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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延安时期非常重视学习，曾说：“中国人一向说‘攻书’，要进攻，不能保守。”为了指导抗日民族解放斗争，毛泽东在思想领域掀起了四次“攻书”，推动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
第一次“攻书”，奠定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哲学基础
哲学世界观问题，是胜利指导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为彻底解决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路线问题，1936年5月到1937年8月，毛泽东率先在哲学领域发起了第一次“攻书”：发愤研究哲学，撰写哲学著述，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武装全党。
1936年夏初，红军渡河东征回师陕北以后，毛泽东开始发愤研究哲学，撰写哲学著述，为哲学领域的“攻势”拉开了序幕。同年10月，毛泽东的研究进入高潮。美国著名记者斯诺访问毛泽东时，见毛泽东潜心攻读，一时“似乎什么都不管了”。在陕北，毛泽东阅读的哲学书籍，从《毛泽东选集》注释考证和近些年其它书籍考证，有据可考的哲学著作24种。这些著作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经典著作，古今中外哲学和哲学史著作。毛泽东阅读哲学著作，在著作上横批、眉批、打勾、画杠、圈点、作注。有些书籍甚至反复研读过10遍。目前保存下来的毛泽东在延安读过并且留有文字批注的哲学书籍有七种（八本）。在这七种哲学著作中，“批注最多且重要的有五本”，留下了两万多字的哲学批注。在大量阅读研究的基础上，1937年春，毛泽东着手撰写《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一书，历时四个多月，始成初稿。全书共分三章，6.1万字。建国后，此书第二章的一部分，题名为《实践论》，第三章中的《矛盾统一法则》，经过仔细加工、补充、修改，题名为《矛盾论》，收入《毛泽东选集》。
以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为阵地，毛泽东亲自登台执教，讲授哲学，并以此为点，带动全局，使哲学领域的“攻书”逐渐进入了高潮。1937年4月至8月，毛泽东在抗大讲授《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一书，每星期二、四上午讲授，每次讲三个半小时，下午参加学员讨论。三个月，共讲了一百多个学时。延安的中高级干部，红军初、中、高级干部，知识青年，延安干部学校教职员工，大多都亲自聆听和学习了毛泽东的哲学讲授。之后，延安解放出版社出版了此书，并从三个方面迅速推动了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入学习与研究。
首先，推动延安的干部教育。中国共产党在陕北和各根据地开办的二十几所干部学校，均把毛泽东的这部著作列为教材，把哲学列为主要课程，分批分期地对党的干部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其次，推动延安理论界对哲学的深入研究。在毛泽东的带动和组织下，艾思奇对孙中山的哲学思想、“哲学与生活”、“思想方法论”，陈唯实对“斯大林对唯物辩证法的新发展”，周扬对契尔那夫斯基的美学，范文澜对中国经学史的演变，和培元对形式逻辑与辩证法，陈伯达对中国近代哲学思潮、中国古代哲学专题，潘梓年对“逻辑与逻辑学”，李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等，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出版了一批颇有质量的论文和专著。延安的思想理论界，出现了哲学研究的“春天”。第三，推动党的高级干部对哲学的深入学习与研究。1939年上半年，毛泽东组织了一个哲学研究小组，每周一次会议，讨论毛泽东《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的诸多问题，讨论最多的是“矛盾论”问题。之后，其他中央机关和党的领导人也纷纷组织起学习研究小组。陈云同志领导的小组，有计划地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哲学选辑》、《资本论》等书籍，规定小组成员每周读一定的章节，要求逐段逐句读懂，作好笔记，每周一次讨论会，首先逐页质疑，质疑后，由报告人报告，然后联系实际问题进行讨论，最后由指导员作结论。陈云领导的小组一直坚持了五年。张闻天领导的小组专门学习研究哲学，历时一年多，艾思奇担任指导员。艾思奇负责拟定学习提纲，指定参考材料，大家经过自学后，每周六上午召开讨论会。开会时，有质疑，有报告，有讨论，有结论。质疑形式多样，报告内容丰富，既有一般性的报告，又有插入性的专门报告。报告简短精粹。每次小组会都开得生动活泼，讨论中各抒己见，自由辩论，有时展开热烈的争论，最后由艾思奇作总结。毛泽东、张闻天、陈云三个学习小组的带头作用，推动了延安时期全党学习运动的深入。
中国共产党人的哲学“攻书”，为中国人民团结一心、共赴国难的爱国主义精神，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
第二次“攻书”，解决了抗日战争的发展道路
全面抗战爆发后，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与抗日战争的发展道路问题，就成了中华民族的最大政治。为此，从1937年冬到1938年冬，毛泽东在战争学领域发起了第二次“攻书”。
