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代时，私人经营闹得简直失控。在那个年代，生活艰难的个体经营者中，有的老板身穿齐膝短裤，精疲力竭地忙于工程项目，可这些项目要么亏本经营而有所成功，要么亏本经营完全失败。
　　 我们大多数人做生意只图维持拮据的生活，并相信它应从捞现钞开始，且最好在家门外捞到。有一次我也成功地运用了这种方法。那次我母亲一口答应：我在屋内各处每打死10只苍蝇，她就会给我一个便士。她并没有规定什么地方：在厨房、客厅或卧室打到的苍蝇都能作数。我就跑到大厅、楼上及楼下搜寻，并捉到了半打瘦小的苍蝇。我记得事实上有一只大苍蝇在一只书箱上被拍打成两段，我自然把它算作两只。我母亲不是那种带着权威眼光来检查昆虫尸体的女人，然而，全部猎物就只有这些。我等待着什么地方能传来可喜的嗡嗡声，结果却白费劲———凑足换一便士的苍蝇额度所需的另外4只苍蝇并未进入我的专用狩猎区。我几乎无法镇定下来，只好走下地窖并把地窖通向外面的门打开。一会儿，地窖里密集地布满了像知更鸟那么大的虻，它们贴着房顶嗡嗡作响，并朝着灯泡横冲直撞。不久，我就抓到了17只死虻，另外有几只受伤的虻藏到了炉子后面以逃脱垂死前的致命一击。我捉住这17只死虻，加上先前捕捉到的6只，再额外添上一只自然死亡的飞蛾及两只刚才还似乎在对我咆哮的蜘蛛，走上了楼。
　　 我的母亲不能算是位昆虫专家，但她是位公正和公平比赛的专家，而且她有一对好耳朵。她耳闻了从地窖门打开直到结束的整个“灭蝇”战役的全过程，并说我在骗人。在我抗议的同时，她即刻扔掉了那17只虻———我声明：这些虻中可能有些本来就呆在地窖里，而后来我才把其它虻给诱了进来。这些虻她认为不能作数，但令我惊讶的是，她认可了那只飞蛾和那两只蜘蛛。说老实话，我想她并没有太仔细地察看那些蜘蛛，她也许已把它们当作某类苍蝇了。不管怎样，即便把最后捉到的3只也算在内，我离换取一便士还差一只。
　　 “大多数虻到底是从哪里进来的呢？”我问道。母亲回答说大多数虻通过后门跑进来。我大声问为何没有虻从前门进来，母亲答道：“哦，它们也从前门进来，不过这只有在星期天！”我觉得这样说很好笑，但她自得其乐地用一把日本扇子在身旁扇来扇去，嘴里说道：“老天爷！太热了。”
　　 那时我想到与其现在花上九牛二虎之力，不如在预防上费点功夫，抓到苍蝇的关键地方是入口处。于是我守候在门廊的纱门外，每当有一只苍蝇停在纱门上，我就怀着一种防御入侵者的正义感给以迎头痛击。采用这种方法，我很快攒足了约50只苍蝇。其中有一只是在屋里被打死的，当时它刚巧蹿入纱门的孔中，被我一拍击中。
　　 我母亲自然不会把这50只苍蝇全部作数，不过她还算宽厚，总算把蹿入纱门的那只作了数。尽管我向她申辩说家外防御与家内清除同样重要，然而却无济于事。母亲给我一便士，算是我这一上午工作的报酬。接着她回过去在搓板上敲打起内衣来。
　　 我闷闷不乐地在后院里捉住两只蚱蜢，并用绳子把它们拴在一个火柴盒上。蚱蜢非常难以制服，每隔一段时间它们总会一起拖着火柴盒在空中飞翔，那副样子非常好看。那时候，我们家还养着一只名叫“运气”的黑狗。它看到这一切觉得相当刺激，就汪汪大叫起来。狗叫声惊动了鸡群，它们也“咯咯嗒咯咯嗒”地叫了起来。母亲来到门口察看为何有动静，我提示她注意训练过的蚱蜢的迷人之处。当我们看到火柴盒在草地上翱翔时，母亲也着迷地看了约三分钟。接着她觉得这个活动太残酷了，就吩咐我割断绳子释放蚱蜢。本来我已把自己想像成一名训练蚱蜢表演的马戏团导演，而且还是世界著名的，所以我颇不情愿地照着母亲说的办。
　　 母亲走进屋，随后又拿着另一个便士出来。她把硬币给了我并嘱咐我要明智地花钱，并夸奖我聪明，还告诉我绝不能伤害比我弱小的人。我脑子里则稀里糊涂地想着：我又怎么可能去伤害比我高大的人呢？我边想边走，去观看诺文斯基家种的甘草。这是我收入颇丰的一天。