性登顶者。当然了，竞争也很激烈。5月23日，80岁的日本老人三浦雄一郎刚刚创造了新的登顶珠峰最年长纪录，等到5月29日时，81岁的尼泊尔老人谢尔占又要发起新的冲击。

女神都很招财

　　托流行文化之福，珠穆朗玛峰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名字。她是超级巨星，尽管与迪士尼或者麦当劳那样平易近人的巨星不同，她的魅力在于高贵而出世，但作为流行文化标志来说，拥有大量狂热的追随者是必不可少的，她的影响力也自然不同凡响；她的商业化似乎不可避免。
　　首先在于她的宣传广告价值。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媒体、厂商和大型活动组织者都争相邀请她来担当自己的代言人。《Q》的节目组是这样，其他人也是这样。去年，瑞士时尚品牌Bally就宣布要在今年举行一整年的庆祝活动，以纪念人类首次登顶珠峰60周年；再往前回溯，上海世博会跟北京奥运会为宣扬绿色理念，也都曾到珠峰举办特别活动；在2005年，甚至曾有一家韩国的网络游戏公司，让9个人集体登上珠峰以为自家游戏做宣传。
　　然后，是商业化登山的出现。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人类亲近珠峰的方式都是自主攀登，登山者需要极强的身体能力和极为丰富的经验，才敢于进行冒险。然而近年来，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商业的侵入，登山这项运动逐渐变得商业化且旅游化。登山客户可以支付一笔费用给探险公司，由探险公司负责高山上的服务。在尼泊尔，只要你支付6.5万美元，具有登山的热情并受过基本的登山训练，旅行社和导游就可以保证你能登上珠峰；从中国这一侧来说，登山学校和向导公司自费打通了大本营到顶峰的线路，并建了很多梯子，这些费用都会从那28万的“门票”中出。
　　这就造成了珠峰的拥挤现象。截至上世纪70年代末，这世界上每年成功登顶珠峰的人用一只手都数得过来。到1993年时，由于商业登山在珠峰出现，这个数字达到了100人。2004年则超过了300人，等到2012年的时候，这个数字突破了惊人的500人。由于珠峰每年适于攀登的窗口期并不长，如果从北侧攀登的话，登山季节以4月下旬-6月上旬、9月中旬-10月上旬为最好。另外，从建立大本营到登顶基本上都在60天左右，这也就是说，在山上可能同时会有1000人。
　　这其实相当危险。因为珠峰实在太高了，氧气非常稀缺，就像贯田宗男对井本绚子所说的那样，快上快下是对登山者最安全的方法。但是在珠峰登顶的过程中，有几处非常狭窄的地方，大家必须排队通过，而那些身体素质不那么好、登山经验不足的“业余爱好者”来说，他们大大拖慢了队伍的速度。
　　随着60周年纪念日的临近，这种情况也越发明显，根据英国《卫报》报道，今年的珠峰顶上异常混乱，“有太多人没什么经验就乱来了，他们真的动作太慢，”来自奥斯陆的登山向导埃尔德抱怨说，“我们花了10个小时才登顶成功，其中有1/4的时间都在排队。如果天气不好的话，这就真的太危险了。”就在今年四月，还有西方游客因此在山上跟另一组人打了起来。
　　事实上，这几年确实都有登山者因峰顶过于拥挤而不幸遇难。去年，24岁的本·耶胡达就经历了这样的一次事故，他本来可以在6小时内从三号大本营到达位于死亡地带内的四号大本营，但由于人实在太多了，他用了13个小时才完成，而等他到达的时候，他的右手已经毁了——他很庆幸能够保住自己的性命，但他的右手现在连一支铅笔都握不住。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就像是演唱会现场的踩踏事件，也是流行偶像式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