1937年7月7日，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发动了全面的野蛮侵略，中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民族灾难。面对民族危机，一方面，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民毅然奋起，英勇抵抗；另一方面，社会层面和国家政治层面，“全面抗战论”、“片面抗战论”、“亡国论”、“速胜论”、“正规战论”、“游击战论”和“持久战论”等七大思想动态交织在一起，相互交锋，相互激荡。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为引导抗日战争走向胜利的发展道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地发动了第二次理论“攻书”。
全面抗战开始后，毛泽东在延安部署中央军委办公室广泛搜集中日双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和国际等各方面的信息资料，然后在中央军委负责人和中央书记处成员之间交流信息，交换意见。这期间，毛泽东还反复研读了世界上两部著名的战争学著作（德国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和中国的《孙子兵法》），阅读了蔡东藩著的中国各朝历史通俗演义，阅读了列宁、斯大林关于帝国主义与战争的理论著述。在进行了充分准备的基础上，1938年5月上旬毛泽东着手撰写《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文章写成后，发表在延安《解放》周刊第40期上。6月出版了单行本。之后，各根据地广为翻印发行，印行了十多种版本。同一时期，刘少奇著文《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政策问题》，彭德怀撰文《争取持久抗战胜利的几个先决问题》，朱德在八路军总部《前线》周刊上分期发表《论抗日游击战争》长文，分别对抗日游击战争产生的历史条件、基本的作战方法、基本的战略及重要意义等，作了较为系统的理论阐述。
在第二次理论“攻书”中，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是杰出的代表作。1938年5月中旬，毛泽东开始撰写《论持久战》一书，七天七夜连续奋战，每天只休息五个小时左右，炭火曾烧着了布鞋而不觉。每至夜深人静，毛泽东自己捶腰扭背，人一天天消瘦。最后，因5月份撰写两部战争学大作而劳累过度，病倒在床。病稍好后，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演讲他的宏篇巨著《论持久战》。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全面分析了中日战争所处的时代和中日双方的基本特点，阐述了中国抗日战争的持久战总方针，批驳了“亡国论”和“速胜论”；根据中日双方互相矛盾着的各种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在战争过程中的发展变化，科学地预见了中国持久抗战将经历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指出了战略相持阶段是整个战争的过渡阶段，也将是最困难的时期，然而它是转变的枢纽；中国将变成独立国，还是沦为殖民地，不决定于第一阶段大城市之是否丧失，而决定于第二阶段全民族努力的程度；如能坚持抗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坚持持久战，中国将在此阶段获得转弱为强的力量；“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争取抗战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是充分动员和依靠群众，实行人民战争。
《论持久战》一书一问世，立刻在全国引起了轰动效应。仅1938年到1939年春，就印行了19版。书中所论述的丰富的理论内容，不但从思想上武装了我党、我军，而且武装了全国人民，极大地坚定和增强了人们为争取民族解放而斗争的必胜信心，对进行抗日战争和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起到了极大的动员和指导作用。这篇著作的发表，在思想上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地位，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国的理论威望。有许多进步青年，就是因为看了这部著作才下定决心，打起背包，由武汉、重庆等地徒步走到延安的。连许多国民党部队，当时都把这部著作奉为经典，作为战地的最佳读本，反复阅读。
第三次“攻书”，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
1938年秋，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命题。为完成这一理论工程建设，从1938年秋到1940年冬，毛泽东发动了第三次理论“攻书”，即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领域的“攻书”，结果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历史必然。从1840年到1940年，中国人民在100年的反侵略斗争中，积累了无数宝贵经验，到了应该取得理论结晶的地步。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在近二十年的民族解放斗争和中国革命斗争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也到了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临界点”。为胜利指导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斗争，“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更是中国共产党“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
为实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建设工程，毛泽东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准备工作。1937年4月，延安解放出版社创立后，大批量图书相继问世，马恩列斯著作和一系列文化著作与干部学习教材相继出版。这期间，毛泽东认真阅读了哲学著作24本，《鲁迅全集》20卷，中国历朝通俗演义如《东周列国志》、《两汉演义》、《隋唐演义》与中国古典名著二十多部，马恩列斯经典著作单行本三十多本；阅读了艾思奇、范文澜、郭沫若、李达等人的新著三十多部，周扬、丁玲、冼星海、欧阳山等人作品几十篇；阅读研究战争与经济、文化方面的信息资料数不胜数。在这样广博阅览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建设领域发起了强有力的冲击。
首先，积极推动全党学习运动的开展。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研究决定了全党的学习问题。之后，全党建立了正规的学习制度。在职干部教育，规定每人每天必须学习两个小时；干部学校教育，延安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办的几十所干部学校，党员干部分期分批培训。1939年，全党开始了学习运动。5月20日，毛泽东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指出：“我们发起的生产运动和学习运动都是永久性的”，“我们的党要由小到大，才能领导这样大的中国革命，要有大批有学问的干部”，“中国人一向说‘攻书’，要进攻，不能保守”。6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进一步讲了九点意见，指出六中全会后“中央发起的全党干部学习运动，对提高全党干部的理论文化水平，有头等重要意义”；“党政军民学各机关的在职干部，均应一面工作，一面学习”；“按其程度，文化与理论或并重或偏重”；“每日二小时学习制”；“一面工作，一面学习”；“自动与强制并重，理论学习与文化学习一致”；“勤学者奖，怠惰者罚”。从1939年春到1942年春，历经三年的学习运动，全党干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文化知识如饥似渴地学习，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走向了第一次飞跃。
第二，积极推进全党的理论工程建设。在这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建设中，毛泽东撰写和演讲了《论新阶段》、《战争和战略问题》、《青年运动的方向》、《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纪念白求恩》、《论政策》等一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文献，论述了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大法宝，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中国社会性质，中国革命性质，中国革命的领导权与工农联盟，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纲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等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一批经典著作的问世及其博大精深的理论内涵，标志着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第四次“攻书”，开启了中国共产党建设的伟大工程
1939年，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提出了要“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建设任务。1942年，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发起了第四次“攻书”，启动了中国共产党建设的伟大工程。
首先，1941年中央为党的先进性建设，做了充分的准备。5月19日，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提出了改造全党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的任务，批判了理论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给即将开始的党的先进性建设暨延安整风做了理论上的准备。1941年，为总结党的历史经验，解决党的思想路线问题，毛泽东主持中央书记处，查阅了近千万字的中央文件，编辑出版416万多字的《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上、下册)和《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两部大型党史文献。毛泽东同志评价此书，“党书一出，许多同志解除武装，才可能召开1941年9月会议，大家才承认十年内战后期中央领导的错误是路线错误”。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在经过充分讨论的基础上，对土地革命战争后期中央领导所犯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基本上取得了一致的认识；对全党的学风存在主观主义，党风存在宗派主义问题，也进行了讨论；提出了“集中力量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打倒两个主义，把人留下来；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把犯了错误的干部健全地保留下来。会议还决定组成清算过去历史委员会，主持系统研究党的20年的历史。
其次，全党80万党员，进行了历时一年半的普遍的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发表《整顿党的作风》演说；8日发表《反对党八股》的演讲。4月3日，中央宣传部作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自此，全党开展了一场以整顿思想方法和思想作风为主，通过研究历史、研究现状、研究理论三者有机结合，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意义深远的延安整风运动。
第三，党的高级干部，对党的历史，进行了为期四年的研究与总结。为端正党的思想路线，提高党的干部的理论水平与政策水平，1941年春，中央组织党的高级干部，开始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研究党的历史。毛泽东在研究数百万字党内文件的基础上，于中央九月政治局会议之后，写出了《关于1931年9月至1935年1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一组文章，并领导清算过去历史委员会起草了中央九月政治局会议书面结论草案——《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以及策略上，论述了王明“左”倾错误路线时期的主观主义、冒险主义、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指出他们在党内造成一种乱斗的习惯，不分青红皂白，大事小事，一律都是“最坚决无情的斗争”，造成党内离心离德、惶惶不可终日的局面。1943年10月以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作了一系列关于党史研究的报告，指导党的高级干部正确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中央扩大了研究规模，绝大多数党政军高级干部都参加了研究。对于党的全部历史，特别是1931年初到1934年底这一时期中央的政治路线问题，进行了多次讨论。同时，中央还组织了过去曾在各个革命根据地和中国工农红军中工作的干部，召开各地区各部队的党史座谈会。如红七军历史座谈会、潮梅地区党史座谈会、湘鄂赣边区党史座谈会、湘赣边区党史座谈会、鄂豫皖边区党史座谈会、福建地区党史座谈会、闽西地区党史座谈会、赣东北边区党史座谈会，等等。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1944年5月10日，中央书记处决定由任弼时负责组织历史《决议》的起草工作。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张闻天、李富春、叶剑英、聂荣臻、刘伯承、陈毅等人，用了近一年的时间，反复组织干部对《决议》草案进行讨论、研究、修改。前后14易其稿，1945年4月20日，中国共产党六届七中全会上原则通过了《决议》草案。8月9日，党的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至此，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的认识达到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一致，全党亦达到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空前的团结。
第一次“攻书”，奠定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哲学基础
哲学世界观问题，是胜利指导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为彻底解决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路线问题，1936年5月到1937年8月，毛泽东率先在哲学领域发起了第一次“攻书”：发愤研究哲学，撰写哲学著述，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武装全党。
1936年夏初，红军渡河东征回师陕北以后，毛泽东开始发愤研究哲学，撰写哲学著述，为哲学领域的“攻势”拉开了序幕。同年10月，毛泽东的研究进入高潮。美国著名记者斯诺访问毛泽东时，见毛泽东潜心攻读，一时“似乎什么都不管了”。在陕北，毛泽东阅读的哲学书籍，从《毛泽东选集》注释考证和近些年其它书籍考证，有据可考的哲学著作24种。这些著作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经典著作，古今中外哲学和哲学史著作。毛泽东阅读哲学著作，在著作上横批、眉批、打勾、画杠、圈点、作注。有些书籍甚至反复研读过10遍。目前保存下来的毛泽东在延安读过并且留有文字批注的哲学书籍有七种（八本）。在这七种哲学著作中，“批注最多且重要的有五本”，留下了两万多字的哲学批注。在大量阅读研究的基础上，1937年春，毛泽东着手撰写《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一书，历时四个多月，始成初稿。全书共分三章，6.1万字。建国后，此书第二章的一部分，题名为《实践论》，第三章中的《矛盾统一法则》，经过仔细加工、补充、修改，题名为《矛盾论》，收入《毛泽东选集》。
以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为阵地，毛泽东亲自登台执教，讲授哲学，并以此为点，带动全局，使哲学领域的“攻书”逐渐进入了高潮。1937年4月至8月，毛泽东在抗大讲授《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一书，每星期二、四上午讲授，每次讲三个半小时，下午参加学员讨论。三个月，共讲了一百多个学时。延安的中高级干部，红军初、中、高级干部，知识青年，延安干部学校教职员工，大多都亲自聆听和学习了毛泽东的哲学讲授。之后，延安解放出版社出版了此书，并从三个方面迅速推动了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入学习与研究。
首先，推动延安的干部教育。中国共产党在陕北和各根据地开办的二十几所干部学校，均把毛泽东的这部著作列为教材，把哲学列为主要课程，分批分期地对党的干部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其次，推动延安理论界对哲学的深入研究。在毛泽东的带动和组织下，艾思奇对孙中山的哲学思想、“哲学与生活”、“思想方法论”，陈唯实对“斯大林对唯物辩证法的新发展”，周扬对契尔那夫斯基的美学，范文澜对中国经学史的演变，和培元对形式逻辑与辩证法，陈伯达对中国近代哲学思潮、中国古代哲学专题，潘梓年对“逻辑与逻辑学”，李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等，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出版了一批颇有质量的论文和专著。延安的思想理论界，出现了哲学研究的“春天”。第三，推动党的高级干部对哲学的深入学习与研究。1939年上半年，毛泽东组织了一个哲学研究小组，每周一次会议，讨论毛泽东《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的诸多问题，讨论最多的是“矛盾论”问题。之后，其他中央机关和党的领导人也纷纷组织起学习研究小组。陈云同志领导的小组，有计划地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哲学选辑》、《资本论》等书籍，规定小组成员每周读一定的章节，要求逐段逐句读懂，作好笔记，每周一次讨论会，首先逐页质疑，质疑后，由报告人报告，然后联系实际问题进行讨论，最后由指导员作结论。陈云领导的小组一直坚持了五年。张闻天领导的小组专门学习研究哲学，历时一年多，艾思奇担任指导员。艾思奇负责拟定学习提纲，指定参考材料，大家经过自学后，每周六上午召开讨论会。开会时，有质疑，有报告，有讨论，有结论。质疑形式多样，报告内容丰富，既有一般性的报告，又有插入性的专门报告。报告简短精粹。每次小组会都开得生动活泼，讨论中各抒己见，自由辩论，有时展开热烈的争论，最后由艾思奇作总结。毛泽东、张闻天、陈云三个学习小组的带头作用，推动了延安时期全党学习运动的深入。
中国共产党人的哲学“攻书”，为中国人民团结一心、共赴国难的爱国主义精神，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
第二次“攻书”，解决了抗日战争的发展道路
全面抗战爆发后，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与抗日战争的发展道路问题，就成了中华民族的最大政治。为此，从1937年冬到1938年冬，毛泽东在战争学领域发起了第二次“攻书”。
1937年7月7日，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发动了全面的野蛮侵略，中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民族灾难。面对民族危机，一方面，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民毅然奋起，英勇抵抗；另一方面，社会层面和国家政治层面，“全面抗战论”、“片面抗战论”、“亡国论”、“速胜论”、“正规战论”、“游击战论”和“持久战论”等七大思想动态交织在一起，相互交锋，相互激荡。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为引导抗日战争走向胜利的发展道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地发动了第二次理论“攻书”。
全面抗战开始后，毛泽东在延安部署中央军委办公室广泛搜集中日双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和国际等各方面的信息资料，然后在中央军委负责人和中央书记处成员之间交流信息，交换意见。这期间，毛泽东还反复研读了世界上两部著名的战争学著作（德国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和中国的《孙子兵法》），阅读了蔡东藩著的中国各朝历史通俗演义，阅读了列宁、斯大林关于帝国主义与战争的理论著述。在进行了充分准备的基础上，1938年5月上旬毛泽东着手撰写《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文章写成后，发表在延安《解放》周刊第40期上。6月出版了单行本。之后，各根据地广为翻印发行，印行了十多种版本。同一时期，刘少奇著文《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政策问题》，彭德怀撰文《争取持久抗战胜利的几个先决问题》，朱德在八路军总部《前线》周刊上分期发表《论抗日游击战争》长文，分别对抗日游击战争产生的历史条件、基本的作战方法、基本的战略及重要意义等，作了较为系统的理论阐述。
在第二次理论“攻书”中，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是杰出的代表作。1938年5月中旬，毛泽东开始撰写《论持久战》一书，七天七夜连续奋战，每天只休息五个小时左右，炭火曾烧着了布鞋而不觉。每至夜深人静，毛泽东自己捶腰扭背，人一天天消瘦。最后，因5月份撰写两部战争学大作而劳累过度，病倒在床。病稍好后，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演讲他的宏篇巨著《论持久战》。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全面分析了中日战争所处的时代和中日双方的基本特点，阐述了中国抗日战争的持久战总方针，批驳了“亡国论”和“速胜论”；根据中日双方互相矛盾着的各种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在战争过程中的发展变化，科学地预见了中国持久抗战将经历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指出了战略相持阶段是整个战争的过渡阶段，也将是最困难的时期，然而它是转变的枢纽；中国将变成独立国，还是沦为殖民地，不决定于第一阶段大城市之是否丧失，而决定于第二阶段全民族努力的程度；如能坚持抗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坚持持久战，中国将在此阶段获得转弱为强的力量；“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争取抗战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是充分动员和依靠群众，实行人民战争。
《论持久战》一书一问世，立刻在全国引起了轰动效应。仅1938年到1939年春，就印行了19版。书中所论述的丰富的理论内容，不但从思想上武装了我党、我军，而且武装了全国人民，极大地坚定和增强了人们为争取民族解放而斗争的必胜信心，对进行抗日战争和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起到了极大的动员和指导作用。这篇著作的发表，在思想上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地位，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国的理论威望。有许多进步青年，就是因为看了这部著作才下定决心，打起背包，由武汉、重庆等地徒步走到延安的。连许多国民党部队，当时都把这部著作奉为经典，作为战地的最佳读本，反复阅读。
第三次“攻书”，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
1938年秋，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命题。为完成这一理论工程建设，从1938年秋到1940年冬，毛泽东发动了第三次理论“攻书”，即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领域的“攻书”，结果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历史必然。从1840年到1940年，中国人民在100年的反侵略斗争中，积累了无数宝贵经验，到了应该取得理论结晶的地步。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在近二十年的民族解放斗争和中国革命斗争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也到了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临界点”。为胜利指导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斗争，“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更是中国共产党“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
为实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建设工程，毛泽东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准备工作。1937年4月，延安解放出版社创立后，大批量图书相继问世，马恩列斯著作和一系列文化著作与干部学习教材相继出版。这期间，毛泽东认真阅读了哲学著作24本，《鲁迅全集》20卷，中国历朝通俗演义如《东周列国志》、《两汉演义》、《隋唐演义》与中国古典名著二十多部，马恩列斯经典著作单行本三十多本；阅读了艾思奇、范文澜、郭沫若、李达等人的新著三十多部，周扬、丁玲、冼星海、欧阳山等人作品几十篇；阅读研究战争与经济、文化方面的信息资料数不胜数。在这样广博阅览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建设领域发起了强有力的冲击。
首先，积极推动全党学习运动的开展。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研究决定了全党的学习问题。之后，全党建立了正规的学习制度。在职干部教育，规定每人每天必须学习两个小时；干部学校教育，延安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办的几十所干部学校，党员干部分期分批培训。1939年，全党开始了学习运动。5月20日，毛泽东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指出：“我们发起的生产运动和学习运动都是永久性的”，“我们的党要由小到大，才能领导这样大的中国革命，要有大批有学问的干部”，“中国人一向说‘攻书’，要进攻，不能保守”。6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进一步讲了九点意见，指出六中全会后“中央发起的全党干部学习运动，对提高全党干部的理论文化水平，有头等重要意义”；“党政军民学各机关的在职干部，均应一面工作，一面学习”；“按其程度，文化与理论或并重或偏重”；“每日二小时学习制”；“一面工作，一面学习”；“自动与强制并重，理论学习与文化学习一致”；“勤学者奖，怠惰者罚”。从1939年春到1942年春，历经三年的学习运动，全党干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文化知识如饥似渴地学习，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走向了第一次飞跃。
第二，积极推进全党的理论工程建设。在这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建设中，毛泽东撰写和演讲了《论新阶段》、《战争和战略问题》、《青年运动的方向》、《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纪念白求恩》、《论政策》等一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文献，论述了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大法宝，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中国社会性质，中国革命性质，中国革命的领导权与工农联盟，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纲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等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一批经典著作的问世及其博大精深的理论内涵，标志着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第四次“攻书”，开启了中国共产党建设的伟大工程
1939年，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提出了要“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建设任务。1942年，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发起了第四次“攻书”，启动了中国共产党建设的伟大工程。
首先，1941年中央为党的先进性建设，做了充分的准备。5月19日，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提出了改造全党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的任务，批判了理论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给即将开始的党的先进性建设暨延安整风做了理论上的准备。1941年，为总结党的历史经验，解决党的思想路线问题，毛泽东主持中央书记处，查阅了近千万字的中央文件，编辑出版416万多字的《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上、下册)和《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两部大型党史文献。毛泽东同志评价此书，“党书一出，许多同志解除武装，才可能召开1941年9月会议，大家才承认十年内战后期中央领导的错误是路线错误”。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在经过充分讨论的基础上，对土地革命战争后期中央领导所犯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基本上取得了一致的认识；对全党的学风存在主观主义，党风存在宗派主义问题，也进行了讨论；提出了“集中力量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打倒两个主义，把人留下来；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把犯了错误的干部健全地保留下来。会议还决定组成清算过去历史委员会，主持系统研究党的20年的历史。
其次，全党80万党员，进行了历时一年半的普遍的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发表《整顿党的作风》演说；8日发表《反对党八股》的演讲。4月3日，中央宣传部作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自此，全党开展了一场以整顿思想方法和思想作风为主，通过研究历史、研究现状、研究理论三者有机结合，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意义深远的延安整风运动。
第三，党的高级干部，对党的历史，进行了为期四年的研究与总结。为端正党的思想路线，提高党的干部的理论水平与政策水平，1941年春，中央组织党的高级干部，开始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研究党的历史。毛泽东在研究数百万字党内文件的基础上，于中央九月政治局会议之后，写出了《关于1931年9月至1935年1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一组文章，并领导清算过去历史委员会起草了中央九月政治局会议书面结论草案——《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以及策略上，论述了王明“左”倾错误路线时期的主观主义、冒险主义、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指出他们在党内造成一种乱斗的习惯，不分青红皂白，大事小事，一律都是“最坚决无情的斗争”，造成党内离心离德、惶惶不可终日的局面。1943年10月以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作了一系列关于党史研究的报告，指导党的高级干部正确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中央扩大了研究规模，绝大多数党政军高级干部都参加了研究。对于党的全部历史，特别是1931年初到1934年底这一时期中央的政治路线问题，进行了多次讨论。同时，中央还组织了过去曾在各个革命根据地和中国工农红军中工作的干部，召开各地区各部队的党史座谈会。如红七军历史座谈会、潮梅地区党史座谈会、湘鄂赣边区党史座谈会、湘赣边区党史座谈会、鄂豫皖边区党史座谈会、福建地区党史座谈会、闽西地区党史座谈会、赣东北边区党史座谈会，等等。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1944年5月10日，中央书记处决定由任弼时负责组织历史《决议》的起草工作。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张闻天、李富春、叶剑英、聂荣臻、刘伯承、陈毅等人，用了近一年的时间，反复组织干部对《决议》草案进行讨论、研究、修改。前后14易其稿，1945年4月20日，中国共产党六届七中全会上原则通过了《决议》草案。8月9日，党的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至此，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的认识达到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一致，全党亦达到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空前的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